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凭什么向新华社发号施令呢？新华社负责人级别不比他低啊。他们并非看他眼前的职务，而是预估到他未来在政坛上可能“升值”：他是邓小平亲自发现、破格提拔的，今天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谁知道明天早上宣布的新职务是什么？


　　王兆国训人与被训，折射八十年代

　　《伐林追问》第16期 2019年11月04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节目讲了胡锦涛和王兆国八十年代初期共事的一些故事，观众比较关心，除了在节目后面留言，有的还通过其它途径给我写来感受和疑问。有位朋友九十年代在国台办工作，正好经历了王兆国从福建省长任上调来担任国台办主任，后来又一步步高升为中央统战部长兼台办主任这一段，给我打电话说，他对王的印象相当不错，说王对待台湾人士和统战对象，很有胸怀与肚量。
　　我完全相信他所说的。透露一个小秘密，我在探亲陪读来美国之后，九十年代末为家乡亲人的一件私事，给王兆国写过信反映情况——亲人遇到地方官员刁难阻挠，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投诉无门，他们说我是“旅美华人”了，比他们面子大，希望我向团中央老领导王兆国反映，因为他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正管这一摊子。王兆国对我的信很通情达理地做了批示，转给了地方。不过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最后还是拖着没办。但是王兆国体恤下情，让我感念。

　　王兆国

　　这位来电话的朋友对我所回忆的王兆国不客气地当众驳回同僚，感到难以置信。说你没记错吧？中共高层在权力之争中撕破脸公开互怼不多见，当时王兆国与宋德福是不是也处在这种状态？是不是王感到宋当众提出修正意见太伤自己面子？
　　据我所知，不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的几位领导，经历和背景不同，意见分歧是有的，但是并没有到争夺权力不共戴天的地步——至少我在团中央工作时期还不是那样。当时的王兆国与宋德福，也算不上是“政敌”，不过就是王兆国在方式方法上不够老练圆熟，没有把握好分寸和场合，说话有些生硬罢了。其实在党政机关、在企业、在学校，训人与挨训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多数情况是训人者办事心切，严格督促，不一定有“弦外之音”或者“微言大义”。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被训者有什么心理感受，导致人际关系上出现什么微妙的变化，就很难讲了，不是所有被训者都能体会训人的对方是“就事论事”，自己也应该“哪说哪了”的。
　　我年届古稀，很多事确实开始记忆模糊，很可能记错、讲错。好在当年不少同事也来到海外，有的是自己留学，也有因儿女到海外求学、定居了，便来探亲小住甚至移民，他们随时能看到听到我的节目。像我认识的团中央机关的同事，还有团中央系统直属单位如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央团校——后来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年旅行社……等等单位的人，在北美的就有好多位。希望大家都来审查、来纠正、来补充我的叙述，避免以讹传讹，共同对历史负责。
　　针对上面所说的那位朋友的质疑，我想再举两个例子。
　　1983年春，由王兆国、胡锦涛主政的新的团中央，树立一个典型：自学成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正当全国宣传如火如荼之时，最开始报导这一典型的新华社记者，发现了宣传内容中的一些失实。例如，张海迪参加高考所得的分数，是否如她在演讲中所介绍的是424分的高分？他们写了“内参”，按照新华社的有关规定，向上反映。

　　1983年5月，张海迪与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合影。

　　新华社这份“内参”，也发到王兆国这个级别。他一读大为恼火，竟立即叫来新华社那几位记者训斥：“张海迪是你们参与调查发现的典型，团中央正在宣传，全国反映热烈，现在你们自己又否定，出尔反尔，还背着团中央往党中央捅，你们这样做，是想干什么？”——这不是原话，但庶几近之。王兆国还马上打了电话给新华社负责人，表示强烈不满。而新华社负责人居然也向王兆国表示歉意。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什么权力向新华社发号施令呢？新华社负责人级别不比王兆国低，为什么要买王兆国的帐呢？他们并非看他眼前的职务，而是具有“期货思维”，预估到王兆国未来在政坛上可能“增值”，王兆国是邓小平亲自发现、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的，他今天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谁知道明天早上宣布的新职务是什么？
　　张海迪的高考分数问题，我一年多前——2017年还是2018年？在参与《历史明镜》节目时曾经专门介绍过，这里我就不重复了，长话短说：1983年我参与团中央学习宣传调查组，前往山东和安徽，仔细地核实关于张海迪事迹中的一系列疑问，发现张海迪在演讲中关于高考分数的说法确实有误，但责任并不在她。调查之后的官方宣传，就没有再这么说了。但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是，也没有公开更正澄清。

