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信之道，難於上青天；失信之禍，只在反掌間。但是再難於上青天，當局也要“從現在做起，從一言一行做起，從最高權力者做起”，把說真話守承諾當成首要大事、頭等大事。否則，您就不要奇怪、更不要埋怨“老百姓怎麼就是不信黨和政府”？


　　一位有良知的老革命幹過一件缺德事

　　《伐林追問》第49期，2020年1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今天是庚子年大年初三（本期《伐林追問》節目的首播日期）。這是兩個世紀以來第四個庚子年，前三個我們民族都遇到大劫難：1840年庚子年，是鴉片戰爭；1900年庚子年，義和團動亂導致八國聯軍進京；1960年，毛澤東大躍進造成生產力大破壞，大饑荒進入最深重慘痛階段……希望這個庚子年，能夠轉運——起承轉合，物極必反，應該到了轉的時候了吧？
　　命運不會自然轉，德國人寫貝多芬傳，書名為“扼住命運的咽喉”——個人的命運，靠個人努力奮鬥去轉；民族的命運，靠全民族努力奮鬥去轉。要扭轉民族的厄運劫難，最關鍵的是什麼？見仁見智，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答案。我的看法是：最關鍵的是，最基本的是，從說實話做起，從守承諾做起，把重建信用，放在高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大於一切的地位。

　　武漢2020年春節。由於當局百般壓制，掩蓋真實疫情，最終疫情爆發不得不封城。

　　這個黨和政府，眼下幾乎說每一句話，都被人懷疑是謊言和抵賴。中美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馬上有人就斷言，中國人簽了也不會遵守；武漢官員說，多少多少人得了肺炎，多少多少人死亡，沒人信。前幾天，我在武漢的一位晚輩，很不理解在武漢肺炎爆發中竟然有人問責官員，認為這是“負能量”，對同心同德抗擊瘟疫是“幫倒忙”。他振振有詞地問：不信政府不信黨，你告訴我信什麼？難道信邪？我說，撒謊成性，隱瞞成性，而且對揭露事實真相的人封口、傳喚，甚至判刑殺頭，不管這個機構掌握多大權力，不管它叫什麼崇高美好的名稱，它不是邪是什麼？我無法告訴你應該信什麼，怎樣找到真正值得你信的，這是你自己的事，我只能告訴你，在我看來，你現在信的，恰恰就是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們不再相信共產黨，是中共自己造成的。中共在成立以來的歷史上，撒過多少彌天大謊，造成多麼駭人聽聞的災難，不需要我來重複。今天我想從我十多年前讀過的一本老幹部回憶錄中，找出一段往事來分析分析。
　　這本書的作者，是文革前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這本《江渭清回憶錄：七十年征程》是上個世紀199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江渭清回憶錄：七十年征程》。

　　文革前的省委書記這個級別的元老首長，後來寫回憶錄啊出傳記啊很不少，但是這本書很特別，得到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的重視，專門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來分析此書許多內容。《七十年征程》一書披露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史實，例如，江渭清如何對毛澤東和柯慶施抗命、不肯將自己的副手、當時江蘇省委常務副書記劉順元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例如，在“四清”運動中左得不得了的劉少奇如何高調嚴辭批評江渭清，逼迫江渭清做檢查，等等。

　　1983年2月，鄧小平視察太湖時聽取江渭清（中）匯報。

　　我說的這段江渭清的親身經歷，發生得更早，是國共兩黨談判達成合作協議的抗日戰爭初期。
　　中國南方八省15個地區的中共領導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葉挺任軍長，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全軍共一萬餘人，下轄四個支隊：第一支隊，陳毅任司令員，傅秋濤任副司令員。江渭清所在部隊就編為一支隊下的第一團。江渭清寫道：“團長由一支隊副司令員傅秋濤兼任，我任副團長，參謀長王懷生，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由於處在國共合作的特殊時期，尤其是在初期，軍內黨的組織是隱蔽的。新四軍中的各級副職，其實就是黨代表、政治委員。”也就是說，江渭清的公開職務是副團長，其實是團政委。

　　新四軍部分將領，左起：袁國平、粟裕、陳毅、王集成、周恩來、鄧子恢、項英。

　　下面我照原書念——
　　抗日民主根據地尚未建立，除國民黨發軍餉以外，部隊沒有其他經費來源。三戰區顧祝同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既要我軍在蘇南敵後與鬼子拼殺，又不肯發軍餉、撥槍支彈藥，實際上是要讓我軍自生自滅。
　　為了解決“人、槍、款”，我們在作戰的同時，有目的地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我了解到國民黨在小丹陽開辦的實業銀行，有十幾個董事。於是，就找傅秋濤、鍾期光同志商量。我說：“我們團的經費很困難，陳司令員那裡經費也很困難。沒有錢怎麼購買槍彈，怎麼擴大隊伍？過幾天我想去小丹陽請實業銀行的董事們吃頓飯。”傅秋濤納悶地問：“怎麼想起來請他們吃飯？”我說：“想向他們借點錢用用嘛！”鍾期光也感到奇怪：“錢這麼好借？吃頓飯就肯借錢給你？”我笑着解釋道：“我有這麼個設想，先借用顧祝同的名義搞一個電報，大意是：新四軍在敵後抗戰，堅持鬥爭功勳卓著，現因交通阻塞，軍餉糧秣不便發至敵後，為解燃眉之急，望貴行先撥款一萬元給新四軍蘇南部隊暫用，不日由三戰區奉還。顧祝同。”聽畢這番話，傅、鍾二位緊張地說：“這可不能搞，追查起來要殺頭的啊！”我講：“有的是辦法，電報文稿不給他們嘛！這不就查無實據了嗎？”經我這麼一說，他們覺得有道理，便同意我去一試。

