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在流行乐坛之前,政坛上先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从中国西北边陲的甘肃脱颖而出一批“黑马”,成为京华新贵,甚至最终攀上政坛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工矿企业打拼出头的,赶上特殊年代的特殊机遇,“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中国政坛上有个“甘肃帮”吗?
《伐林追问》第14期 2019年10月30日首播
◆高伐林
中共干部队伍中,与甘肃有某种渊源的挺多,虽然没有像“上海帮”“江苏帮”“广东帮”这样的名目,说有个“甘肃帮”,但是正国级的就可以数出好几个。我这里说的,还不是那些去“镀金”干三几个月就高升的,而是至少要干五六年以上。 有哪些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呢?——胡锦涛,68年到82年,在甘肃干了14年多;他的伯乐宋平,1972年,出任甘肅省委書記,1977年当第一书记;1981年调回北京,干了近十年;乔石,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五十年代中期到1962年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任设计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跟胡锦涛完全一样,也是1968年到甘肃,后来当地质力学队副队长、省地质局副局长,也是1982年离开兰州到北京地质矿产部……
胡锦涛与温家宝都曾在甘肃工作多年。
政治局常委乔石曾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工作多年。
副国级也有好几位——所谓副国级,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这一级。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仪,大学毕业后1962年至1965年在兰州炼油厂车间技术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军中特大老虎,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几进几出兰州军区,在十九军提拔上来,一会儿回兰州军区当作战部副部长,一会儿回去当军区副参谋长,最后当到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王刚,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几乎同时,被分配到建工部驻甘肃的七局,工作十个寒暑……
军中大老虎郭伯雄,出自兰州军区。
说来也巧,有四位都是1942年出生,都属马:郭伯雄7月出生,温家宝9月,王刚10月,胡锦涛12月。当年他们都可以算是“黑马”,2012年一起组成最高权力圈时,正是年满花甲,60岁的识途“老马”。但是有人像郭伯雄,马失前蹄,其他人能不能算马到成功?或许还不是“雪上空留马行处”,但是我想他们也绝不会感到“春风得意马蹄疾”。 甘肃走出来的部长、副部长级的就更多了:陈光毅,从甘肃省冶金部门任技术员干起,三十个寒暑,到1986年才从甘肃省长岗位上,一家伙从西北大对角到东南,到福建当省委书记,后来当民航总局局长;顾秀莲,1961年至1964年在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工作,后来曾任江苏省长、化工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 还可以数上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柳斌杰,他1969年到1978年在甘肃白银公司,从工人、工段长干起,一直干到副矿长,去读研究生。读完到团中央工作,当到宣传部部长,最后一个职务,是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对推动中国出版体制的改革、开放、搞活,下了很大工夫。退居二线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清华新闻学院院长。
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在甘肃白银公司工作。
我们知道,胡锦涛时代也是禁了书的,例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胡发云的《如焉》……直接出手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2011年宣布八本书禁止发行。但我想柳斌杰署长应该也知情。对于禁这些书,我当然反对,这些书首先就不该禁,其次你禁得住吗?反而扩大了影响,胡发云曾经对我说过,本来这本书出版了好几年,也不算火,一禁反而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当局禁书帮了大忙。
话再说回“甘肃帮”。这些人,可以肯定并没有结成帮,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在甘肃工作时,互相都不相识。与其说“甘肃帮”,不如说政坛上刮起了一阵“西北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政坛西北风”其实不完全是偶然因素凑到一起才刮起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说道说道,这里只说两点: 考察起来,除了宋平是老革命家“一二九干部”、郭伯雄是军旅出身,其他这些人,不知各位是否看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乔石、吴仪、胡锦涛、温家宝、顾秀莲、王刚、柳斌杰……都是从工矿企业干出来的。有的是科班出身、专业对口,个别的没赶上文革前考上大学,在企业基层锻炼成才。——这或许也可以算是规律吧:开国建政第一代掌权者是打天下的功臣,第二代就该是工程师、技术官僚接班。 再一个共同点,所有这些人,都拜中共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做出的加快提拔青年干部、加快新老交替这一决策之赐,不管当时他在哪一级岗位上,是省级,还是处级,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都加快向上流动。邓小平他们对文革中火箭干部很不满意,不会把一个工厂初中文化的保卫干事,一下提为党中央三把手,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迫于形势,还是强调要大胆使用、破格提拔。所以像胡锦涛、温家宝都跳了级,从副处提到副局;还有一些人尽管被安排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但是在每个台阶上都是蜻蜓点水,只当作跳板。
