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暴动英雄座次怎么排的公案，不知是否会上报到毛泽东那儿。但我估计：对毛来讲，虽然与周恩来有矛盾，但既然南昌暴动与己无关，争论焦点又只是朱德排第二还是第四、加不加上刘伯承，这两人反正都已边缘化，犯得上因此驳斥周吗？


　南昌暴动英雄排座次，听周恩来的，还是听胡乔木的？

　　《伐林追问》第29期 2019年12月04日首播

　　◆高伐林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历来重视尊卑有序，不能乱了纲常。而举起反封建等级、讲人人平等的旗号造反的中共，夺权执政之后，却最讲究尊卑有序。这让我想起刘邦的故事，夺了天下之后开庆功宴，文臣武将酗酒争功，狂呼乱叫，拔剑砍桌子剁柱子，刘邦又讨厌又无奈。一个叫叔孙通对刘邦出主意：制订等级制度、礼乐规章，用来训练群臣，规范百姓。再开朝会，人人都诚惶诚恐，循规蹈矩，刘邦说：“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作皇帝的尊贵。”
　　毛泽东也是这样，掌权之前要用平等的名义，动员底层民众，打乱既定秩序；一旦掌权了，平等的招牌还挂着，但是要建立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政治秩序。写过《1984》这部名著的乔治·奥威尔还写过一本寓言小说《动物农场》，有句名言：“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更平等”的这些成员，就要享受更高的待遇。

　　中共中央一把手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尊卑有序、秩序井然地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中共深得这句话精髓。哪个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是多少平米，配车是什么品牌，看文件是看极密还是看绝密……错乱一点就是“政治错误”。无论大会上的座席安排、报刊上的排名先后、电视上的镜头先拍谁后拍谁，谁10秒，谁5秒……都严格按照权力大小地位高低。文革中，从中央报纸上登出的领导人名单琢磨名次排序，成了时髦，连当时少不经事的我，也时时琢磨。看看领导人举行公祭、敬献花圈花篮的镜头：中央的一号人物，肯定在最中间、最前面，然后二三把手分列两旁，其他常委再靠后一点，后面是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成扇形向兩翼展开，多跨一步、超前几分，就是僭越；当然也不能拉开距离，拉开了要么说明你是心不在焉，不当回事，要么更坏，表明怀有二心。只能各按各位，跟在上级领导的后面亦步亦趋。让我好笑的是，有时组织部门下文任命某某人担任某某副职时，也会明确规定其排名在另一副职某某某后面。
　　对于现实活动中的领导人如何排序，还算好办，按照现任官职、级别高低就行了；但是对历史事件中的领导人如何排序？是根据当时的职务高低、作用大小呢，还是根据后来他们最高官职的高低呢？

　　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

　　南昌暴动这一历史事件所集中的后来的领导人，密度极高。建军80周年时，那是2007年，耗资1.5亿元人民币改建、扩建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新开馆，起义英雄纪念名录墙首次亮相，列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徐特立、郭沫若等一大批显赫人物。据专家统计，参加起义的两万余人中，建国后担任过国家领导职务的16人，授予元帅军衔的6人，授予大将军衔的3人，授予上将军衔的4人，授予中将军衔的7人，授予少将军衔的6人，担任过省部级党政领导职务的19人。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南昌指挥起义作战的有3位后来的元帅：第20军军长贺龙；指挥部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回了两位：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8月10日，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陈毅从九江赶上来。
　　我建军80周年之际读中新社和《解放军报》的报道，就体会到把这些人都报道出来，而不犯“政治错误”，媒体必定是煞费苦心。何况还不止元帅，还有大将呢——上将中将就算了，报道中不提了——而这些大将，当年的职位低得不值一提：陈赓大将，暴动中负责政治保卫，后来暴动部队南下，他在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任1营营长；许光达大将，时任第四军炮兵排长；粟裕大将，起义时为11军的一名班长。

