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去世時，中國這麼沉重的列車正在向危險絕境以巨大的慣性下滑，要它停下或轉向，所耗費的力氣非同小可，遠遠大於校正了方向之後順水推舟的力氣。改革開放事業後來達到的深度和成就，遠超過華國鋒所能想象的地步，但歷史不能忘了啟動之人
連日來我將三年前所作的幾期《伐林追問》視頻節目文字稿放上老高的博客，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引起阿妞不牛、鍾明、雨村、沙漠滸、廣東人等不少博客網友的關注，寫下長篇跟帖，加入討論，啟發我的思考。抱歉的是，觀點且不論，大家話題所涉及的史實，浩如煙海，實在沒有能力來一一寫下我所了解的情況，參加討論、做出回應，有些問題在隨後的節目文字稿中會寫到。
我是文科出身，有時論證問題邏輯不夠嚴謹，早有許多網友批評過。我感到，我們這裡有些博友也沒有注意到邏輯。例如，有位博友說：
【“四人幫”垮台一星期，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看望胡耀邦，徵詢治國建議。】老高此文的第一句話就經不住推敲。
……葉劍英既不是黨主席，也不是總理，他怎麼會考慮如何治國的事？即使要“徵詢治國建議”，也遠遠輪不上胡耀邦，比胡資格老、水平高的老幹部有好幾十。
我這句話是陳述史實，有不止一個權威出處。
葉劍英雖然不是主席和總理，卻是當時僅有的兩個政治局常委，是搞掉“四人幫”的主要領導人，他怎麼能不“考慮如何治國的事”？
“比胡資格老、水平高的老幹部有好幾十”，沒錯。但“有好幾十”，就能否定葉向胡徵詢嗎？我並沒有說葉劍英只向胡耀邦一人徵詢呀。
這位博友不相信“不是鄧小平提拔胡耀邦”，說：
華國鋒下台後胡耀邦接任，此時鄧小平已經掌握大權，是中共的實際一把手。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提拔和推薦，胡耀邦這（怎）麼能當上中央主席和總書記的？
對“四人幫”粉碎之後最初幾年的中央領導層格局的變化，現在許多人記不太清楚。這裡簡單回顧一下：
1977年中共十一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增選陳云為政治局常委；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汪東興辭職，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
1981年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黨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
1982年十二大最後拿掉華國鋒，一中全會產生政治局常委六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
更前一期節目中我簡單地談過：鄧小平復出之後，葉劍英看到當時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新人只有華國鋒，雖然是一把手，但擋不住鄧小平抓權——葉劍英對鄧了解很深，憂心忡忡，所以才提議再加兩個新人，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共要新老交替”這個沒人能反對的名義下，這個方案經討論後被採納，中央常委變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安排了三新在前台：華國鋒是黨主席、軍委主席，胡耀邦是總書記，趙紫陽是國務院總理；明確了四老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的使命是輔佐三新。
了解了這個班子和這樣安排的意圖，就可以明白了：有人說在華出局之後“鄧小平是眾望所歸，不當一把手是高風亮節”云云，都是被鄧派筆桿子把持了宣傳大權之後的吹捧之辭所蒙蔽。我所見到和採訪過的多位知情人（其中有些是高官）都說：華國鋒下台之後，鄧小平完全沒有可能當一把手。
為什麼？簡而言之：誰能當上一把手，主要要看“四老”的態度。首先葉就不會同意鄧上，他就是為了制衡鄧，才極力主張推出胡趙兩位新人與毛選定的華在前台。理由很現成：我們黨要新舊交替，所以才安排了接班人華國鋒（1981年時60歲），如果說華不稱職，那也要安排相對年輕的當一把手，而鄧小平1981年已經77歲了。其次陳雲也不同意，他說過“你們兩個矮子（指鄧、胡）中出一個吧”，但其實是傾向胡耀邦，傅高義教授《鄧小平時代》中很明確寫了他支持胡當主席；至於李先念，當然是覺得胡上更好；鄧小平本人，這時的實際權力確實很大，是“黨內第一”但不是“黨內唯一”，他受到葉、陳、李的牽制，自己要推出什麼主張，要和他們勾兌（後來搞掉趙紫陽之後，他也不得不同意並非自己選定的江澤民）。他在1981年很清楚自己若當一把手，不如與葉、陳等人一起“垂簾聽政”，所以他也支持此時已經當了一年四個月總書記的胡接替華當黨主席。
華國鋒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啟動之功不能埋沒
《伐林追問》第44期，2020年1月13日首播
◆高伐林
談到改革開放的歷史，很少有人提到華國鋒。不能不說，這不僅對他不公平，也破壞了改革開放史的完整性，留下了一大段空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這有當年大轉折年代政治鬥爭的原因，但四十多年過去了，應該還他一個公道。