宋平并不是将胡锦涛放在一个省建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就算完了。他看好胡锦涛是担当党国重任的“栋梁之材”,他要为胡的晋升创造更多条件。胡锦涛在省建委副主任的椅子还没有坐热,1981年1月,宋平应他的老同学姚依林之召,调回北京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行前他不忘安排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这一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厅局级官员,换句话说,就是省级副省级的预备队,有142名学员,为期一年。进入这个培训班,虽然眼下是省管干部,但是进了中央组织人事部门的视野,前途无量。
中共中央党校。
到现在还有人推测,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蒋南翔也在党校主政。胡锦涛到共青团中央当二把手,想必伯乐是蒋南翔。蒋作为清华帮主,本来就一有机会就到处起劲地推销清华学子;再说他文革前在清华首创政治辅导员制度,让学生也兼职,胡锦涛就是其中佼佼者;蒋南翔建国后又当过共青团中央首届副书记,有这几重历史渊源,若团中央要干部,他能不加倍卖力地推荐胡锦涛吗! 我不得不说这是想当然——在当时,以及现在,这一类的“想当然”比比皆是:胡锦涛是1982年7月20日从党校培训班结业,而蒋南翔是这一年九月,中共开过十二大之后到中央党校的,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影响。正是这次党代会,胡锦涛还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竟然成了甘肃省出席十二大的代表,更被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这当然有宋平大力提携的功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是胡锦涛自身的各种条件凑合到一起,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 中共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十二大之时,中央为了加紧培养“红色接班人”,规定了年轻人的比例。筹备期间邓小平发话:要有50个50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说:“这个要求不算苛刻。”“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党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邓小平这个要求在十二大上实现了。当选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人有211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120人,55岁以下者接近三分之一,达到112位。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团的十一大。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是韩英,早就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不入眼,正在天南海北地物色接任人选,标准有四条:一,年龄在45岁以下;二,有过青年工作经验;三,既有学历又有基层工作经历;四,政治思想过硬。这四条,正像为胡锦涛量身打造的! 1982年,对于胡锦涛来讲,简直是喜报连翩而至,让他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地落到他的头上,这里我再捋一下线索: 甘肃省委内定他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他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来参加省团代会,正式走马上任;因为有了这个内定,进入了团中央领导班子候选名单,年龄难能可贵地符合标准,所以当上了党代表,又成了党中央候补委员;因为是党中央候补委员,党校结业回甘肃就当团省委书记,三个月后又率团到京,在1982年12月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大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中共十二大的最后一幕,报纸当时没报,也没公开发表照片。李锐后来回忆:大会就要结束了,传来耀邦的话:新进中委的中青年,要我选出30至40人向政治局作介绍,先印出简历。此事可说是驾轻就熟,很快就办好了。大会闭幕当天在人大会堂的一个厅,记得叶帅、小平、陈云、先念、邓大姐、彭真都到了……耀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绍。老人们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
看了李锐这番话,我查了一下,1982年9月13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常委以后,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39位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新人,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掘和拔擢了这么多后起之秀,在胡耀邦是一件不小的成绩,让这些将要挑起重担的新人同元老们见面,让他们亲眼看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也好放心。 元老们在前排就座,新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李锐一一点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走到会议厅正中间,一边听李锐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接受元老的仔细端详。 第一个上来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李淑铮。这39人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5岁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 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 胡锦涛出场亮相,李锐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39岁,职务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元老,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刚到北京任职的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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