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大會師之前有個小會師，會師的是三支紅軍：張國燾的部下、孤軍從鄂豫皖長征而來的紅25軍；陝甘邊根據地劉志丹、高崗的紅26軍；陝北根據地謝子長、郭洪濤的紅27軍。上級“欽差大臣”也空降好幾位，會師第二天，肅反開始


　　習近平親自告訴李力群“必為高崗平反”

　　《伐林追問》第86期，2020年4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我們談到了胡耀邦、曾慶紅和胡錦濤相繼着手解決平反高崗這個黨史遺留問題，而習近平上任後沒有動靜。但是昨天，我應陳小平先生的邀請，跟從李南央女士參加《今夜很政經》訪談節目，節目做得很長，我的手機耗完了電。我在這次節目中第一次得知，習近平在成為中共當家人之後，曾看望過高崗的遺孀李力群，並許諾“必為高崗平反”。這個情況，是李南央從她父親李銳先生的日記中查到的。

　　李銳曾擔任過高崗的秘書，對高崗有切近觀察。

　　李銳在四十年代後期曾經擔任過高崗的秘書，對高崗有一個折服、欽敬，到對其某些方面不以為然、進一步認為中央給他越來越多重任並不適合……這麼一個認識過程。後來發現了機會，就離開高崗，去給陳雲當秘書了。李南央從李銳日記中查到兩條，雖然不能算第一手材料，卻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一條，是2014年8月17日：“上午陳伯村的女兒陳鋼來……談到，習近平去見過李力群，高崗的問題不要急，慢慢來。”——陳伯村，是高崗的老部下，擔任過中共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東北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長，文革以後被安排為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另一條是大半年以後的2015年4月22日：“高崗的女兒來了……高濱濱，小女兒細談父親死的情況，細談了當時許多情況，她都作了調查。習近平告李力群必為高崗平反。”
　　但是到今年（2020），習近平上任都八年了，做出上面所說的許諾已經五六年了，李力群到死也沒看到丈夫平反。
　　李南央女士介紹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高層情況，尤其是談到將一切人，包括女人甚至自己的妻子都只看成黨的工具的黨文化。就拿李力群來說，17歲被毛澤東作主強行分配給高崗當老婆，當時在場的有王若飛、王明、柯慶施、習仲勛，當然還有毛澤東和高崗，這些人應該屬於中共黨內政治思想覺悟最高的群體吧？但他們沒有一個人在乎李力群的意願和感受，都認為配給高崗理所當然。這與過去農民起義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有什麼兩樣嗎？當李力群羞憤交加跑出門去，在法國留過學的王若飛追出去做工作，說這是黨的需要。可想而知，這群人要建立的新社會是什麼樣子？那就是一切人都是黨的工具，聽黨指揮、供黨驅使、為黨獻身，要你幹啥就幹啥；不要你幹啥你就不能幹啥。

　　高崗、李力群夫婦。

　　話說到這裡並不算完。再看看李力群本人的反應。李力群不能忍受在國民黨地區的黑暗，投奔光明、不願接受包辦婚姻的命運，才來到延安，卻遇到這樣的事。她想不通，不樂意，但她並沒有抗婚、逃婚，而是被“黨的需要”這些說辭說服了，嫁給了這個比自己大15歲的男人。順從了，習慣了。忍受丈夫的打罵，據說曾經被高崗揪着頭髮暴打，也忍受丈夫的出軌不忠——那甚至不能叫“出軌”，那就是高崗這樣的人的常軌、正軌。她已經不是一個獨立的人，而就是高崗的馴服工具。從李銳日記中我們甚至得知，她還幫着丈夫去找女人。——我想起前年採訪阮銘老先生，他在回憶周揚時，特別強調他們關於宣傳普及“異化”這個重要概念的貢獻，李力群就是完全異化了！
　　在李力群身上，這種異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與高崗和他身後的體制，各取所需，互通有無，甘心將婚姻變為交換的籌碼，也就是世俗利益的算計。以自己是高崗夫人、高崗遺孀這個身份要求特權。我在節目中說，李力群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申訴要求給丈夫平反，不能說沒有要求政治上的公正對待的積極意義，但更現實的是要豐厚的經濟和生活條件的收益，黨也正是用特權階層的利益來滿足她。她認為黨虧待了她的丈夫和自己一家，從論功行賞的角度看，黨應該犒賞高崗這樣的開國元勛以及家庭子女；如果從賠償損失的角度看，黨整錯了高崗，既然是整錯了，她理直氣壯地要求黨重重地賠償他和自己。

　　高崗遺孀李力群生前多次向中央申訴，要求給丈夫平反。

　　我們再說回高崗。
　　當人們提起高崗時，頭腦中往往出現一個草莽漢子的形象。其實他在中共早期領頭扯旗造反者當中，遠不是文化水平低的。他雖然出身貧苦農家，卻考入橫山縣立第一高級小學，組織學生自治會擔任過主席，小學就鬧學潮，被開除學籍。當時陝北最著名的兩所學校之一榆林中學的校長杜斌丞收他就讀。榆林中學和綏德第四師範學校，是中共西北根據地一大批領導人的政治搖籃，走出了劉志丹、謝子長、賈拓夫、劉瀾濤等人。高崗1927年1月又進了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

