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暴動英雄座次怎麼排的公案，不知是否會上報到毛澤東那兒。但我估計：對毛來講，雖然與周恩來有矛盾，但既然南昌暴動與己無關，爭論焦點又只是朱德排第二還是第四、加不加上劉伯承，這兩人反正都已邊緣化，犯得上因此駁斥周嗎？


　南昌暴動英雄排座次，聽周恩來的，還是聽胡喬木的？

　　《伐林追問》第29期 2019年12月04日首播

　　◆高伐林


　　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歷來重視尊卑有序，不能亂了綱常。而舉起反封建等級、講人人平等的旗號造反的中共，奪權執政之後，卻最講究尊卑有序。這讓我想起劉邦的故事，奪了天下之後開慶功宴，文臣武將酗酒爭功，狂呼亂叫，拔劍砍桌子剁柱子，劉邦又討厭又無奈。一個叫叔孫通對劉邦出主意：制訂等級制度、禮樂規章，用來訓練群臣，規範百姓。再開朝會，人人都誠惶誠恐，循規蹈矩，劉邦說：“今天我才真正體會到了作皇帝的尊貴。”
　　毛澤東也是這樣，掌權之前要用平等的名義，動員底層民眾，打亂既定秩序；一旦掌權了，平等的招牌還掛着，但是要建立有利於自己統治的政治秩序。寫過《1984》這部名著的喬治·奧威爾還寫過一本寓言小說《動物農場》，有句名言：“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為平等”。“更平等”的這些成員，就要享受更高的待遇。

　　中共中央一把手率黨和國家領導人尊卑有序、秩序井然地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

　　中共深得這句話精髓。哪個級別的官員住房標準是多少平米，配車是什麼品牌，看文件是看極密還是看絕密……錯亂一點就是“政治錯誤”。無論大會上的座席安排、報刊上的排名先後、電視上的鏡頭先拍誰後拍誰，誰10秒，誰5秒……都嚴格按照權力大小地位高低。文革中，從中央報紙上登出的領導人名單琢磨名次排序，成了時髦，連當時少不經事的我，也時時琢磨。看看領導人舉行公祭、敬獻花圈花籃的鏡頭：中央的一號人物，肯定在最中間、最前面，然後二三把手分列兩旁，其他常委再靠後一點，後面是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成扇形向兩翼展開，多跨一步、超前幾分，就是僭越；當然也不能拉開距離，拉開了要麼說明你是心不在焉，不當回事，要麼更壞，表明懷有二心。只能各按各位，跟在上級領導的後面亦步亦趨。讓我好笑的是，有時組織部門下文任命某某人擔任某某副職時，也會明確規定其排名在另一副職某某某後面。
　　對於現實活動中的領導人如何排序，還算好辦，按照現任官職、級別高低就行了；但是對歷史事件中的領導人如何排序？是根據當時的職務高低、作用大小呢，還是根據後來他們最高官職的高低呢？

　　南昌起義參加者名錄牆。

　　南昌暴動這一歷史事件所集中的後來的領導人，密度極高。建軍80周年時，那是2007年，耗資1.5億元人民幣改建、擴建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重新開館，起義英雄紀念名錄牆首次亮相，列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徐特立、郭沫若等一大批顯赫人物。據專家統計，參加起義的兩萬餘人中，建國後擔任過國家領導職務的16人，授予元帥軍銜的6人，授予大將軍銜的3人，授予上將軍銜的4人，授予中將軍銜的7人，授予少將軍銜的6人，擔任過省部級黨政領導職務的19人。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南昌指揮起義作戰的有3位後來的元帥：第20軍軍長賀龍；指揮部參謀團參謀長劉伯承；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
　　8月2日拂曉，從回馬嶺又趕回了兩位：前委軍委書記聶榮臻；第四軍25師73團3營7連連長林彪。8月10日，時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准尉文書的陳毅從九江趕上來。
　　我建軍80周年之際讀中新社和《解放軍報》的報道，就體會到把這些人都報道出來，而不犯“政治錯誤”，媒體必定是煞費苦心。何況還不止元帥，還有大將呢——上將中將就算了，報道中不提了——而這些大將，當年的職位低得不值一提：陳賡大將，暴動中負責政治保衛，後來暴動部隊南下，他在賀龍的第20軍3師6團任1營營長；許光達大將，時任第四軍炮兵排長；粟裕大將，起義時為11軍的一名班長。

