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層決策，看上去多麼高大上，多麼偉光正，官媒上這個夸“高瞻遠矚”，那個夸“深思熟慮”，其實，最高層任命省部長和最基層提拔科股長一樣，多數同意、一人反對就否決的怪事實在不少見，甚至還有一人提議、多數沒表態，也就算通過


　　人大通過的決議抵不過中共領導人一句話

　　《伐林追問》第18期 2019年11月08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節目，我提到《進出中組部》這本書電子版在網上流傳，甚至傳到我這兒來了。節目播出後有觀眾很感興趣，寫跟帖希望我發給他們電子版。這真讓是我哭笑不得：您找誰要也不能找我要啊。我受明鏡出版社委託，擔任這本書的責任編輯，要說這本書的資料，我這裡當然是最全的，作者閻淮先生非常認真——清華工科畢業的嘛——精益求精，改了又改，幾年中一稿二稿三稿，我這兒都有，作者提供了上百張照片，都是我掃描製作的。但這本書的版權並不屬於我，我哪能不經過出版社和作者允許，擅自散發呢？這不僅是違法侵權行為，而且也違反職業道德、破壞了出版社、作者與我的契約關係。

　　閻淮回憶錄《進出中組部》（明鏡出版社）

　　二十年來，明鏡旗下的幾家出版社，包括專出電子書的國史出版社，經過我的手有幾百種書，像國史出版社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這個系列中，光是《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2016年出版了36冊，2017年又出版了10冊續編，一共出了46冊電子書。這套書由宋永毅主編，編委有七八位，都是在美國和中國任教的歷史學教授，我是國史出版社委派的責任編輯。但我說，這套檔案資料其實是中共編的。
　　現在有些人，因為多種原因，包括對現實政治和現實路線不滿，懷念文革甚至呼喚文革。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真正是一場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廣西壯族自治區是這場內亂的重災區。廣西掌權者在文革中以所謂“正確路線”的名義，大搞派性鎮壓，造成全區冤假錯案20萬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達85000多人。“文革”結束後很長時間，由於以派劃線用人提干，各級領導崗位上有很多人抵制平反，蓋子始終揭不開。一直到進入文革結束的第七個年頭，1983年3月，在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督促下，對廣西區黨委班子做了調整，在全廣西範圍開展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簡稱“處遺”），全區共組織了10萬人的“處遺”調查組、工作組，歷時4年多時間，直到1987年7月基本結束，1984年後“處遺”結合整党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平反冤假錯案，追究部分人的政治和刑事責任，全區共處分了53000多人，其中國家幹部18000多人。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是國史出版社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系列中的一種。

　　1987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把全廣西各地、市、縣在“處遺”、整黨中形成並經當地黨委審定上報的“文革大事件”材料，以及這個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廣西文革大事記》編印成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堪稱一份最翔實、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威性。
　　從這套難得的史料，我們既能通過廣西這個縮影，了解當時的中國如何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入深淵，又能看到“文革”如何釋放出人性中的殘忍和醜惡，將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變成肆無忌憚地姦淫燒殺、活埋滅門、腥風血雨的人間地獄。
　　抱歉我扯遠了，一提起這些話題，我的思緒常常就信馬由韁，收不住閘，總希望更多的人讀到這些檔案，了解真實的歷史。把話題拉回來，我的意思，作為編輯，豈能將書稿隨意散發？說回《進出中組部》，電子版在網上和自媒體上傳播，我沒有這個能力干預，但我至少能管住自己。這裡向大家解釋一下，希望有興趣閱讀的朋友，到書店購買，如果書店脫銷了，可以請書店向明鏡集團訂購。這本書很有信息和思想含金量，您買是不會後悔的，已經引起廣泛重視，李銳和楊繼繩為之作序給以高度評價，我看到哲學家徐友漁教授至少有兩期《友漁讀書》節目，專門評述這本書。