　　高崗有一定文化水平。

　　1932年2月起，高崗和謝子長、劉志丹創建中共的武裝，處在與敵人犬牙交錯、拉鋸過程當中，黨組織名稱和紅軍番號變去變來，上級和戰友們犧牲、失蹤、投敵、調動一刻不停，就不細說了，說一下陝北救中央、中央救陝北。但這也是個很複雜的題目，牽涉太多的人，我試一下能否大體講清楚，就從1935年講起。
　　“陝北救中共”，這個話毛澤東講過多次。1945年4月21日，毛主持中共七大預備會議時說過：“沒有陝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地”是湖南方言，官方解釋這話的意思是：就不得了！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也說：“沒有陝北這塊地方，我們這些老頭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這句話就很明確了：陝北救中央，指的是這塊地盤。在整整一年的長征中，被蔣介石的軍隊圍追堵截、白天黑夜顛沛流離、疲於奔命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停下來、坐下來甚至躺下來的喘息之地。
　　陝北救中央不需要多講，但中央如何救了陝北，救了高崗，需要重溫。
　　陝北當時是怎麼個情況呢？我們說陝北，實際上當時有兩塊根據地，陝甘邊和陝北，各有一個特委，互不相屬。1935年2月，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和兩區革命武裝，高崗擔任西北工委副主席，秘書長是郭洪濤。後來又成立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陝甘邊的武裝編成紅26軍；陝北的武裝編成紅27軍。

　　劉志丹（1903－1936）

　　郭洪濤這個人可以說是陝北肅反大殺自己人的起因，雖然他不是職務最高權力最大的。郭洪濤擔任過陝北特委組織部長、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再次提醒一下，這裡說的“陝北”，不是大陝北，是與陝甘邊並列的“陝北”。他追隨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路線，起草了一篇重磅文章，刊登在陝北特委辦的刊物《西北鬥爭》上，嚴厲批評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人，這幾個人，都是陝甘邊特委黨和紅軍的主要幹部。——陝北特委的刊物發表這篇批評陝甘邊特委的文章，很不尋常吧？我們能想象今天湖北省委機關刊，發表一篇嚴厲抨擊河南省委負責人的文章嗎？

　　郭洪濤（1909—2004）

　　郭洪濤扣了一串帽子，說劉志丹等人領導下的紅26軍“一貫的拘泥於逃跑主義與竄梢林主義（即鑽山溝逃跑主義）”，還說“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還有“招兵買馬拉攏土匪流氓的發展”，“在富農路線的脫離群眾的領導下，斷送了邊區的游擊運動”等等。這都是很重的話，當時說誰“右傾機會主義”，弄得嚴重了是要殺頭的。
　　此文的極左思想得到了遠在河北的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的肯定，也得到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意，這就給日後陝北肅反埋下禍根。成了以後左傾勢力整治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的“理論依據”。
　　孔原後來擔任過中國首任海關署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他夫人許明是周恩來的秘書，文革初期自殺，他的兒子孔丹最先率領同學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廢除高考；後來先後擔任光大集團總經理、中信集團董事長。退休後，與另一位紅二代秦曉，就信仰問題爆發激烈爭吵。

　　孔原（1906—1990），中共建政之後任首任海關總署署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

　　1934年9月，謝子長在傷重去世之前，向孔原秘密寫信告劉志丹和張秀山、高崗等的狀，說劉是“老右傾”，提出“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組織西北代表團，或組織西北工作委員會，領導西北全部工作”。孔原一聽，這還了得！就派朱理治等人來到陝北坐鎮，全面清洗所謂的“右傾取消主義”。
　　當時中共的組織關係十分混亂，而且往往多頭多條線指揮，有時攪成一團亂麻，不知誰的官大權大，該聽誰的。朱理治本是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1934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決定調他去河北幫助孔原，10月，他被上海臨時中央局委任為河北省委副書記兼省委組織部長，但又被孔原派去陝北。順便說一句，朱理治的兒子朱佳木，幾十年之後先後擔任過胡喬木和陳雲的秘書，最後當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朱理治來到陝北之際，正趕上紅軍打了5個多月的仗，挫敗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圍剿。劉志丹、高崗所部殲敵4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3千餘支，紅軍主力部隊擴大到5千餘人，游擊隊擴大到7千多人，蘇區擴大到30多個縣，陝甘邊、陝北兩大根據地連成一片，管轄人口百萬。據張秀山後來說：“根據地比1942年陝甘寧邊區還大。”

