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政變、中國革命都充滿暴力，紅色高棉更是這條暴力之藤結出的血腥之果。波爾布特、喬森潘、英薩利、宋成這批柬共領袖，都曾在法國多年留學，不但沒有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進的共產黨人，令人深思


　　毛澤東“520聲明”給反文明反人類的罪魁禍首撐腰

　　《伐林追問》第100期，2020年5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屏幕上的這個人，不知道經歷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人還有沒有印象？

　　紅色高棉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英薩利，曾頻繁訪華。

　　他是紅色高棉的領袖之一英薩利，出生在交趾支那茶榮省，也就是今天越南南部，父親是柬埔寨人，母親是中國人。英薩利擔任過紅色高棉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經常來北京，我那時經常聽到他的名字，看到報紙上他的照片。我們上一期節目中這張照片的說明沒寫清楚，住在費城的余良先生當晚看了節目就寫來電郵，指出我的疏失，讓我很感動！

　　英薩利的妻子英蒂麗，曾任紅色高棉政權社會事務部部長。夫婦二人都留學法國拿到學位。

　　英薩利是柬埔寨大屠殺元兇波爾布特的連襟。英薩利的妻子叫英蒂麗，夫婦倆的名字念起來只有一個音節不同，英蒂麗也是紅色高棉高官，是社會事務部部長。她姐姐喬帕娜莉，是波爾布特的第一任妻子。姐妹倆出生在一個富有的特權階級家庭，年輕時一起去了巴黎，英蒂麗在巴黎大學主修莎士比亞文學，後來成為柬埔寨第一個獲得英國文學學位的人。1951年，她和英薩利在巴黎舉行婚禮。柬埔寨有家英文報紙Cambodia Daily2004年元月有篇報道說，這兩對夫妻後來被江青稱為“柬埔寨四人幫”，不知道是否確有其事。
　　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大多是吃過洋麵包的知識分子，英蒂麗是巴黎大學畢業，英薩利讀了巴黎政治學院，波爾布特是巴黎的埃弗雷學院，但據有關資料介紹，他參加考試，卻沒有及格，隨後自告奮勇回國評估形勢而未能拿到學位。
　　中國人熟知的喬森潘，是紅色高棉政治局常委，第四或第五號人物，也有中國血統，留學法國，1959年以《柬埔寨經濟與工業發展》論文獲蒙彼利埃大學經濟學博士，回國任金邊大學經濟學教授，還一度擔任過經濟大臣、商業大臣等職。後來因故投入紅色高棉，在西哈努克當頭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中擔任副首相兼國防部長，紅色高棉掌權之後，他是國家元首。

　　紅色高棉領導人之一喬森潘，是法國博士。

　　喬森潘與符寧、胡榮，三人是紅色高棉的三大知識分子。符寧與胡榮兩人都有一半華人血統，符寧死得很早：1977年被波爾布特整肅黨內異己處決；胡榮出身貧寒，後來在巴黎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法律，獲得博士學位。他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提到的論點後來成為紅色高棉經濟方針的基石。但他與紅色高棉的大屠殺罪行沒有瓜葛，在紅色高棉攻進金邊之前就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紅色高棉第二號人物農謝，曾經擔任柬埔寨共產黨中央副書記、政治局常委，地位僅次於總書記波爾布特，自稱有四分之一華裔血統，學歷我沒有查到。

　　紅色高棉二號人物農謝。

　　紅色高棉另一個頭目、最高升到第六位的宋成，也是留學法國，學哲學和歷史學；1975年奪取金邊之後，他被任命為副首相兼國防部長，也是紅色高棉秘密警察機關桑德巴爾的負責人，積極參與審訊和酷刑程序的設計。妻子云亞則擔任文化和教育部長。宋成血債纍纍，據稱1978年後六個月裡，他負責在東部大區殺害了超過10萬人，遇難者被指控為“高棉人越南心”，被認定裡通外國。但宋成最後死得非常慘，1997年6月10日，紅色高棉窮途末路之際，宋成試圖向柬埔寨政府投降，波爾布特得知後便先發制人，派衛隊長包圍了宋成住宅，槍擊殺害。喬森潘宣布宋成是“間諜”“叛徒”，波爾布特下令當眾用卡車來回碾壓宋成的屍體，壓得血肉模糊，隨後其妻子及親屬八人也被處決。