　　顧祝同。抗戰期間擔任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

　　隔日，實業銀行的幾位主要董事應邀前來。他們顯得很高興，覺得戰亂期間能得新四軍第一團長官的青睞，還請吃飯，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席間，彼此一番寒暄，也算“禮多人不怪”吧！酒過三巡，我才“言歸正傳”，說：“今日請各位董事先生來，一是建立友情，二是有件事通報。頃接三戰區顧司令長官電，暫借貴行一萬元給我部作軍費。電報在此，請各位先生過目。”說着，我打開挎包，一本正經地拿出電文給他們傳閱，看完後，我漫不經心地又將電文收回。他們說，“江副團長，拿一萬元現金出來有點困難，是否能現付五千元？”看來，董事們在酒酣之際，都很相信這個電報。我就順水推舟說：“適逢國難當頭之時，各有各的難處嘛。貴行若確有困難，那就先付五千元吧！”他們湊齊五千元，當場交給我之後，提出要打個收條備查，並解釋說，這是例行手續。我靈機一動說：“收據當然應該有。因為顧司令長官明電借用一萬元，而現在才有半數，等借足一萬元時打一張總收條好了。”他們看我很頂真，也並不懷疑，於是同意付清錢後再找我拿收據。
　　我帶着副官，拿了五千元現金喜滋滋地回到了老一團駐地。傅秋濤、鍾期光等同志也非常高興，於是商量這筆經費的用法。我說：“支隊的困難更大，我意送三千元給陳毅司令員處，我們自己留二千元吧！”鍾期光同志贊成我的意見說：“起碼給陳司令員一半。”秋濤同志說：“好吧，一半就一半。”

　　陳毅（右）與粟裕。

　　第二天，我就帶着二千五百元現金，向一支隊司令部駐地出發。那時，陳毅同志住在鎮江地區的寶堰，距離當塗小丹陽有幾百里地，又是在江南敵後，不是一段簡單的行程。多次穿越敵軍封鎖線，避開敵人據點，才安全抵達目的地。陳司令員見我這不速之客，頗感突然地問：“江渭清，你跑來幹什麼？”我笑嘻嘻地說：“沒什麼大事，就是來看看你。”他臉一板，嚴肅起來：“我有什麼好看的！”我還是樂滋滋地說：“聽說司令員這裡很困難，我是來支援你的，給你送二千五百元現金！”他更迷惑不解，急着追問這麼大一筆錢從何而來。此時，國民黨的鈔票還是很值錢的，新四軍官兵每個人每天平均只有八分錢伙食費，這次搞來這麼多錢，確實可以排點用場了。
　　於是，我一五一十地講了“借錢”經過，陳司令員聽了哈哈大笑，說：“渭清同志，你還真有辦法啊！好啊，今天我請你吃飯。”說罷，就吩咐機要科長到寶堰街上去安排炒幾個菜，買兩瓶好酒。支隊司令部的同志們發現陳司令員情緒特好，那天興致高，我和陳司令員都喝了不少酒，後來他留我在寶堰住了一夜。

　　抗戰時期的江渭清。

　　江渭清的故事講完了。我想提請注意幾點：
　　1，當時國共合作，中共與國民黨是“共赴國難”的友黨；根據國共協議，新四軍軍部及所屬江南部隊主要是受第三戰區及其所屬部隊指揮，顧祝同為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

　　2，根據國共協議，國民政府應該給新四軍發軍餉。但是發多少？軍餉只能根據當時雙方商定的新四軍人數乘以每天的標準來發。這裡的矛盾是：新四軍肯定想着要發展壯大，要不斷補充新血，從顧祝同那裡領到的軍餉肯定總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但從顧祝同的角度來看，第一他能掌握的經費也並不寬裕，第二他只能根據商定的金額發放，口說無憑嘛，不能下面軍隊報多少，他就給多少。
　　——關於顧祝同率領國軍在抗戰期間如何艱苦奮鬥，台灣方面有很多史料。過去中共對顧祝同艱苦抗日隻字不提，只宣傳他怎麼處處跟共產黨新四軍過不去。後來有段時間當局對出版的鉗制出現一些鬆動和漏洞，中國作家碧野所撰《顧祝同傳》出籠了，其中就寫了他在抗日中的作為，以及與新四軍的關係。也提到軍餉問題：新四軍說軍餉不夠，顧祝同又不相信新四軍自報的人數，於是圍繞點驗新四軍的實際人數，顧祝同及其同僚與新四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鬥了不少心眼。
　　新浪博客上有位“滴水齋主”，十幾年前到安徽省黃山屯溪的新四軍軍部紀念館參觀，拍攝了一張展板的照片，可見新四軍確實吃了空額，最後兩行字就是鐵證：“新四軍每個班多吃兩個空額，遠遠超過新四軍的實際數字。”這可是中共當局的宣傳資料自己承認的啊！