有網友說：華國鋒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怎麼可能拋棄毛澤東那一套、改弦更張？他只能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照過去方針辦”。這話也對也不對。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就必定按照毛的思路來嗎？毛澤東選定接班人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可他們在毛生前就對毛搞修正主義，否則毛也不會對接班人換了一個又一個了！
華國鋒確實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嚴重束縛，這何止是他？毛澤東統治中國27年，幹部群眾誰不將毛澤東奉若神明，將毛澤東的指示奉若聖旨？就是鄧小平，給中央寫的對華國鋒表示效忠的信中，提的也只能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他不敢、也不可能提出：“堅決糾正毛澤東的錯誤路線”。鄧小平後來推行的許多政策，讓人們分明看到毛澤東濃重的陰影；他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汪東興、李鑫等毛派人士提出的“兩個凡是”相比，換湯不換藥。
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與“兩個凡是”換湯不換藥。
華國鋒對毛澤東那一套真的就亦步亦趨，不越雷池一步嗎？顯然不是。毛澤東咽氣後的第三天，9月11日，華國鋒就請李先念去找葉劍英商量，不到一個月，就拿下了毛的遺孀和黨羽。或許有人看來這還沒有超出權力之爭，還不能表明華國鋒敢於背離毛澤東路線，那麼更多的史實告訴我們，華國鋒執政之後雖然對外喊的還是沿襲毛澤東時代的口號，實際上“打着紅旗反紅旗，打着毛旗反毛旗”，在路線上、重大方針政策上儘量不顯山不露水的改弦更張已經開始了。
華國鋒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但“打着毛旗反毛旗”的事沒少干。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韓鋼教授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華國鋒並沒有受所謂“毛澤東的遺志”的約束，在對外交往方面，尤其不是墨守陳規的領導人。1977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這個決策就頗具勇氣。自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一直視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第一個中斷了同南共聯盟的關係。據前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朱良的文章，雖然1975年毛澤東出於反對美蘇兩霸、尤其是抗衡威脅最大的蘇聯的考慮，一度稱讚鐵托，還托來訪的南斯拉夫總理向鐵托轉致問候，兩國緊張關係有所鬆動，但是鐵托訪華涉及是否恢復兩黨關係。中共內部有一種意見認為，反對南共聯盟“現代修正主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不能否定。當時，中聯部部長耿飆、副部長李一氓思想比較解放，“中央領導同志的思想更解放”——這是朱良的原話。韓鋼認為，朱良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應當是指、至少是包括華國鋒。1977年8月，鐵托訪華獲得成功，兩黨關係的恢復進入快車道。
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後，中共和南共聯盟恢復了黨的關係。
1978年3月，中共高層派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據朱良文章，訪問團回來後向中央報告，否定了過去中國黨給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義”罪狀，肯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並就恢復兩黨關係的方式和華國鋒訪南提出建議。6月，中南兩黨正式恢復關係，南共聯盟成為第一個同中共恢復關係的“修正主義黨”。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自1957年以後第一次出國訪問。
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認識高度來要求華國鋒，而應該看到他在當時的條件下扭轉方向的啟動之功。中國這麼沉重的列車，正在向一個危險的方向以巨大的歷史慣性在行駛、在下滑，要把它停下來，或者就在行駛中卻轉向另外一個方向，所耗費的力氣非同小可，肯定遠遠大於校正了方向之後順水推舟的力氣。在鄧小平實際主政時期，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改革派領導人推動的改革開放事業，毫無疑問，遠遠超過華國鋒當初所能想象的地步，但是，一個人吃了第二個大饅頭吃飽了，他說：還是這個饅頭好，頂用，第一個饅頭吃了跟沒吃一樣。能這麼說嗎？如果不吃第一個饅頭，他吃第二個饅頭怎麼會飽？
華國鋒就是那個給文革後百廢待興的中國提供第一個饅頭的人。這裡我們就來回顧一下，華國鋒和他的團隊是怎樣給中國提供第一個改革開放的饅頭的。
1977年5月，華國鋒在一篇文章里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這恐怕是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之後最早一次公開提到“改革”。當然，這是筆桿子起草的稿子，還是主流意識形態理論的官樣文章，未必能反映華的真實認知。