　　还有一个例子，也和新华社内参有关。
　　1985年全国改革热潮高涨，上上下下各级团组织也出主意想点子，一是响应党中央关于推动改革的号召，二是顺应团员青年的要求干几件露脸的事，三也想推动团组织本身改革，使共青团在改革开放热潮中定好坐标，提高团组织在当地党政首长和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四呢，也期望着使团组织小钱柜里增加一些票子。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去四川出席探讨团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定位的经验交流会，听了大家发言之后，作为团中央来的领导，要讲话，他肯定当地共青团组织带领青年创办企业的探索精神。他这个看法，因为比较“前卫”，被与会的新华社记者整理出来写成一份据说口气相当客观的“内参”，报给了中央。

　　八十年代初期共青团中央第一、二、三把手：王兆国（中）、胡锦涛、刘延东。

　　当时已经高升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基本上已不在团中央办公的王兆国读到了，又听到中央有些元老对“团办实业”这一探索不以为然的风声，于是突然光临团中央一次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我也在场。王兆国当着李源潮的面，不点名地批评这种尝试“改变了共青团组织的性质和宗旨”。他口气激昂地说：“我相信，现在的共青团即使取消了，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组织，承担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动员青年的使命！”这番话声色俱厉，却离题十万八千里，与会大部分人员包括我的级别都不够，没有读过那份引得他发火的新华社内参（事后我读到了），但我们已经得知李源潮在四川的讲话精神，所以很清楚王兆国的批评矛头所向。我心里想：李源潮的讲话，并没有肯定四川的探索正确呀，他只是肯定探索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共识——共青团这种青年组织，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八仙过海，都在探索。四川的这种探索，就算错了，也不是大逆不道吧？王兆国的批评弄得我们一头雾水，李源潮也相当尴尬。而且，王兆国将“团办实业”说成是“取消团组织”，上纲之高，定罪之重，无法使人心服。
　　王兆国后来在一些小范围提到李源潮时，多次说李“说话不慎重”。我想，如果王兆国后来没有跌一跤，从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下贬到了福建当副省长，很难设想李源潮是否还能在官场上晋升。

　　王兆国训人，他也挨过训，训他的当然是更大的官。我这里就举一例，说说胡耀邦训他。
　　王兆国、胡锦涛到团中央主政那一段时间，中共高层刚刚搞掉了华国锋、汪东兴，而邓小平陈云之间的斗争刚露端倪，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是足以让团中央这些从基层调上来不久，不懂中共高层政治的干部无所适从。
　　1983年秋天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和陈云讲了话要求“不搞精神污染”，而胡乔木和邓力群拿了这些话当令箭，推波助澜，立即大力推动“清除精神污染”，不仅在思想理论战线批周扬、王若水，还在各条战线全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是指向胡耀邦等坚持改革的党内开明派的。一时间，其声势甚至超过了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道整党的“主菜”。
　　王兆国和胡锦涛，到团中央不到一年，党叫干啥就干啥，立即开动团的宣传机器，跟着大造声势；在机关里也组织学习和宣传各种批判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团中央作为一贯紧跟党中央的“预备队”，紧跟的步伐分外急促。

　　1983年秋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被人称作“文化小革命”，街头和工厂都挂起标语牌。

