羅章龍是現存政權和法律的挑戰者，他所稱“非法成立的臨時中央”的“法”，並不是指政府法令，而是共產國際和中共訂的規矩。歷來造反者可以視官方律條如敝屣，但就連瓦崗寨、梁山泊內部都必須要有規矩。羅自恃正確，要匡正共產國際東方部


　　米夫違反程序硬把王明推上台，激起羅章龍另立中央

　　《伐林追問》第132期，2020年8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上幾期《伐林追問》我們講到中共創始人之一羅章龍，因為另立中央，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在回憶錄中他自辯並反擊，說共產國際對中共人事橫加干預，剝奪了中共黨員、中央委員的民主權利，多次指定自己中意的領導人，強加給中共，實際上他們一點兒也不比中共高明，指定的領導人都不合格不稱職。在他看來，1927年的“八七”會議，是這樣一次另立非法中央的會議，而1931年元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也同樣如此，分裂主義的帽子應該扣到共產國際東方部或者說遠東局的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頭上。

　　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國早期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羅章龍，後來被中共開除出黨。

　　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共黨史上影響很大，留蘇學生群體在這次會議上進入中央領導層，開啟了長達四年的王明路線時期。我在《伐林追問》節目中多次介紹，這裡我就儘量爭取不重複，只講一些過去很少提到的情況。
　　共產國際米夫為什麼急匆匆趕到中國開這次會？
　　這是因為當時中共黨內已經分裂得非常厲害，中央沒有鎮得住場的權威。黨魁是向忠發，仗着出身好被共產國際亂點鴛鴦譜扶為一把手，主要倚仗李立三。李立三卻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城市暴動計劃，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甚至狂妄地要求共產國際配合。

　　李立三推行了三個月的“立三路線”，造成慘重損失，但中共最後還是給他塑像。

　　這種冒險主義的行徑不僅導致慘重失敗，引起黨干和黨員嚴重不滿；也引得共產國際震怒，讓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糾偏，隨即又批評他們對立三路線心慈手軟。這個態度先通過回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在中層黨干中傳開，導致許多人與黨中央更加對立。中共中央又處理失當，先是對他們態度強硬，壓制不同意見；後來得知是共產國際聖旨，又慌了手腳，連連認錯，助長反對派更不依不饒。反對派幾個大山頭，是以羅章龍、徐錫根領導的全國總工會，以何孟雄、王克全為核心的江南省委等；剛回來的留蘇學生派，也不買向忠發、瞿秋白、周恩來的帳；而何孟雄、羅章龍這些人，又看不起留蘇學生。
　　中共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這是中共從創立到今天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毛澤東一言九鼎，八十年代鄧小平陳雲雙峰政治，二十一世紀胡錦濤時代九龍治水，到習近平又走回頭路，定於一尊，大權獨攬。

　　經過一個甲子的輪迴，中共又回到了大權獨攬。

　　當年在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就舉棋不定，傷透腦筋。1928年六大強調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在實行過程中卻出現很多弊端，連紅軍主力紅四軍也發生“朱毛之爭”，毛澤東一度被趕出紅軍。為糾正弊端，中共中央在整個1929年一直反對“極端民主化”，建立起比較集中的權力結構，但是又出現另一種弊端，李立三利用中央權力推行盲動路線，下級誰有意見，要麼處分要麼撤職，獨斷專行弄得天怨人怒。於是黨內民主的呼聲又高漲起來，無論是羅章龍、何孟雄反對派，還是王明派，都要求擴大黨內民主。中共江南省委是立三路線時期由江蘇省委升級而來的，是中共在白區最重要的地方組織，領導範圍包括江蘇、浙江、安徽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原書記李維漢因為追隨立三路線喪失威信，1930年12月23日，江南省委自行改選，新常委會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很強硬：“今日決議部分改組省委指導機關，並通過常委名單七人”，“望政治局立刻批准。”選出的代理書記，是威望很高的王克全。
　　江南省委設在上海，就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政治局迅速反應，力圖重新控制局勢，拒絕承認江南省委改選，12月25日中央任命王明為代理江南省委書記，王明此時還不是中央委員，但事實上已經進入中共領導層。
　　共產國際這才派了遠東局書記米夫來調解矛盾、彌合分歧。平心而論，當時也只有他代表共產國際，才可能把中共的各個山頭捏攏來。他的使命是否定三中全會，改組中共中央，指導中共實現從城市到農村的戰略轉移。
　　原中央領導已經威信掃地，遠東局成員這些“毛子”不得不親自出馬、直接做何孟雄等反對派的工作。1930年12月29日遠東局成員與何孟雄等人談話中，何明確表示，原政治局成員應撤職，王明等缺乏經驗，應該由反對派的代表人物進入新政治局。談話記錄：“在回答需要撤消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時”，他回答，應該撤銷周恩來、瞿秋白、向忠發、關向應、項英的政治局委員，撤消李維漢和賀昌的中央委員職務。何孟雄還說：“所謂的青年派”王明等人“只會寫點東西，而且常常寫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東西”。這話說得有趣，也很一針見血！