　　花费上亿巨资几次改建、扩建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据《苦难辉煌》一书作者、军方名嘴金一南少将说，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周恩来等未授军衔者不算，有八位元帅、四位大将都与南昌暴动紧紧相连。元帅比我刚才说的六位多了两位，看来金一南是将暴动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的叶剑英和徐向前也算在内了。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暴动，但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叶剑英对于八一暴动的贡献是秘密的。起事之前，在张发奎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等人到九江的甘棠湖划船，告知他们处在危险之中，推动他们最终下定决心。
　　金一南说有四位大将，也比上文所说的三位多了一位，他加上了张云逸大将，时任第四军25师参谋长，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暴动。他说服张发奎，让共产党员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暴动，却在后来参加了秋收暴动。南昌暴动当天，张云逸还掩护了共产党员、25师73团团长周士第，使暴动的部队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叶挺是北伐中崭露头角的骁将。

　　这么多声名显赫的元帅、将军，暴动时身份职务都不一样，并不都是领导人。那么南昌暴动领导人记载在中共的史书上，如何排序呢？几十年来大致有三种排法：
　　第一种：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第二种：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这份名单，把朱德，从第四位提到了第二位。
　　第三种：分了两个层次，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后来加上了李立三，排名在周恩来之后、贺龙之前），这是第一层次；其他领导人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为第二层次。
　　历来其它排法当然还有，例如，“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四人；而在文革中，贺龙的名字就被抹掉了。
　　不过，文革中总算没将林彪的名字放上去——这不仅因为当时他只是连长，实在没法算进“领导人”，更何况林彪所属部队是8月2日才赶到南昌的。
　　顺便说一句：文革中，对毛泽东、林彪不在场的事件，或者虽然在场但只是小角色的事件，当时的党中央和意识形态主管就采取另一个办法：淡化。在文革高潮中，宣传最多的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这当然也是扯淡；还有五大革命圣地：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和延安；而南昌，就悄悄被排除在外了。
　　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序有没有标准排法呢？最后是周恩来一槌定音。

　　周恩来当仁不让，将自己列为南昌暴动领导人的第一号。

　　北京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贾若瑜少将写过一篇回忆，就为南昌起义领导人的这个名次学，他差点被打成“反党”。幸亏他手上有周恩来的“尚方宝剑”。是怎么回事呢？
　　五十年代，胡乔木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充当中共《党史》教材，书里说，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四位。贾若瑜说：
　　我查看史料后，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准确。为了慎重起见，我带着问题向周恩来同志请教。周总理认真地想一想后说：领导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应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五人。周总理对这几位领导人当时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还亲笔写了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姓名和排列次序。于是，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所提供的材料，不仅在解说词出加以体现，还请画家黎冰鸿同志据此画了巨幅油画，作为辅助展品。

　　画家黎冰鸿画下巨幅油画《南昌起义》。

　　1959年8、9月间，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员，先后到军博对陈列内容进行审查，经批准后进行了预展。也就是说，中央认可了军博对南昌暴动的叙述。贾若瑜少将接着写道：
　　但是，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我们把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巨幅油画带到兄弟博物馆去参加会议。到了目的地，我们见到那里已陈列一幅按周、朱、叶、贺次序排列的南昌起义巨幅油画。
　　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主持。他说：“在同一个地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展出出现两种说法，这样不好。今天我们来统一认识，解决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和排列次序的问题。”没想到张副部长的话音刚落，就有同志把“帽子”甩过来了，说我反党反中央。“南昌起义在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中提的是周、朱、叶、贺，你们却提出周、贺、叶、朱、刘。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接着你一句我—句，措辞激烈，慷慨激昂。

