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整下台，得知趙紫陽並沒有出手相救，很自然地就會問：他不懂“唇亡齒寒”的古訓嗎？他不懂兩人可以唇齒相依，剩一人就孤掌難鳴嗎？他不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寓言的警告嗎？趙紫陽這麼聰明的人，怎麼可能不懂？！


　　胡耀邦下台後，孤掌難鳴的趙紫陽打贏改革保衛戰

　　《伐林追問》第108期，2020年6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回顧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整下台，又得知趙紫陽並沒有出手相救，很自然地就會問：他不懂“唇亡齒寒”的古訓嗎？他不懂兩人可以唇齒相依，剩一人就孤掌難鳴嗎？他不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個寓言的警告嗎？
　　趙紫陽這麼聰明的人，不可能不懂。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1986年年末學潮趨於平息之際，12月27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薄一波等七人到鄧小平家反映學潮多麼嚴重。鄧小平通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12月30日到他家談話，斥責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胡耀邦決心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1987年1月2日以《向小平同志交心》為題，寫信給鄧小平，毅然辭職下台，保護幹部。

　　　　十二屆政治局六名常委。

　　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召集趙紫陽等人再到家中開會，決定罷黜胡耀邦。這次開會稱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但十二大選出的六名常委，只有三人出席：胡耀邦未被通知到會，葉劍英已去世，李先念在上海——鄧給李先念打電話，李答：“你們在北京定吧，耀邦可是個‘陽人’啊！”意即胡耀邦不搞陰謀。鄧指定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人召集一次“民主生活會”，由薄一波主持。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民主生活會”開了五個半天。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沒參加。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事先不知道，一進會場見到這個陣勢，就發了脾氣，質問“這樣重要的會為什麼事先不告知”！十七名中顧委老人列席會議。扮演落井下石打手的，是四個人：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胡耀邦兩位老朋友——中顧委常委余秋里、王鶴壽，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

　　趙紫陽與胡耀邦

　　這個會是針對胡耀邦的批判會，也是表態會，過關會。趙紫陽有個發言，大體內容如下：
　　耀邦為人寬厚，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缺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
　　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難說了。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那麼狂妄，你胡耀邦為什麼對這些人這麼寬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種可能，是你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
　　他的發言中還提到1984年給鄧小平陳雲寫過一封信，希望在他們健在的時候，認真幫助解決黨中央一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
　　這個發言，被胡家、胡系都看得很重。原共青團系統幹部、胡耀邦部下，對趙紫陽的責難持續至今。趙紫陽後來對新華社資深記者、歷史學家楊繼繩辯解說：“我沒有批評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學潮問題我不會批評耀邦。”
　　“反自由化不力”是鄧最生胡耀邦的氣的，趙紫陽的意思是，我已經儘量挑輕的說了。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也說：“趙紫陽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說胡耀邦根本立場有問題，只是說你工作作風有問題，這叫什麼？這是黨內挨過斗或者斗過別人的人都知道的避重就輕之舉，小罵大幫忙……”

　　　　晚年鄧力群

　　鄧力群在現場觀察，也看到了這一點，做了陰暗的解讀，認為趙的發言“很用了一點心機”“話說得很巧妙”。
　　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胡耀邦辭職，並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這似乎坐實了外界的推斷：趙紫陽參與倒胡，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當總書記，從動機到結果就都說得通了。趙紫陽本人看到了這個邏輯，他對楊繼繩說：對我和胡耀邦關係的傳言有三個原因：一是不了解胡為什麼下台；二是我倆在經濟問題上確有分歧，三是胡下台是我接他的職務。趙紫陽剖白說：“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在總理崗位上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理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

　　中共十三大後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左起：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

　　人們不知道的是，在1月4日鄧家這個秘密會上，胡啟立不贊成用民主生活會對待胡耀邦，認為震動太大，應該程序化。他主張耀邦告病請假，由趙紫陽代理過渡到十三大，而趙紫陽響應這個建議，說“啟立同志的講話是有道理的”，但被鄧陳王老人們喝斥否決，他們要立即把胡耀邦轟下台。薄一波不由分說：“這事已經定了！不要再討論了，政治局代表中央，交中央表決。”
　　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說：埋怨趙紫陽沒有對胡耀邦出手相救的說法，是對趙對胡本人，對事態發展的背景、對八十年代改革進程和中國政治生態不夠了解之故，高估了趙在當時高層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前，當胡喬木、鄧力群、王震惡整胡耀邦所信任的胡績偉、王若水、李洪林、孫長江之際，胡耀邦處在黨內名義上一把手的地位，不同樣是束手無策，眼睜睜看着自己的這支思想理論和新聞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嗎？
　　我認為，平心而論，趙紫陽對救胡耀邦是無力回天的。他說“那時不可能為胡講話，講也沒有用，早就定下來了”；這是實情，在這一點上不能苛求他。他只能盡力控制、盡力減弱胡耀邦下台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衝擊、損害。就這一方面看，趙紫陽的行動可圈可點。當胡喬木、鄧力群指揮的反改革逆流鋪天蓋地而來，趙紫陽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徵集修改意見報告上的批示。

