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團中央研究室一位女幹部半開玩笑地問胡錦濤，如果有些事情你明明不那麼想，可是你為什麼還是那麼做呢？胡錦濤的回答沒說什麼官話，但也沒正面回答這個尖銳的問題，也半開玩笑地說：“什麼時候你到了我的位置上，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王兆國與胡錦濤：一馬當先與後來居上

　　《伐林追問》第15期 2019年11月01日首播

　　◆高伐林


　　有位聽眾聽了上一期《伐林追問》後留言，回憶說中共十二大重點選拔培養的是王兆國，而胡錦濤、溫家寶都當過王的副手。這位聽眾說的沒錯，2002年胡溫上任，而近30年前，王兆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團中央第一書記，而溫家寶是中辦副主任，胡錦濤是團中央常務書記。他倆同時給王兆國當副手。這真是歷史的巧合。

　　團中央二把手胡錦濤後來居上，成了團中央一把手王兆國的最高領導。

　　王兆國比胡錦濤早到團中央三個多月，1982年就調來接替韓英。他是鄧小平1980年7月，到位於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車製造廠視察時發現的。當時二汽黨委書記黃振亞說1976年擔任分廠副廠長（那時叫革委會副主任）的王兆國，抵制了“四人幫”搞的批鄧，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也說王兆國被列為了省後備幹部。
　　胡錦濤與王兆國兩人的仕途，都被人們看成平步青雲，但是王兆國先盛後衰：剛過不惑之年大紅大紫，到了1987年，突然降級安插，雖然不能稱為“斷崖式降級”，但由中央領導人降為地方官員，震動很大（那一年年初，胡耀邦被逼宮辭職）；後來王兆國又緩慢回升，2002年才終於進入政治局。相比之下，胡錦濤後來居上：1992年就跳過政治局委員，成為政治局常委。

　　王兆國（左一）陪同鄧小平視察二汽。

　　說回八十年代初期，王兆國是共青團中央一把手，但是實際上，團的幹部，不論是機關幹部，還是下麵團省市委的幹部，往往都視胡錦濤為“總管”。王兆國在團中央上任沒多久，1983年春天就患了腹膜炎，住進了醫院，儘管後來病情控制住，開團中央書記處會議時能回來，到中南海匯報時少有缺席，團中央書記們與各部部長更不時到醫院去匯報請示，但是畢竟是胡錦濤是在團中央坐鎮，在各省市基層奔走視察。
　　兩個人的性格，確實反差強烈：王兆國魄力十足，敢於拍板決斷；而胡錦濤則謹慎細心，有條不紊。
　　胡錦濤與王兆國自從當上團中央書記之後，兩人都接連被戴上各種烏紗帽。比起來，王兆國的頭銜多超出了共青團單一領域，而開拓了更大活動天地：中共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還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第六屆全國人大，被選為常委……而胡錦濤的頭銜，則多在共青團領域：全國青聯主席，少先隊工作委員會主任……1983年當上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也是以青年組織代表身份占據一席之地。
　　王兆國愛訓人，不僅一般幹部，而且有一定級別的同僚下級，他都很不客氣地訓斥——甚至是當着其他下屬公開訓斥。這種性格難免讓人覺得盛氣凌人。
　　1984年，對日親善，黨中央決定胡耀邦出面邀請日本三千青年來華訪問，接待任務主要落到團中央頭上。王兆國此時正是炙手可熱：他於5月走馬上任，接替喬石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又由胡耀邦提名，擔任了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的中方首席委員——這本是一個民辦機構，日方的委員大都是教授學者，但是中方的委員卻官方色彩極濃。接待三千日本青年毫無疑問是王兆國份內之事，為了確保活動不出岔子，他特地回團中央召開了一次幹部會議，書記處書記們和各部副部長以上參加。我忘了那次是因為一個什麼偶然的原因，也列席。王兆國要求，今後幾個月中，團中央要將接待好三千日本青年作為“頭等大事”，機關各部門和直屬單位“要派出最強的幹部”到接待第一線。
　　會上繼許多書記和部長表態說“兆國同志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及時”之後，團中央書記處排在最後一位的書記宋德福發言，先表態“要認真領會兆國同志講話”，隨後婉轉地提出，是否可以將“派出最強的幹部”這一說法，改為“派出最適合的幹部”？——團中央機關和直屬單位按要求，派出三分之二幹部參加中日青年聯歡的組織宣傳，但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工作，不能耽誤，留在機關的也有三分之一幹部，宋德福當時也是留在機關負責處理日常工作的。
　　應該說，這是一個合理化建議，保護留在機關的幹部積極性嘛。王兆國聽了之後，臉色一沉，說，“嗯，‘最適合的幹部’。但是——”，他以更強硬的語氣、更激烈的語言，嚴厲指出：任何部門不准搞本位主義，別的工作可以停，圓滿接待三千日本青年，這是全團的大局，只許辦好，不許辦壞！不管是哪個環節，誰影響了這個大局，就要立即追究，立即處理！
　　全場數十名團中央副部長以上幹部鴉雀無聲，宋德福面無表情地聽着，再沒有開腔。
　　他心裡怎麼想？

