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威胁袁说日本“有意援助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3月14日，孙中山向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表示赞成二十一条，说“无可非议，这是以日中亲善和东洋和平为目的”“不胜欢喜”


　　日本帝国主义与孙中山联手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

　　《伐林追问》第69期，2020年3月9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问》节目几个月前仓促上马，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可以说是“脚踩西瓜皮，滑到那里算哪里”。前一段讲袁世凯的罪状，介绍了他在历史上犯下的最大一条罪过——称帝，有哪些因素我们过去没有注意，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国共两朝当政者有意地扭曲和掩盖。随后有朋友说，袁世凯那个“次大”罪过，也应该讲讲，那就是签订二十一条。本来没有打算讲“二十一条”，因为许多不实之词已经被众多学者接力澄清，过去流传最广、被人视作“铁案”的“袁世凯签订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已经被基本推翻，就没必要再讲了吧。但朋友还是说：二十一条这块大礁石，你不能绕过去啊。我想了一下，那就讲讲在袁世凯焦头烂额地对日本人软磨硬抗的时候，他的最大政敌在干什么吧。这个问题，要从“二次革命”讲起。

　　中日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反复谈判，最后签订《民四条约》时双方代表合影。

　　“二次革命”发生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有“一次革命”——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孙中山自认为是继续完成辛亥革命的目标，一次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等于失败了，所以要发动二次革命。

　　孙中山

　　二次革命的发生有两个契机，一个是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天后身亡；另一个是“大借款”，袁世凯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五国银行团借到2500万英镑。
　　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之后，当时舆论纷纷猜测谁是幕后主谋，不少人将矛头指向袁世凯。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的孙中山，立即中断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中国，在上海召集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黄兴等部分领导人倾向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前提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遇刺，使中国的宪政转型过程发生巨大的逆转。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此次借款指定用途为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另外也用于政府遣散各省多余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运转费用。此次借款用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国民党声称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丧权辱国，是为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违宪行为。但有文章指出孙中山在1912年8月曾公开声明赞成借款。那次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也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说：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燃眉之急），唯不可借多——借多了政府就大手大脚了。

　　1912年（民国元年）6月30日，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召开夏季常务会。

　　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分歧导致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但南北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急剧升温，李烈钧于1913年7月12日宣布江西独立，起兵讨袁，拉开“二次革命”战幕。7月15日，黄兴赶到南京响应。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但是讨袁军仓促上阵，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孤军奋战，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北洋军击溃革命势力。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9月宣告失败。
　　与一次革命相比，刚刚建国才一年多就发动二次革命，得不到大众支持，大部分精英也认为二次革命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国，不以为然。当代许多学者称孙中山不顾广泛民意和党内黄兴等人遵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随着暴力革命而毁于一旦，使中国这艘巨轮就此决定性地转向了错误航道。一错一百年。

　　孙中山被尊为“革命先行者”，画像一直供奉在天安门广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领导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又一次流亡日本，重建秘密会党——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新的革命——就是“三次革命”。这就要说到“二十一条”了。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邓文初写过一本书，《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2013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整理了不少孙中山与日本的鲜为人知的交易。邓文初教授说得非常直接，非常严重——我们有些观众听了可能感到难以接受。他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严重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党联手向袁世凯、向中国提出的灭亡袁世凯、灭亡中国的要求。”
　　邓文初教授做出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的。借助日本，不仅是在二次革命时就已经提出的方案，从革命者一贯的行为模式看，日本也始终是革命者的理想基地，是培养、酝酿革命的温床。二次革命时，孙中山制定了“联日”“速战”的主张，但“速战”结果是速败，联日便成为唯一的出路。

　　陈其美。孙中山称赞他是“革命首功之臣”。

　　大家可能熟悉陈其美这个名字。有人说，辛亥革命前后他与黄兴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暗杀过多人，宋教仁遇刺，有一种说法就是陈其美策划的，后来陈其美自己也是遭暗杀身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赫赫有名，陈就是指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及陈立夫，都是国民党大员，主管党务，被称为CC系。陈其美是蒋介石拜把子的义兄，他把蒋引荐给孙中山，孙中山高度赞扬陈其美是“革命首功之臣”。陈其美在二次革命眼看要惨败之际，制定了“三次革命”构想。在他给杨以钧的信中，提出设想：吾辈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组织大批志士前往日本长崎，联合日人，筹款买枪，以台湾为根基跳板，从福建、浙江进行。后来，革命党基本是按照陈其美这一设想行动。

