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羡慕伍连德和詹天佑，他们实在是拥有最完美的人生，尽管他们处在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然、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艰难风险中，但他们不仅在事业上天高任鸟飞，精神上也海阔凭鱼跃，家庭关系和谐幸福。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太重要了！
伍连德和詹天佑有一个共同的伯乐——袁世凯
《伐林追问》第63期，2020年2月21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节目，我们谈到中国在频繁的改朝换代中屡屡爆发战乱屠杀，同胞相残的野蛮程度在全球无出其右。很自然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秦晖教授介绍这些史实的文章，标题就是个问句：《何来如此深仇大恨》。共产党宣传阶级斗争，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有中国共产党到今年（2020年）毕竟才一个世纪，中国的这种野蛮残杀却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自然有人到中国传统中去找原因，从资源、文化、社会矛盾等等方面分析，探究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些话中透露的心态。有人甚至说的更极端：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座张献忠的“七杀碑”！对这些说法，我会在今后节目中涉及。
知道伍连德这个名字的人，近一个月来比过去一个世纪都多。人们知道了他指挥了110年前的抗击东北大鼠疫，那场鼠疫夺去了六万中国人的生命，他在当时清政府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在当时简陋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用了四个月大获全胜；而且还筹备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研讨会，他本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1911年春节，伍连德指挥下，东北疫区傅家甸坟场焚尸，大火烧了三天。
他还做出了其它很多贡献，一个月以前专讲伍连德的《伐林追问》节目我来不及讲，现在也没有必要再讲了，网络上已经铺天盖地伍连德。但我很感慨，三十年前，连医药卫生界都不知道伍连德何许人也。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对伍连德一无所知，他查阅资料后发现伍连德在中文出版物中很不常见。
只是“不知道”，还算好的。196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马堪温、蔡景峰接到任务，翻译伍连德与王吉民合著的英文《中国医史》一书，这是1932年上海出版的，王吉民是当年的中国医史学会会长，此书填补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医学史的空白，国际科学史界给以高度评价。但1965年翻译干嘛？是要用来批判，把它充当“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靶子！这个中译本仅印刷了15本，文化大革命爆发，布置任务的领导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顾不上管这事儿了。
这部900页的英文著作，上海辞书出版社，终于在2009年再次出版了。
《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英文精装新版。
1960年伍连德在马来西亚槟城去世，国际上掀起了一阵波澜，国内却一无所知。伍连德像出土文物一样，在国内重新被人关注，是亏得他的女儿伍玉玲教授来到出生地哈尔滨，哈尔滨医科大教授傅世英，兼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被安排会见了伍玉玲，伍玉玲赠送给他一本《回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画册。傅世英过去对伍连德了解甚少，该画册第一次让他得知中国医学界还有这么伟大的一位人物，此后他与校友一起倡议建纪念馆、立铜像、开座谈会……而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伍连德的事迹更火起来，说他“国士无双”。
伍连德博士铜像。
伍连德的贡献得到他的同胞的重视，归功于他女儿；而伍连德的才干能被发现，归功于另一个人——他的伯乐，是袁世凯。
袁世凯1916年去世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争议甚大，不，可说是最受否定的反面人物之一。整个20世纪国共两朝官方和民间都对他口诛笔伐，尤其集中在三件事上：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签订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恢复帝制。直到20年前的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和海外才陆续出版了相对客观的评述袁世凯的著作和文章，关于袁世凯的完整资料，传记、文集都陆续出版。是否告密，是否签订二十一条，都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澄清，不是那么回事！只有称帝这个问题如何评价，学界还在争论。我从2004年开始，因为某种机缘认识了到纽约来办画展的原始先生，他原名袁缉燕，是袁世凯的曾孙、袁克定的孙子，他本人改革开放之后出国到加拿大定居。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袁世凯问题，写了一些采访记，也与原始先生作过四次视频访谈。最后一次，是2018年6月，因为北京“两会”修宪，习近平取消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将百年前的袁世凯重新拉回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中心，“袁二”这个词，频频出现在网络和社群媒体，意思是指习近平是“袁世凯第二”。
《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加拿大华裔画家原始先生，谈他的曾祖父袁世凯。
