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信之道，难于上青天；失信之祸，只在反掌间。但是再难于上青天，当局也要“从现在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从最高权力者做起”，把说真话守承诺当成首要大事、头等大事。否则，您就不要奇怪、更不要埋怨“老百姓怎么就是不信党和政府”？


　　一位有良知的老革命干过一件缺德事

　　《伐林追问》第49期，2020年1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今天是庚子年大年初三（本期《伐林追问》节目的首播日期）。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第四个庚子年，前三个我们民族都遇到大劫难：1840年庚子年，是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动乱导致八国联军进京；1960年，毛泽东大跃进造成生产力大破坏，大饥荒进入最深重惨痛阶段……希望这个庚子年，能够转运——起承转合，物极必反，应该到了转的时候了吧？
　　命运不会自然转，德国人写贝多芬传，书名为“扼住命运的咽喉”——个人的命运，靠个人努力奋斗去转；民族的命运，靠全民族努力奋斗去转。要扭转民族的厄运劫难，最关键的是什么？见仁见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答案。我的看法是：最关键的是，最基本的是，从说实话做起，从守承诺做起，把重建信用，放在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

　　武汉2020年春节。由于当局百般压制，掩盖真实疫情，最终疫情爆发不得不封城。

　　这个党和政府，眼下几乎说每一句话，都被人怀疑是谎言和抵赖。中美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马上有人就断言，中国人签了也不会遵守；武汉官员说，多少多少人得了肺炎，多少多少人死亡，没人信。前几天，我在武汉的一位晚辈，很不理解在武汉肺炎爆发中竟然有人问责官员，认为这是“负能量”，对同心同德抗击瘟疫是“帮倒忙”。他振振有词地问：不信政府不信党，你告诉我信什么？难道信邪？我说，撒谎成性，隐瞒成性，而且对揭露事实真相的人封口、传唤，甚至判刑杀头，不管这个机构掌握多大权力，不管它叫什么崇高美好的名称，它不是邪是什么？我无法告诉你应该信什么，怎样找到真正值得你信的，这是你自己的事，我只能告诉你，在我看来，你现在信的，恰恰就是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是中共自己造成的。中共在成立以来的历史上，撒过多少弥天大谎，造成多么骇人听闻的灾难，不需要我来重复。今天我想从我十多年前读过的一本老干部回忆录中，找出一段往事来分析分析。
　　这本书的作者，是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这本《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是上个世纪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

　　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元老首长，后来写回忆录啊出传记啊很不少，但是这本书很特别，得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重视，专门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来分析此书许多内容。《七十年征程》一书披露了许多令人深思的史实，例如，江渭清如何对毛泽东和柯庆施抗命、不肯将自己的副手、当时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例如，在“四清”运动中左得不得了的刘少奇如何高调严辞批评江渭清，逼迫江渭清做检查，等等。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太湖时听取江渭清（中）汇报。

　　我说的这段江渭清的亲身经历，发生得更早，是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合作协议的抗日战争初期。
　　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叶挺任军长，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江渭清所在部队就编为一支队下的第一团。江渭清写道：“团长由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我任副团长，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由于处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尤其是在初期，军内党的组织是隐蔽的。新四军中的各级副职，其实就是党代表、政治委员。”也就是说，江渭清的公开职务是副团长，其实是团政委。

　　新四军部分将领，左起：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

　　下面我照原书念——
　　抗日民主根据地尚未建立，除国民党发军饷以外，部队没有其他经费来源。三战区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既要我军在苏南敌后与鬼子拼杀，又不肯发军饷、拨枪支弹药，实际上是要让我军自生自灭。
　　为了解決“人、枪、款”，我们在作战的同时，有目的地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了解到国民党在小丹阳开办的实业银行，有十几个董事。于是，就找傅秋涛、钟期光同志商量。我说：“我们团的经费很困难，陈司令员那里经费也很困难。没有钱怎么购买枪弹，怎么扩大队伍？过几天我想去小丹阳请实业银行的董事们吃顿饭。”傅秋涛纳闷地问：“怎么想起来请他们吃饭？”我说：“想向他们借点钱用用嘛！”钟期光也感到奇怪：“钱这么好借？吃顿饭就肯借钱给你？”我笑着解释道：“我有这么个设想，先借用顾祝同的名义搞一个电报，大意是：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坚持斗争功勋卓著，现因交通阻塞，军饷粮秣不便发至敌后，为解燃眉之急，望贵行先拨款一万元给新四军苏南部队暂用，不日由三战区奉还。顾祝同。”听毕这番话，傅、钟二位紧张地说：“这可不能搞，追查起来要杀头的啊！”我讲：“有的是办法，电报文稿不给他们嘛！这不就查无实据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们觉得有道理，便同意我去一试。