　　花費上億巨資幾次改建、擴建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據《苦難輝煌》一書作者、軍方名嘴金一南少將說，1955年授銜的將帥中，周恩來等未授軍銜者不算，有八位元帥、四位大將都與南昌暴動緊緊相連。元帥比我剛才說的六位多了兩位，看來金一南是將暴動時，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內的葉劍英和徐向前也算在內了。他們沒有直接參與暴動，但也做出了各自的貢獻。葉劍英對於八一暴動的貢獻是秘密的。起事之前，在張發奎指揮的第二方面軍擔任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探知賀龍、葉挺等人將要被扣留，解除兵權。他馬上約了葉挺、賀龍等人到九江的甘棠湖划船，告知他們處在危險之中，推動他們最終下定決心。
　　金一南說有四位大將，也比上文所說的三位多了一位，他加上了張雲逸大將，時任第四軍25師參謀長，未暴露身份公開參加暴動。他說服張發奎，讓共產黨員盧德銘出任第二方面軍警衛團團長，這個團沒有趕上南昌暴動，卻在後來參加了秋收暴動。南昌暴動當天，張雲逸還掩護了共產黨員、25師73團團長周士第，使暴動的部隊又多了一支生力軍。

　　葉挺是北伐中嶄露頭角的驍將。

　　這麼多聲名顯赫的元帥、將軍，暴動時身份職務都不一樣，並不都是領導人。那麼南昌暴動領導人記載在中共的史書上，如何排序呢？幾十年來大致有三種排法：
　　第一種：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
　　第二種：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這份名單，把朱德，從第四位提到了第二位。
　　第三種：分了兩個層次，起義主要領導人周恩來、賀龍、葉挺（後來加上了李立三，排名在周恩來之後、賀龍之前），這是第一層次；其他領導人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為第二層次。
　　歷來其它排法當然還有，例如，“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四人；而在文革中，賀龍的名字就被抹掉了。
　　不過，文革中總算沒將林彪的名字放上去——這不僅因為當時他只是連長，實在沒法算進“領導人”，更何況林彪所屬部隊是8月2日才趕到南昌的。
　　順便說一句：文革中，對毛澤東、林彪不在場的事件，或者雖然在場但只是小角色的事件，當時的黨中央和意識形態主管就採取另一個辦法：淡化。在文革高潮中，宣傳最多的是毛澤東和林彪在井岡山會師——這當然也是扯淡；還有五大革命聖地：韶山、井岡山、瑞金、遵義和延安；而南昌，就悄悄被排除在外了。
　　南昌起義領導人排序有沒有標準排法呢？最後是周恩來一槌定音。

　　周恩來當仁不讓，將自己列為南昌暴動領導人的第一號。

　　北京軍事博物館首任館長賈若瑜少將寫過一篇回憶，就為南昌起義領導人的這個名次學，他差點被打成“反黨”。幸虧他手上有周恩來的“尚方寶劍”。是怎麼回事呢？
　　五十年代，胡喬木的著作《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充當中共《黨史》教材，書裡說，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領導人是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四位。賈若瑜說：
　　我查看史料後，覺得這種提法不夠準確。為了慎重起見，我帶着問題向周恩來同志請教。周總理認真地想一想後說：領導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應是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五人。周總理對這幾位領導人當時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詳細的說明，還親筆寫了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姓名和排列次序。於是，我們根據周恩來同志所提供的材料，不僅在解說詞出加以體現，還請畫家黎冰鴻同志據此畫了巨幅油畫，作為輔助展品。

　　畫家黎冰鴻畫下巨幅油畫《南昌起義》。

　　1959年8、9月間，由中央軍委和周恩來率領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員，先後到軍博對陳列內容進行審查，經批准後進行了預展。也就是說，中央認可了軍博對南昌暴動的敘述。賈若瑜少將接着寫道：
　　但是，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我們把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巨幅油畫帶到兄弟博物館去參加會議。到了目的地，我們見到那裡已陳列一幅按周、朱、葉、賀次序排列的南昌起義巨幅油畫。
　　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同志主持。他說：“在同一個地區、對同一歷史事件的展出出現兩種說法，這樣不好。今天我們來統一認識，解決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和排列次序的問題。”沒想到張副部長的話音剛落，就有同志把“帽子”甩過來了，說我反黨反中央。“南昌起義在胡喬木同志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中提的是周、朱、葉、賀，你們卻提出周、賀、葉、朱、劉。反對胡喬木同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接着你一句我—句，措辭激烈，慷慨激昂。

