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安葬仪式都是为了活人、给活人看。周恩来下令对高岗“善殓厚葬”，他是要给谁看呢？按照高岗被全党批判的处境和这样的死法，周却要善殓厚葬，不可能是要安慰高岗的家属，也不可能是为了安抚高岗的部属——周的这种做法，自有其深意


　　一代枭雄赴死谁也拦不住，周恩来下令厚葬给谁看？

　　《伐林追问》第96期，2020年5月11日首播

　　◆高伐林


　　高岗是1954年自杀的。他怎么死的？有说是服安眠药，有说是摸电门，也有说是开枪；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
　　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干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高岗自杀未遂。也有各种说法：畏罪自杀，假自杀来要挟中央。最可信的说法来自当时在场的高岗秘书赵家梁的回忆。他与高岗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书中《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中有完整的记述。

　　赵家梁、张晓霁合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

　　赵家梁说，高岗在1954年1月就在毛裤里缝了20粒安眠药，准备被捕以后自杀用。医生说这种药“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
　　2月17日那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身边的卫士长、机要秘书都打发出去办事；还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身边只剩下值班的从沈阳带进京的老卫士矫洪良。高岗要矫洪良陪他去院里走走。边走边聊，问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矫洪良有思想准备，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
　　但高岗手伸过去坚持要看。卫士没法，就取出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高岗却硬要：“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不顾矫洪良反对，夺过弹夹和子弹。
　　矫洪良目送高岗上楼后，赶紧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卫士长找到正在计委副主席贾拓夫那里谈事的赵家梁，匆匆骑自行车赶回东交民巷8号高岗官邸，李力群等人也先后回来，他们商定先把高岗稳住，再设法弄回枪。

　　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和最终自杀成功，都是在北京市东交民巷8号。

　　高岗准备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毛泽东的信，在2月初他口述，由赵家梁整理誊清，装进信封，信封上他写了“毛主席”，又装进一个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又写了一封信，不满一页，字迹工整，请求周恩来照顾他的妻子儿女。高岗把这页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写上“周总理”。他还进卫生间刮胡子，不慎刮破左下巴，渗出血来，信封也沾上了血迹。
　　李力群回来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把她支开要她去找师哲，找来服务员，要他把两封信交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服务员下楼把两封信交给赵家梁。赵家梁等人一看信封上沾着血迹，大吃一惊，顾不得是写给谁，决定立即拆阅。拆开给周恩来的信，是一页托孤遗书！大家感到情况紧急，冲上楼去，赵家梁激动地哭喊：“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高岗一惊，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他拉着赵在身边并排坐下。机要秘书和李力群紧跟着进了餐室，高岗让他们二人烧信，赵家梁多少年后回忆这一瞬仍刻骨铭心：
　　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一进入1954年，高岗就有了自杀的念头，琢磨最有效的方式。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赵家梁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双双倒在地毯上。高岗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赵家梁紧紧抱住不放。高岗终于把手枪抓在左手中，赵家梁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瞬间，人们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奔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使劲掰开高岗手指，终于把枪夺了下来。
　　赵家梁等人不敢隐瞒，很快向上汇报了。高岗试图自杀，使刘少奇、周恩来作出更无情的决定。当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这个名目十分诡异。从18日开始，高岗被软禁，他的秘书赵家梁成了他的管教组长。
　　这是个重要转折点。座谈会对高岗的批判陡然升级了。事过一周，高岗在2月24日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还说，那天的自杀，是自己一时思想胡涂，企图一了百了。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列举他十大罪状：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出党”，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对干部许愿封官，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个人生活腐化堕落等。给他自杀定性：在其野心被揭穿和失败之后，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与邓颖超。

　　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由于高岗自杀未遂，也大大恶化。自杀岂不表明高岗对他毛泽东不再信任？岂不表明高岗对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以死来抗议？岂不让他下不来台？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亲笔作了一些修改。加了“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份量就重了许多。
　　3月下旬至4月上旬，《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各地传达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尤其是东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和所属分局，更召开会议，联系实际揭发批判。由于中央把高饶的问题定性为搞独立王国和派性，连带而来的必定是对东北和华东官场进行清洗，对所谓“五虎上将”的揭批炮火更是硝烟弥漫。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林枫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
　　通观整个揭批高饶的过程，我明显地感觉到周恩来的作用特别突出——又是主持会议，又是定调总结，又是各地传达，说的话也非常重、非常狠。高岗的崛起，削弱了周恩来相当一部分权力，毛泽东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周恩来不满和提防；而后来也是毛泽东安排让周恩来出面在第一线指挥揭批“高饶联盟”，专门委托周去找人谈话，调查高岗，透露出毛泽东极深的机心。