　　朱理治（1907－1978）被派到陝北當“欽差大臣”。

　　孔原給了“欽差大臣”朱理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代表”雙重名義，還交給朱理治一封長達3萬5千字的指示信，成為朱主持西北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孔原和柯慶施還給朱寫了一封7千字左右的軍事指令，順便還送他一本小冊子——鄂豫皖根據地的領導人張國燾、陳昌浩編撰的《肅反》，其中提供大量“肅反”經驗。
　　隨後，上海臨時中央局又派了聶洪鈞到陝北。
　　朱理治一到陝北，迫不及待地召見了郭洪濤，郭向朱大告其狀，抨擊劉志丹、高崗等人。後來朱理治承認：“那時候僅僅和洪濤同志一個人談話，沒有找其他同志談話”，得到的情況是有缺點的。1935年7月15日，朱理治主持召開西北工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都長達萬言。朱號召“必須無情地展開反對右傾取消主義，反對暗藏的右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他還提出一個偉大的戰略任務：說“陝甘黨的中心任務是在於鞏固陝北、陝甘邊蘇區，要將陝西與四川的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使川陝蘇區有偉大雄厚的根據地，並進一步地使川陝蘇區與新疆、青海、甘肅的偉大革命運動聯繫起來”。口氣大吧！

　　張亞東作油畫《紅二十六軍成立》，將劉志丹、謝子長、張秀山、閻紅彥等都畫進去了。

　　國民黨調動15萬兵力，發動第三次“圍剿”。軍事上十足外行的朱理治、郭洪濤主張首先攻取敵軍重點防禦的軍事重鎮瓦窯堡，劉志丹憑藉豐富的作戰經驗認定這是軍事冒險，但只好率兵前往，一看這裡碉堡林立、山寨相連，火力網密布，遍布達3－5米的梅花坑，坑內布滿竹籤子、尖刀等。劉志丹說：“依我軍現有的裝備和兵力，硬打強攻，全部傷亡完也無濟於事。”決定避實就虛奔襲橫山縣城，但激戰多時也沒攻下。這就給郭洪濤進一步指控劉志丹、高崗有“鬼”提供了理由。
　　但朱理治這時沒有足夠力量組織肅反，正巧鄂豫皖的紅25軍來到了陝北。這支部隊是怎麼回事呢？1932年秋，張國燾、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去，留下一支部隊就地堅持，牽制圍剿的國軍。1934年11月，這支3千多人的紅25軍也奉命長征，經過湖北北部、河南西部，一路拼殺，12月到達陝西南部。又繞了個大彎，1935年9月16日，紅25軍與26軍、27軍舉行了盛大會師。這時徐海東任紅25軍軍長，程子華任政委，實權由參謀長戴季英操控，戴季英曾經擔任過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審訊科科長，以擅長“逼供信”著稱，鄂豫皖很多幹部談戴色變。

　　紅25軍長征路線。

　　會師的是三支紅軍隊伍，紅25軍，從鄂豫皖長征而來；紅26軍，是陝甘邊根據地，由劉志丹、高崗、張秀山帶出的隊伍；紅27軍，是陝北根據地原來由謝子長、郭洪濤指揮的隊伍。
　　郭洪濤一直看劉志丹、高崗他們右傾不順眼，有了中央代表朱理治來撐腰，又得到紅25軍戴季英等人的支持，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會師大會的第二天，9月17日，朱理治、郭洪濤與戴季英等人策劃從組織上打擊劉志丹、高崗等人，在朱理治主持下召開了西北工委、紅25軍一道而來的鄂豫陝省委和軍隊領導的聯席會議，強行通過決議，統一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朱理治擔任書記，郭洪濤擔任副書記，他安插進來許多嫡系人物，高崗、習仲勛都被排除在外。接下來改組西北軍委，軍委主席原來是劉志丹，換上了聶洪鈞。會議決定將紅25、26、27三個軍合編為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全軍團約9000人。

　　鄂豫皖的紅25軍到達陝北，與紅26、27軍會師，成立紅軍15軍團。

　　高崗對這一任命不滿，向朱理治抱怨，遭到朱理治嚴厲批評。高崗1951年10月在東北局會議上的講話透露，當時他提意見，並不是因為這個政治部主任的官太小，而是感到朱理治、郭洪濤等人對陝甘邊根據地領導人的安排不公道。
　　會師大會後，還蒙在鼓裡的劉志丹，組織紅26軍、27軍的幹部到遠道而來的紅25軍參觀學習。各部召開會議向連以上指揮員傳達新成立的陝甘晉省委和軍團的要求，西北紅軍向紅25軍學習打大仗、打硬仗的經驗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向紅25軍補充兵力；將繳獲的最好武器裝備交給紅25軍；給紅25軍支援被裝。因為西北紅軍經過二、三次反圍剿的19次戰鬥，繳獲很多，部隊武器裝備有了很大改善，紅26軍每個主力團都編制一個機炮連，配備的武器是迫擊炮和重機槍。每一個連有輕機槍8挺以上。主力兵團共有56個連隊5300多人。相比之下鄂豫皖前來的紅25軍長途跋涉、一路拼殺過來，兵員武器都很缺乏。
　　這次聯席會議後，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成為中共在西北蘇區“最高三人團”。“最高三人團”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肅反”：清洗以劉志丹、高崗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人和領導者，甄別篩選他們麾下的數千幹部、戰士。他們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對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人下手。程子華、戴季英等紅25軍領導人給朱理治打氣，說紅25軍此來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助陝北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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