　　何孟雄，是中共內反對派的靈魂人物。

　　共產國際是維持中共黨內秩序的唯一權威，但擔負重大責任的米夫，那一年是29歲，還沒到中國人說的“而立”之年呢，又因當過校長，自以為在中國黨內有一批學生的人脈，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所以他年少氣盛，尤其是不應該那麼心急火燎地把比他小三歲、當年26歲、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得意門生王明，塞進中央政治局班子。王明是學了些馬列著作的革命教條，但對中國的國情了解太少太淺；這麼一步登天，讓在中國多年政治搏鬥中獲得經驗、獲得威望的那些共產黨人，怎麼能服氣？他就只能用那些教條來唬人，用共產國際的大牌子壓人。
　　米夫當時想分化反對派、但分化需要時間，也需要合適的人來做。實際上，張國燾很快就要回國了，他和反對派領袖羅章龍、何孟雄是北大同學，一起開創了北方工人運動，是與反對派溝通的最佳人選。但米夫可能認為白色恐怖下黨內混亂狀態拖下去太危險，等不及張國燾回國，六屆四中全會就倉促召開了。

　　這處上海不顯眼的民居，是著名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會址。

　　這次會共37人參加，中央委員22人，列席代表15人。
　　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的六大產生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有23人，候補委員有13人。到六屆四中全會舉行的1931年元月，正式委員中犧牲和病故的有彭湃、蘇兆征等四人，有兩人被捕後變節被中共懲處，就減少六人，為17人。但是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增補4人、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補選7人。
　　比較讓人懷疑的是米夫召來了並非中央委員、也非候補委員的15位列席代表，羅章龍問誰有投票權，米夫一口答道：來的人都可以投票。人們很自然地就要懷疑，是不是米夫大耍權謀想出絕招，把支持他和王明的人都拉來投票呢？
　　其實倒不是這樣。非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參加中央全會，以前也有，就叫“擴大會議”。例如前一次六屆三中全會，就是一次擴大會議，出席的中央委員只有14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列席代表則多達20人，結果補選出15名新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這次15位列席代表，也並不都是支持米夫觀點的，7人屬於反對派。
　　具體參加會的名單，我就不一一念了，絕大部分人的名字，我相信大家並不熟悉。
　　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2人中，支持中央的人為14人；反對派包括羅章龍、史文彬、王克全在內為6人；還有兩位動搖派。列席15人中，支持派8人，包括王明、博古、王稼祥、夏曦、柯慶施等；反對派7人，第一個就是何孟雄。

　　博古作為六屆四中全會的列席代表，是米夫的支持者。

　　六屆四中全會上政治討論環節，還算順利進行，向忠發作了政治報告，王明作了很長的理論性發言，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作檢討。到選舉環節就熱鬧了。選舉政治局，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了16人名單，表決結果21票通過；選舉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了一個名單，反對派史文彬提出了另一個名單，表決結果，“贊成遠東局名單的20票，反對2票”，通過；“贊成史文彬名單七票”，否決。
　　這兩個名單拒絕了反對派絕大部分要求，他們非常失望，憤而退場，但被人拉住，他們拒絕參加表決，羅章龍還回憶說會場上噓聲四起。一位工人代表袁乃祥對提名王明參加中央領導極為憤怒，聲色俱厲說：四中全會是“充滿欺騙、詭詐、奸謀的醜惡把戲，你們背叛黨章，違反全體黨員的意志”。

