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羨慕伍連德和詹天佑，他們實在是擁有最完美的人生，儘管他們處在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自然、社會、政治各方面的艱難風險中，但他們不僅在事業上天高任鳥飛，精神上也海闊憑魚躍，家庭關係和諧幸福。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太重要了！
伍連德和詹天佑有一個共同的伯樂——袁世凱
《伐林追問》第63期，2020年2月21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節目，我們談到中國在頻繁的改朝換代中屢屢爆發戰亂屠殺，同胞相殘的野蠻程度在全球無出其右。很自然就要問：為什麼會這樣？秦暉教授介紹這些史實的文章，標題就是個問句：《何來如此深仇大恨》。共產黨宣傳階級鬥爭，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有中國共產黨到今年（2020年）畢竟才一個世紀，中國的這種野蠻殘殺卻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自然有人到中國傳統中去找原因，從資源、文化、社會矛盾等等方面分析，探究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無毒不丈夫”“斬草要除根”“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這些話中透露的心態。有人甚至說的更極端：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有一座張獻忠的“七殺碑”！對這些說法，我會在今後節目中涉及。
知道伍連德這個名字的人，近一個月來比過去一個世紀都多。人們知道了他指揮了110年前的抗擊東北大鼠疫，那場鼠疫奪去了六萬中國人的生命，他在當時清政府風雨飄搖的時局下、在當時簡陋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下，用了四個月大獲全勝；而且還籌備主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研討會，他本人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1911年春節，伍連德指揮下，東北疫區傅家甸墳場焚屍，大火燒了三天。
他還做出了其它很多貢獻，一個月以前專講伍連德的《伐林追問》節目我來不及講，現在也沒有必要再講了，網絡上已經鋪天蓋地伍連德。但我很感慨，三十年前，連醫藥衛生界都不知道伍連德何許人也。199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接到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來信，查詢其創始人之一伍連德的資料。時任中國微生物學會代秘書長的程光勝對伍連德一無所知，他查閱資料後發現伍連德在中文出版物中很不常見。
只是“不知道”，還算好的。1965年，中國中醫研究院馬堪溫、蔡景峰接到任務，翻譯伍連德與王吉民合著的英文《中國醫史》一書，這是1932年上海出版的，王吉民是當年的中國醫史學會會長，此書填補了向世界介紹中國醫學史的空白，國際科學史界給以高度評價。但1965年翻譯幹嘛？是要用來批判，把它充當“封資修”和“崇洋媚外”的靶子！這個中譯本僅印刷了15本，文化大革命爆發，布置任務的領導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顧不上管這事兒了。
這部900頁的英文著作，上海辭書出版社，終於在2009年再次出版了。
《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英文精裝新版。
1960年伍連德在馬來西亞檳城去世，國際上掀起了一陣波瀾，國內卻一無所知。伍連德像出土文物一樣，在國內重新被人關注，是虧得他的女兒伍玉玲教授來到出生地哈爾濱，哈爾濱醫科大教授傅世英，兼任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被安排會見了伍玉玲，伍玉玲贈送給他一本《回憶伍連德博士———鼠疫鬥士》畫冊。傅世英過去對伍連德了解甚少，該畫冊第一次讓他得知中國醫學界還有這麼偉大的一位人物，此後他與校友一起倡議建紀念館、立銅像、開座談會……而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伍連德的事跡更火起來，說他“國士無雙”。