　　新四軍軍部紀念館展版。最後兩行寫道：“點驗過程中，新四軍每個班多吃兩個空額，遠遠超過新四軍的實際數字。”

　　紀念館的展板製作者、審查者不懂“隱惡揚善”“內外有別”的重要性嗎？竟然對觀眾端出來了；“滴水齋主”不知真糊塗還是裝糊塗？竟然拍下來了；新浪博客的網管，竟然也就放過來了！

　　3，江渭清用欺騙手段“借錢”，是對誰呢？當時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若騙敵人，“兵不厭詐”，當然沒問題；但是他恰恰是打着國軍上司批準的旗號，向國民黨的實業銀行下手——是欺騙盟友、欺騙民眾。我不懷疑江渭清弄這筆錢確實是要用在新四軍的生存壯大上。但是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手段嗎？

　　4，當時是特殊時期，如果說新四軍為了生存，不得不出此下策，好，我表示理解。這筆巨款（江渭清自己說“這麼多錢，確實可以排點用場”），他口口聲聲說是“借”，打算還了嗎？如果真還了，回憶錄中不可能不提。沒有提，可見就不了了之了。實業銀行的董事們，吃了個啞巴虧。如果不是江渭清自己說出來，這件事在歷史上也就灰飛煙滅無影無蹤了。
　　這也就是說，新四軍一位相當級別的軍人，存心要對這些商人當“老賴”，根本就沒打算兌現。

　　5，當江渭清冒用三戰區顧祝同司令的名義騙錢時，沒有想到欺騙的後果嗎？傅秋濤和鍾期光就擔心：“追查起來要殺頭的啊！”但江渭清說：“電報文稿不給他們嘛！這不就查無實據了嗎？”
　　董事們要江渭清出具五千元的收據，江渭清又找了個理由賴過去了，沒有給他們白紙黑字。為什麼不給？也就是為了“查無實據”。 這也就是說：欺騙沒關係，只要不讓人抓住把柄就行。

　　6，當江渭清把五千元騙到手，他的同事傅秋濤和鍾期光都笑逐顏開；當他拿了一半去見上級陳毅司令員，陳毅一弄明白原委，也頓時“哈哈大笑”，吩咐手下“安排炒幾個菜，買兩瓶好酒”犒勞江渭清——他們都是把江渭清看成“有功之臣”的。
　　這也就是說，冒用長官名義、欺騙老百姓騙來巨款，不僅僅是江渭清一個人視作天經地義，而是中共上上下下的“共識”。

　　左起：陳毅、粟裕、傅秋濤、周恩來、朱克靖、葉挺。攝於新四軍軍部。

　　7，還不僅於此。江渭清晚年回憶起這件事，絲毫沒有抱愧之心，沒有認為有任何不妥，而是將之作為光榮經歷而津津樂道講出來的。給他的書寫代序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江蘇省委負責人等，想必對此過目吧，也都沒提出異議。這也就是說，過了幾十年，即使像江渭清這樣還保留了一定良知的中共官員，對這個問題都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思、檢討；更不用說別的官員了！
　　江渭清書中還有幾句話我也念一下：
　　陳司令員同我邊吃邊談，特別強調新四軍在蘇南敵後作戰，不僅要抓“人、槍、款”，而且要注意宣傳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一齊參加抗日，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儘可能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在上級與下級各拿了騙來的人民群眾的二千五百元之後，陳毅邊喝酒邊冠冕堂皇講這番話，讓我哭笑不得。不知道這幾位被騙了五千元的實業銀行董事們，算不算“可以團結的人”？陳毅和江渭清打算怎麼去團結他們？

　　陳毅（左）與毛澤東。

　　在中共對人民所說的諸多謊言中，這件事太小，小得根本夾不上筷子。當我看到現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不管掏心掏肝地說什麼，民眾就是不信，陷於所謂“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根據其從政經驗得出的結論：“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用大白話解讀，就是：“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都被認為是說假話；無論做好事還是壞事，都被認為是做壞事。”每當看到這種場合，我就想起了這件小事。共產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公信力，就是從那時開始磨損、開始丟失的。江渭清騙到手沒打算還的錢，加上一年一年所滾的利息，都落到今天的領導人頭上了；而今天的領導人不僅還在延續慣性，更藉助高科技手段變本加厲，繼續瞞和騙，繼續透支欠債。
　　取信之道，難於上青天；失信之禍，只在反掌間。但是再難於上青天，也要“從現在做起，從一言一行做起，從最高權力者做起”，把說真話、守承諾當成根本大事、頭等大事。否則，你就不要奇怪、更不要埋怨“老百姓怎麼就是不信黨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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