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时，中国这么沉重的列车正在向危险绝境以巨大的惯性下滑，要它停下或转向，所耗费的力气非同小可，远远大于校正了方向之后顺水推舟的力气。改革开放事业后来达到的深度和成就，远超过华国锋所能想象的地步，但历史不能忘了启动之人
连日来我将三年前所作的几期《伐林追问》视频节目文字稿放上老高的博客，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引起阿妞不牛、钟明、雨村、沙漠浒、广东人等不少博客网友的关注，写下长篇跟帖，加入讨论，启发我的思考。抱歉的是，观点且不论，大家话题所涉及的史实，浩如烟海，实在没有能力来一一写下我所了解的情况，参加讨论、做出回应，有些问题在随后的节目文字稿中会写到。
我是文科出身，有时论证问题逻辑不够严谨，早有许多网友批评过。我感到，我们这里有些博友也没有注意到逻辑。例如，有位博友说：
【“四人帮”垮台一星期，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征询治国建议。】老高此文的第一句话就经不住推敲。
……叶剑英既不是党主席，也不是总理，他怎么会考虑如何治国的事？即使要“征询治国建议”，也远远轮不上胡耀邦，比胡资格老、水平高的老干部有好几十。
我这句话是陈述史实，有不止一个权威出处。
叶剑英虽然不是主席和总理，却是当时仅有的两个政治局常委，是搞掉“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他怎么能不“考虑如何治国的事”？
“比胡资格老、水平高的老干部有好几十”，没错。但“有好几十”，就能否定叶向胡征询吗？我并没有说叶剑英只向胡耀邦一人征询呀。
这位博友不相信“不是邓小平提拔胡耀邦”，说：
华国锋下台后胡耀邦接任，此时邓小平已经掌握大权，是中共的实际一把手。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提拔和推荐，胡耀邦这（怎）么能当上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
对“四人帮”粉碎之后最初几年的中央领导层格局的变化，现在许多人记不太清楚。这里简单回顾一下：
1977年中共十一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常委；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辞职，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
1981年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十二大最后拿掉华国锋，一中全会产生政治局常委六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更前一期节目中我简单地谈过：邓小平复出之后，叶剑英看到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新人只有华国锋，虽然是一把手，但挡不住邓小平抓权——叶剑英对邓了解很深，忧心忡忡，所以才提议再加两个新人，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共要新老交替”这个没人能反对的名义下，这个方案经讨论后被采纳，中央常委变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安排了三新在前台：华国锋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明确了四老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使命是辅佐三新。
了解了这个班子和这样安排的意图，就可以明白了：有人说在华出局之后“邓小平是众望所归，不当一把手是高风亮节”云云，都是被邓派笔杆子把持了宣传大权之后的吹捧之辞所蒙蔽。我所见到和采访过的多位知情人（其中有些是高官）都说：华国锋下台之后，邓小平完全没有可能当一把手。
为什么？简而言之：谁能当上一把手，主要要看“四老”的态度。首先叶就不会同意邓上，他就是为了制衡邓，才极力主张推出胡赵两位新人与毛选定的华在前台。理由很现成：我们党要新旧交替，所以才安排了接班人华国锋（1981年时60岁），如果说华不称职，那也要安排相对年轻的当一把手，而邓小平1981年已经77岁了。其次陈云也不同意，他说过“你们两个矮子（指邓、胡）中出一个吧”，但其实是倾向胡耀邦，傅高义教授《邓小平时代》中很明确写了他支持胡当主席；至于李先念，当然是觉得胡上更好；邓小平本人，这时的实际权力确实很大，是“党内第一”但不是“党内唯一”，他受到叶、陈、李的牵制，自己要推出什么主张，要和他们勾兑（后来搞掉赵紫阳之后，他也不得不同意并非自己选定的江泽民）。他在1981年很清楚自己若当一把手，不如与叶、陈等人一起“垂帘听政”，所以他也支持此时已经当了一年四个月总书记的胡接替华当党主席。
华国锋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之功不能埋没
《伐林追问》第44期，2020年1月13日首播
◆高伐林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不能不说，这不仅对他不公平，也破坏了改革开放史的完整性，留下了一大段空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这有当年大转折年代政治斗争的原因，但四十多年过去了，应该还他一个公道。
有网友说：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怎么可能抛弃毛泽东那一套、改弦更张？他只能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照过去方针办”。这话也对也不对。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就必定按照毛的思路来吗？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可他们在毛生前就对毛搞修正主义，否则毛也不会对接班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了！
华国锋确实受到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束缚，这何止是他？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干部群众谁不将毛泽东奉若神明，将毛泽东的指示奉若圣旨？就是邓小平，给中央写的对华国锋表示效忠的信中，提的也只能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不敢、也不可能提出：“坚决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路线”。邓小平后来推行的许多政策，让人们分明看到毛泽东浓重的阴影；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汪东兴、李鑫等毛派人士提出的“两个凡是”相比，换汤不换药。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与“两个凡是”换汤不换药。
华国锋对毛泽东那一套真的就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吗？显然不是。毛泽东咽气后的第三天，9月11日，华国锋就请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商量，不到一个月，就拿下了毛的遗孀和党羽。或许有人看来这还没有超出权力之争，还不能表明华国锋敢于背离毛泽东路线，那么更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华国锋执政之后虽然对外喊的还是沿袭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实际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旗反毛旗”，在路线上、重大方针政策上尽量不显山不露水的改弦更张已经开始了。
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打着毛旗反毛旗”的事没少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华国锋并没有受所谓“毛泽东的遗志”的约束，在对外交往方面，尤其不是墨守陈规的领导人。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个决策就颇具勇气。自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前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朱良的文章，虽然1975年毛泽东出于反对美苏两霸、尤其是抗衡威胁最大的苏联的考虑，一度称赞铁托，还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这是朱良的原话。韩钢认为，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应当是指、至少是包括华国锋。1977年8月，铁托访华获得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
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后，中共和南共联盟恢复了党的关系。