伍連德博士銅像。
伍連德的貢獻得到他的同胞的重視，歸功於他女兒；而伍連德的才幹能被發現，歸功於另一個人——他的伯樂，是袁世凱。
袁世凱1916年去世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爭議甚大，不，可說是最受否定的反面人物之一。整個20世紀國共兩朝官方和民間都對他口誅筆伐，尤其集中在三件事上：告密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簽訂對日本的二十一條，恢復帝制。直到20年前的世紀之交，中國大陸和海外才陸續出版了相對客觀的評述袁世凱的著作和文章，關於袁世凱的完整資料，傳記、文集都陸續出版。是否告密，是否簽訂二十一條，都已經基本上得到了澄清，不是那麼回事！只有稱帝這個問題如何評價，學界還在爭論。我從2004年開始，因為某種機緣認識了到紐約來辦畫展的原始先生，他原名袁緝燕，是袁世凱的曾孫、袁克定的孫子，他本人改革開放之後出國到加拿大定居。從那時起，我開始接觸袁世凱問題，寫了一些採訪記，也與原始先生作過四次視頻訪談。最後一次，是2018年6月，因為北京“兩會”修憲，習近平取消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將百年前的袁世凱重新拉回了人們關注的視野中心，“袁二”這個詞，頻頻出現在網絡和社群媒體，意思是指習近平是“袁世凱第二”。
《歷史明鏡》節目的嘉賓、加拿大華裔畫家原始先生，談他的曾祖父袁世凱。
“袁世凱第二”這個稱號，真能輕易奉送給誰嗎？那次節目，原始先生說：了解真實的辛亥革命歷史和袁世凱作為的人，會明白“袁世凱第二”實在是個褒義詞而不是貶義詞，稱呼習近平為“第二個袁世凱”反而抬高了他。原始先生從學歷、經歷、政績，尤其是政治目標、體制建設上，全面比較了二人，尖銳地問：百年來中國的領袖誰能做到袁世凱那樣？誰對推動中國從傳統轉向現代的轉型中有袁世凱那樣的貢獻？
這些問題，尤其是袁世凱稱帝的問題，我們今後再來專門討論。我是由伍連德聯想到他的伯樂袁世凱的。伍連德出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留學後回到檳榔嶼行醫，1907年他忽然接到了一封印刷得很鄭重其事的信件，居然是大清朝直隸總督袁世凱親自邀請他回中國，去天津在陸軍軍醫學堂任職。經過一番思前想後，志在高遠的伍連德決定接受邀請。當他處理善後，動身回中國，已經是1908年。不巧這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腳跟腳去世，清朝政局發生大動盪，溥儀繼位，光緒的弟弟醇親王載灃任攝政王。根據溥儀後來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載灃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也把其兄光緒皇帝戊戌變法半途而廢鬱郁不得志，怪罪到袁世凱頭上，解除了袁的職務。袁世凱見勢頭不對回河南閉門隱居，也就無法安排伍連德。好在伍連德在海軍將領程璧光等人的引薦下，還是出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協辦，也就是副校長。
伍連德指揮衙役焚燒發現疫情的住所。
不過袁世凱並沒有忘掉伍連德，他很清楚伍連德在1911年打贏了東北防治鼠疫這場大戰役。經過一番博弈，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沒多久，他就聘請33歲的伍連德為大總統侍從醫官。1912年10月，北滿防疫處成立，總部也就是總醫院，設在哈爾濱，伍連德被任命為總醫官，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常設防疫機構。1916年，防疫處名稱改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伍連德曾兩次收到邀請出任國家衛生系統的最高主管，他都以哈爾濱防疫總處工作嚴峻為由拒絕了。
1914年1月，伍連德向民國政府提交了《擬改組全國醫學教育意見書》。根據他的建議，內務部頒發了解剖條例，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給予人體解剖以法律上的認可。1914年4月，伍連德在上海與顏福慶等七人聯名發起組建了中華醫學會。伍連德被選為會長。中華醫學會成立之後又出版《中華醫學雜誌》。伍連德任主編，主管英文版編輯。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
