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不是惱火向蘇聯領導人泄了底，而是惱火被公開告知老百姓。他着意隱瞞自己是全體黨員、全體人民最高主宰、垂簾聽政的真相。趙得知鄧生氣了，真好像自己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想方設法賠禮道歉。這是什麼樣畸形的黨，什麼樣畸形的體制，什麼樣畸形的關係？

　　老高按：上周五晚上我發出《伐林追問》第105期文字整理稿（2020年6月3日首播），引發了眾多博友網友的熱烈討論，足見“六四”創深痛劇，造成人們心靈中巨大的震盪，絕未被34年歲月磨蝕，大家仍然關注它，試圖解釋它。
　　但我也感到，討論中反映出有些朋友的誤區。
　　最主要的有三：
　　一是記憶。對那一歷史時期中許多事件，已經漫漶不清。對當時情況的描述，只是腦海中的模糊、零碎印象，離真實史實甚遠；
　　二是思維方式上，用靜止的、固定的、機械的觀點看待人與事，未考慮在當時複雜的政治、人事這一網絡中的互動，會引起各人思想演化、人際關係親疏乃至政治站隊變化。不少人難以理解：李先念為何對搞掉胡耀邦大有異議、避得遠遠（他說過胡耀邦是“陽人”），卻熱衷搞掉趙紫陽？難以理解鄧力群在撥亂反正中，竟然是改革開放闖將（陳一諮、何維凌等人對他的貢獻讚頌有加），後來卻是反胡、反趙的急先鋒；也難以理解鄧小平何以單年靠左，雙年偏右……
　　三是有朋友不是從具體的歷史事件出發，而是從刻板的既定結論出發，由果推因，其信奉的既定結論，往往是中共意識形態沙皇操控宣傳機器反覆灌輸的結果——例如從鄧小平後來一言九鼎、自封核心，倒推他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經眾望所歸，是所謂“總設計師”；
　　在這裡的討論中，我感到有幾個問題尤其值得提出來請各位斟酌：
　　——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復出，是否就是取黨魁權柄如囊中取物的領袖，只因他的偉大謙虛和恢宏遠見，才只索要了軍委主席的兵符？
　　——胡、趙、鄧的關係，是否非此即彼：要麼是對頭，要麼是有主有從的戰友？
　　——中共高層政治格局，是否十年（1979-1989）自始至終兩軍對壘、原班人馬一成不變？中間難道沒有合縱連橫、沒有倒戈詐降、沒有耳朵一軟腳下一滑、沒有挖牆角、摻沙子、清君側？
　　——對鄧小平的種種非議，是否就意味着歷史的反動、意味着附和當今一尊的倒行逆施？
　　…………
　　我的系列節目《伐林追問》中這一關於趙紫陽的單元，共十集，是2020年春夏之交做的。在那前後，學界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林雪《尋道者趙紫陽》……當時我都沒讀到，眼下正在補課，豐富或者訂正自己的認識，也正從各位的討論中受到啟發。感謝大家暢所欲言！


　　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交底，讓鄧小平惱火的是什麼

　　《伐林追問》第106期，2020年6月5日首播

　　◆高伐林


　　又一個“六四”來了，又過去了，今年（2020年）已經是紀念“六四”第31年了。但對“六四”和相關問題的回憶和剖析，並沒有結束。就算一些老話題，也能有些新材料，發現新意思。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一個老話題。
　　要是問鄧小平究竟什麼時候決定換掉趙紫陽？眾說紛紜，各執一詞。但是若問鄧小平與趙紫陽的關係什麼時候破裂，大家的意見可能比較一致：1989年5月16日下午——中蘇兩個總書記的會談之時。

　　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談。

　　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15日來到北京，是赫魯曉夫1959年訪華三十年之後蘇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華，在中共領導人心目中是極其重要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舉措和他的“公開性”思維，又猛烈衝擊中共，連薄一波都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比戈爾巴喬夫不能落後”。但是他這次來，趕上了中國文革以來罕見的動盪而大打折扣；隨後沒多久蘇聯自己也陷入動盪、三年後蘇聯解體、蘇共解散，使這次中蘇首腦見面和解的歷史意義幾乎化為烏有。這是所有當事人都做夢也想不到的。
　　戈爾巴喬夫此行一開始就不順。北京高校請願學生有意選在他抵達前夕占據天安門廣場絕食。在他們心目中，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戈爾巴喬夫訪華的份量哪有實現民主自由重要。選在這個時機，選在這個地點，就是要給當局造成壓力和國際影響。東道主、國家主席楊尚昆不得不改在首都機場舉行歡迎儀式。