　　軍人出身的宋德福，很受胡錦濤器重。

　　宋德福是軍人出身，在總政治部是全軍青年工作的主管，那時就很得余秋里、楊尚昆等人青睞。後來軍委負責人還問過團中央：如果你們不打算提拔重用宋德福，就讓他回軍隊，我們要用他！王兆國當着這麼多幹部給宋德福碰了釘子，無形之中與軍方勢力之間豎起一堵牆。而胡錦濤則在自己外放貴州之後，向黨中央推薦宋德福接替自己，從書記最後一位，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這就使胡錦濤與軍隊政工系統之間開通了一條路。
　　我這裡說的，是我當年在團中央工作時的感受，很可能是片面的。王兆國類似的事例有多件，但是王兆國多年後當全國總工會一把手，我有個同學在全總擔任中層幹部，她對王兆國的印象就非常好，說他寬厚、謙謹，她介紹的情況讓我感到王好像換了一個人。

　　與王兆國相比，胡錦濤當時與中南海的聯繫要少一些。但因為工作性質，胡錦濤有更多的渠道廣結人脈。主要是兩條線。
　　一條，是通過與團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團委負責人的聯繫。胡錦濤是團中央機關黨委書記，在王兆國因病住院之後，又兼管組織人事。不僅幹部升遷、考核、轉業，他都有重要發言權；在分房，困難補助、家屬調京指標等問題上，他也給以關心。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的通情達理，有商有量，既堅持原則，又留有餘地。胡錦濤與這些政壇明日之星的長遠關係，作好了鋪墊。
　　他的另一條線，就更是王兆國所不具備的了：身為全國青聯主席，與青聯常委中那些精英、文藝界、思想理論界、企業界等等各條戰線的明日之星的聯繫。
　　共青團名義上、表面上是全國青聯（全稱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一個團體會員，實質上全國青聯隸屬於團中央，這種互相纏繞，是非常有中國特色的奇特關係。全國青聯是歸團中央統戰部管，團中央統戰部部長兼任全國青聯秘書長，他才是全國青聯日常事務的當家人。

