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几乎没什么工业，无产阶级代表很少，选举时动员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王明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落后些；毛泽东也承认：农民不认为他们是领导者，工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当领导


　　中共发誓“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

　　《伐林追问》第76期，2020年3月25日首播

　　◆高伐林


　　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我们这个民族与世界上很多民族不同，就主体而言，并无宗教信仰，历史就起到了宗教替代品的作用，人们普遍有这样的意识：敬畏历史、时时想着面对“历史的裁判”、青史将怎么记载？所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这一类格言流传了千年，被无数代人念叨。当代中国人就更有必要重视历史了。为什么？原因被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不朽名著《1984》中说得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七十年来或者说一百年来，中共的几代领导人为了各自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目的，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编造历史，要么用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正确性，要么用来宣传自己行动的必然性、必要性，他们掌控了教育和出版、媒体乃至文艺作品的大权之后，更把人们的历史知识更搅得一塌糊涂，史实茫然，史观错乱。到现在，还有为数巨大的民众相信：中共长征是北上抗日，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就在昨天，一位有识之士对我痛心疾首地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就像方方封城期间的日记中说的：为了从螺丝钉变成真正的人，必须不断地自我斗争、清除外界强制输入的毒素，我们这样从小受中共灌输的一辈人要这样做，下一代年轻人从小也受中共灌输，也要这样做。
　　前些时《伐林追问》播出后有位网友留言批评我说：“作为历史学家，思路好浅。”“思路好浅”您批评得对，但“历史学家”您说错了，我当然不是“历史学家”，充其量是历史普及工作者而已，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能有所进步。上一期《伐林追问》节目，有位网友张师君写道：“高先生讲的内容就史实而言无大问题，但是福建事变这个问题，黄道炫考证红军是来不及去支援，毕竟他们本来存在的时间就不长，苏区的错误并不都是博古的。另外，去支援的话，战果怎样是极其值得怀疑的。”我看您是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很有自己的见解，我建议您能撰文或者开设视频节目，好好讲一讲。

　　中共出版了大量关于党史和近代史的著作。

　　下面接着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这个怪词，来自俄语，是“代表会议”的意思，是苏俄在1905年革命时期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要是直译，以之为名的许多中共机构就狗屁不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若叫中华代表会议共和国，行吗？所以就用音译含糊过去，苏联人听不懂前后的中华和共和国，听懂了“苏维埃”，知道跟他们是穿连裆裤的，就好。
　　1927年广州起义时中共建立了为期短短数天的苏维埃政权，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苏维埃地方政府。1931年11月7日，苏俄十月革命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瑞金县的叶坪村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等人宣布中国已经分裂为苏维埃的中国和国民党的中国，公开主张武装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党史声称，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说的也对，毛泽东帝国、邓小平帝国和习近平帝国的许多倒行逆施，其实在当年苏维埃国埋下伏笔，或者已经显露恶果，给后来的中国，特别是当时的苏区带来了深重灾难。过去官方当然是闭口不谈的，受害的农民没有话语权，国民党所讲的，在中共宣传下民众不敢相信，所以几代中国人都不太了解。今天要好好说道说道。

　　明镜历史台推出过很多还原历史的节目：党史专家阮铭（左）答问。

　　过去讲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共，往往讲中共内斗比较多。中共的肃反比斯大林肃反还早好几年，苏联的肃反，是从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杀之后，斯大林借此机会大清洗，1936年达到高潮；而中共的肃反早多了，1930年在中央苏区发动肃清AB团，引发富田兵变事件，富田事变后，各地反AB团运动被推上高潮，中央苏区的四万红军中多达四千四百多人被杀。连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萧大鹏都被处决；整个红二十军全部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连许多兵士都无法幸免，最后二十军被解散，虎口余生的兵士被编入红七军。

　　写在江西省赣南兴国县潋江书院墙壁上的标语“打倒勾结军阀进攻革命的AB团”。

　　苏区肃反，军队是重点，加上地方干部群众和其它苏区，共有七万多人先后被杀。虽然比苏联大肃反早，却也是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原则精神之下搞的，从一些肃反对象的罪名也可以看出来带国际色彩，什么“托派”、“社会民主党”等，都是舶来品。这些内斗以前讲得比较多，我就不细讲了。重点放在这个“国中之国”与苏俄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讲它倚靠苏俄反人民的性质，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整个苏维埃国，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共产国际事无巨细都过问都干预都规定。既远程遥控，又派人前来，手把手地传授，甚至亲自部署。大概只有长征那一段，因为断了联系——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但中共还是几次派人辗转迂回，去莫斯科汇报请示。
　　例如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几次指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甚至给中共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导对于富农采取什么办法；
　　在武装暴动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在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指示中共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还要求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
　　中华苏维埃国的宪法大纲中说：苏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的联盟者。实际上当然不是联盟者，应该说是指挥者，操纵者。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前不久周孝正教授对我说过：今年，2020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不是明年，2021年是中共一大一百周年。他说得完全准确，去年10月，我在《伐林追问》节目中说过，1920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共二大更明确规定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不仅直接向中共下达行动指令，更直接干预、参与了中共党内的反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的路线斗争。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提供经费，派人来指挥作战。中共已成为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共产国际的阴谋在此之前已为国人识破。1925年章太炎说：“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藉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1926年五月六日以章太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为虎作伥。

　　章太炎早就指出：“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

　　中共当然不会听他们的，认定了要夺取政权，只能走这条路。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没有自主权可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一切行动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和精神，对此，中共并不讳言。它公开地说“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是中共文件原文，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类似的话不知说了多少次，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向党员和民众传达重申了多少次。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中共领导人王明在分析中国革命的优越条件时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直接”二字，说明了很多问题！
　　对上，对苏俄是这样，对下，对人民如何呢？
　　一苏大通过的苏维埃国“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在公民选举权上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
　　这个“宪法大纲”比起此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是严重倒退。由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有很多缺陷，以前我们也介绍过，但它贯穿着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可见不管是民国谁当政的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主流，政客们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而苏维埃国的“宪法大纲”却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行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

　　1934年中共在瑞金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与苏俄是相同的，代表会议，这是俄国革命党人在1905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工人、穷苦农民、红军士兵有选举权，其它一切阶级都被排除在外。为完全操纵选举结果，《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因而无产阶级代表很少，选举时动员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这样的工人素质自然十分低下，以致连中共主要领导人王明都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1933年在苏区进行了一次乡级苏维埃政府代表直接选举，农民以村为选举单位，工人以乡为选举单位。毛泽东1965年为《长冈乡调查》一文作注时特别说明：“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者，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傅。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这些半农半手工业者为了得到土地，大多声称自己是农民，但苏维埃政府为了体现其工人阶级政权性质，将他们一律列做工人，包括家属。
　　选民登记造册，有选举权的一张，16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两张红，后一张白。都是等额选举，候选人数就是应该当选的人数。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知识阶层、宗教人士自知没资格投票更没资格当选，都没有到会。选举会上先由选举委员会报告，乡苏维埃主席报告，区苏维埃报告，依候选名单逐个介绍、表决通过。接着进行摊销公债，如下才溪的选举大会上，就摊派公债1500元；选举会上有人提议全乡16岁至45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也获多数通过；会议的组织者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维埃工作，谁敢批评！最后上才溪农民2600人选出代表40人，而工人180人选出代表35人。毛泽东承认：“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
　　这个苏维埃国实在是个很好的历史标本，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追问。例如红军招兵——当时叫“扩红”，怎么能动员那么多的兵员？还有毛泽东在诗里所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土地革命，真实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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