這些都是在袁世凱主政期間的事。雖然不是每件事都要經袁世凱過問和批准，但是袁世凱的信任和器重讓伍連德能夠去大膽克服官僚體制的各種阻礙。袁世凱對於中國醫藥衛生體制的建設還做過不少事。1914年，北京出現瘟熱、白喉等傳染性疾病，袁世凱下令在內務部成立臨時防疫處，不久政府將其改造為傳染病醫院，由政府出錢進行傳染病患者的收治，就連病人來醫院都由醫院的馬車接送，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120救護車”了。
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餘新忠教授還介紹過，在此之前，地方政府最早正式設立衛生機構是在天津，是八國聯軍攻占天津以後建立都統衙門，其中有衛生局，主要由日本人負責。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袁世凱以直隸總督身份接收天津的行政權力，都統衙門取消，但根據中外雙方的協議，有些部門被保留，其中就包括衛生局。這是中國地方政府管理衛生行政的序幕。在這些方面，袁世凱頗有些與世界接軌、敢為中國先的勁頭，帶動了下面都爭相想點子。
關於袁世凱重視人才，我還想介紹一個例子，就是詹天佑。
1909年10月京張鐵路建成通車時的詹天佑。
詹天佑這個名字，我們從讀小學起就耳熟能詳了。一個多世紀前的美國“海歸”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國第一條鐵路幹線——京張鐵路，從北京到張家口，是地質狀況十分複雜的地段。張家口為北京通往蒙古的要衝，京張鐵路有顯而易見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價值。修路的消息傳出，在華勢力最大的英國志在必得，沙俄視長城以北為其勢力範圍，也不相讓，雙方爭持不下，最後達成協議：如果清廷不借外債，不用洋匠，全由中國人獨立修築，雙方就都不伸手。在英俄看來，“中國工程師能建築鐵路通過南口者尚未出世”。詹天佑則說：這樣的中國人才“不僅已經出世，現在就有”！
京張鐵路工程很複雜，其中居庸關山洞是全路最大工程之一。這是居庸關山洞北口。
京張鐵路1905年10月動工，四年後竣工，全長201公里，連通居庸關、八達嶺，高山峽谷，要建橋梁、挖隧道，相當艱巨。通車後又立即開始動工伸展至綏遠，就是內蒙呼和浩特與包頭，1923年1月完工，幹線長818公里，還另有門頭溝等多條支線。
京張鐵路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修建的鐵路幹線，但不是中國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條鐵路。1901年，慈禧結束逃亡返回北京，途中某些路段坐上火車，給她留下良好印象，她提出，兩年後要坐火車到西陵祭陵。清廷緊急籌措資金修建支線。十九世紀中葉“留美幼童”海歸的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薦了詹天佑。袁世凱就委任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1902年12月動工，僅用4個月時間，以不到60萬兩銀子，就建成了。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獨立修築的鐵路，雖然它只有三、四十公里，而且具有諷刺意味：它是為僅僅一個人祭祖修築的鐵路。
京張鐵路修成時，總工程師詹天佑（車前右三）和同事合影
修築京張鐵路、起用詹天佑是袁世凱的決策。關於詹天佑和京張鐵路，前些年我讀到袁偉時教授所著《昨天的中國》一書，其中有篇文章，《中國鐵路（1863—1949）：在愚昧、專制、侵略下掙扎》，介紹了袁世凱與詹天佑的輝煌這二者的關係。
詹天佑的遺著：《京張鐵路工程紀略》（左）和《華英工學字彙》（右）。
袁偉時教授指出，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以高度的責任感，創造性地解決了許多技術難題，包括利用當地豐富石料，把中國傳統的建造石拱橋技術用於建造鐵路橋梁。京張鐵路用款693萬兩，建成後很快就收回投資，功績輝煌。但這條鐵路的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中國人和中國資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凱的功勞。