　　S-21殺戮場，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內部敵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這裡發掘出的屍體近九千具。

　　柬埔寨從1863年淪為法國保護國。1953年脫離法國獨立。這九十年中，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1942至1945年在日軍占領之下，所以深受法國影響。紅色高棉的中下層幹部群眾，多半沒有什麼文化，但頂層這些領導核心，多半在法國受高等教育，追溯他們的思想和社會運動譜系，我們能看到法國大革命後雅各賓恐怖專政的影子：在1793年9月-1794年7月這十個月中，法蘭西全國有16,594人被送上斷頭台，全法國被就地處決的約有25,000人。
　　社會變革有兩大脈絡，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政變都充滿暴力，中國革命也是延續這一思路，紅色高棉更是這條暴力之藤結出的一顆血腥之果。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這批柬共領袖，大多出身於柬埔寨比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國留學，但是他們不但沒有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進的共產黨。原因何在？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我與中共和柬共》（田園書屋出版）

　　胡平先生有個解釋，他在關於周德高《我與中共和柬共》的讀後感中分析，“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來到西方後，目睹西方的發達，故而對自己所屬的階級的落後與無能感到羞恥感到鄙視，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產主義這套理論產生於西方同時又反西方，這就正好投合了他們既要學習西方又要維持民族驕傲的矛盾情結，所以正中下懷。……波爾布特們之所以狂熱地推行共產革命，倒並不是出於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狂妄’，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也是一知半解的。他們更多的是出於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後來居上，創造人間奇蹟，開闢歷史新紀元。所以他們不但不把蘇共那一套放在眼裡，甚至對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產黨搞的那一套比毛時代的中共，比四人幫還要激進……”胡平先生的一家之言，值得我們思索。
　　波爾布特和紅色高棉的殘酷、偏狹、荒謬，達到無與倫比的程度。我們是經歷過文革的人，深知文革的殘酷、偏狹和荒謬，您再乘以十倍二十倍，可以想象柬埔寨的境界。
　　余良先生在《紅色漩渦》一書中記述他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
　　“疏散”到了荒無人煙的深山密林或偏僻的鄉村安家落戶的市民，在口糧嚴重不足，住無法躲避風雨的茅棚，加上醫藥奇缺的條件下，為了實現“超大躍進”和“儘快建成社會主義”，每天從凌晨四點鐘下田幹活到夜裡九點半鐘才准收工。大批大批的人由此酷暑、勞累、飢餓、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而死去。老百姓吃樹上的水果、到河裡抓魚，都是不允許的；一經發現，輕者毆打，重者處死。作者見到一個華僑小孩因偷吃番薯，被活生生地扔入滾水鍋里煮死。