　　哲學家徐友漁教授在《友漁讀書》節目中三次解讀閻淮回憶錄《進出中組部》。

　　我再接着說胡錦濤。
　　最近因為做《伐林追問》節目，我將胡錦濤的履歷重溫了一下，有一個小小的發現：他的兩次調動，都非常突然，都是在剛剛一本正經地走了選舉的過場之後，被上級一把抓走。甚至讓我感覺，上級就是有意要表示出不把民意、不把選舉的程序當回事，有意要強調幹部的命運由黨掌握、由上級掌握。
　　選舉結束後就調動，在中共體制中司空見慣，對落選者甚至調到一個更高級別的崗位，也不是新鮮事。中共元老陳雲的長子陳元就經歷多次。1987年，陳元擔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商業外經外貿部部長、市體改委副主任，那年中共的黨內民主試圖從差額選舉起步，12月，北京市開黨代會換屆，黨代表要從55名候選人中差額選舉出50名市委委員。
　　中央、中組部和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都商量好了，讓進市委常委還不到一年的陳元更上一層樓，升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這種揠苗助長，引起黨代表的反彈，陳元竟在全體黨代表的選舉中遭遇滑鐵盧，成了那差額下來的五人之一，沒能選上市委委員！冷水澆頭，市委副書記之夢就此泡湯。

　　1987年，陳元進北京市委常委不到一年，又要再提為市委副書記，黨代表用選票說“不”，也擋不住他的青雲路。

　　時任中組部部長、對陳雲一直忠心耿耿的宋平，及時伸出援手，任命陳元為央行副行長。中共高層人事專家高新對這一段情況很熟悉，他說，這一任命，也因此種下了日後的陳元連續三屆全國黨代會落選的禍根，第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召開之前在中央國家機關落選了黨代表，第二次和第三次是分別在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上，兩次被提名中央委員候選人，均遭到黨代表們的無情否決，只好屈就了兩屆中央候補委員。
　　不過，我這裡說胡錦濤遭遇的還不是這種情況，不是落選了，而是當選了，但是當選之後就被調走。
　　第一次，是把他從團中央第一書記，調到貴州當省委一把手。
　　以前我說過，胡錦濤從1982年年底當上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很快就實際上主持全團工作，因為王兆國生病，又跟隨胡耀邦下去考察，尤其是1984年5月，王兆國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一年半之後，就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他根本不可能分神主管共青團。半年之後，在1984年11月，共青團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胡錦濤為第一書記。
　　幾乎就在當選之際，胡耀邦、喬石、胡啟立等人，就盤算把胡錦濤調走了。
　　上一期節目我說過，1985年春天，他們一度打算將胡錦濤調到中組部，接替尉健行空出來的常務副部長職務，結果薄一波說了“嫩了一些”而擱淺。
　　那時以胡耀邦為首的黨內改革派，與保守勢力明爭暗鬥了好長一段時間，此時終於部分得手，迫使鄧力群讓出中宣部長的烏紗帽，專任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長這個重要崗位由誰接替？胡耀邦等人又一次將胡錦濤列入了候補名單之中。但是與前一次一樣，薄一波等老人還在那兒呢，他們認為胡錦濤當中組部副部長“嫩了一些”，當中宣部正部長，豈不更是“嫩了一些”？眼看胡錦濤肯定仍然過不了老人這一關，在醞釀人選時，比較多的人傾向於把上任剛剛三個月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朱厚澤調來接任中宣部長，“讓胡錦濤到貴州去替換朱厚澤”的主意也就達成了共識。
　　據傳，是喬石首先提出了這一主意，他是一番好意，想既讓胡錦濤到省里鍛煉鍛煉，增加一點資歷，同時也暫時避一避某些元老對他的非議。也有人說，是胡耀邦率先提出的。總之，胡錦濤就這麼當上了“夜郎國”的封疆大吏。
　　198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達決定：任命胡錦濤為貴州省委第一書記，隨後他又被相應地任命為貴州省軍區政委。
　　這個時候，中央根本沒人在乎這一點：胡錦濤幾個月前剛剛被一百幾十名團中央委員投票選團中央第一書記。
　　我在此前節目中說過，胡錦濤在去貴州之前，向中央推薦讓團中央書記處最後一位書記、還保留着軍籍的宋德福接任團中央書記。閻淮在他的《進出中組部》中，告訴我們另一部分的情況。這裡我給大家念一下：

　　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的劉延東，左為王兆國。

　　1985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錦濤升任貴州省委書記，我們中組部青干局當然提出第二書記劉延東接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繼任人選時，萬里突然發難：“1976年‘四五事件’時，劉延東是工廠宣傳科幹部，帶領棒子隊到天安門鎮壓悼念周總理的革命群眾。”一時眾書記無語。余秋里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見縫插針：“我們總政組織部青年處副處長宋德福也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可以當第一書記！”於是，無異議通過。這個典型個案說明：最高層中央領導決定省部長的決策會議和最基層提拔科股長一樣，一人反對就否定，一人力挺就通過。人情社會，一般不會為不相干的下屬當面與同級意見相左。