　　胡乔木也被塑了像。这张照片突出了他是中共“一支笔”。

　　我感到十分惊讶。我说：“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同志当时负责什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负责什么工作的？怎么周恩来同志说的就是反对胡乔木同志，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我不理解。”
　　张际春同志问：“有什么根据吗？”我立即掏出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的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列次序的字条。张际春同志看了字条后说：“会先开到这里。”
　　这里我们看到的，还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贾若瑜少将作为体制中人士，有些话没有说，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为什么“有同志把帽子甩过来”，说“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不外乎因为在中共建政初期，胡乔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中宣部副部长，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后一个身份，使他说的话具有深不可测的份量，连他的上级、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忌惮三分。曾在中宣部工作多年的中共党史专家阮铭老先生就对我说过，胡乔木写文章或者会上发表意见，常常并不明说哪些是毛的“最高指示”，哪些是自己的个人看法，他有意无意地含糊其辞，同僚和下级知道他通天，为安全起见，只好都当成“有来头”的意见。这个会上那些人才敢说“反胡乔木就是反党中央”，没想到贾若瑜这一次也有后台，是亲自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现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白纸黑字。贾若瑜大概是被激怒了，那番话直接硬杠了：“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同志当时负责什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南昌暴动领导人的名次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定。从左至右：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这桩公案和这番话，不知是否会上报到毛泽东那儿。但我想：对毛来讲，与周虽然有矛盾，但既然南昌暴动自己没有参加，争论焦点又只是朱德的排位是第二还是第四、加不加刘伯承，而这两个人反正都已经边缘化，犯得上因为他俩驳斥周恩来吗？
　　在南昌暴动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者，或是共产党员，或是国民党人，起义失败后脱离了起义部队，甚至叛变与倒戈，令部队蒙受巨大的损失。蔡廷锴就是其中一位。
　　蔡廷锴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一是因为他率领国民革命军19路军在上海抗日，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而在南昌起义时，身材魁梧的蔡廷锴被指定为起义军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他却让中共恨之入骨。

　　蔡廷锴在参加了南昌暴动后率领自己的五千人脱离了暴动部队。

　　蔡廷锴作为军人，作战勇猛，但他参加南昌暴动却是被裹挟的。暴动部队离开南昌城第二天，途经进贤县时，蔡廷锴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了暴动军队。他的出走使暴动部队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要知道，蔡廷锴指挥的部队有五千人，占整个南昌起义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仅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他的举足轻重。
　　关于蔡廷锴，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严辞批评南昌起义前委“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当时前委对于蔡廷锴可能会分道扬镳估计不足，这是事实，可是若设身处地，在起义后几天内，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前委能对包括蔡廷锴在内的各级军官采取所谓“断然手段”吗？真要动手，是否就能巩固蔡廷锴下面的部队？
　　史载：8月5日，蔡廷锴宣布脱离暴动时，对于30团团长范孟声、28团参谋长徐石麟等共产党员，并未杀掉，只是发了薪饷送出部队。后来蔡廷锴与共产党还维持着不错的合作关系。不过南昌暴动脱离这件事裂痕太深，中共再不信任他。在他发动兵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时，中共对他欲迎还拒，不肯伸出援手，我相信就有这次出走留下的阴影。
　　中共建政后，对蔡廷锴还算礼遇，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安排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比蔡廷锴的出走更致命的是叶挺部的营长欧震的阵前倒戈。1927年9月，起义军退至广东潮汕，蒋介石麾下干将薛岳率部协同粤军第11师陈济棠部阻击起义军，在汤坑展开了激战。起义部队将薛岳部4个团击溃，包围了薛师指挥部，眼看就要全歼薛岳。千钧一发之时，欧震率部叛变，薛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发动猛烈反攻。打得起义军七零八落，就此一蹶不振。不仅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被彻底击碎，而且部队军心涣散，各级军官纷纷离队，营长、连长更成群结伙地拉着部队开小差，星流云散；留下的人也纷纷提出解散隐蔽。

　　欧震叛变倒戈，后来成为抗战名将，官至国军上将。

　　当时狼狈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南昌起义部队的最后一次会议——10月3日的流沙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他正发高烧。哨兵发现敌人尖兵，于是会议草草收场，众人分头撤退。混乱中，抬周恩来的担架队员也乘机溜走，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了叶挺和聂荣臻，三人仅有的武器，只是叶挺的一把小手枪！后来三人搭上一条小船，漂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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