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馮友蘭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又像決心書，又像效忠信，表白今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重寫哲學史。毛很快回了一封親筆信，說“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但又說：“我們歡迎你們這一類的人進步，但是還是以態度老實為宜。”


　　大師骨頭軟操守有虧，但“誣陷朋友”是個冤案

　　《伐林追問》第120期，2020年7月13日首播

　　◆高伐林


　　本來以為馮友蘭的話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看到觀眾網友有各種反應，有一位Layla Kamala寫了好幾則跟帖，說：“反正我熱愛馮友蘭，真的。”“當年《論語批註》是北大的，《孟子批註》是復旦的，明顯地《論語批註》比《孟子批註》更好，也許這反映出兩個大學的學術層次。當然《孟子批註》也不錯。還有其他大學的《某某批註》就比不上這兩所大學的了。”“我看過文革時期北大的《論語批註》，據說是馮友蘭等指導的，只有水平特別高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書，貌似在批其實在弘揚，所以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這個如來佛就是馮友蘭這種大師，如今關於論語的書那麼多，這本是最好的。”“不能因為一個人跟某派政治人物有交集就否定他，就說他人格低啥的，這是文革遺風。”

　　文革時的《論語批註》。

　　讀了這位網友的跟帖，我很高興，很感謝這樣認真的網友。《論語批註》和《孟子批註》我年輕時都讀過，當時沒有想到與馮友蘭有什麼關係，以我當時的文化水平，也看不出來兩者的高低。
　　很高興我沒有犯這位網友所提醒別犯的錯誤：“不能因為一個人跟某派政治人物有交集就否定他”，相反，我很肯定他的貢獻；在節目中，我更強調了：“四大無恥文人”這種說法“並不是對他們的全面、理性和客觀的評價”。郭羅基確實說了馮友蘭“人格低”，但也並不是“因為他跟某派政治人物就交集”就說他“人格低”，而是有以馮友蘭很多具體言行做依據的。

　　馮友蘭中年時全家福。

　　馮友蘭的一生長袖善舞。當左翼思潮高漲時，他在1934年曾因傾向左派而被捕，可是很快他就與國民黨打得火熱，接受蔣介石多番宴請，寫了數篇捧蔣文章……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們屢屢看到他的表態詩，國慶時寫，建黨日寫，中共開大會寫，搞運動也寫。頌黨頌領袖，後來變着法兒地頌江青，我們上次舉了“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此外還有“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后智謀多”，不是諂媚江青是什麼？
　　還有一位網友李杜說：“海德格爾也上過納粹的賊船，伽里略也在宗教裁判所認過罪。”這也是個很好的話題。遠了不說，被揭發與納粹有瓜葛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名單可數出一長串。網友提到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是最著名的一位。他1927年發表《存在與時間》，這本劃世紀的著作是海德格爾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

　　自1931年，海德格爾與德國納粹黨關係越來越密切。1933年，他加入納粹黨，當上弗萊堡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中，運用大量納粹的、與納粹宣傳合拍的言詞，引起廣泛抨擊。他1934年辭職不當校長了，但沒有退黨。戰後自然受到追究，當局一度禁止他任教。1951年，更撤銷他榮譽退休教授享有的待遇。
　　君特·格拉斯，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006年，他坦白曾是納粹武裝親衛隊成員，而引起社會大眾的抨擊和爭議。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他在1944年末期被徵召入武裝親衛隊——當時青少年可以加入武裝親衛隊，而不是常規武裝部隊。
　　著名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也曾因為歷史的污點而困擾。