　　對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只能在首都機場舉行，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戈檢閱儀仗隊。

　　5月16日那一天，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有三場會見：上午見軍委主席鄧小平，下午與國務院總理李鵬會談，會談後見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趙紫陽宴請。過去我們只關注趙紫陽那一場，實際上三場會見都有看點。
　　中國革命與蘇聯有師承關係，甚至中共本身都是蘇聯紅軍一位情報人員尼克爾斯基，在一位荷蘭人馬林的配合協助下創立的。蘇聯給思想、給理論、給盧布、給槍炮，連鄧小平、陳雲這些人，也都是蘇聯培訓的人才。鄧是六十年代初期中蘇論戰總指揮，“九評”是他親自領導完成的，鄧小平有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歷史感。他對戈說：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比較出奇的是，鄧更利用這個機會，總結了自己作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成就和遺憾，他說：

　　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些是對外關係方面的參與。
　　對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

　　鄧小平講這番話，很是顧盼自雄，躊躇滿志。但戈爾巴喬夫對鄧的評價並不怎麼高，他在回憶錄里說，“鄧小平用的概念和術語都是過去時代的用語”。
　　倒是李鵬，對戈爾巴喬夫除了講套話官話，還講了一番連習近平也不敢輕易出口、老百姓講了就涉嫌“煽顛”的話，如果李鵬今天當教師，這番話講出口，小粉紅學生就要舉報他。他說：“我們不認為自由、民主、人權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社會主義國家也應是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分的人權。”——這算不算“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最引人矚目。戈後來回憶，“老實說，在會見中，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坦率令我吃驚。談話中我甚至想：這是什麼意思？”戈爾巴喬夫指出了趙紫陽的悖論和悲劇性——趙紫陽製造了殺死趙政治生命的社會群體。改革者殺死改革者這個悲劇，不久就發生在了戈爾巴喬夫自己身上。這個觀點很有深意，我們今後還會談到。

　　趙紫陽與鄧小平

　　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很明確地告訴他：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最關鍵的是下面這段：
　　從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三中全會起，鄧小平就是我們黨和國家內外公認的的領袖。儘管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退下來了。但是，我們黨的所有同志們都知道，沒有他的領導、智慧和經驗，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選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正式通過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凡是重大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向他請示。這個決議沒有公布，但是今天我向您通報了。
　　次日《人民日報》報道中，措辭和語氣做了模糊化處理，以減緩衝擊力：“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但趙紫陽這番話說白了就是：鄧小平雖然在1987年退出政治局，名退實不退，重大問題都由鄧拍板！

　　北京1989年5月17日，學生和民眾抗議的矛頭指向鄧小平。

　　當時國內局勢已經非常緊張，這番話在電視上現場直播（趙很關注是否直播），趙紫陽點明鄧小平才是中共真正的一把手，頓時引發軒然大波，第二天的“517”大遊行，鄧成了眾矢之的。有人說，這個膿包病灶被趙紫陽挑破，是件大好事，這個事實早該讓全黨全國知曉；更多的人說，趙紫陽推卸責任出賣了鄧小平，這是趙紫陽攤牌，是孤注一擲，成功了一舉改變垂簾聽政，取鄧而代之；失敗了就是趙紫陽政治生命的自殺。一旦趙紫陽的仕途終結，對朝廷中的改革派必定是一大打擊，他信任和重用的改革派高官都大禍臨頭。許家屯後來對我說過，趙此舉實在是失策、不聰明；美國當時駐中國大使李潔明甚至認為，這番話敲響了趙紫陽的喪鐘。
　　部分知識分子對趙紫陽講話有更激進的理解。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認為這就是趙攤牌信號。他基於這種理解，起草了北京知識界《517聲明》，文中說：“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文中喊出了“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等等口號，影響很大。
　　趙紫陽為什麼要對戈爾巴喬夫這麼講？這是“六四”的一段公案。是早有策劃，還是為那兩天狂熱氣氛所迷，以為“民氣可用”？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