　　顾祝同。抗战期间担任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

　　隔日，实业银行的几位主要董事应邀前来。他们显得很高兴，觉得战乱期间能得新四军第一团长官的青睐，还请吃饭，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席间，彼此一番寒暄，也算“礼多人不怪”吧！酒过三巡，我才“言归正传”，说：“今日请各位董事先生来，一是建立友情，二是有件事通报。顷接三战区顾司令长官电，暂借贵行一万元给我部作军费。电报在此，请各位先生过目。”说着，我打开挎包，一本正经地拿出电文给他们传阅，看完后，我漫不经心地又将电文收回。他们说，“江副团长，拿一万元现金出来有点困难，是否能现付五千元？”看来，董事们在酒酣之际，都很相信这个电报。我就顺水推舟说：“适逢国难当头之时，各有各的难处嘛。贵行若确有困难，那就先付五千元吧！”他们凑齐五千元，当场交给我之后，提出要打个收条备查，并解释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灵机一动说：“收据当然应该有。因为顾司令长官明电借用一万元，而现在才有半数，等借足一万元时打一张总收条好了。”他们看我很顶真，也并不怀疑，於是同意付清钱后再找我拿收据。
　　我带着副官，拿了五千元现金喜滋滋地回到了老一团驻地。傅秋涛、钟期光等同志也非常高兴，于是商量这笔经费的用法。我说：“支队的困难更大，我意送三千元给陈毅司令员处，我们自己留二千元吧！”钟期光同志赞成我的意见说：“起码给陈司令员一半。”秋涛同志说：“好吧，一半就一半。”

　　陈毅（右）与粟裕。

　　第二天，我就带着二千五百元现金，向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出发。那时，陈毅同志住在镇江地区的宝堰，距离当涂小丹阳有几百里地，又是在江南敌后，不是一段简单的行程。多次穿越敌军封锁线，避开敌人据点，才安全抵达目的地。陈司令员见我这不速之客，颇感突然地问：“江渭清，你跑来干什么？”我笑嘻嘻地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来看看你。”他脸一板，严肃起来：“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乐滋滋地说：“听说司令员这里很困难，我是来支援你的，给你送二千五百元现金！”他更迷惑不解，急着追问这么大一笔钱从何而来。此时，国民党的钞票还是很值钱的，新四军官兵每个人每天平均只有八分钱伙食费，这次搞来这么多钱，确实可以排点用场了。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借钱”经过，陈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说：“渭清同志，你还真有办法啊！好啊，今天我请你吃饭。”说罢，就吩咐机要科长到宝堰街上去安排炒几个菜，买两瓶好酒。支队司令部的同志们发现陈司令员情绪特好，那天兴致高，我和陈司令员都喝了不少酒，后来他留我在宝堰住了一夜。

　　抗战时期的江渭清。

　　江渭清的故事讲完了。我想提请注意几点：
　　1，当时国共合作，中共与国民党是“共赴国难”的友党；根据国共协议，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江南部队主要是受第三战区及其所属部队指挥，顾祝同为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

　　2，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应该给新四军发军饷。但是发多少？军饷只能根据当时双方商定的新四军人数乘以每天的标准来发。这里的矛盾是：新四军肯定想着要发展壮大，要不断补充新血，从顾祝同那里领到的军饷肯定总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但从顾祝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他能掌握的经费也并不宽裕，第二他只能根据商定的金额发放，口说无凭嘛，不能下面军队报多少，他就给多少。
　　——关于顾祝同率领国军在抗战期间如何艰苦奋斗，台湾方面有很多史料。过去中共对顾祝同艰苦抗日只字不提，只宣传他怎么处处跟共产党新四军过不去。后来有段时间当局对出版的钳制出现一些松动和漏洞，中国作家碧野所撰《顾祝同传》出笼了，其中就写了他在抗日中的作为，以及与新四军的关系。也提到军饷问题：新四军说军饷不够，顾祝同又不相信新四军自报的人数，于是围绕点验新四军的实际人数，顾祝同及其同僚与新四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斗了不少心眼。
　　新浪博客上有位“滴水斋主”，十几年前到安徽省黄山屯溪的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参观，拍摄了一张展板的照片，可见新四军确实吃了空额，最后两行字就是铁证：“新四军每个班多吃两个空额，远远超过新四军的实际数字。”这可是中共当局的宣传资料自己承认的啊！