　　著名指揮家卡拉揚。

　　卡拉揚以當時27歲的年紀，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但是，卡拉揚得作出一項妥協：加入納粹黨。四十年代初卡拉揚第二次結婚，新婚10天后宣告退黨，與他新妻子的爺爺是猶太人有關。希特勒本來就因卡拉揚一次《紐倫堡的名歌手》演出失敗而極其不滿，這一退黨使卡拉揚失業。當卡拉揚申請到德雷斯頓歌劇院任職時，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下令駁回。二戰結束後，盟軍要調查他前納粹黨員的身份，他被禁止在德國和奧地利演出。有一次得到一次演出機會，最後一刻在蘇聯方面堅持下被迫取消——兩頭不是人。這段時間可謂是卡拉揚最灰暗的日子，被亨利·阿特（這個人的職務我沒查到）禁止在四周內離開維也納，卡拉揚訴苦說四個星期沒吃的會餓死，阿特給他送去五公斤馬鈴薯。多年之後兩人在芝加哥再次相遇，共進午餐，阿特要買單時，卡拉揚接過帳單說：“這次我來付。你上次給我送來五公斤馬鈴薯啊。”
　　我還想舉一位畫家的例子：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埃米爾·諾爾德，是一個狂熱的反猶分子和納粹分子，諾爾德創作於1936年的《碎浪》，描繪了巨大的波浪撞擊着血紅色的天空。

　　表現主義畫家埃米爾·諾爾德的畫作《碎浪》。

　　《碎浪》和諾爾德1915年一幅描繪花園的作品，被懸掛在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辦公室的牆上，受到很多批評。去年（2019）春天，默克爾把這兩幅畫取下來，交給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
　　類似的情況，大量發生在蘇聯尤其是斯大林時期，高爾基就不用說了，愛倫堡、肖斯塔科維奇……中國的情況我們就更熟悉了！
　　許多學者、藝術家在專制年代與狼共舞，要麼當時就內心煎熬，要麼時過境遷之後內心煎熬——“內心煎熬”的內容當然大不一樣。多少當時走紅的人後來身敗名裂！當然，我們知道，總有一些人，我也認識這樣的一些人，當時一點不覺得任何內心糾結，事後也若無其事，“時代轉彎我轉彎”，聽黨的話，有錯嗎？

　　馬丁·海德格爾之墓

　　我們能夠體諒所有在專制制度下生存和掙扎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他們處境當然也不一樣：有的像海德格爾，思想上就是認同納粹的理念。批林批孔中紅遍全國的那位楊榮國教授，他文革前多年來學術研究，就一直持有否定孔子和儒家的觀點，這樣的人當局在批林批孔中自然如獲至寶，邀他大寫特寫文章或者在千人萬人大會上做批孔報告。更多的人，是內心矛盾的，有的是被威脅、強迫，有的是被引誘甚至欺騙。我能夠理解他們，但我也能夠理解在一段黑暗時期過去之後，那些與專制者合作過的人，必須接受現實的歷史的審查和檢驗，有的甚至要受到某種懲戒。這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比起德國，中國其實並沒有認真地對極權時代的幫凶者和脅從者作過清理，文革後“清理三種人”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從另一層意義上着眼的。華國鋒、鄧小平、陳雲從維護政權考慮，還要“繼承毛澤東”，當然就不可能真正在思想上深入清理，明辨是非，更少涉及人格問題，中共倡導的就是“聽黨的話”“緊跟政府”“與中央保持一致”。
　　我們無意對馮友蘭這樣的大師求全責備，我們充分理解他不得不違心地逢迎的處境。但我們不能視而不見那麼多白紙黑字，好像歷史上、他的人生經歷中根本不存在不光彩的一頁。我們的用意，自然不是要打倒這位哲學大師（我們也打不倒），而是要探究他是在哪裡“一失足成千古恨”，從而讓他的弟子們、讓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轍。
　　上次我提到中國大陸中年學者陳遠，他對馮友蘭在批林批孔中表態有很中肯的分析：一般人可以不表態，其實是有不表態的自由的，但是像馮友蘭這樣級別的大知識分子是沒有不表態的自由的。
　　陳遠說，馮友蘭與梁漱溟還不同。梁漱溟在1949年以前是個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長期擔任民盟的秘書長，在國共兩黨之間奔波，而且那時候民盟為共產黨做過很多事，他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也比較好，兩個人談哲學棋逢對手。