“袁世凯第二”这个称号，真能轻易奉送给谁吗？那次节目，原始先生说：了解真实的辛亥革命历史和袁世凯作为的人，会明白“袁世凯第二”实在是个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称呼习近平为“第二个袁世凯”反而抬高了他。原始先生从学历、经历、政绩，尤其是政治目标、体制建设上，全面比较了二人，尖锐地问：百年来中国的领袖谁能做到袁世凯那样？谁对推动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转型中有袁世凯那样的贡献？
这些问题，尤其是袁世凯称帝的问题，我们今后再来专门讨论。我是由伍连德联想到他的伯乐袁世凯的。伍连德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留学后回到槟榔屿行医，1907年他忽然接到了一封印刷得很郑重其事的信件，居然是大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邀请他回中国，去天津在陆军军医学堂任职。经过一番思前想后，志在高远的伍连德决定接受邀请。当他处理善后，动身回中国，已经是1908年。不巧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脚跟脚去世，清朝政局发生大动荡，溥仪继位，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根据溥仪后来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载沣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也把其兄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半途而废郁郁不得志，怪罪到袁世凯头上，解除了袁的职务。袁世凯见势头不对回河南闭门隐居，也就无法安排伍连德。好在伍连德在海军将领程璧光等人的引荐下，还是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协办，也就是副校长。
伍连德指挥衙役焚烧发现疫情的住所。
不过袁世凯并没有忘掉伍连德，他很清楚伍连德在1911年打赢了东北防治鼠疫这场大战役。经过一番博弈，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没多久，他就聘请33岁的伍连德为大总统侍从医官。1912年10月，北满防疫处成立，总部也就是总医院，设在哈尔滨，伍连德被任命为总医官，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1916年，防疫处名称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伍连德曾两次收到邀请出任国家卫生系统的最高主管，他都以哈尔滨防疫总处工作严峻为由拒绝了。
1914年1月，伍连德向民国政府提交了《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颁发了解剖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人体解剖以法律上的认可。1914年4月，伍连德在上海与颜福庆等七人联名发起组建了中华医学会。伍连德被选为会长。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后又出版《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任主编，主管英文版编辑。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这些都是在袁世凯主政期间的事。虽然不是每件事都要经袁世凯过问和批准，但是袁世凯的信任和器重让伍连德能够去大胆克服官僚体制的各种阻碍。袁世凯对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建设还做过不少事。1914年，北京出现瘟热、白喉等传染性疾病，袁世凯下令在内务部成立临时防疫处，不久政府将其改造为传染病医院，由政府出钱进行传染病患者的收治，就连病人来医院都由医院的马车接送，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120救护车”了。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教授还介绍过，在此之前，地方政府最早正式设立卫生机构是在天津，是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以后建立都统衙门，其中有卫生局，主要由日本人负责。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身份接收天津的行政权力，都统衙门取消，但根据中外双方的协议，有些部门被保留，其中就包括卫生局。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卫生行政的序幕。在这些方面，袁世凯颇有些与世界接轨、敢为中国先的劲头，带动了下面都争相想点子。
关于袁世凯重视人才，我还想介绍一个例子，就是詹天佑。
1909年10月京张铁路建成通车时的詹天佑。
詹天佑这个名字，我们从读小学起就耳熟能详了。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海归”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是地质状况十分复杂的地段。张家口为北京通往蒙古的要冲，京张铁路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修路的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沙俄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也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独立修筑，双方就都不伸手。在英俄看来，“中国工程师能建筑铁路通过南口者尚未出世”。詹天佑则说：这样的中国人才“不仅已经出世，现在就有”！
京张铁路工程很复杂，其中居庸关山洞是全路最大工程之一。这是居庸关山洞北口。
京张铁路1905年10月动工，四年后竣工，全长201公里，连通居庸关、八达岭，高山峡谷，要建桥梁、挖隧道，相当艰巨。通车后又立即开始动工伸展至绥远，就是内蒙呼和浩特与包头，1923年1月完工，干线长818公里，还另有门头沟等多条支线。
京张铁路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干线，但不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1901年，慈禧结束逃亡返回北京，途中某些路段坐上火车，给她留下良好印象，她提出，两年后要坐火车到西陵祭陵。清廷紧急筹措资金修建支线。十九世纪中叶“留美幼童”海归的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荐了詹天佑。袁世凯就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1902年12月动工，仅用4个月时间，以不到60万两银子，就建成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修筑的铁路，虽然它只有三、四十公里，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它是为仅仅一个人祭祖修筑的铁路。