史料顯示，華的改革意圖不是來自某種“理論”，而主要受國外經驗和國內現實所激發。他長期從事實務，頭腦中意識形態相對淡薄，這一點上與鄧小平有相似之處。華國鋒非常重視國外設備、技術和資金的引進，而且極力主張擴大和加快引進。而且，難能可貴的是，華國鋒並沒有將引進局限在技術和物質的層面，而是同時倡導研究國外的經驗、效仿國外的先進事物。他“主張出去看看，開開眼界”，說這樣“有好處”。在長期形成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氛圍下，這種主張在當時是相當開放的。華國鋒心裡清楚：“過去這個話不能說，一說國外先進，就說是崇洋媚外。”
項南是胡耀邦麾下改革大將，向華國鋒匯報訪美情況，說美國三大差別比中國要小。
胡少安著《項南傳》中介紹，1977年初，當時擔任一機部副部長的項南，就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談到美國“三大差別”比中國小、應該借鑑資本主義先進經驗時，華“內心有所觸動”，表示相信項南所說。1978年5月，華國鋒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有關部門還派出了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香港和澳門。在華國鋒和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1978年形成當代中國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出國考察產生的效應，絕不僅僅是簽訂引進合同，而是給中國提供了現代化的參照系。反饋回來的信息，使華國鋒及其團隊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上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強化了他的緊迫感，從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華國鋒特別關注同西方的交往。
文革中，中共和國家主要領導層十分不穩定，城頭變幻大王旗，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除了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陳錫聯等個別人訪問過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尼泊爾和聯合國外，其他主要領導人大多從沒出國訪問。1978年起，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始走出國門。這一年，出訪的領導人僅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就有12位，先後出訪20次，訪問的國家達51個。華國鋒本人出訪了法國、聯邦德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
王震當時是負責工業發展的國務院副總理，1978年11月出訪英國，被英國工人所享受的高度發達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所震驚。在出訪之前，王震對於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認識大部分來自馬克思十九世紀的描述，甚至以為自己會在倫敦看到貧民窟、看到兩極分化與血汗剝削。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他發現自己的工資僅僅是倫敦一個垃圾收集工的1/6。王震回國後匯報對英國的評價說：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到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王震訪問英國後深受震撼。
聽到這話，許多人會笑掉大牙：英國要真有了共產黨執政，還能成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嗎！
不管怎麼說，百聞不如一見。王震的匯報最讓華國鋒和中共領導層振聾發聵的是中英對比，1978年兩國人均國民收入之比是1比42。我們老說王震是思想僵化的老左派，至少在這個問題上，他還不是花崗岩腦袋，從英國歸來後，他成為創辦深圳特區和某些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1978年6月1日，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聽取和討論上海市委書記林乎加率領的赴日本經濟代表團的匯報。匯報總結了日本經濟在一二十年間起飛的經驗，關鍵是三條：第一，大膽引進新技術，把世界上的先進東西拿到自己手上。第二，充分利用國外資金。第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科學研究，培養科技人才。報告指出：這三條經驗，我們也可以運用。這是第一次把運用國外資金的問題提到中央最高層，但仍然不敢說直接借貸，而是提出引進設備技術項目的條件，“基本上是出了產品還錢”。
