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等人前往延安考察，毛對黃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人亡政息的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這段話印在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給民主人士家屬的賀年卡信封，是反諷“一枕黃粱再現”？還是勉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民主黨派的歷史就是其普世價值觀被中共摧毀的歷史

　　《伐林追問》第123期，2020年7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假設這裡是中國公務員考場，我出一道題目：“中共奪權的三大法寶是什麼？”
　　我相信不少人答不上、答不全。我讀大學時政治基礎課要考的，都得背誦三大法寶：1，統一戰線；2，武裝鬥爭；3，黨的建設。當時沒有過腦子，後來想，要說重要性，應該倒過來，黨的建設放第一位，統一戰線押尾才對。但不管怎樣，統一戰線被毛澤東列為三大法寶之一，在今天許多人看來，是沒有想到的。

　　毛澤東將“統一戰線”列為中共革命成功三大法寶的第一條。

　　這個法寶，是奪取政權的法寶，是不是鞏固政權的法寶呢？毛澤東有段時間是打算放棄的，認為天下打下來，印把子槍桿子筆桿子都攥在手裡，統一戰線可以用完就扔了。用中國老話說，就是卸磨殺驢，兔死狗烹。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黨史界得知了1947年年底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以及次年4月斯大林的回電，先後在《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黨的文獻》上刊載，掀起了軒然大波。是怎麼回事呢？
　　當時國共兩黨兩軍在多個戰場上，殺得天昏地暗，毛澤東已經在考慮奪得天下之後的政治體制框架。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通過蘇聯總情報局駐中共代表奧爾洛夫給斯大林發電報，全文約一千八百字。這封標有“絕密”電報保存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毛澤東寫道：“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以後，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一樣，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電毛澤東說，“信中只有一點引起我們的疑義，即‘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斯大林不同意毛澤東所主張的革命成功後把其它政黨都趕出政治舞台。

　　斯大林說：“我們不同意這一點。我們認為，代表中國民眾中等階層和反對蔣介石集團的各在野黨，將會長久生存下去，中共將在保留領導權即領導地位的情況下，吸收它們合作反對中國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可能不得不將這些黨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吸入中國人民民主政府，同時宣布政府是聯合政府，從而擴大這個政府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孤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國民黨走狗。”“中國政府將是一個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
　　毛澤東總結了奪權三大法寶，但是覺得奪到權之後，“統一戰線”這個法寶就可以刀槍入庫了，可以甩開曾共同反對蔣介石的同路人了。倒是一貫給中共出餿主意的斯大林，按住了毛澤東，說這個法寶別扔，還用得着。斯大林是出於什麼目的這麼說呢？他要遵守對美國英國的承諾，要遵守“雅爾塔會議”精神。中國必須有一個“由二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莫斯科最怕看到的局面，就是毛澤東一黨執政，會讓美國和西方認定蘇聯有意在亞洲破壞雅爾塔協議，直接武裝干涉，使蘇聯兩面受敵。
　　毛澤東深知，無論奪權還是掌權，無論眼下打仗和未來建設，都要靠着蘇聯的支持與幫助，斯大林這麼說了，毛澤東得罪不起。所以就擱下了把其它政黨都趕下政治舞台的主張，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共吸收了相當一批非中共人士進入新政權，組成了聯合政府。

　　中共建政時為非共人士提供了若干職位。《開國大典》油畫上也反映出來：前排從左至右：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

　　中央政府六個副主席，中共自己占了一半，朱德、劉少奇、高崗；另外三個名額，安排宋慶齡、張瀾和李濟深。宋慶齡其實早就是共產國際的人，但是對外還是非共人士。另外，在政務院一些部門也安排了非共人士當部長。這既是表明承認這些盟友反蔣的貢獻，做出報答，也是給斯大林一個大大的面子。但是，毛澤東內心對如何處置民主黨派另有盤算。他絕不願看到民主黨派像在國民黨時期那樣成為具有挑戰力量的所謂在野黨，他要改造他們，把他們變為毫無參政能力的“參政黨”。

　　政協會議結束後，“民主黨派”代表離開人民大會堂。

　　中共建國初期，共有十一個民主黨派，經過一番合併，演變成八個，統稱“民主黨派”，其中五個，黨的名稱上有“民主”字樣。這些黨派各自活動的主要範圍和組織發展的重點，由中共劃定了分工：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主要是以原國民黨員、舊公務人員中上層為主；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以工商業資本家及與工商界有聯繫的知識分子為主；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以中小學教師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為主；
　　中國農工民主黨，以公職人員和醫務工作者為主；
　　中國致公黨，是歸國僑胞及與華僑有聯繫的人士；
　　九三學社，以科技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是以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為主。