　　胡喬木也被塑了像。這張照片突出了他是中共“一支筆”。

　　我感到十分驚訝。我說：“南昌起義時周恩來同志當時負責什麼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是負責什麼工作的？怎麼周恩來同志說的就是反對胡喬木同志，反對胡喬木同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我不理解。”
　　張際春同志問：“有什麼根據嗎？”我立即掏出周恩來同志親筆寫的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排列次序的字條。張際春同志看了字條後說：“會先開到這裡。”
　　這裡我們看到的，還是誰的官大就聽誰的。賈若瑜少將作為體制中人士，有些話沒有說，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為什麼“有同志把帽子甩過來”，說“反對胡喬木同志，就是反對黨中央”？不外乎因為在中共建政初期，胡喬木有兩個身份，一個是中宣部副部長，一個是毛澤東的秘書。他的後一個身份，使他說的話具有深不可測的份量，連他的上級、中宣部長陸定一也忌憚三分。曾在中宣部工作多年的中共黨史專家阮銘老先生就對我說過，胡喬木寫文章或者會上發表意見，常常並不明說哪些是毛的“最高指示”，哪些是自己的個人看法，他有意無意地含糊其辭，同僚和下級知道他通天，為安全起見，只好都當成“有來頭”的意見。這個會上那些人才敢說“反胡喬木就是反黨中央”，沒想到賈若瑜這一次也有後台，是親自參加過南昌起義的領導人，現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白紙黑字。賈若瑜大概是被激怒了，那番話直接硬槓了：“南昌起義時周恩來同志當時負責什麼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是負責什麼工作的？”

　　南昌暴動領導人的名次按周恩來的意見排定。從左至右：劉伯承、葉挺、周恩來、賀龍、朱德。

　　這樁公案和這番話，不知是否會上報到毛澤東那兒。但我想：對毛來講，與周雖然有矛盾，但既然南昌暴動自己沒有參加，爭論焦點又只是朱德的排位是第二還是第四、加不加劉伯承，而這兩個人反正都已經邊緣化，犯得上因為他倆駁斥周恩來嗎？
　　在南昌暴動中，還有一些特殊的參加者，或是共產黨員，或是國民黨人，起義失敗後脫離了起義部隊，甚至叛變與倒戈，令部隊蒙受巨大的損失。蔡廷鍇就是其中一位。
　　蔡廷鍇之所以在歷史上有名，一是因為他率領國民革命軍19路軍在上海抗日，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而在南昌起義時，身材魁梧的蔡廷鍇被指定為起義軍南下部隊左翼總指揮，他卻讓中共恨之入骨。

　　蔡廷鍇在參加了南昌暴動後率領自己的五千人脫離了暴動部隊。

　　蔡廷鍇作為軍人，作戰勇猛，但他參加南昌暴動卻是被裹挾的。暴動部隊離開南昌城第二天，途經進賢縣時，蔡廷鍇趁亂清理了隊伍中的共產黨員，率部脫離了暴動軍隊。他的出走使暴動部隊南下計劃受到嚴重挫折。要知道，蔡廷鍇指揮的部隊有五千人，占整個南昌起義部隊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僅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出他的舉足輕重。
　　關於蔡廷鍇，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嚴辭批評南昌起義前委“遲遲不解決他，致被中途逃走”。當時前委對於蔡廷鍇可能會分道揚鑣估計不足，這是事實，可是若設身處地，在起義後幾天內，在沒有掌握確鑿證據之前，前委能對包括蔡廷鍇在內的各級軍官採取所謂“斷然手段”嗎？真要動手，是否就能鞏固蔡廷鍇下面的部隊？
　　史載：8月5日，蔡廷鍇宣布脫離暴動時，對於30團團長范孟聲、28團參謀長徐石麟等共產黨員，並未殺掉，只是發了薪餉送出部隊。後來蔡廷鍇與共產黨還維持着不錯的合作關係。不過南昌暴動脫離這件事裂痕太深，中共再不信任他。在他發動兵變，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時，中共對他欲迎還拒，不肯伸出援手，我相信就有這次出走留下的陰影。
　　中共建政後，對蔡廷鍇還算禮遇，將他當成統戰對象，安排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比蔡廷鍇的出走更致命的是葉挺部的營長歐震的陣前倒戈。1927年9月，起義軍退至廣東潮汕，蔣介石麾下干將薛岳率部協同粵軍第11師陳濟棠部阻擊起義軍，在湯坑展開了激戰。起義部隊將薛岳部4個團擊潰，包圍了薛師指揮部，眼看就要全殲薛岳。千鈞一髮之時，歐震率部叛變，薛岳抓住機會，與趕來增援的粵軍發動猛烈反攻。打得起義軍七零八落，就此一蹶不振。不僅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重新北伐的設想被徹底擊碎，而且部隊軍心渙散，各級軍官紛紛離隊，營長、連長更成群結夥地拉着部隊開小差，星流雲散；留下的人也紛紛提出解散隱蔽。

　　歐震叛變倒戈，後來成為抗戰名將，官至國軍上將。

　　當時狼狽到什麼程度？僅舉一例：南昌起義部隊的最後一次會議——10月3日的流沙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當時他正發高燒。哨兵發現敵人尖兵，於是會議草草收場，眾人分頭撤退。混亂中，抬周恩來的擔架隊員也乘機溜走，周恩來的身邊只剩下了葉挺和聶榮臻，三人僅有的武器，只是葉挺的一把小手槍！後來三人搭上一條小船，漂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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