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自1957年以后第一次出国访问。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认识高度来要求华国锋，而应该看到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扭转方向的启动之功。中国这么沉重的列车，正在向一个危险的方向以巨大的历史惯性在行驶、在下滑，要把它停下来，或者就在行驶中却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所耗费的力气非同小可，肯定远远大于校正了方向之后顺水推舟的力气。在邓小平实际主政时期，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改革派领导人推动的改革开放事业，毫无疑问，远远超过华国锋当初所能想象的地步，但是，一个人吃了第二个大馒头吃饱了，他说：还是这个馒头好，顶用，第一个馒头吃了跟没吃一样。能这么说吗？如果不吃第一个馒头，他吃第二个馒头怎么会饱？
华国锋就是那个给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提供第一个馒头的人。这里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华国锋和他的团队是怎样给中国提供第一个改革开放的馒头的。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笔杆子起草的稿子，还是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官样文章，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史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图不是来自某种“理论”，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他长期从事实务，头脑中意识形态相对淡薄，这一点上与邓小平有相似之处。华国锋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华国锋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国锋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项南是胡耀邦麾下改革大将，向华国锋汇报访美情况，说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要小。
胡少安著《项南传》中介绍，1977年初，当时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就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1978年5月，华国锋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国锋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国锋及其团队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强化了他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华国锋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
文革中，中共和国家主要领导层十分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等个别人访问过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尼泊尔和联合国外，其他主要领导人大多从没出国访问。1978年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走出国门。这一年，出访的领导人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就有12位，先后出访20次，访问的国家达51个。华国锋本人出访了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
王震当时是负责工业发展的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11月出访英国，被英国工人所享受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所震惊。在出访之前，王震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描述，甚至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看到两极分化与血汗剥削。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1/6。王震回国后汇报对英国的评价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问英国后深受震撼。
听到这话，许多人会笑掉大牙：英国要真有了共产党执政，还能成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吗！
不管怎么说，百闻不如一见。王震的汇报最让华国锋和中共领导层振聋发聩的是中英对比，1978年两国人均国民收入之比是1比42。我们老说王震是思想僵化的老左派，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是花岗岩脑袋，从英国归来后，他成为创办深圳特区和某些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1978年6月1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领的赴日本经济代表团的汇报。汇报总结了日本经济在一二十年间起飞的经验，关键是三条：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报告指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这是第一次把运用国外资金的问题提到中央最高层，但仍然不敢说直接借贷，而是提出引进设备技术项目的条件，“基本上是出了产品还钱”。
据朱良文章，华国锋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中国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中国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的检验裁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赵紫阳在四川搞一个、在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一个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谷牧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6月30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让华国锋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这种源于经验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
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应该说，他对改革改什么，认识是零碎和浅层的。他没有想到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大机器，具有根本的、全局的致命缺陷，不是改进润滑系统呀、换个皮带轮呀和塞紧漏气的阀门等等就能奏效的。但是改革本来是一个循序渐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就在这个层次上。正如刚才我一再强调的，华国锋所认知的改革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第一个馒头嘛。不过，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期间，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华国锋视察农村，也注意了解国外如何解决农业问题。但他终究没找到突破性的改革思路。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根据华国锋的提议，谷牧主持召开了三个半天的出国考察人员座谈会，拟定了7个文件，提交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国务院务虚会是酝酿对外开放的重要高层会议，华国锋亲自出了四个题目：引进新技术，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计划平衡，出口贸易问题。会议采取了畅所欲言的民主形式，对下一步对外开放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探讨。其中谈到的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灵活利用国外资金等思想，成为这一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来源。
两个多月的国务院务虚会由李先念主持会议，华国锋对会议十分重视，除一两次他未参加外，都出席并参与讨论。如7月11日，计委李人俊谈扩大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说中国今后8年引进技术和装备的规划虽然总规模达到180亿美元，但是与国外在这方面的投资来说，仍然差距很大，因此扩大引进是很必要的。汇报后华国锋讲话说：“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于光远，后来评价：“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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