　　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是孙中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1913年8月5日，二次革命战火未灭，孙中山与胡汉民见大势已去，来到日本殖民地台湾，台湾总督府接待很隆重，但日本外相牧野指示台湾总督：鉴于国内外形势，不宜让孙中山等来日本，要劝诱孙等改赴他处。但孙中山还是去了日本，经日本民间人士多方活动，他住下来，筹备三次革命。黄兴也来到日本。中国革命就这样强行投入日本的影响之下，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袁世凯向日本提出过驱逐他们，但日本认为驱逐并非上策，提出的应对策略是保护、利用和监视。孙中山与日本各财团、日本民间人士、浪人组织以及军部、参谋本部人士进行广泛联络接触。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

　　孙中山跟日本此时及此后制定对华政策有什么关系？尤其是跟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有什么关系？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政论家王芸生在抗日战争之前编写《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中，曾说日本人以中国的革命党为“袖中虎”，袖子中的老虎，以对付袁世凯。王芸生严正指责革命党依靠日本、勾结日本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不过，在日本侵华战略中，革命党尽管客观上造成了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损失，但主观上革命党人是否知道日本的意图，是否自觉参与日本对华侵略？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傻，还是坏？有必要重新清理。
　　我们先讲讲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前革命党在日本的活动，看看革命党是否主动请求日本介入中国内政。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件，希望日本政府援助革命党倒袁。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要日本帮你倒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提出给日本的交换条件主要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孙中山说，这等于让你日本独占贸易上的利益啊。你日本率先承认撤销领事裁判权，中国就允许日本人到中国内地杂居。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就与日本订立关税同盟，日本商品销入中国一律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也免税。这样中国的物产日益开发，日本的工商业日益扩张。

　　孙中山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笔信（第一页）

　　孙中山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笔信（最后一页）

　　在信中，孙中山说，你们日本现在国内发展空间已到尽头了，没有回旋余地，而中国地大物博，尚未开发，如果日本帮助中国革命成功，那就像英国对印度，无需派兵驻守开销巨大，就得到中国的大市场，加倍获利，你们日本就一跃而与英国一样成为“世界之首雄者也”。
　　这封信对日本制定对华政策产生过什么影响，难以确切判断。有人认为，孙中山所为，“不但使日本当局看不起民党，事实上也助长了日本当局的对华野心，使之有可能集中对付袁世凯政权”。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否认，“这封密函，对于大隈内阁后来对袁二十一条交涉上有极大的帮助。大隈不但不援助革命党，反而将中山先生的反袁计划向袁世凯泄露，以向袁讨价还价，企图促使二十一条要求的实现。”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天激战，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自此青岛开始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日本拥有更大的野心，提出构建“大青岛市”的理想，强行将原来的租界扩大至2000多平方公里。这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铺垫性步骤。
　　革命党人不仅清楚日本的青岛战略，而且将之列入了自己的三次革命整体计划之中，并与日本军部达成过“默契”，在侵占青岛过程中双方互相配合，共同行动。
　　据日本警察破获的革命党计划显示，三次革命准备通过三个阶段发动，第一阶段是发动“土匪起义式的小动乱”；第二阶段是利用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困难，策划士兵哗变；第三阶段就是“打算在胶州湾陷落时期最终举旗革命”。从乙秘第1925号档案《有关中国革命运动之计划》可以看出，利用日本侵占青岛之机发起革命，是计划的第三阶段。显然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而是革命党制定的整体方略。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破获的文件也能证实这一计划书的存在。革命党人第三次起事的进行计划中说，用胶济铁路输送军火，日兵撤去肩章，变换衣服，混入华人革命党，一起挑事。以扰乱为目的，若遇商家，不妨焚掠（防火抢劫），扰乱所至之地，日本仗义执言，进兵保护，代为平乱。
　　高秘特第2787号档案中记载的当时革命党重要骨干柏文蔚谈话，是另一个重要证据，证明革命党曾积极参与日本军部的侵占青岛计划，并希望与日本协同进行，但日本政府拒绝革命党的要求。即使如此，革命党还是提出以国家利权作为条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许。柏文蔚的谈话我这里就不念了。