　　羅章龍強烈反對米夫一手操辦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人事安排。

　　雖然形勢緊迫危急，但遠東局突擊做工作分化反對派，收到一定成效，掌握了會場多數。從改組了中共中央結果看，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退出政治局。其餘多數原領導留任，但也讓一些反對派工人幹部進了中央：王克全等人進入政治局，但反對派靈魂人物羅章龍、何孟雄被刻意壓制，反對派要求羅章龍進政治局、何孟雄進中央委員會，都未被米夫接受，大概是考慮到這兩位北大出身的知識分子不像工人幹部那樣容易控制。而米夫極力抬舉的留蘇學生，進入中央領導層的並不算多：王明進入政治局，沈澤民、夏曦進了中央委員會，而博古則連中央委員會都沒有進。實際結果，就是米夫計劃的由舊中央、留蘇學生、工人幹部三結合。
　　1931年1月8日，四中全會後第二天，反對派即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了由羅章龍、何孟雄等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幹事會”，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這個報告大綱小冊子由全總印廠鉛印五千份，經全總交通路線發到各省各工會中去。羅章龍回憶，報告大綱提出後，簽名者多達96人，分送黨內各支部作為報告討論之用。同時將綱領轉寄各蘇區支部。綱領譯成外文，送第三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以及各國兄弟黨。
　　《大綱》集中表達了羅章龍等的政治主張，首先就是要徹底改組整個中共中央，“從根本的解決政治上組織上諸問題。”《大綱》聲稱反對派陣容強大，有代表性，列舉了一大堆，“包含有中央委員之一部分，全總黨團，海總黨團，鐵路總工會辦事處黨團，上海工聯黨團，上海反帝同盟黨團，蘇維埃區代表團全體同志……”《大綱》抨擊四中全會沒有合法性，“是絲毫沒有民主化的包辦式的會議”；指責四中全會沒有完成改組中共中央的任務，保留了多數犯錯誤的原中央成員，而新選入的王明等人毫無經驗。
　　羅章龍派還不敢公然反對共產國際，《大綱》只把矛頭指向了米夫，抨擊米夫曲解國際路線，刻意提拔自己的親信王明等人，“堅決的要求國際撤換他的職務，糾正他的錯誤”。

　　1919年3月，莫斯科，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列寧坐在長條會議桌盡頭的正中間。

　　遠東局為阻止黨的分裂，1月17日召集全總（即全國總工會）黨團二十多人在滬西一個花園別墅開會，羅章龍後來稱其為“花園會議”，但是會上仍然是激烈對抗。據羅章龍回憶：在會上“國際代表輪流發言，作了長篇講話，態度極為強硬”，說“對國際應絕對服從，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四中全會是體現國際正確路線的”，“王明雖然犯過組織紀律錯誤，但他們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政治上很正確，中國革命離開他們是不行的”。但是反對派並未屈服，花園會議通過了反對四中全會的《全總黨團對於四中全會擴大會議決議案》，明確反對“引進同樣犯有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絲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陳紹禹等負政治局領導重責”，“要求國際撤換負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代表來領導中國革命”。
　　不料反對派活動很快遭遇意外挫折。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國民黨特務活動手法很厲害，如果中共黨員被捕叛變，在答應做特務後，被很快釋放，此人就神不知鬼不覺成了潛伏暗探。不過中共有嚴格的秘密工作原則，一般是縱向單線聯繫，所以暗探破壞也有限。但1931年元月黨內鬥爭鬥昏了頭，秘密原則打破，橫向聯繫增加，到處串聯談話，甚至召開人數眾多的會議，這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羅章龍與外孫女羅星原1956年攝於武昌蛇山。

　　1931年1月17日反對派在東方飯店舉行會議，顯然由於叛徒出賣，參會者遭到了租界巡捕圍捕，後來又有多人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國民黨政府，2月7日24人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槍殺於龍華，其中好幾人是反對派的重要骨幹。
　　究竟是誰向國民黨反動當局告密、借刀殺人？羅章龍在1981年寫的《上海東方飯店會議前後》文中列舉了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顧順章打電話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種說法是與王明很要好的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唐虞，通情報給蔣介石的特務。羅章龍文中雖未明說，但意思就是王明等人借刀殺人，借國民黨之手除掉自己黨內的反對派。