為什麼這麼說呢？袁偉時寫道：當時，中國已經建成的鐵路有盈利，但這些都是向外國借款、由外國人主持修建的，有關借款合同規定，盈利必須存入天津滙豐銀行作為還本付息的資金。袁世凱派人交涉達成協議，只要留下足夠六個月支付的資金，其餘中方可以動用。他向朝廷申請得到批准，用這些資金建設京張鐵路，決定“此路即作為中國籌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師經理”，從而為詹天佑大顯身手開闢了道路。袁偉時說，半個多世紀後，一位美籍華人史家斷言：“（京張鐵路）是由袁發起、提出和取得的驚人成就。”
袁世凱是20世紀第一個十年，也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最後十年新政的主要支柱，是繼李鴻章之後接納中國“海歸”最多、也最為倚重他們的高官。袁偉時論述說，詹天佑這樣專修鐵路的專門人才，在當時的中國真叫鳳毛麟角。可是，1881年回國後竟然無人賞識，找不到用武之地，被派往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真是典型的“學非所用”“大材小用”！傳說中法戰爭期間，他甚至奉命參加了馬尾海戰。沒在海戰中陣亡，實在是萬幸。但後來有人辨析說他與法軍作戰是誤傳。直至七年之後，1888年，詹天佑才受聘於李鴻章組建的天津鐵路公司，這才專業對口，一展長才。他趕上了中國鐵路的開創期，參與了津沽、關東等路的建設。袁世凱和張之洞還爭奪這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袁世凱最終搶贏了，更是放手賦予重任。
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環境之下，能不能發揮自己報國的一身本事，完全要看能否被某位位高權重的伯樂所青睞。詹天佑自己也很清楚，能有所作為，得感謝袁世凱的知遇之恩。1909年京張鐵路竣工通車之際，正是袁世凱失勢隱居之時。許多勢利眼對袁世凱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卻派了專人，帶着感謝袁世凱“創議修築，殷殷歸美”的親筆信和一套京張鐵路照片，千里迢迢去河南送到袁家。
隱居中的袁世凱。他收到詹天佑的信，得知京張鐵路竣工通車，回信稱：“目想神遊，至深傾服。”
袁偉時教授披露說，專使到達袁府，已經是臘月二十八日。袁世凱感慨萬千，寫下回信——以下是複述不是原文，原文讀起來比較難懂：京張全路通車，都是靠您精心盡力設計施工。惠贈給我全部攝影，讓我看到八達嶺工程既極艱巨，其餘橋梁山洞無不精良堅固。“目想神遊，至深傾服。”
詹天佑在袁世凱死後三年，於1919年在漢口去世，享年僅僅58歲。當時他為漢粵川鐵路督辦。去世後第五天，525位中國工程師聯名呈文就送到了北洋政府交通部，要求樹碑立傳，建館鑄像。
詹天佑銅像。
詹天佑是畢業於耶魯土木工程鐵路專業的“留美幼童”。1881年他們這一批“留美幼童”統統被清政府撤回。一百多名留學生中，只有詹天佑及另一人及時取得學位。這些人成為洋務運動的陪葬而被清政府遺棄，被當時落後的社會冷落，但是袁世凱知道他們的價值，儘量收攬到手下，讓他們學以致用。受過歐風美雨薰陶的“留美幼童”們的命運出現戲劇性轉折。他們中有袁世凱的外務大臣梁敦彥，郵傳大臣唐紹儀、副大臣梁如浩，駐英國公使劉玉麟，駐德國公使梁誠，袁世凱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紹基……等人。在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許多人才更得到破格提拔和任用。這是另外一個大話題，這裡沒有時間多講了。
在閱讀伍連德和詹天佑的生平事跡的史料時，我常常感到深深的羨慕。他們實在是擁有最完美的人生，儘管他們處在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自然、社會、政治各方面的艱難風險中，但他們不僅在事業上天高任鳥飛，精神上也海闊憑魚躍，夫妻子女家庭關係和諧幸福……
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太重要了！
1911年伍連德在哈爾濱第一個鼠疫實驗室里潛心研究。
有人認為，袁世凱的北洋時代是中國最好的時代，雖然有些片面，但是也不無道理。對比一下：在毛澤東時代，伍連德的歷史貢獻被完全遺忘，與人合著的《中國醫史》差點被批判；更令我震驚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詹天佑銅像竟被推倒！安葬於北京市海淀萬泉莊的詹天佑夫婦墓竟也遭到損毀！可想而知，如果他們還健在，會遭到什麼樣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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