　　革命党人戴季陶主动向日本人献策。

　　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国革命党问题》乙秘第2255号文件表明，革命党与日本军部曾就日军占领青岛一事达成过默契：日本陆军部曾要求在占领青岛之前，革命军暂时不举事，等待日本进入后再由革命党进入。但青岛陷落之快却出乎意外，致使革命党措手不及。为此，革命党人戴季陶发表谈话，一方面指责日本军部没能给革命党机会，另一方面却希望日本政府能充分利用革命党，作为长期占据青岛的合法理由，他这番话比较通俗，我就念一下：
　　依我个人之见，在青岛陷落之今日，不能不想到中国政府必然要向日本要求其撤走驻在山东省之军队，而此种要求的背后，想必有德、美两国暗中支持。日本政府若不接受此种要求，则必然要招致美国的公开抗议。如此这样，将使日本极为痛苦地撤走在山东省的大部分军队。因此，日本政府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寻找驻兵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得不提出利用我等革命党的策略。此事正是我等所希望的，相信也是得以达到革命目的之时机也。
　　1914年，黄兴写信给一个叫宫崎滔天的人，这个日本人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在孙中山眼里，他肯定算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兴谈到日本占领青岛表示：“欧洲战乱，扰及亚东，贵邦仗义兴师，得收青岛。”他问，日本得青岛后，我们革命党得到便利“不知能实践否？”请宫崎帮忙探听。

　　革命元勋黄兴。他写信给宫崎滔天说：“贵邦仗义兴师，得收青岛。”

　　革命党与日本在青岛问题上协同作战计划，尽管在日本占青岛时没兑现，但当袁世凯政府正式要求日本撤军之后，日本军部正如革命党所料，要利用革命党这个棋子了。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前，孙中山早在1914年底就已经得到了详细内容，但他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徵祥，找了个借口，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向袁世凱本人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他还提出一个要求：绝对保密。
　　2月3日，孙中山对外声称：关于现在报纸上所登日中交涉问题，我不知其具体内容，但见报纸各种报道，则这次日本政府之态度，我认为是确保东洋之和平、谋求日中两国之亲善的妥当措施。

　　日本驻中华民国公使日置益，因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而恶名昭彰。

　　就在孙中山这次谈话的第二天，2月4日，正当袁世凯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包括以拖延战术应付日本，并向新闻媒体、西方列强透露消息，期望得到列强干预与国际舆论声援之际，孙中山、陈其美与两位孙中山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签订了与二十一条内容大致相同的《中日盟约》。这两人，一个是日本三井公司有名的實業家犬塚信太郎，一个是山田纯三郎，他的哥哥山田良政，在1900年10月跟从孙中山参加三洲田起义时牺牲。这份《中日盟约》成为日本对付袁世凯的王牌。日本政府威胁袁世凯说：“日本政府有意援助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孙中山已在东京提出了为此的代价条件。”
　　3月份中日继续交涉中，袁世凯政府要求日本撤销二十一条中最凶恶的第5号，并缩减其他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增兵，压迫袁世凯接受。孙中山却声援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3月14日，孙中山向二十一条的制定者、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表示赞成二十一条。他说：“无可非议，这是以日中亲善和东洋和平为目的的”，“不胜欢喜”。
　　孙中山随即向小池张造提出《中日盟约》草案，从这时起，孙中山从寻求与日本民间人士的结盟，走向与日本政府官方的结盟。孙中山已经介入了二十一条交涉，说得直率一点，是主动地进入了日本对华侵略大业。
　　《中日盟约》问题，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非常复杂。这一期节目中我只是简述，下一期《伐林追问》节目专门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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