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青岛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晚年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革，但“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毛的经验是，硬着头皮顶住一段时期，以后权力就更大。习近平领会了毛这一绝招的精髓


　　习近平为何要学毛泽东不下罪己诏

　　《伐林追问》第51期，2020年1月30日首播

　　◆高伐林


　　“罪己诏”，就是古代帝王在政权出现麻烦、国家遭受天灾、陷入危机时，自责自省的御用文书，也可以说就是皇帝的请罪书。对谁请罪呢？对上天，也对臣民，反躬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震怒？沐浴斋戒，拜祭天地，公开忏悔自身的过错和失败，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监督自己，以此获得上天原谅，不要降罪给百姓受苦。

　　毛泽东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毛泽东成为现代帝王之后，多次说过不下罪己诏。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披露：“在审讯‘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讲过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早在1957年7月18日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在邓小平发言的插话中就说过：“不能像胡老头（指胡志明）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毛泽东宴请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毛泽东对胡检讨自己的错误，很不以为然。

　　为什么呢？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一语道破天机！他不下罪己诏，是怕“亡国”——也就是下台丢权。
　　皇帝下罪已诏就一定会亡国吗？考察历史，显然不是。
　　“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大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领导好，主动承担失查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被收进《尚书》。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效果，后来经渲染，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论语》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吕氏春秋》也有一句话：“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余”“予”都是我的意思，这就成为后代“罪己诏”通用性思路和格式化语言。
　　中国学者萧瀚从《二十五史》中找到了260份“罪己诏”，他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晋朝7位、唐朝8位、宋朝7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等等。还可以把袁世凯算上，他1916年3月的撤消帝制令，反省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确实算得一份罪己诏。据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说法，包括袁世凯，总共有89位最高统治者下过罪己诏。最早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所颁，最后是1916年袁世凯的“撤销帝制令”，2095年里，平均八年一份罪己诏。

　　袁世凯（中）。1916年颁布《撤销帝制令》，反省谢罪。

　　这些罪己诏，有的敷衍了事走过场，有的刻骨铭心真忏悔，有的大祸临头抱佛脚，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我简单介绍几个例子——几个“最”。因为原文都是文言，写下来并不难懂，说出来不易听清，我尽量用现代汉语复述。
　　最早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刘恒。他即位后连续几年天灾不断，收成很差。对此，他忧心如焚，下罪己诏说：连续几年作物歉收、水害疾疫成灾是不是自己执政有失？又或者养官的俸禄太多？没用的事做得太多？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他不同意：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更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罪己诏中这几句话值得注意：“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其中提到疾病瘟疫。在中国260多份罪己诏中，针对瘟疫不太多。中国古代瘟疫并不少见，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痢疾……但一般来讲，瘟疫很少是原发，多是派生；很少单发，多是伴生：由于饥荒战乱造成大批人畜死亡无人收尸掩埋，引发瘟疫，雪上加霜。

　　汉武帝刘彻《轮台罪己诏》自责：“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最牛的罪己诏，莫过于汉武帝刘彻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雄才大略，功业辉煌，但其一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又好神仙方士、求丹问药，加之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导致民力枯竭，匪寇并起，他晚年竟对卫皇后和太子都处以极刑，后来发现太子等人无辜，痛悔不已。公元前89年，大臣桑弘羊等人奏请在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屯田，汉武帝一口回绝，并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自责“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欺骗往事，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妄言耳！”他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任用奸人扰民害民的大错，检讨自己为打垮北方的匈奴导致国力消耗巨大，现在痛定思痛，表示要爱护百姓，蓄养国力，让大汉王朝复兴。汉武帝痛改前非，全面调整内外政策，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西汉中兴打下了基础。
　　最受诟病的罪己诏是唐太宗李世民下的。唐太宗是历史公认的有作为的皇帝，但公元628年，旱灾蝗灾并至，李世民在罪己诏里发誓，让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临到他一人身上，姿态太高，高到天上，却内容空洞，人们讥评他是为博得爱民的好名声而作秀。

　　清世宗顺治皇帝临终时下罪己遗诏，给自己列了14条大罪。

　　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他寿命很短，只有22岁，但在位却长达18年。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些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十四条大罪，对列祖列宗，对太后母亲，对王族兄弟，尤其是对部下见贤而不能举，对宦官与前朝（也就是明代）没有差别，还有图安逸、尚虚文、不节省等等，回顾一生给自己盖棺论定，相当全面、深刻，用文革语言来形容，触及灵魂，刺刀见红，称得上亘古第一人。
　　最悲摧的罪己诏，是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他17岁即位，干掉大奸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大刀阔斧改革，大张旗鼓反腐，节俭勤勉，是明朝少有的勤政皇帝，也是中国最倒霉的皇帝，连年天灾，加之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族势力的兴起，内外交困。而且他刚愎自用，杀袁崇焕自毁长城，致使众叛亲离，又为筹集庞大的军费开支，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史书上说，在位17年，先后颁发了六次“罪己诏”。其中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重点不在自责，而是口无遮拦，痛批了一通官场黑暗内幕，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吊之处。