　　中國各地的“民主黨派”都扎堆辦公。

　　後來中共打擊他們時則是分批：1950年底至1951年初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民革中不少原國民黨接近中共的軍政人員最先倒霉；1952年開始的“五反”運動中，以民族工商業家為主體的民建遭受重創；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民盟成員，則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挨整；1957年，毛澤東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蛇出洞，然後再秋風掃落葉，這些黨派大傷元氣，再也直不起腰來，完全成了中共的八條小尾巴，想怎麼甩就怎麼甩。到“文革”，當然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八個黨派從政治舞台上消失。
　　記得1987年春天，我和兩三位當時都很年輕的朋友，去拜訪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希望他能出任我們一個大型徵文結集出書的主編，他婉言謝絕了。雙方談了些什麼，我都淡忘了，但我感覺他對我們這些素不相識的晚輩，沒有打官腔，講的兩點我記憶猶新。一點是，他說：解放前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現在是民主有和沒有的問題。——這話我後來知道是胡適幾十年前說的，但當時我第一次聽費孝通這麼講，心裡一驚。另一點，他說，我現在的處境不一樣，身為民盟主席帶着十幾萬盟員，不能有一點閃失啊！（這倒正涉及我前一段時間談起的“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的兩難”。——老高2023年6月14日注）

　　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左）說，國民黨時期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時期是民主有和無的問題。

　　一個號稱民主黨派的參政黨黨魁，私下對我們承認中國沒有民主，戰戰兢兢地率領這十幾萬盟員——現在據說有近三十萬了，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不僅是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在國民黨時期向國民黨爭自由、爭民主生龍活虎。我讀過費孝通1957年3月24日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結果他被打成右派，7月發言，標題是“向人民服罪”，從此沉淪。
　　說老實話，我時常感到納悶：中共為什麼還要保留和扶持這八個黨派——請原諒，我實在不想說是“民主黨派”，那真是褻瀆“民主”這個詞。與此有關的是另一個問題：我也納悶，每年3月為什麼要開“兩會”？為什麼不只開“一會”——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一年一度在北京舉行全體會議。

　　我們知道，1949年9月21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中心任務是制定共同綱領，類似“建國大綱”；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就是建立政府的方案，還通過了國旗、國歌、國都等決議。當時沒有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是代行全國人大職權。但是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大舉行了，全國政協完成其歷史使命了，為什麼還要讓其存在至今，每年開會？我們都知道那個段子：黨國體制下四套班子，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中國能缺了拍手的人嗎？還用得着投入納稅人大筆銀子，設這麼個專門拍手的機構？
　　在1966年文革中，造反的群眾就把全國政協衝垮了，把所謂“民主黨派”也砸爛了。然而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想法與1947年不一樣了，他覺得統一戰線這個法寶，還沒有完全失效。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說：“紅衛兵把全國政協、民主黨派封了，但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但直到1973年，政協才開始恢復活動。它不再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其職能，就只剩下統一戰線。說白了，統戰部和政協所標舉的統一戰線，就是中共繼續矇騙社會精英的幌子，就是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那個羊頭。我這樣說，不過分吧？

　　毛澤東接見投奔大陸的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

　　所有這些黨派，無一例外，其綱領、章程，必須由中共認可。中共設了統戰部，與組織部和宣傳部一樣，從黨中央到縣一級黨委都要設立的部門，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率領、監督八個黨派，俯首帖耳聽從中共調遣，確保他們不致於節外生枝，隨時扮演應聲蟲的角色。
　　所有這些黨派，無一例外，其領導人都由中共指定、空降。甚至有一些領導人，就是中共不公開的黨員；還有一些，是申請加入中共，被中共勸說，你夠格當中共黨員，但是黨需要你留在黨外，能為我們做更多貢獻。當然，中共指定的人選，會在這些黨派的代表大會上走一個選舉的過場。
　　所有這些黨派，無一例外，其經費都是由國家財政撥款，也就是說，由中共施捨。包括他們的會議、宴請，到各地考察和出國考察等等活動，都由共產黨買單。我有位大學跟我睡上下鋪的同窗，後來畢業分配到中國民主建國會秘書處，在我們武大中文系七七級的回憶錄文集（在香港出版）中，發表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北京有這樣一個特區》，他說：民建組織機構隸屬於中共統戰部，財政撥款又來自政協。民建的成員主要是資本家及與工商界有聯繫的知識分子，這個機構很有錢，但是辦公用的桌椅柜子幾乎都是幾十年前的老東西，破舊難看。日常使用的便箋紙已經發黃，發出霉味。這個同學對此的解釋是，因為民建多數人挨過太多整，尤其是文革受過慘烈迫害，所以直到80年代還心有餘悸，擔心“運動了”，一到工間休息就播放經典紅歌，辦公用品儘量裝窮，就不難理解了。