　　但没多久，基层团组织的反映上来了：有的地方搜查青年宿舍，将喇叭裤、花衬衫甚至种花养草都当做“精神污染”来清除；连队指导员搜查青年战士床铺，将枕头和床垫下的女性照片没收追查，原来那却是战士的姐妹；当时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正是后来“六四”后邓力群提拔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被视作著名“左将”的徐惟诚，在他及一干人马的鼓噪下，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公然贴出告示：披肩发不得入内！那么，来接洽公务怎么办？门卫发给橡皮筋，将头发扎起来才能入内。
　　这种倒行逆施遭到了强烈的非议和广泛的嘲弄。基层反映到团省市委，团省市委再反映到团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市府大院就在团中央大楼斜对面，近在咫尺，北京市委某些人的荒唐行径天天传进团中央机关，一街相隔，我们从窗户甚至都能依稀看见。但是，王兆国和胡锦涛等人没有那个胆魄，不敢原原本本地向党中央汇报。王兆国的魄力只表现在如何将党中央所说的话用更大的音量说出来；而胡锦涛的精细谨慎，主要用在避免产生任何杂音上。
　　但很多情况，通过各种“内参”“内部简报”渗漏了上去。
　　王兆国、胡锦涛没有想到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突然发话了。1983年11月13日，共青团开完十一届二中全会——就是李源潮、李克强进入团中央书记处的那次会，会后胡耀邦、胡启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省市团委书记，指出要反对“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他引用了万里的一段话，称为什么会出现清污“扩大化”，源于当时中国还是专制主义根深蒂固。
　　胡耀邦此举，我认为，是有缜密考虑的。
　　这是在政治斗争中后发制人──如果在“清除精神污染”来势迅猛之时提出反对，等于正面与邓小平、陈云抗命；他选择在“清污”持续一段时间、力道减弱之际出面说话；
　　二是不直接反对“清除精神污染”本身，只是反对“清污”扩大化。基层问题已经暴露出来那么多，“扩大化”显而易见，批“扩大化”对方也无话可说；
　　三是将邓小平最信任的人之一、搞改革树立了很高威信的万里的话端出来，万里说“源于当时中国还是专制主义根深蒂固”这话又确实点中了要害，促使许多人掂掂分量。
　　胡耀邦首战选择对团中央负责人讲话，我分析，还有保护共青团新人的考虑。
　　胡耀邦重点列举了“清污”扩大化八个方面的表现，有的属于“极左”思潮，有的属于专制主义残余，有的属于文化思想观念陈旧，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也涉及制度问题。例如，胡耀邦谈到禁书，说现在无论谁都有禁书权，任何省市，当权者想禁哪本就禁哪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胡启立插话说，连拉大幕的都“有权禁节目”，他说哪个节目是“精神污染”，就拒绝开幕！胡耀邦说，要禁也要指定某个部门、经过一定程序来确定该不该禁。胡耀邦有句话更挑明了当权者权力的界限问题：“如果禁得不对，人家是可以告你的”！
　　胡耀邦讲话之后，团中央研究室的笔杆子第二天就整理出了纪要，我也读到了。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炜，1983年被提拔到天津团市委当书记，他参加了这次胡耀邦召见的会，后来他写到了自己亲历的一幕：
　　“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张炜。2006年摄于美国新泽西。（高伐林摄）

　　以上是张炜的原话。胡耀邦当众训了王兆国，让他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
　　胡耀邦这么重要的指示，王兆国、胡锦涛吃惊之余，不敢怠慢，当即命《中国青年报》于11月17日发表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将胡耀邦的意见公布出去，标题为《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选择了一个较小的角度来切入反击“扩大化”。此文一出，天下震动，早就对“清污”“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的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人人感觉到中央的风向又变了。

　　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

　　当时人们都将头功归于团中央机关报，谁知却是胡耀邦反潮流？对团中央讲完话之后三天，11月16日，胡耀邦又去视察中央电视台，将基本同样的话又对广播电视系统的负责干部说了一遍。广播电影电视部是邓力群的地盘，胡耀邦这番举动被人看成有意到对方大本营反击，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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