　　梁漱溟在1953年頂撞毛澤東之前，很長時間裡被中共認作朋友。

　　而1949年以前，馮友蘭跟國民黨政權走得比較近。蔣介石上廬山，請教馮友蘭，馮友蘭趕緊上前走兩步，握住蔣介石的手，蔣說，你的著作我看了，怎麼好怎麼好。所以在49年中共掌權以後看他們兩人，一個是中共的朋友、毛澤東的朋友；一個是跟蔣介石拉扯不清的人，中共給這兩個人政治定性是不一樣的。
　　郭羅基在《梁效顧問馮友蘭》這本書中，詳細寫了一段故事：1949年10月中共建政，馮友蘭看到有人在報上表態擁護新的統治者，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我今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重新寫哲學史。郭羅基沒有詳細分析馮友蘭是出於什麼動機、什麼心態，要給毛澤東寫這麼一封又像決心書，又像效忠信。

　　毛澤東給馮友蘭的覆信手跡。

　　讓馮意外的是，毛澤東很快就回了一封親筆信，說“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但是信中說：“我們歡迎你們這一類的人進步，但是還是以態度老實為宜。”這話很有居高臨下的教訓意味。老師或者父母長輩對晚輩這麼說，那無妨，但諸位若接到某級首長一封信，說“歡迎你這一類的人進步，但是還是以態度老實為宜”，您會作何感想？這“老實”兩個字，就讓馮友蘭幾個月坐立不安。他想：“我有什麼不老實？我很老實呀。”
　　到了文革中1974年批林批孔，客觀地講，正如陳遠所說，當時有很多年輕人是有不表態的自由的，為什麼？因為人微言輕，一個工人，一個農民，一個學生，表態說怎麼怎麼擁護批林批孔，沒有份量，沒誰在意。但是那個時代有許多年輕人想着辦法竭盡全力地去表態，因為沒有辦法，那個社會出頭的辦法只有一種，你想出頭的話，就要迎合這種方式。陳遠舉了例子，比方說，我們的余秋雨大師，他那時候就可以不表態的，但他就表了態。回想我在那個時代，在一個冶金工廠當工人，“以工代干”搞宣傳報道，我也積極緊跟批林批孔，還給《長江日報》寫了豆腐塊的詩《批林批孔戰旗紅》，署名是“工人高伐林”。這就是說，我本來有不表態的自由，但我要聽黨的話，緊跟形勢，自己主動放棄了這種自由，選擇了積極追求當黨的喉舌。
　　陳遠說，別人可以不表態，但是像馮友蘭這樣級別的大知識分子是沒有不表態的自由的，因為他表態本身就是一種象徵，對這種政治運動的推進，當權者需要這樣的大知識分子來做一個表率。梁漱溟也是這樣份量的知識分子，也沒有不表態的自由。不過梁漱溟好在是在政協，政協這種地方開會去一去就行了。即使這樣，也有人再三來對他做工作，動員他表態，最後他用了兩個半天表了個極其詳細的態：不贊成批林批孔，讓動員他的人下不了台。馮友蘭也沒有不表態的自由——除非馮友蘭鐵了心，我就不開口，但他並不是那種性格。
　　陳遠還為馮友蘭辯護說，我一直留心馮先生在文革中反右中有沒有揭發別人、批判別人或者陷害別人的資料，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材料。那個時代，有很多兒子揭發父親，妻子揭發丈夫。
　　陳遠這個說法，可能很多人不同意，會說：馮友蘭不是誣陷了他的同事章廷謙嗎？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對保存文革歷史做了很大貢獻的學者就說：馮友蘭揭發中文系教授章廷謙曾是西南聯大文學院國民黨區分部委員。章廷謙不承認。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掌管北大的工宣隊在東操場召開“第三次寬嚴大會”，在全校一萬師生面前，宣布對章實行“抗拒從嚴”，“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當場扣上手銬，塞進停在場邊的吉普車。她還說，在這樣的高壓下，北京大學一大批教員職工被迫紛紛認罪，比如中文系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要炸北大水塔；章廷謙的一個兒子因此自殺；妻子也腦溢血癱瘓，再也沒能起床。
　　郭羅基作為與馮友蘭一個系的教師，經歷過全過程，在《梁效顧問馮友蘭》一書中，用了兩節整整八頁的篇幅詳細追溯這一段歷史。他說：