　　團中央和全國青聯的招牌並排懸掛。

　　胡錦濤在清華大學就是文藝骨幹，在團中央機關聯歡會上，他有模有樣地跳過舞、唱過歌；他也愛打乒乓球，對於文學藝術也頗有悟性。當時的全國青聯常委，有文學評論家劉再復，作家葉辛，畫家韓美林，京劇藝術家劉長瑜，數學家楊樂，嚴家其、范曾、劉心武、陶斯亮、姜昆等人，還有一些青年企業家，這些人都在各自領域有影響。胡錦濤作為青聯主席，與他們有很多接觸交往，有利於自己更新知識結構，而且有利於掌握社會動向，擴大了自己在精英中的權力基礎。
　　王兆國和胡錦濤兩人當時思想言行並沒有超出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框架，未必能歸入“改革派”。不過，我個人的感覺是，胡錦濤總結和歸納能力更勝一籌，具有無須特別留意，就不至於怠慢什麼人、疏漏什麼事的能力。
　　在個人生活待遇上，胡錦濤非常注意影響。
　　他的妻子劉永清隨他一起調回了北京，開始安排在團中央屬下的中國青年旅行社工作，不久，胡錦濤就設法將她調到北京市建委，一來這樣更“專業對口”，便於她發揮才幹；二來也避免“瓜田李下”，將來若遇到提級、獎勵之類的事，不至於被人說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他到團中央之後，機關總務處在前門東大街旁的團中央宿舍樓里最西頭，按照其級別，給胡錦濤分了兩套三室一廳的住房。因為窗戶朝西，每到夏天下午，房間裡熱得像蒸籠，這樣的住房在幾個團中央書記中是最差的。胡錦濤毫不計較，說“機關住房緊張，這就很不錯了。”一住就是好幾年。
　　上級官員下基層時的“吃喝風”中共屢禁不止。團組織相對而言並非有錢有權，但是團中央書記降臨省市自治區視察，團省委同樣要擺下山珍海味，還要請來黨的省委第一書記或者分管共青團工作的省委書記、省委宣傳部長等政要，與團中央書記一起坐上席。八十年代團中央官員遇到這種情況往往頭痛：他們都在政治上有一番企圖心，若大吃大喝，如果有人告到中紀委，有可能斷送前程。可是要想抵制吧，又會鬧得上下關繫緊張。1983年底從上海調來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源潮，當時也是一位書生氣較足的官員，下去時堅持要遵守中央規定的“四菜一湯”，否則就不肯入席，或者堅持要自己掏錢，下麵團省市委接待者當然不收，於是弄得場面僵持，有時團省委書記很是下不來台，一肚子意見。
　　胡錦濤對這種問題另想高招。他對手下設身處地地解釋過，下麵團組織盛宴招待，是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的：他們想藉團中央書記來視察的機會，與省委官員們接觸溝通，聯絡感情，以方便今後的工作；有時還趁在席上向省委主要領導當面匯報、提些要求。你硬要“堅持原則”，“不留情面”，反而會將事情搞砸，給該省團的工作帶來阻力。胡錦濤在剛到達當地時，會有言在先，要求團省委負責人安排伙食進餐要儘量簡單，不要超標；但是當團省委安排好了正式場合，當着赴宴餐敘的中共的省市委負責人，他又善於應對，與那些諸侯笑臉應酬，給團省委一個大大的面子。
　　視察期間，他也不為交錢的事與接待人員推讓拉扯，回京之後，他會給團省委將錢寄去。我知道一件事，是胡錦濤到廣西視察時，非赴宴不可，胡錦濤回京後，令其秘書葉克冬，寄去30元錢──這在八十年代初，也相當於他一月薪水收入的十分之一了。

　　胡錦濤在團中央期間的秘書葉克冬（1953年9月－），非常低調。後最高官至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副主任。

　　胡錦濤的謙和，團中央部下和外邊人士有口皆碑。吳稼祥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比較過江澤民和胡錦濤，說江澤民在當總書記之前送最新款的電視到鄧小平家，並趴在地上去調試；當上總書記地位穩固之後，不接鄧夫人卓琳的電話，“氣得老夫人幾乎要尋短見”。胡錦濤則“為人極其謙和。他對誰謙和，與那個人的權力大小似乎沒有多少關係”——這是吳稼祥的原話。他舉了這麼一件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Ｌ（吳稼祥用了一個英文字母），這個L，有個同學給團中央第一書記胡錦濤當秘書。Ｌ打電話找他的秘書同學，是胡錦濤接的電話：“他這會兒不在。”
　　“你是誰呀？”Ｌ大聲問。
　　“我是錦濤。”聲音很溫和，但是聲調不高。
　　“你是誰？”Ｌ提高了聲音問。
　　“我是錦濤。”那邊重複了一次，聲音照樣溫和，語調沒有升高。
　　“你能大聲點嗎？我聽不清你的話。”
　　“我是錦濤。”聲音略微提高，語氣沒有改變。Ｌ終於聽明白了，說聲對不起，馬上掛斷了電話。
　　共青團所從事所推行的一個又一個活動，有的是配合改革開放，有的卻是配合維穩（當時並沒有這個詞兒，往往說的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一次，團中央研究室一位女幹部半開玩笑地問胡錦濤，如果有些事情你明明不那麼想，可是你為什麼還是那麼做呢？胡錦濤的回答，沒有說什麼官話，但也沒正面回答這個尖銳的問題，也半開玩笑地說：“什麼時候你到了我的位置上，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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