　　《羅章龍回憶錄》

　　有這種懷疑的，不止羅章龍。羅章龍說：對於在東方飯店和其他幾個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夥並沒有設法營救，幸災樂禍。不過，中國大陸黨史學者張永2017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發表文章《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大量引用了《羅章龍回憶錄》，但特別提醒：《羅章龍回憶錄》中不準確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須非常小心，儘可能用其他資料核對——這倒是與我在十年前的看法相似！張永指出：東方飯店事件對反對派的打擊並不是致命的。出席四中全會的那些反對派主要成員十幾人中，只有何孟雄一人被捕，反對派的中央委員都安然無恙。
　　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指導下分化瓦解反對派，積極爭取各個地方組織和反對派重要成員。一個重要手段是，威脅停發生活費。當時多數中共的工作者以革命為職業，沒有其他收入，很多人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從組織，與何孟雄等反對派斷絕關係。黨組織發的生活費從哪兒來？中共當時不可能擁有黨產，給黨的幹部發的生活費，只能從共產國際來。難怪當時國民黨罵中共是“盧布黨”！反對派沒有了經濟來源，光憑熱情和勇氣，難以為繼。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決定開除羅章龍的中央委員，永遠開除羅的黨籍，並報告共產國際請求批准。
　　羅章龍等人反抗更加激烈，於1931年1月31日成立“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據羅章龍回憶，非常委員會“是國際代表和臨時中央宣布開除許多同志的中委、黨籍，並停止他們的工作以後，才被迫成立的”。這個“非常委員會”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迅速撤換米孚，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臨時中央”，“迅速派公正人員查明四中全會事件經過，對肇事人員予以紀律制裁”。非委還發出了《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各支部根據非委‘提綱’通告文件內容開展全黨討論”，“以實際革命行動為表率批判米、王集團”。同一時期，非委在《致中共各蘇區信》中，呼籲“禁止米、王死党進入蘇區”，“米孚、王明、向忠發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竄入蘇區，對首惡應處理制止，以平民憤”。
　　羅章龍是挑戰現存政權、挑戰現有法律的地下工作者，他所稱的“非法成立的臨時中央”的這個“法”，當然不是指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而是指共產國際和中共自己訂立、要求所有成員一體遵守的規矩。歷來的造反者可以視官方律條如廢紙、如敝屣、如糞土，但除非是亡命之徒，也仍然要遵從一定的不成文的江湖規矩。尤其是結夥造反，像瓦崗寨、梁山泊、太平天國，團伙內部必須要有規矩，來協調和規範行動，否則這個團伙一天也維繫不了。中共從第一屆到第六屆，規矩越來越周全和細密，尤其是關於其領導集團和最高領袖產生的程序，已經是有章可循，關於中共各級組織，關於中共的上級共產國際及其東方部，上下級雖然等級分明，但各擁有什麼權力和限制，都有了明文規定。羅章龍認定1927年武漢“八七會議”和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兩個中央領導機構，都是“非法成立”，就是指其完全違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共同制訂和認可的程序。所以他才認為，非法的不是自己，而是米夫、王明、向忠發一夥，理直氣壯地要求共產國際撥亂反正。

　　毛澤東（左四）與羅章龍（左六）與同伴在新民學會合影。

　　羅章龍資格很老，還試圖利用和各蘇區領導人的個人關係，遊說他們支持自己，他給中央蘇區的毛澤東、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湘鄂西蘇區的夏曦、賀龍都寫了信。毛澤東是和羅章龍私交最深的蘇區領導人，在長沙共同創建新民學會，在北京遊學期間更是一個鍋吃飯、一張床睡覺。但毛澤東沒有支持羅章龍，毫不客氣地批評羅過分在意“雞蟲得失小節”。羅章龍與張國燾兩人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共同開創了北方工人運動，共同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但是，當張國燾回國後試圖勸說羅章龍時，羅一直避而不見，也許他在何孟雄等被捕犧牲後，擔心遭到暗算。這種擔心也不無道理：張國燾確實提到，當時遠東局代表波蘭人，就確實曾提出暗殺羅章龍。

　　毛澤東（右）與張國燾都沒有支持羅章龍。

　　中共畢竟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黨內民主是受限制的，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是中共領袖合法性的來源。共產國際支持誰，誰就有合法性，誰就是正統。羅章龍的掙扎和抗拒都是徒勞。但勝利一方只有短暫的輕鬆和喜悅。很快王明等人把中國革命引入了滅頂之災。而那位中共的太上皇米夫，下場十分悲慘。1937年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他是反革命、托派分子，他被逮捕關押。1938年9月10日，米夫被秘密處決，享年37歲。

　　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巴威爾·亞歷山大洛維奇·米夫，一度扮演中共的太上皇的角色，但是自己的結局十分悲慘。

　　不論是中國還是蘇聯，都是巨大的絞肉機。倒是急流勇退的羅章龍，保住了命，得以善終，活到了99歲。但他是活得坦然、活得舒心，還是活得心驚肉跳呢？他是否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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