　　閻淮的這段講述，也讓我甚有同感：中共最高層決策過程，外人看去，民眾看去，多麼高大上，多麼偉光正，官媒上這個夸“高瞻遠矚”，那個夸“深思熟慮”，其實未必慎重。前幾天中共開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治理現代化，我不清楚現在的決策程序是不是規範了一些，表面上或許要好一點吧？但我了解的三十多年前，中共最高層決策，不少時候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多數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過的怪事實在不少見，像我介紹的薄一波和萬里一句話，就攔住了重要的任免；甚至還有一人提議、多數沒有表態，就算通過的更怪的事。這裡我舉一個例子：
　　198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在中宣部召開“全民文明禮貌月”最後一次籌備工作會──所謂“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可以說是中共的“怪胎”，“三熱愛”是“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黨”──中共黨內竟成立專管“熱愛黨”即熱愛自己的機構，豈非咄咄怪事！
　　“全民文明禮貌月”，現在的觀眾可能也很陌生了。1979年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將每年的三月定為“全民文明禮貌月”。2月份只有28天，1985年2月27日開這個會，這就是在3月到來的前夕，最後一次檢查籌備情況。

　　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與楊尚昆（左二）、彭真（左一）和萬里（右一）合影。

　　這個會是主管官員參加，我沒有資格與會。但我所在的團中央包括我們宣傳部，好幾位官員出席，所以我對會上的情況了解還比較清楚。且說會上解放軍總政治部、共青團中央、北京市委負責人，依次匯報了各自系統的籌備工作，匯報完後，中宣部顧問、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副主任廖井丹，最後作了小結和提了要求。快要散會時，掛有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主任頭銜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萬里趕來了，他要講幾句話。剛開口，全場就都傻了：“‘文明禮貌月’活動搞了幾年，看來各地走過場搞形式主義一陣風比較多，效果不好。昨天我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了這個事，定下來今年就不搞了。”
　　與會代表面面相覷，瞠目結舌，連廖井丹也當場愣在那裡。全國人大雖說處在中共的政治系統的邊緣，但好歹字面上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煞有介事地正式做出的這個“全民文明禮貌月”決議，要改變、要作廢，也要裝模作樣地走個程序吧？怎麼黨中央書記處就這麼果斷乾脆，說聲“不搞了”就不搞了？須知，後天就是3月1日呀，全團上下、全軍上下、全國上下，已經籌備多日，馬上要開始各種活動了，國家領導人的電視講話、《人民日報》社論等等，都已經準備好，只待一聲令下，就要千軍萬馬齊上陣了。不搞了？那怎麼向辛苦了好一陣子的民眾和幹部交代？
　　那個年月沒有手機。團中央參加會議的胡錦濤和劉延東散會後，趕回自己機關，馬上給在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王兆國打電話，探聽內部消息。王兆國說：是啊，昨天黨中央書記處是開了例會，商量完了預訂的議程，快散會時，萬里同志發言，說“文明禮貌月”搞成了一陣風，建議今年不搞了。他講完其他書記沒有人再發言，就這麼散會了。這件事就算這麼定了！

　　每年三月的“全民文明禮貌月”活動一度很有聲勢，但流於形式。

　　“文明禮貌月”這種活動，勞民傷財，轟轟烈烈外面光，確實沒有必要搞。但是這麼輕率地拋棄，讓人氣結。尤其是萬里還算是當時中共黨內著名的開明派，是公認的還算有一些現代民主意識的元老，法治觀念竟也如此淡薄，視人大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等於零，就更令人沮喪了。其他人等而下之，就更不用提了！
　　剛才我說胡錦濤的兩次調動，都非常突然，都是在剛剛一本正經地走了選舉的過場之後，被上級一把抓走。1985年從團中央調到貴州算一次，另一次是1988年8月，他主持召開中共貴州省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上一屆省委作了工作報告。8月28日，再次高票當選連任為貴州省委常委、書記。但是剛剛三個月，他就接到中央的調令，從雲貴高原，向西登上青藏高原——到西藏自治區當黨委書記。調他到西藏，是中央早就醞釀的，還是臨時點將呢？如果是早已醞釀，何必要他在貴州又做報告又當選？如果是臨時點將，像治理西藏這麼重要、這麼複雜、這麼敏感的事，怎麼能這麼倉促地推他上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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