　　胡耀邦下台事件如同過去黨內鬥爭一樣，極可能扯起葫蘆帶起瓢，株連一大串人。鄧小平拿下胡耀邦，其他老人則緊緊盯着胡耀邦所謂“青紅幫”，也就是所謂提攜、重用共青團派的組織路線。
　　趙紫陽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說：“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現在我想，讓別人搞就沒有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他在《改革歷程》回憶錄中說，彭真、薄一波等老人對批胡在幹部問題上所謂小圈子即“團派”問題很有興趣，提出要在會上批評胡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不好，後果會很嚴重，會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劃線，我提出這個意見後，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團派”，不提幹部圈子問題。
　　左派老人盯住了胡啟立。胡啟立不同意違背黨章規定，開民主生活會處理胡耀邦，薄一波三次找胡啟立談話警告：“生活會上必須表態，不表態就意味着‘團派’成立，不劃清界限，可能株連一部分人。”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兆國也面臨胡啟立同樣的問題。其實他們兩人都是鄧小平看上、下令提拔到中央工作的，與胡耀邦無關；但是老人不這麼看，認定他們都是“團派”。胡耀邦很敏感，在個別談話時對胡啟立說：“你怎麼這麼糊塗，要過去這一關！你先保住自己，不要顧我了，別打成反黨集團！”

　　晚年胡啟立。

　　事實上，沒有趙紫陽的保護，胡啟立不可能平安無事。趙紫陽對鄧說：沒有團派；共青團就是黨培養幹部的地方；耀邦離開後，需要一個管意識形態的助手。他回憶，“耀邦下去了，常委會不能開，搞了個五人小組，啟立是一個，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贊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來後，啟立受到很大牽連，他參加五人小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胡耀邦時期重要人物還有個中辦主任溫家寶，從某種角度來說，大內總管的位子比胡啟立還重要，核心機密和身家性命都在中辦主任手裡，通常總書記換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第一個要換的就是中辦主任，要先換成自己人。1987年3月2日，鄧小平專門找趙談人事問題，提出要拿掉溫家寶。趙紫陽不同意，說“為什麼不改一改總書記下就非要換中辦主任的規矩呢”？溫就留下了。

　　1989年2月26日，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右）會見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老布什。

　　趙紫陽有一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他新上任代理總書記，在1987年春節團拜會上說：
　　“三中全會以來規定，今後不搞運動。但過去人們搞運動搞慣了，一說要反什麼，還是搞運動那一套。現在我們反自由化，為了避免用過去那套搞運動的辦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開始，就要把可能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什麼政策、界限一概都不講，只講大膽放手、堅決、一個勁地反。結果呢，一開始就出偏差，搞擴大化，結果又不得不糾偏。”
　　出於這種考慮，趙紫陽主持制訂《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即四號文件，詳細規定了方式、界限、政策、範圍。春節團拜會上還說了四個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變。
　　當時圖謀總書記職位的另有其人。批胡生活會上，最令人矚目的就是鄧力群。五個半天的生活會，他就講了兩個半天。當然他有後台——陳雲稱讚他是黨內知識分子優秀的代表，李先念也說“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他們對這個四號文件極不滿意，認為是劃框框定調子，要限制他們大斗一番、動很多人的手腳。

　　趙紫陽與鮑彤（左）。攝於1986年。

　　趙紫陽不能全部硬頂，只能討價還價。作為妥協，拿下了中組部長尉健行、中宣部長朱厚澤，公安部長阮崇武——阮崇武就是阮銘先生的妻弟。其他文化部長王蒙被認為自由化、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被認為是團派、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被認為是“胡耀邦的人”……對這些人，左派保守派躍躍欲試都要動，都被趙否決，保下來了。動了的那幾個人，也隨後起用。
　　中紀委對處理自由化的事很積極，鄧力群便與他們結合在一起，鄧力群的班子主要是書記處研究室，他們搜集材料，把誰在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摘錄出來，作為錯誤言論，開出名單，報中紀委提出處理意見上報書記處。他們當時準備一批批地開名單，一批批地上報。不難想象，這樣下去不知要整垮多少人！
　　胡喬木鄧力群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討論的名單中，有于光遠。趙紫陽建議採取由中顧委開生活會批評的方式解決，不做組織處理；1987年3月2日，鄧小平問對張光年怎麼處理，張光年就是《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作者光未然，當時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趙紫陽說：對張光年也按于光遠方式處理為好。除了被鄧小平重重地點了名要開除黨籍的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之外，其他的人就保了不少。