　　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前在衣服上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可以看作最后一道“罪己诏”。但又责怪“然皆诸臣误朕”。
　　最滑稽的罪己诏，是慈禧太后下的。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感到由她垂帘听政操盘的政局已经失控，决定向八国联军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哪是自我请罪，而是诿罪于光绪，国家将亡，实权执政者不担责，甩锅甩到没有实权执政的人头上。

　　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谢罪。

　　帝王们的“罪己诏”，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获得推崇的和批判的两种评价。推崇的说这是帝王们的“魅力型统治”，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具体操作，能自我批评总值得肯定。批判的说这是帝王们做出“与民同甘共苦”姿态、收揽民心的表演，忽悠人民千年。但是不管怎样，并不是像自称读了17遍《资治通鉴》、理应很懂历史的毛泽东所说：“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毛泽东自己从不检讨，却喜欢让人检讨。

　　毛泽东很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过：“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自己从不遵守这个规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他还喜欢让人写检讨。”毛泽东经常叫身边的手下检讨，即便像刘少奇、周恩来这样位居中共党内第二、第三位的人物也不例外，但毛本人几乎从不检讨，至少没有像样地做过。1949年后，他屈指可数的一次所谓检讨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因天灾人祸，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有所表示，他怎么说的呢：“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就这么两句，没了！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既不涉及错误事实，又不分析错误原因，更不像他要求别人那样去深挖什么思想根源、阶级根源了。这样的检讨，换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无法通过的。

　　毛泽东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一直到去世。

　　毛泽东为什么坚决不检讨更不下罪己诏？从他的角度看有他的道理。古代帝王，由于血统嫡传，权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用担心下了罪己诏后就会失去合法性，危及政权。通过下罪己诏还能够笼络人心，帮助他们渡过统治危机。而毛泽东如果下罪己诏，对他的统治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国度，最高领袖的权力并不具有世袭的合法性，领袖的产生是不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需要不断宣传自己绝对正确，代表真理。一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失误，就打破了“领袖是真理化身”的神话，势必引发“拥戴你是因为你正确，你犯了错误，就该别人取而代之”的舆论和行动。已故剧作家沙叶新在《检讨文化》文章中说，只有自己永不检讨，为自己树立一个一贯正确、始终英明、向来伟大、永远崇高的形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让别人经常不断地检讨，使之抬不起头，才能支配和控制他们。

　　习近平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重大关头，到云南考察三天。

　　旅美学者胡平先生几年前预测，习近平很可能像毛泽东一样，就是不下罪己诏。根据当年毛泽东的经验，只要硬着头皮顶住一段时期，以后权力就更大了。一般人只知道独裁者因为做对了事而加强了权力，不知道独裁者也会因为做错了事而加强了权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胡平分析，独裁者做错了事，招致内外批评和反对，很多人都想这下独裁者该下台了吧，至少也该下罪己诏自贬三级吧。殊不料独裁者硬着头皮顶住，等风头过去还要秋后算账。众人发现这个独裁者明明犯了错，明明有那么多人反对，居然拿他无可奈何，到头来依然毫发无损，俨然金刚不坏之身，打不倒又惹不起，于是以后更没人敢公开批评反对了，独裁者的权力就更大了。
　　还真被胡平说着了，习近平好像真学了毛泽东这一绝招。在中美贸易、香港、台湾风波迭起之际，2019年12月底中共政治局开了两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政治局委员要“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交流思想，检视问题，深刻剖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对政治局各委员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

　　2019年12月26日，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要委员们对照检查。

　　习近平本人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对照检查了没有呢？是不是该带头对照检查呢？一字未提。新华社的报道却用了一大段来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不知道这是哪个马屁精写的，不打算要脸了，习近平看了这一大段，难道自己不脸红吗？我念一下：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出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策略，推动一系列重大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人民领袖深切的为民情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政治局开这个名为发扬民主、实为加强专制的会议时，新冠肺炎正在急剧扩散。当疫情暴露之后，民众恐慌，问责官员，很自然也质疑习近平这一期间的表现，尤其是在武汉周市长说了前段疫情通报不及时的原因，是因要“授权”才能公布信息，民众更问责中央。

　　习近平声称抗疫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习近平1月28日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说，“对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人们要问：习总书记是怎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武汉疫情最关键的几天应该是1月20日前一星期。1月19日武汉肺炎确诊人数每日增加数十人以上，十几名医务人员感染，习近平却去云南考察，持续三天直到21日，这几天官方媒体对习近平那么多报道，没有一个字提到武汉肺炎；1月20日钟南山断言有人传人现象，疫情告急，习近平当天批示疫情防治，以套话开头，仍然强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武汉封城之后，习近平还忙于举行春节团拜会，大谈中国梦，绝口不提武汉肺炎……那么，习总书记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是表明自己大权在握呢，还是表明自己重任在肩呢？不下罪己诏，是不是要学毛泽东，再次硬着头皮扛过去，把大灾难变成你加强集权的大机会？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际，2020年的央视春节晚会遵照习近平的指示，极力营造祥和欢腾气氛。


　　老高附注：

　　本篇《伐林追问》第51期，系近三年前（2020年1月30日）首播，文字整理稿顺序贴在这里。巧的是，昨晚读到VOA中文网发表了邓聿文先生的专栏文章，正是谈“罪己诏”古今之辨，从理论上分析得更透彻，让我大受启发。推荐给大家！

　　聿文视界：习近平会下“罪己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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