　　這一段是鮑彤在審稿中執筆添加的，趙審閱同意。他們對這樣的效果大出意外。鮑彤的秘書吳偉說：“17日上午，我接到一些電話，都說昨天趙紫陽把鄧小平給賣了。老鮑一般睡得晚，11點過起床，我去叫他，告訴他我聽到的電話。正下樓，他停住了，起碼停了十幾秒沒說話。突然說，如果有什麼問題，由我負全責。”
　　鮑彤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社會局局長陳小魯出面，找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要向她解釋。鄧榕斷然拒絕。鮑彤又請政改辦與鄧榕有私交的人給她打電話，想親自澄清趙的本意。鄧榕在電話上說：“請你轉告鮑彤同志，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再談什麼了。”“我們家老頭子已經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
　　趙紫陽第二天也就是17日，想要找鄧小平當面解釋。但是鄧拒絕與趙單獨面談，而是在鄧家召開了緊急常委會。
　　趙紫陽1989年5月2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當時他已經被停職八天。
　　小平同志：最近我越來越多地聽到反映，我與戈爾巴喬夫的講話，產生對小平同志不利的後果，我現在十分懊惱。產生這樣不好的效果，是我原來沒有預料到的。在深感愧悔的同時，我還想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當時的真實想法。
　　這次訪問朝鮮時，我也着重向金主席通報了這個情況。跟戈爾巴喬夫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做了公開報道。我從朝鮮回來時，聽說小平同志關於學潮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議論“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議論得很厲害，我覺得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小平同志的功績在歷史上都是要大書特書的，……這些話也是我對小平同志的真實態度，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到什麼時候，我都不會反對小平同志！
　　最後一句表忠心的話講得很重，趙紫陽還用了驚嘆號。

　　趙紫陽口述回憶《改革歷程》。

　　在《改革歷程——趙紫陽回憶錄》中，有一個章節專門談這次中蘇峰會，這已經是多年以後了：
　　【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1989年）5月13日我在鄧家裡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趙紫陽的秘書、政治局常委的秘書鮑彤，中共十三大一中全會那個“最重要的問題要由小平拍板”的決定，就是他起草的。他披露：鄧小平親自對趙紫陽說：“全世界看中國穩定不穩定，就是看我穩定不穩定。”鮑彤在接受法廣採訪時，把趙紫陽在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拋出鄧小平”這種說法，稱作是個“笑話”。他回顧當時經過說，紫陽5月16日下午要見戈爾巴喬夫，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徑給我看看，是外交部、聯絡部起草的，總書記要照念的。我看了覺得沒有把握，當時來了一個中央聯絡部的局長，我問他：上午小平見戈爾巴喬夫，你在場嗎？他說在場。我問：關於中蘇關係正常化，小平是怎麼說的？他說：小平說“最高領導人見面了，兩黨關係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說這個不對，我們知道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戈爾巴喬夫知道嗎？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聯部給趙紫陽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話，是我加的，是我的筆跡，有檔案可查。我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告訴戈爾巴喬夫：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就是由於兩黨最高領導人見面，而兩黨最高領導人不是我趙紫陽跟你，而是上午的鄧小平跟你。
　　我覺得紫陽必須表這個態，不表這個態，就違反了黨的十三大決議。因為十三大以後，紫陽凡是見外國的共產黨領導人，都要講這個話。因為鄧小平講的：“全世界看中國穩定不穩定，就看我的地位穩定不穩定。”

　　盧躍剛著三卷本《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還有一個因素，我們過去很少注意到，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一書中介紹：原政改辦社會局副局長唐欣認為，這件事“責任在蘇共。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兩黨在進行細節安排的會談中共識，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是以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見面為標誌。不久蘇聯駐中國大使羅高壽照會外交部、中聯部，說：蘇共中央認為，戈爾巴喬夫與趙紫陽總書記會面，而不是與鄧小平會面，是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的標誌。這說明，蘇共對中共的安排有疑議，也是對鄧小平在中共政壇的權威地位提出了挑戰。外交部、中聯部把蘇方的意見報告了鮑彤。鮑彤找陳小魯起草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預案，小魯找我商量，說，這是一件棘手的事兒。我當時認為，蘇聯不像話，這不是挑撥嘛。小魯也認為是蘇聯人挑釁……羅高壽提出問題的時間，是耀邦逝世前，政改室是趙紫陽的聯絡機構，陳小魯具體負責戈趙會面的聯絡。注意，趙紫陽與首都工人對話的時候，就談了鄧小平在全黨的地位，能說明是事先準備，我們也準備按照這個基調答復甦共。”
　　唐欣的說法是否可靠？盧躍剛向陳小魯求證，陳小魯說，印象不深。這就只能等今後俄羅斯檔案解密了。
　　盧躍剛《趙紫陽傳》中披露，鄧趙矛盾激化，還有一個宋克荒事件，也與陳小魯有關。盧躍剛甚至說，是姚依林“陰謀論”的直接證據，也是普遍認為趙紫陽戈爾巴喬夫談話出賣鄧，鄧家和反對派反應激烈的“陰謀論”源頭。