　　1988年趙紫陽在北京國際高爾夫球場友誼賽上。

　　鄧力群左派保守派掌握意識形態部門，極其兇悍。突破“四號文件”的代表性事件就是“涿州會議”。我當時在北京一個文藝單位從事專業創作，記得有一位很活躍的中年作家找我，眉飛色舞對我講述涿州會議如何令人振奮。這位作家很年輕時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更是吃盡苦頭，但他思想非常左，與丁玲等人類似，他與丁玲也很投契。他越講，我的心越發涼。“涿州會議”是個什麼會議呢？1987年4月6日到12日，在王忍之當部長的中宣部直接支持下，《紅旗》雜誌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理論與批判》三家在河北涿州舉行組稿會，120人參加，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紅旗》總編輯熊復、文化部副部長劉白羽等左派大佬參加，成立了一系列大批判組，分人分專題，撰寫反自由化的文章，打算系列推出。會上這些老左派紛紛發言，向胡耀邦主政時期的文藝界思想界反攻倒算，要掀起反自由化高潮。
　　左派提出很多觀點，最突出的一個，就是新任中宣部長王忍之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說，這次反自由化，就是繼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二次撥亂反正”。趙紫陽專門把王忍之找來，質問：這話是不是鄧力群讓你講的？王不肯透露，只承認自己是考慮不周。事後證實，這話確實就是鄧力群講的。

　　離北京王府井不遠的富強胡同6號，趙紫陽曾被軟禁在此達15年之久，這也曾是胡耀邦寓所。

　　保守左派鬧得烏煙瘴氣，表演得比較充分了，趙紫陽決定全面反擊。要反擊，如果沒有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鄧小平點頭，也不可能。趙紫陽在涿州會議之後拿到了會議上許多人發言的材料，4月28日，與鄧小平做了一次長談。當然要說一通反自由化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自由化言論占領輿論陣地的情況已經扭轉云云，重點是指出，現在的問題是有人以左來反對改革開放，這種氣氛與打算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要着重宣傳改革開放。這番話得到鄧小平首肯，鄧也感到一些人反自由化要“第二次撥亂反正”，矛頭是指向改革開放，指向他本人。他要趙紫陽好好準備，講一次話。
　　1987年5月13日，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做了重磅講話，第二天北京各大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鄧力群推波助瀾的反自由化炮戰，頓時啞了火。
　　這只是改革派的防守反擊，還得進攻。趙紫陽認為，要為十三大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必須解決主管宣傳理論工作部門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的問題。這隻有從解決人事上入手。鮑彤的秘書吳偉後來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寫了系列文章講述改革開放的艱辛歷程，回顧這一段時，他說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做了三件事：

　　1987年趙紫陽視察。右一為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鮑彤的秘書吳偉。

　　第一，掀翻鄧力群的意識形態總管的地位，由胡啟立接管。
　　趙紫陽向鄧小平建議，對鄧力群明升暗降，十三大安排進政治局，給他一個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主管思想戰線。也巧，這件事正醞釀，李銳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整風時，趁李銳被隔離審查，和李銳的妻子搞不正當男女關係，還附上了當年楊尚昆主持黨小組會批評鄧力群時的原始記錄。趙紫陽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幾件事湊到一起，鄧小平同意了胡啟立取代鄧力群。
　　第二，撤消鄧力群當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這個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左派筆稈子大本營，聚集了一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秀才。動這個研究室是一年多前胡耀邦沒做成的事，趙紫陽這次做成了，算是釜底抽薪，使鄧力群徹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論界的組織基礎。對此鄧小平表示支持。
　　第三，撤銷《紅旗》雜誌。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同樣是左派勢力的大本營。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紅旗》雜誌的建議，鄧表示支持。由中央黨校另外創辦一個黨內理論刊物《求是》。
　　中共十三大前黨內這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博弈，從十三大最終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政治體制改革終於提上全黨日程這個結果看，是趙紫陽取得了上風。他勝就勝在了他掌握了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精髓。

　　吳國光教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任職。（高伐林攝）

　　吳國光教授講述了一段往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高層博弈的思路。吳國光曾在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任職，1997年他寫了《趙紫陽和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回憶，1987年5月28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七次會議，討論民主選舉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趙提出民主化未來的目標是“過渡到縣長直接選舉”。討論什麼是民主時，薄一波強調“專政”和“黨的領導”問題。薄說：搞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三權鼎立不同，這在理論和實踐中怎麼表現？共產黨的領導怎麼協調進去？他說：專政算不算民主？趙紫陽說：專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鄧力群則說：多數人的專政就是民主。

　　盧躍剛著三卷本《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盧躍剛評論說，這一來一回的對話很有趣。薄一波最關心政治改革中的黨的領導和如何行使專政權力，也就是一黨專政權力；趙紫陽用“專政”，卻賦予“專政”新的含義，而且潛台詞是，“專政”等同於法治，是手段不是目標，民主才是目標。鄧力群則赤裸裸，“專政”就是“民主”，雖然“專政”前面加了一個“多數人”。
　　這種說法，其實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談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工農大眾專政，都是這個多數人專政，鄧力群解釋，這就是民主。
　　趙紫陽一針見血地指出：假得很。他要結束“假得很”的問題，於是在十三大上小試牛刀，搞了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的差額選舉。一下子就把迷信專政的鄧力群的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先後給差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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