　　五十年代初，高岗、李力群和子女们。

　　高岗在全党揭批的压力之下，4月29日写了《我的反省》，进一步承认去年他在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言，“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也承认自己的野心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是，他对四中全会的结论、对许多人尤其是陈云的“揭发批判”口服心不服。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这个陕北汉子心里并没有放弃继续寻找自杀机会。
　　前段时间有观众说，与反右、四清、文革相比，高岗挨批挨整所受的待遇，那算什么？没有关牛棚，没有戴高帽，没有皮肉受苦，没有挂牌批斗……竟然都受不了、想不开！但这是中共建国之后的第一场党内整肃。高岗如果经历过后来那些批斗，再回顾这第一场，他也会同意实在很温和。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后来毛泽东对战友部下、中共对敌人、对革命功臣的摧残，会疯狂升级到什么程度，他认为自己这就是倒霉透顶了。他用来对比的只能是过去的经历。1935年，他曾经被肃反差点被活埋，但那时他年轻，脑袋别在腰上造反，失去的只是一条锁链，想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现在呢，他得到了高官厚禄香车美女，却再也受不了一条锁链。
　　饶漱石没有自杀，一直在苦熬。先是被软禁，1955年4月被逮捕。不明不白关了十年，才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4年徒刑，不久被假释出狱。但文革一爆发，被重新收监。1975年3月2日病死于监狱。

　　饶漱石苦熬多年，也并没有熬到出头之日。

　　支撑饶漱石这样的人活下来，与其说是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信条，不如说是一个渺茫的希望：说不定能撑到平反昭雪那一天呢？但是希望到底还是破灭了。高岗活了49岁，饶漱石活了72岁。但我猜测，饶漱石说不定还羡慕高岗呢。
　　高岗给中央写《我的反省》送上去一百多天，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答复，连个电话也没有。高岗越来越绝望，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
　　按照对正常人的心理来判断，毛泽东应该是一来内心有愧，二来内心有悔的。愧，本来高岗是秉承我老毛的旨意与刘少奇、周恩来抗衡，最后自己扛不住党内压力，对高岗一甩了之；悔，高岗是对我老毛忠心耿耿的猛将，被整得抬不起头，反倒让刘、周占了上风。
　　这里有一个蹊跷之处：据说毛泽东在高岗做检讨之后，私下让习仲勋给高岗捎话，这个话却没有带到，在高岗被管教下，习仲勋根本找不到见高岗的机会。美国之音报道过这个说法，但最先是李力群透露：“这是总理跟我说的”，毛泽东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但周讲这个话已经是文革中期，高岗死了十几年了。李力群说：“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

　　习仲勋。毛泽东要习仲勋去看高岗，给高交底，但习仲勋没去？

　　李力群说：“毛泽东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李力群还追忆，毛泽东从杭州回来，在北戴河对周恩来发脾气，在政治局开会时还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时还提到“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
　　毛泽东是否要习仲勋去给高岗传话？周恩来当时直接处理高岗后事，不可能不调查高岗走上绝路的原因，他应该非常清楚究竟有哪些人去看过高岗，怎么可能到了文革中还要问李力群：“习仲勋去讲了没有？”如果毛泽东真的交代过要习仲勋去，习仲勋为什么没去？是畏惧刘周邓他们的淫威？还是有某种预感，总之，高岗并不知道毛泽东还想保他，终究还是自杀身亡了，死在1954年8月17日，离他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整整半年。一个人真想死，总会找到机会的，别人防不胜防。
　　前一天，天氣酷热。上午11点多，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发现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源插座的墙边。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就没有报告此事。8月17日凌晨1点，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妻子谈了很久。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那一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之类的话，“狼来了”喊多了，李力群并没有特别在意。她怀着身孕，实在太困乏，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李力群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在凌晨3点20分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事后分析，这是他要吞安眠药，没有水咽不下。在黑暗与匆忙之中，他没有觉察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被他压在身下。
　　8月17日，星期一。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但是高岗沉睡不醒。李力群一喊再喊，一推再推，又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急奔出屋，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其他人也随后赶来，见高岗仰卧在床上，呼吸沉重，一动不动。
　　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抢救。但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上午10点17分停止抢救。
　　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最先一起赶到。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也先后到来，彭德怀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毛泽东是在北戴河得知高岗的死讯。

　　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据说当时毛很生气，反应很强烈，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但一段时间之后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本想让他去陕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我想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
　　周恩来带着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赶到的，当即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接着，周恩来口述了一个19人名单，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一起工作过的，或是中央各部门主管，通知当晚8点半在这里开紧急会议。
　　8点半周恩来通知的人到齐，周恩来宣布：“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一起来到大厅。周恩来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一位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分析，排除了外人给的可能性，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他藏在什么地方？天热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而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不过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卫生间挂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小楼梯下面。这都是事后推测，无法核实了。

　　北京万安公墓中的高岗墓。

　　赵家梁、张晓霁写道：机关事务管理局照周恩来指示，从市场上买来最好的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一层，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好不容易才搬上卡车。按中共信奉的唯物论，人死如灯灭，将尸体灌进防腐剂放进金棺银椁，还是把骨灰塞进一个陶罐，死者都不可能知晓，也无所谓。死亡安葬的种种仪式都是为了活人。为了哪个活人呢？为什么周恩来下令善殓厚葬？他是给谁看呢？按照高岗这样被全党批判的处境，这样死法，却要善殓厚葬，周恩来不可能是要安慰高岗的家属，也不可能是为了摆平高岗的部属。他是猜准了毛泽东的复杂心态，他要给毛泽东看。
　　8月21日，按周恩来的交代，把高岗安葬在地处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没有哀乐，没有覆盖党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最后人们不声不响离去。赵家梁、张晓霁写道：“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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