　　《人民政協報》必須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徑進行宣傳。

　　鄧小平掌權之後到現在，中共掏大把銀子扶植這八個黨派，並不是當冤大頭有癮。對於現在“不差錢”的中共來說，花一筆錢把這八個政治花瓶供在那裡，可以堵住那些抨擊中共“一黨獨裁”的人的嘴，雖然對美國、日本、俄國這些與中共常打交道的國家，沒有效力，但多少能蒙住若干非洲、南美洲國家的天真政客，以及國內部分群眾。八個黨派的政協委員到每年三月參加兩會，經過選擇後還能在報上刊登，給人以中共言路開通的假象；還可以拉攏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精英，以防他們成為反對派。
　　中共對這八個黨派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要利用，又要提防，中共不斷發出文件或者利用統戰工作會議敲打這些黨派，警告不得越雷池一步。例如，2004年10月25日中共頒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工作座談會紀要》，就明確規定，發展什麼人入黨必須事先與同級中共黨委及中央統戰部溝通情況，事先徵求所在單位中共黨組織的意見；還明確指出“防止民主黨派追求發展成員年輕化的傾向”，這就是警告：別打算跟中共爭奪接班人。中共還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一般不能加入民主黨派。但是“適合做民主黨派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在民主黨派要求和同意的前提下，經上級中共黨委批准，可以加入民主黨派組織，調到民主黨派工作。”“民主黨派的成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必要求他們退出民主黨派的組織。入黨後，也可以繼續參加民主黨派的活動。”——這就在組織上，將這些黨派嚴密地監控起來了。

　　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位於重慶。

　　幾年前我得知：中國有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設在重慶市渝中區，灰磚青牆，仿古式樣，共四層，總建築面積近8000平方米。開放典禮時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薄熙來出席剪彩。《鳳凰周刊》發表過一篇深度報導《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爭議》，才知道裡面有那麼多彎曲，那麼多名堂。

　　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開館時，時任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前來剪彩。

　　這個歷史陳列館平常日子十分冷清，往回追溯70多年，這裡卻常常高朋滿座。陳列館原址為“特園”，建成於上世紀30年代，為時任川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鮮英所有。1938年底，鮮英應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來請求，開放特園作為中共與各界人士共商國是之用。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柳亞子、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等民主人士都曾在此高談闊論。當中央統戰部決定在重慶建立“中國統一戰線傳統教育基地”，這個特園成為館址首選。2008年5月，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開館。隨後重慶市委、市政府又啟動了擴建工程。2011年3月29日，擴建後的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正式開館，開館時共展出歷史資料圖片1500餘張、文物1100件。

　　走進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迎面可見雕塑：毛澤東在重慶。

　　《鳳凰周刊》報道說，有人看了很高興，也有不少人並未欣慰和感動，毫不客氣地說：‘你們展出的只是部分真實。”陳列館曾請章立凡對陳列提過意見。章立凡的父親章乃器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創始人之一。在參觀完陳列館後，章立凡選擇了沉默，後來說：“人家費了好大功夫才弄這麼一個館，我又何必去掃興？一提就是一堆，但我知道沒用。”“這是個不好做的課題，造假很多。”章本人主攻近代史研究，多次就民主黨派歷史變遷發表文章和演講。
　　章立凡仔細看了民建這個單元的陳列，發現創始人多了一個孫起孟。自民建創立直至改革開放初期的民建歷史敘述里，創始人名單裡都沒有孫起孟。在中國致公黨單元的陳列里，又少了一個陳炯明。章立凡認為：在海外最大的華僑社團組織“洪門”轉型為中國致公黨的過程中，陳炯明貢獻尤多，曾為首任該黨總理。“因為陳炯明在歷史上曾與孫中山反目，而孫中山被中共奉為正方，陳炯明就成了反面角色。”

　　歷史學家章立凡，是被打成“大右派”的民建負責人章乃器的兒子。

　　在章立凡看來，這個陳列館雖然是專門以民主黨派歷史為展出內容，但依然把所有民主黨派的活動，都歸結於中共統一戰線的成果，而缺乏對民主黨派自身發展邏輯的展現。
　　陳列館的鎮館之寶之一，是馮玉祥用隸書書寫的“民主之家”牌匾。這是1945年馮玉祥送給特園主人鮮英60大壽的賀禮。重慶談判期間，民盟中央在特園為中共代表團舉行歡迎宴會，席間，毛澤東提到馮玉祥題寫的“民主之家”匾額，說：“今天我們聚會於‘民主之家’，今後我們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

　　馮玉祥題寫的匾額“民主之家”。

　　陳列館開館，薄熙來、中共統戰部官員及各黨派中央官員站在台上，那些創黨元老的家屬站在台下。章立凡也參加了，在他看來，無論是台上官員，還是台下家屬，“和他們先輩的理想、主張都沒有關係了”。“我只是去憑弔一下先輩們消逝的理想。”《鳳凰周刊》報道寫道，文革期間章立凡一家深受迫害，母親問父親章乃器：“1948年你把我叫回大陸來究竟為什麼？”章乃器回答：“我以為他們真的要搞民主了。”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炎培等人應毛澤東邀請，前往延安考察，二人有一段關於“歷史周期率”的談話，我們聽到過很多次了——黃炎培問毛澤東：一部歷史，沒有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2013年春節前後，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給60多位民主黨派人士的家屬寄上了一張賀卡。賀卡信封背面，就印着毛澤東和黃炎培的對話。印上這段話，是反諷“一枕黃粱再現”呢？還是勉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呢？
　　章立凡說了一句十分沉痛的話：“事實上，民主黨派的歷史就是他們的普世價值破滅的歷史。”我覺得深刻而恰當。進一步分析：民主黨派的普世價值觀之所以破滅，中共百般打擊控制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原因，是這些民主黨派成員自身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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