　　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展版。最后两行写道：“点验过程中，新四军每个班多吃两个空额，远远超过新四军的实际数字。”

　　纪念馆的展板制作者、审查者不懂“隐恶扬善”“内外有别”的重要性吗？竟然对观众端出来了；“滴水斋主”不知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竟然拍下来了；新浪博客的网管，竟然也就放过来了！

　　3，江渭清用欺骗手段“借钱”，是对谁呢？当时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若骗敌人，“兵不厌诈”，当然没问题；但是他恰恰是打着国军上司批准的旗号，向国民党的实业银行下手——是欺骗盟友、欺骗民众。我不怀疑江渭清弄这笔钱确实是要用在新四军的生存壮大上。但是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4，当时是特殊时期，如果说新四军为了生存，不得不出此下策，好，我表示理解。这笔巨款（江渭清自己说“这么多钱，确实可以排点用场”），他口口声声说是“借”，打算还了吗？如果真还了，回忆录中不可能不提。没有提，可见就不了了之了。实业银行的董事们，吃了个哑巴亏。如果不是江渭清自己说出来，这件事在历史上也就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
　　这也就是说，新四军一位相当级别的军人，存心要对这些商人当“老赖”，根本就没打算兑现。

　　5，当江渭清冒用三战区顾祝同司令的名义骗钱时，没有想到欺骗的后果吗？傅秋涛和钟期光就担心：“追查起来要杀头的啊！”但江渭清说：“电报文稿不给他们嘛！这不就查无实据了吗？”
　　董事们要江渭清出具五千元的收据，江渭清又找了个理由赖过去了，没有给他们白纸黑字。为什么不给？也就是为了“查无实据”。 这也就是说：欺骗没关系，只要不让人抓住把柄就行。

　　6，当江渭清把五千元骗到手，他的同事傅秋涛和钟期光都笑逐颜开；当他拿了一半去见上级陈毅司令员，陈毅一弄明白原委，也顿时“哈哈大笑”，吩咐手下“安排炒几个菜，买两瓶好酒”犒劳江渭清——他们都是把江渭清看成“有功之臣”的。
　　这也就是说，冒用长官名义、欺骗老百姓骗来巨款，不仅仅是江渭清一个人视作天经地义，而是中共上上下下的“共识”。

　　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摄于新四军军部。

　　7，还不仅于此。江渭清晚年回忆起这件事，丝毫没有抱愧之心，没有认为有任何不妥，而是将之作为光荣经历而津津乐道讲出来的。给他的书写代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江苏省委负责人等，想必对此过目吧，也都没提出异议。这也就是说，过了几十年，即使像江渭清这样还保留了一定良知的中共官员，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检讨；更不用说别的官员了！
　　江渭清书中还有几句话我也念一下：
　　陈司令员同我边吃边谈，特别强调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作战，不仅要抓“人、枪、款”，而且要注意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一齐参加抗日，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在上级与下级各拿了骗来的人民群众的二千五百元之后，陈毅边喝酒边冠冕堂皇讲这番话，让我哭笑不得。不知道这几位被骗了五千元的实业银行董事们，算不算“可以团结的人”？陈毅和江渭清打算怎么去团结他们？

　　陈毅（左）与毛泽东。

　　在中共对人民所说的诸多谎言中，这件事太小，小得根本夹不上筷子。当我看到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管掏心掏肝地说什么，民众就是不信，陷于所谓“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根据其从政经验得出的结论：“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用大白话解读，就是：“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被认为是说假话；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做坏事。”每当看到这种场合，我就想起了这件小事。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就是从那时开始磨损、开始丢失的。江渭清骗到手没打算还的钱，加上一年一年所滚的利息，都落到今天的领导人头上了；而今天的领导人不仅还在延续惯性，更借助高科技手段变本加厉，继续瞒和骗，继续透支欠债。
　　取信之道，难于上青天；失信之祸，只在反掌间。但是再难于上青天，也要“从现在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从最高权力者做起”，把说真话、守承诺当成根本大事、头等大事。否则，你就不要奇怪、更不要埋怨“老百姓怎么就是不信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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