據朱良文章，華國鋒了解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對外經濟合作完全放開，搞補償貿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營，生產協作等等，看來也沒有損害國家主權；他說：看來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南、羅同中國的同類企業比，規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很多，企業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而中國的企業權利太小，經營管理有問題。中國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中國企業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去接受外國消費者的檢驗裁判。他們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農工聯合企業，不僅搞農、牧、畜，而且搞加工，還有自己的銷售網點。華國鋒要趙紫陽在四川搞一個、在北京搞幾個這樣的企業。華國鋒認為，這次訪問很大一個成果，是開闊了眼界，有助於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要爭取時間趕上去。
谷牧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貢獻。
1978年6月30日，華主持聽取谷牧的匯報，三番五次談到改革：“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鑑。”“上層建築，很多東西要改進。我們出個國，辦手續，快者三個月，慢者半年。這樣的上層建築不適應，要大膽改革。”讓華國鋒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華看到“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後”，“我們是有個思想束縛，要加快建設，我們本身有個學習問題”，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點”。這種源於經驗的改革意識，比某種“理論”更實在。
華當時比較關注的是機構和人員的精簡、企業管理、幹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應該說，他對改革改什麼，認識是零碎和淺層的。他沒有想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大機器，具有根本的、全局的致命缺陷，不是改進潤滑系統呀、換個皮帶輪呀和塞緊漏氣的閥門等等就能奏效的。但是改革本來是一個循序漸進、梯度升級的過程，當時人們對改革和開放的認知大體也就在這個層次上。正如剛才我一再強調的，華國鋒所認知的改革開放，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面都無法同後來相比，第一個饅頭嘛。不過，無論如何，應該肯定，在其主政期間，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值得注意的是，華這時提出“警惕片面強調集中統一”，“搞經濟工作要掌握經濟法則”，“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也多少顯露出經濟改革後來的縱深走向。
華國鋒視察農村，也注意了解國外如何解決農業問題。但他終究沒找到突破性的改革思路。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兩個多月的務虛會。這個會議正是華國鋒聽取谷牧匯報後提議召開的，華國鋒要求出國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幾條，在國務院務虛，一面議，一面定了就辦。根據華國鋒的提議，谷牧主持召開了三個半天的出國考察人員座談會，擬定了7個文件，提交國務院務虛會討論。國務院務虛會是醞釀對外開放的重要高層會議，華國鋒親自出了四個題目：引進新技術，企業管理和工業管理，計劃平衡，出口貿易問題。會議採取了暢所欲言的民主形式，對下一步對外開放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和探討。其中談到的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靈活利用國外資金等思想，成為這一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對外開放國策的重要來源。
兩個多月的國務院務虛會由李先念主持會議，華國鋒對會議十分重視，除一兩次他未參加外，都出席並參與討論。如7月11日，計委李人俊談擴大技術引進的初步設想。說中國今後8年引進技術和裝備的規劃雖然總規模達到180億美元，但是與國外在這方面的投資來說，仍然差距很大，因此擴大引進是很必要的。匯報後華國鋒講話說：“關於引進國外新技術，原來我們提了一個65億美元的方案，以後看到形勢發展好，認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億美元。現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是合乎認識規律的。”
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于光遠，後來評價：“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人們思想的作用。我認為，說我們黨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軔於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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