　　宋克荒是宋任窮之子，“六四”前後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陳小魯的完整表述是：
　　5月8日，趙紫陽五四講話後，形勢有點和緩，我到中南海見李勇（趙的秘書，與陳小魯是北京八中不同年級的同學），出來碰見宋克荒。他問我：“形勢怎麼樣？”我說：“不好。趙這次不行了，趙手裡有四張牌，一，管經濟他管得好；二，政治上他比耀邦穩健；三，趙沒有自己的隊伍，四，五三講話、五四講話和鄧有距離。但是保持點距離也好，唱紅臉的，唱白臉的，關鍵在於趙能否按照他的方針平息學潮。如果不能平息學潮，你是第一把手，起碼是名義上的第一把手，要負責任，趙唯一的用處就是當替罪羊了。如果平息，趙還可以待一段。”宋克荒馬上跟陳元報告了，說他們商量好了，要和老鄧決裂，趙要另起爐灶。這事兒馬上匯報上去了……我不知不覺被人當槍使了。這件事對趙紫陽是很大的一件事兒。1989年中央19號文件講到動向時，講我們政改室的情況，一半捕風捉影，其中講，有人給趙紫陽出主意，讓趙與鄧拉開距離。“有人”就是說的我。“六四”以後，先是中組部副部長劉澤彭跟我談話，提到我跟宋克荒的談話。我說，這是我的私下意見，第一沒有跟老鮑說，第二我也沒跟趙紫陽說。六月初，楊尚昆找我談話，我跟尚昆談，5月8日跟宋克荒的談話，是我的想法，跟趙與鮑無關。
　　你陳小魯說這些，肯定是你們討論好的，那也是陰謀論，你趙紫陽肯定有陰謀，黨內鬥爭擴大化，與此有關。

　　陳毅之子陳小魯當時負責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聯絡事宜。

　　在盧躍剛看來，陳小魯這段回憶的信息量甚大，透露出戈爾巴喬夫來中國之前，參與聯絡工作的主要人物對鄧趙關係和趙的前途都比較悲觀；透露出鄧小平、陳雲和楊尚昆這些元老，都知道了宋克荒傳遞的信息，並招致不滿；趙及其智囊有把鄧推到前台唱紅臉的陰謀，以致稱為“六四”清查的重大線索和趙的鐵定罪名寫入中央文件，而趙戈講話，就正好坐實了“趙出賣鄧”的圖謀。——完全是與趙、鮑無關的個人私下見解，就這樣在特定的告密語境下被放大為以趙為首的溫和派的集體行動。
　　趙是公認在中共他那一代中最有智慧的人，政治經驗絕非一般。因此，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不接受趙紫陽和鮑彤對這一事件的解釋，或者認為趙對此有重大保留，有難言之隱。
　　無論如何，就算是忙中出錯，好心辦壞事，終究產生了嚴重後果：鄧完全不認同趙是在維護他；趙作為一位在那時正在尋求黨內外平息學潮之道的政治家，前功盡棄，甚至有人形容為“一言喪邦”。
　　對趙紫陽本意的分析，還將繼續下去，我也會繼續關注。但這裡我有點另外的感想：
　　趙紫陽說“向鄧小平請示是符合組織原則”的。這只是符合小圈子的組織原則，符合最高權力圈的組織原則。稍微放大一點，不說全體黨員了，就說十三大的黨代表，知道這事兒嗎？黨章不是說“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嗎？中央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就把最高權力拱手奉送給了中央軍委主席。到底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如果說這符合組織原則，這個組織原則站得住腳嗎？

　　趙紫陽百年冥壽，許多人給家人送來輓聯，圖中左側是其中一幅：六月飛雪 不以血紅塗頂戴；百年冥壽 但憑雪白見清芬。（趙紫陽家人提供）

　　黨內排序，報上排名，都是趙紫陽在前，鄧小平在後。但是大家心照不宣：鄧小平才是最高決策者。這是為世界側目的錯亂的、糟糕的體制。有實權的沒名分，有名分的沒實權。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講了這個情況，鄧小平非常惱火——他不是惱火這件事，而是惱火被說出來；他惱火的不是向蘇聯領導人泄了底，而是惱火被公開告知老百姓，視作被趙紫陽出賣，他着意隱瞞自己是全體黨員、全體人民最高主宰這個真相，着意隱瞞自己就是在垂簾聽政的真相；而趙紫陽得知鄧小平生氣了，真好像自己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想方設法賠禮道歉。這是一個什麼樣畸形的黨，什麼樣畸形的體制，什麼樣畸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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