　　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

　　馮友蘭確實寫過很多人的材料，都是應當時外調者所寫，其中包括1968年5月24日和6月13日所寫的《關於章廷謙的問題》，郭羅基認為，這不能算揭發，完全是出於被動。其中寫道：“1939年底或1940年初，由西南聯大文學院各系國民黨員組成的國民黨區分部選舉執行委員，當選的有我和章廷謙。”郭羅基認為，這並非專為“揭發”，而是敘述歷史。
　　今天的觀眾可能不太了解“外調”是怎麼回事。文革中群眾揭發了、批鬥對象交代了若干問題，接近運動後期，單位領導要安排人員向這個被審查者的知情人，主要是當初一同共事的人調查，有個結論。我父親在文革中被大字報揭發曾經是國民黨少校還是上校軍醫，他本人堅決否認，說自己在抗戰後期擔任重慶中央醫院外科總住院醫生、貴陽陸軍醫院主治醫生時，都並沒有軍銜。受審查者自己否認不算數，當權的工宣隊軍宣隊派人天南海北地外調，後來告訴我父親：竟然找到了五個知情人出具材料，一人說有軍銜，一人說記不清了，三人說沒有軍銜，於是正式給出結論：沒有軍銜。當時我父親也給不少來找他外調的人寫過材料：某某某在三十年代擔任什麼職務，某某某四十年代是否加入過國民黨，云云。

　　晚年馮友蘭。

　　郭羅基還介紹，後來章廷謙堅決否認自己當過國民黨區執行委員，馮友蘭承認自己的記憶可能有誤。北大中文系教授、一度擔任系主任的嚴家炎撰文認為：馮友蘭與章廷謙的記憶互有出入，但並非馮蓄意陷害。被害人章廷謙怎麼說呢？他也認為“是馮友蘭記錯了”，並不像別人說認為的“馮友蘭捏造事實，出賣朋友”。
　　郭羅基還在此書中澄清：章廷謙的小兒子在兩派鬥爭中自殺，是1967年12月；章廷謙妻子孫斐君受此刺激而中風，都是在1969年8月15日那次大會章廷謙被抓走之前。

　　美國華人學者郭羅基。

　　郭羅基說：章廷謙之所以受迫害，責任完全在軍宣隊，不在馮友蘭。抗日時期所有國民黨員和區分部以上的黨官都是公開的，何須揭發？在抓走章廷謙的大會上，主持人宣布“章廷謙證據確鑿，有檔案為憑”，沒有說“以揭發為憑”。
　　1977年，章廷謙的冤案終於平反。我們今天也應該對“馮友蘭誣陷朋友”這一冤案平反。
　　中國數千年，如何處理與政治權力者的關係，這個難題一直糾纏着知識分子，從孔子開始就想當王者、諸侯的“國策顧問”，歷代知識分子八仙過海，衍生了很多人事問題與悲劇。馮友蘭生逢家國存亡之秋，懷抱學術報國的使命感，舊學根底深厚，立意打通中西。但他終其一生，都做着“帝王師”的美夢。世間人事，若什麼都以寬容的名義和稀泥，那就是黑白不分。馮友蘭不是大奸大惡，而是中國哲學大師，但是他缺少真誠，操守有虧。很遺憾，但這就是史實。

　　馮友蘭故居“三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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