　　余良著《紅色漩渦：中柬美驚險人生路》（明鏡出版社出版）

　　我們說的紅色高棉罪行，實際包括兩方面，一個是他們對所謂敵人的直接殘酷屠殺，另一個是他們粗暴地推行社會改造而把各階層民眾推入苦難深淵。毛澤東其實也是這樣，但是波爾布特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紅色高棉的暴行，與前蘇聯斯大林肅反、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中國的大躍進到文革，並稱為20世紀四大人道主義災難。
　　被列為敵人、清洗對象的極其廣泛，包括在朗諾政權服務過的人、親越分子、克格勃間諜、美國CIA特務；不願自動離開金邊者，對新政策有所不滿的人，地主富農業主有產者。在大清洗中，為節省子彈，殺人多用棍棒重擊或以斧頭砍殺。後來挖掘出來的許多頭蓋骨上，都留有被斧頭砍出的裂痕。向柬共投降的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從總理、司令、部長到廣大士兵，幾乎全部殺掉，許多人是全家殺光，如旅遊部長努諾夫人一家十四口無一倖存。因為與越共有宿怨，柬共把來不及撤走的兩萬越南僑民統統殺光，仍不解恨，有越南人血統和會越南語的柬埔寨人也要殺。
　　1976年夏，一直處在幕後的波爾布特，走上了前台，出任政府總理。年底他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開始了對黨組織的內部清洗。越是勞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成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東部大區就以“親越嫌疑”一次處決了近十萬幹部和將士。僅金邊南部的圖士楞監獄就處決了14000名柬共幹部及其家屬。由越南回國的二千多柬共前身原人民黨黨員，其中許多曾留學中國、蘇聯，全部被殺光；滿腔熱情地從外國回來為國家服務的一大批知識分子都被當作特務，先送去農村，再全部加以殺害；再擴大到連戴眼鏡的也不放過，會說外語也是死罪，教師、醫生、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也都當成敵人。

　　波爾布特對社會改造，早有自己一套極其偏狹的藍圖。

　　至於社會改造這一塊，在紅色高棉攻占首都金邊之前兩個月，波爾布特柬共中央就制訂了計劃，在攻占金邊當天，就開始實施：將全體城市居民驅趕出城。沒有準備的人們匆忙帶着一點隨身用品，沒有明確目標地逃往農村，是死是活，全憑各人的運氣。三天后，200萬人的金邊成了一座空城，好幾萬人、十幾萬人甚至更多人死於一個多月的流浪乞討途中。紅色高棉稱這是因美國飛機馬上要來轟炸，後來又說是怕城裡隱藏着大量階級敵人。事實上，是紅色高棉沒有經驗、也根本不準備學會管理大城市。
　　波爾布特的新人、舊人的概念，與我們通常所說的概念是正好相反的。我們會認為，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是舊人，要通過思想改造成為共產主義新人；波爾布特的概念卻是，老根據地的人是“舊人”，是經過革命考驗的、符合理想的基本群眾，新打下的城市的市民是“新人”，寄生在資本主義毒瘤里，需要趕到革命根據地農村，接受“舊人”的改造，這套概念真夠奇葩，是貨真價實的倒行逆施！
　　總之在波爾布特看來，城市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象徵。它會腐化幹部和群眾。要建設理想社會，就必須消滅城市。而且，是刻不容緩地馬上消滅。中共推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有個緩衝期，先搞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兩三年後再通過合作化收回；進城之後也是先實施新民主主義過渡幾年，再搞三大改造，改造也有一定步驟。波爾布特可不是這樣。一些後來與波爾布特決裂的柬共幹部回憶，占領金邊後不久，召開過一個高級幹部會議，波爾布特第一次公布了共產黨掌權後的基本國策，除了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之外，更要命的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實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給制，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有的出席者回憶說，當時的決策還包括廢除學校和醫院。

　　波爾布特眾叛親離，這是他最後的火化處和葬身處。

　　紅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內使國家實現現代化。推廣原在控制區實行的合作社制度，全體國民都成了強迫勞動的奴隸，刀耕火種，打下的糧食全部交公。問題還不在一切都是超強度的原始體力勞動，而是在於不准發明和使用技術工具，來提高勞動效率。允許種蔬菜瓜果，但收成歸公。偷吃瓜果被定為偷竊罪送村委會懲治。生產力被嚴重破壞，魚米之鄉變得連稀飯都喝不上、昆蟲都吃不上。紅色高棉視知識為罪惡，不設正規學校，禁用書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締傳統歌舞戲劇，嚴禁西方文化傳播。柬埔寨共產黨人自豪得很：“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中國人還在用錢，還允許私人養點雞鴨，中國人和越南人還是以家庭為單位吃飯。而柬埔寨全國，鈔票、商店、廟宇、學校，全都一掃而光；沒有郵政電信，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還俗，回教徒被強迫吃豬肉。人類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間退回到蠻荒時代。
　　美國德拉瓦大學程映虹教授1999年寫過一篇文章《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認為紅色高棉的目標是要“超過列寧和毛澤東”，“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美國德拉瓦大學程映虹教授。

