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政变、中国革命都充满暴力，红色高棉更是这条暴力之藤结出的血腥之果。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都曾在法国多年留学，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令人深思


　　毛泽东“520声明”给反文明反人类的罪魁祸首撑腰

　　《伐林追问》第100期，2020年5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屏幕上的这个人，不知道经历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还有没有印象？

　　红色高棉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英萨利，曾频繁访华。

　　他是红色高棉的领袖之一英萨利，出生在交趾支那茶荣省，也就是今天越南南部，父亲是柬埔寨人，母亲是中国人。英萨利担任过红色高棉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经常来北京，我那时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看到报纸上他的照片。我们上一期节目中这张照片的说明没写清楚，住在费城的余良先生当晚看了节目就写来电邮，指出我的疏失，让我很感动！

　　英萨利的妻子英蒂丽，曾任红色高棉政权社会事务部部长。夫妇二人都留学法国拿到学位。

　　英萨利是柬埔寨大屠杀元凶波尔布特的连襟。英萨利的妻子叫英蒂丽，夫妇俩的名字念起来只有一个音节不同，英蒂丽也是红色高棉高官，是社会事务部部长。她姐姐乔帕娜莉，是波尔布特的第一任妻子。姐妹俩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特权阶级家庭，年轻时一起去了巴黎，英蒂丽在巴黎大学主修莎士比亚文学，后来成为柬埔寨第一个获得英国文学学位的人。1951年，她和英萨利在巴黎举行婚礼。柬埔寨有家英文报纸Cambodia Daily2004年元月有篇报道说，这两对夫妻后来被江青称为“柬埔寨四人帮”，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大多是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英蒂丽是巴黎大学毕业，英萨利读了巴黎政治学院，波尔布特是巴黎的埃弗雷学院，但据有关资料介绍，他参加考试，却没有及格，随后自告奋勇回国评估形势而未能拿到学位。
　　中国人熟知的乔森潘，是红色高棉政治局常委，第四或第五号人物，也有中国血统，留学法国，1959年以《柬埔寨经济与工业发展》论文获蒙彼利埃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任金边大学经济学教授，还一度担任过经济大臣、商业大臣等职。后来因故投入红色高棉，在西哈努克当头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担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红色高棉掌权之后，他是国家元首。

　　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乔森潘，是法国博士。

　　乔森潘与符宁、胡荣，三人是红色高棉的三大知识分子。符宁与胡荣两人都有一半华人血统，符宁死得很早：1977年被波尔布特整肃党内异己处决；胡荣出身贫寒，后来在巴黎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法律，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提到的论点后来成为红色高棉经济方针的基石。但他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罪行没有瓜葛，在红色高棉攻进金边之前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农谢，曾经担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副书记、政治局常委，地位仅次于总书记波尔布特，自称有四分之一华裔血统，学历我没有查到。

　　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

　　红色高棉另一个头目、最高升到第六位的宋成，也是留学法国，学哲学和历史学；1975年夺取金边之后，他被任命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也是红色高棉秘密警察机关桑德巴尔的负责人，积极参与审讯和酷刑程序的设计。妻子云亚则担任文化和教育部长。宋成血债累累，据称1978年后六个月里，他负责在东部大区杀害了超过10万人，遇难者被指控为“高棉人越南心”，被认定里通外国。但宋成最后死得非常惨，1997年6月10日，红色高棉穷途末路之际，宋成试图向柬埔寨政府投降，波尔布特得知后便先发制人，派卫队长包围了宋成住宅，枪击杀害。乔森潘宣布宋成是“间谍”“叛徒”，波尔布特下令当众用卡车来回碾压宋成的尸体，压得血肉模糊，随后其妻子及亲属八人也被处决。

　　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内部敌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里发掘出的尸体近九千具。

　　柬埔寨从186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53年脱离法国独立。这九十年中，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2至1945年在日军占领之下，所以深受法国影响。红色高棉的中下层干部群众，多半没有什么文化，但顶层这些领导核心，多半在法国受高等教育，追溯他们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谱系，我们能看到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恐怖专政的影子：在1793年9月-1794年7月这十个月中，法兰西全国有16,594人被送上断头台，全法国被就地处决的约有25,000人。
　　社会变革有两大脉络，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政变都充满暴力，中国革命也是延续这一思路，红色高棉更是这条暴力之藤结出的一颗血腥之果。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大多出身于柬埔寨比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国留学，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进的共产党。原因何在？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我与中共和柬共》（田园书屋出版）

　　胡平先生有个解释，他在关于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的读后感中分析，“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到西方后，目睹西方的发达，故而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落后与无能感到羞耻感到鄙视，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反西方，这就正好投合了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矛盾情结，所以正中下怀。……波尔布特们之所以狂热地推行共产革命，倒并不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狂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后来居上，创造人间奇迹，开辟历史新纪元。所以他们不但不把苏共那一套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比毛时代的中共，比四人帮还要激进……”胡平先生的一家之言，值得我们思索。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残酷、偏狭、荒谬，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深知文革的残酷、偏狭和荒谬，您再乘以十倍二十倍，可以想象柬埔寨的境界。
　　余良先生在《红色漩涡》一书中记述他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
　　“疏散”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或偏僻的乡村安家落户的市民，在口粮严重不足，住无法躲避风雨的茅棚，加上医药奇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超大跃进”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每天从凌晨四点钟下田干活到夜里九点半钟才准收工。大批大批的人由此酷暑、劳累、饥饿、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而死去。老百姓吃树上的水果、到河里抓鱼，都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轻者殴打，重者处死。作者见到一个华侨小孩因偷吃番薯，被活生生地扔入滚水锅里煮死。