京张铁路修成时，总工程师詹天佑（车前右三）和同事合影
修筑京张铁路、起用詹天佑是袁世凯的决策。关于詹天佑和京张铁路，前些年我读到袁伟时教授所著《昨天的中国》一书，其中有篇文章，《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介绍了袁世凯与詹天佑的辉煌这二者的关系。
詹天佑的遗著：《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左）和《华英工学字汇》（右）。
袁伟时教授指出，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以高度的责任感，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包括利用当地丰富石料，把中国传统的建造石拱桥技术用于建造铁路桥梁。京张铁路用款693万两，建成后很快就收回投资，功绩辉煌。但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为什么这么说呢？袁伟时写道：当时，中国已经建成的铁路有盈利，但这些都是向外国借款、由外国人主持修建的，有关借款合同规定，盈利必须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袁世凯派人交涉达成协议，只要留下足够六个月支付的资金，其余中方可以动用。他向朝廷申请得到批准，用这些资金建设京张铁路，决定“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师经理”，从而为詹天佑大显身手开辟了道路。袁伟时说，半个多世纪后，一位美籍华人史家断言：“（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袁世凯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十年新政的主要支柱，是继李鸿章之后接纳中国“海归”最多、也最为倚重他们的高官。袁伟时论述说，詹天佑这样专修铁路的专门人才，在当时的中国真叫凤毛麟角。可是，1881年回国后竟然无人赏识，找不到用武之地，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真是典型的“学非所用”“大材小用”！传说中法战争期间，他甚至奉命参加了马尾海战。没在海战中阵亡，实在是万幸。但后来有人辨析说他与法军作战是误传。直至七年之后，1888年，詹天佑才受聘于李鸿章组建的天津铁路公司，这才专业对口，一展长才。他赶上了中国铁路的开创期，参与了津沽、关东等路的建设。袁世凯和张之洞还争夺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最终抢赢了，更是放手赋予重任。
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环境之下，能不能发挥自己报国的一身本事，完全要看能否被某位位高权重的伯乐所青睐。詹天佑自己也很清楚，能有所作为，得感谢袁世凯的知遇之恩。1909年京张铁路竣工通车之际，正是袁世凯失势隐居之时。许多势利眼对袁世凯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了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创议修筑，殷殷归美”的亲笔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照片，千里迢迢去河南送到袁家。
隐居中的袁世凯。他收到詹天佑的信，得知京张铁路竣工通车，回信称：“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袁伟时教授披露说，专使到达袁府，已经是腊月二十八日。袁世凯感慨万千，写下回信——以下是复述不是原文，原文读起来比较难懂：京张全路通车，都是靠您精心尽力设计施工。惠赠给我全部摄影，让我看到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无不精良坚固。“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詹天佑在袁世凯死后三年，于1919年在汉口去世，享年仅仅58岁。当时他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去世后第五天，525位中国工程师联名呈文就送到了北洋政府交通部，要求树碑立传，建馆铸像。
詹天佑铜像。
詹天佑是毕业于耶鲁土木工程铁路专业的“留美幼童”。1881年他们这一批“留美幼童”统统被清政府撤回。一百多名留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及另一人及時取得学位。这些人成为洋务运动的陪葬而被清政府遗弃，被当时落后的社会冷落，但是袁世凯知道他们的价值，尽量收揽到手下，让他们学以致用。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留美幼童”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等人。在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许多人才更得到破格提拔和任用。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这里没有时间多讲了。
在阅读伍连德和詹天佑的生平事迹的史料时，我常常感到深深的羡慕。他们实在是拥有最完美的人生，尽管他们处在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然、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艰难风险中，但他们不仅在事业上天高任鸟飞，精神上也海阔凭鱼跃，夫妻子女家庭关系和谐幸福……
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太重要了！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里潜心研究。
有人认为，袁世凯的北洋时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虽然有些片面，但是也不无道理。对比一下：在毛泽东时代，伍连德的历史贡献被完全遗忘，与人合著的《中国医史》差点被批判；更令我震惊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詹天佑铜像竟被推倒！安葬于北京市海淀万泉庄的詹天佑夫妇墓竟也遭到损毁！可想而知，如果他们还健在，会遭到什么样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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