　　後來程映虹教授補充說，還應該明確指出：紅色高棉的本質是反文明，所有那些革命口號和野蠻措施集中到一點，不過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強制甚至暴力去實現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所提出的消滅三大差別（階級差別、城鄉差別和腦體差別）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制度、成就、規範和觀念。在國際共運中，以這些觀念為基礎的政策最突出地表現在毛澤東文革中，紅色高棉則更推向極端，最不可思議的是廢除家庭，實行配給婚姻，即在“集體生活”基礎上由黨指定性伴侶。
　　在紅色高棉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政策中，撤空城市可以說是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撤空城市就是廢除以城市為空間的各種文明制度。波爾布特說“驅趕所有人離開城市，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創舉”。
　　意識形態之外，廢除城市的政策也有現實層面的考慮。它是紅色高棉經濟大躍進的一部分，因為在紅色高棉看來，城市人只是消費者，不是生產者，而對他們的強迫勞動可以增加生產（這和古巴共產黨領袖卡斯特羅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卡斯特羅認為城市人都是好逸惡勞，都應該下放到甘蔗地里去）。一個紅色高棉幹部這樣對被驅趕下鄉的城市居民說：“把城市人口遷到山區去，發展山區經濟，是我們的一大發明，法國人做不到，西哈努克也做不到，只有我們才有辦法做到。你們想想，如果整個山區發展起來，我們柬埔寨的米糧、生果以及山區作物，要多少有多少！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放開肚子吃飯吧！”
　　是不是很像中共大躍進痴人說夢的口號？

　　華國鋒等人到機場迎接紅色高棉領導人，鄧小平與波爾布特熱烈相擁。

　　紅色高棉敵視城市一個更深層的現實因素是它長期活動在邊遠鄉村，不但沒有管理城市的經驗而且對城市生活非常隔膜，因此不要說有效管理一個城市，就是維持日常運作都讓他們望而生畏。那麼，乾脆廢除城市而不是學習如何管理或控制城市，就成了最方便的選擇。按照程映虹的看法：“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波爾布特用恐怖手段，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全民都變成一個工農勞動階級，達到了絕對的平等。
　　今天是（2020年）5月20日，整整半個世紀前，中國有一篇很有名的“5·20聲明”，就與我們今天談到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撾有關。

　　毛澤東“5·20聲明”的漢英對照單行本。

　　那是1970年5月20日下午，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五十萬人大會，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以及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出席大會。林彪宣讀了聲明，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篇聲明，連標題在內，只有935個字。是由喬冠華起草、毛澤東審閱署名，寫得堅定有力，很有鼓動性的。但是林彪拖長音調，有氣無力地，用一口湖北話，念了一刻多鐘。我當時還在農村學大寨為革命種棉花，各家各戶都裝了有線廣播喇叭，村里不懂事的孩子就學着林彪慢騰騰的腔調。聲明寫道：“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美國侵略者在越南、老撾打不贏，陰謀策動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的反動政變，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復轟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憤怒反抗。……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

　　以毛澤東“5·20聲明”為主題的文革宣傳畫。

　　有一首文革後期很流行的歌，就是根據520聲明而寫：“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這首歌，學生歌詠比賽唱，民兵拉練行軍時唱，小女孩跳皮筋也唱。文革中唱，文革結束了也還可以唱，現在中美貿易戰，也有人重唱。唱去唱來，越南打完美帝打柬埔寨了，中國不打美帝打越南了。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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