　　余良著《红色漩涡：中柬美惊险人生路》（明镜出版社出版）

　　我们说的红色高棉罪行，实际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他们对所谓敌人的直接残酷屠杀，另一个是他们粗暴地推行社会改造而把各阶层民众推入苦难深渊。毛泽东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色高棉的暴行，与前苏联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中国的大跃进到文革，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被列为敌人、清洗对象的极其广泛，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CIA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业主有产者。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向柬共投降的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从总理、司令、部长到广大士兵，几乎全部杀掉，许多人是全家杀光，如旅游部长努诺夫人一家十四口无一幸存。因为与越共有宿怨，柬共把来不及撤走的两万越南侨民统统杀光，仍不解恨，有越南人血统和会越南语的柬埔寨人也要杀。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走上了前台，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由越南回国的二千多柬共前身原人民党党员，其中许多曾留学中国、苏联，全部被杀光；满腔热情地从外国回来为国家服务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被当作特务，先送去农村，再全部加以杀害；再扩大到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教师、医生、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也都当成敌人。

　　波尔布特对社会改造，早有自己一套极其偏狭的蓝图。

　　至于社会改造这一块，在红色高棉攻占首都金边之前两个月，波尔布特柬共中央就制订了计划，在攻占金边当天，就开始实施：将全体城市居民驱赶出城。没有准备的人们匆忙带着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是死是活，全凭各人的运气。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一座空城，好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更多人死于一个多月的流浪乞讨途中。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根本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
　　波尔布特的新人、旧人的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是正好相反的。我们会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是旧人，要通过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波尔布特的概念却是，老根据地的人是“旧人”，是经过革命考验的、符合理想的基本群众，新打下的城市的市民是“新人”，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需要赶到革命根据地农村，接受“旧人”的改造，这套概念真够奇葩，是货真价实的倒行逆施！
　　总之在波尔布特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而且，是刻不容缓地马上消灭。中共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个缓冲期，先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两三年后再通过合作化收回；进城之后也是先实施新民主主义过渡几年，再搞三大改造，改造也有一定步骤。波尔布特可不是这样。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高级干部会议，波尔布特第一次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除了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之外，更要命的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波尔布特众叛亲离，这是他最后的火化处和葬身处。

　　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推广原在控制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全体国民都成了强迫劳动的奴隶，刀耕火种，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问题还不在一切都是超强度的原始体力劳动，而是在于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送村委会惩治。生产力被严重破坏，鱼米之乡变得连稀饭都喝不上、昆虫都吃不上。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得很：“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中国人还在用钱，还允许私人养点鸡鸭，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吃饭。而柬埔寨全国，钞票、商店、庙宇、学校，全都一扫而光；没有邮政电信，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美国德拉瓦大学程映虹教授1999年写过一篇文章《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认为红色高棉的目标是要“超过列宁和毛泽东”，“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美国德拉瓦大学程映虹教授。

　　后来程映虹教授补充说，还应该明确指出：红色高棉的本质是反文明，所有那些革命口号和野蛮措施集中到一点，不过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强制甚至暴力去实现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所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成就、规范和观念。在国际共运中，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最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文革中，红色高棉则更推向极端，最不可思议的是废除家庭，实行配给婚姻，即在“集体生活”基础上由党指定性伴侣。
　　在红色高棉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政策中，撤空城市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撤空城市就是废除以城市为空间的各种文明制度。波尔布特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
　　意识形态之外，废除城市的政策也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它是红色高棉经济大跃进的一部分，因为在红色高棉看来，城市人只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而对他们的强迫劳动可以增加生产（这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卡斯特罗认为城市人都是好逸恶劳，都应该下放到甘蔗地里去）。一个红色高棉干部这样对被驱赶下乡的城市居民说：“把城市人口迁到山区去，发展山区经济，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法国人做不到，西哈努克也做不到，只有我们才有办法做到。你们想想，如果整个山区发展起来，我们柬埔寨的米粮、生果以及山区作物，要多少有多少！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放开肚子吃饭吧！”
　　是不是很像中共大跃进痴人说梦的口号？

　　华国锋等人到机场迎接红色高棉领导人，邓小平与波尔布特热烈相拥。

　　红色高棉敌视城市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因素是它长期活动在边远乡村，不但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而且对城市生活非常隔膜，因此不要说有效管理一个城市，就是维持日常运作都让他们望而生畏。那么，干脆废除城市而不是学习如何管理或控制城市，就成了最方便的选择。按照程映虹的看法：“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全民都变成一个工农劳动阶级，达到了绝对的平等。
　　今天是（2020年）5月20日，整整半个世纪前，中国有一篇很有名的“5·20声明”，就与我们今天谈到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有关。

　　毛泽东“5·20声明”的汉英对照单行本。

　　那是1970年5月20日下午，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五十万人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出席大会。林彪宣读了声明，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篇声明，连标题在内，只有935个字。是由乔冠华起草、毛泽东审阅署名，写得坚定有力，很有鼓动性的。但是林彪拖长音调，有气无力地，用一口湖北话，念了一刻多钟。我当时还在农村学大寨为革命种棉花，各家各户都装了有线广播喇叭，村里不懂事的孩子就学着林彪慢腾腾的腔调。声明写道：“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以毛泽东“5·20声明”为主题的文革宣传画。

　　有一首文革后期很流行的歌，就是根据520声明而写：“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首歌，学生歌咏比赛唱，民兵拉练行军时唱，小女孩跳皮筋也唱。文革中唱，文革结束了也还可以唱，现在中美贸易战，也有人重唱。唱去唱来，越南打完美帝打柬埔寨了，中国不打美帝打越南了。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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