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憑什麼向新華社發號施令呢？新華社負責人級別不比他低啊。他們並非看他眼前的職務，而是預估到他未來在政壇上可能“升值”：他是鄧小平親自發現、破格提拔的，今天是團中央第一書記，誰知道明天早上宣布的新職務是什麼？


　　王兆國訓人與被訓，折射八十年代

　　《伐林追問》第16期 2019年11月04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節目講了胡錦濤和王兆國八十年代初期共事的一些故事，觀眾比較關心，除了在節目後面留言，有的還通過其它途徑給我寫來感受和疑問。有位朋友九十年代在國台辦工作，正好經歷了王兆國從福建省長任上調來擔任國台辦主任，後來又一步步高升為中央統戰部長兼台辦主任這一段，給我打電話說，他對王的印象相當不錯，說王對待台灣人士和統戰對象，很有胸懷與肚量。
　　我完全相信他所說的。透露一個小秘密，我在探親陪讀來美國之後，九十年代末為家鄉親人的一件私事，給王兆國寫過信反映情況——親人遇到地方官員刁難阻撓，在落實政策過程中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投訴無門，他們說我是“旅美華人”了，比他們面子大，希望我向團中央老領導王兆國反映，因為他當時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正管這一攤子。王兆國對我的信很通情達理地做了批示，轉給了地方。不過地方官員陽奉陰違，最後還是拖着沒辦。但是王兆國體恤下情，讓我感念。

　　王兆國

　　這位來電話的朋友對我所回憶的王兆國不客氣地當眾駁回同僚，感到難以置信。說你沒記錯吧？中共高層在權力之爭中撕破臉公開互懟不多見，當時王兆國與宋德福是不是也處在這種狀態？是不是王感到宋當眾提出修正意見太傷自己面子？
　　據我所知，不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處的幾位領導，經歷和背景不同，意見分歧是有的，但是並沒有到爭奪權力不共戴天的地步——至少我在團中央工作時期還不是那樣。當時的王兆國與宋德福，也算不上是“政敵”，不過就是王兆國在方式方法上不夠老練圓熟，沒有把握好分寸和場合，說話有些生硬罷了。其實在黨政機關、在企業、在學校，訓人與挨訓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多數情況是訓人者辦事心切，嚴格督促，不一定有“弦外之音”或者“微言大義”。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被訓者有什麼心理感受，導致人際關係上出現什麼微妙的變化，就很難講了，不是所有被訓者都能體會訓人的對方是“就事論事”，自己也應該“哪說哪了”的。
　　我年屆古稀，很多事確實開始記憶模糊，很可能記錯、講錯。好在當年不少同事也來到海外，有的是自己留學，也有因兒女到海外求學、定居了，便來探親小住甚至移民，他們隨時能看到聽到我的節目。像我認識的團中央機關的同事，還有團中央系統直屬單位如中國青年報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和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央團校——後來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青年旅行社……等等單位的人，在北美的就有好多位。希望大家都來審查、來糾正、來補充我的敘述，避免以訛傳訛，共同對歷史負責。
　　針對上面所說的那位朋友的質疑，我想再舉兩個例子。
　　1983年春，由王兆國、胡錦濤主政的新的團中央，樹立一個典型：自學成材的殘疾女青年張海迪。正當全國宣傳如火如荼之時，最開始報導這一典型的新華社記者，發現了宣傳內容中的一些失實。例如，張海迪參加高考所得的分數，是否如她在演講中所介紹的是424分的高分？他們寫了“內參”，按照新華社的有關規定，向上反映。

　　1983年5月，張海迪與團中央宣傳部工作人員合影。

　　新華社這份“內參”，也發到王兆國這個級別。他一讀大為惱火，竟立即叫來新華社那幾位記者訓斥：“張海迪是你們參與調查發現的典型，團中央正在宣傳，全國反映熱烈，現在你們自己又否定，出爾反爾，還背着團中央往黨中央捅，你們這樣做，是想幹什麼？”——這不是原話，但庶幾近之。王兆國還馬上打了電話給新華社負責人，表示強烈不滿。而新華社負責人居然也向王兆國表示歉意。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有什麼權力向新華社發號施令呢？新華社負責人級別不比王兆國低，為什麼要買王兆國的帳呢？他們並非看他眼前的職務，而是具有“期貨思維”，預估到王兆國未來在政壇上可能“增值”，王兆國是鄧小平親自發現、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的，他今天是團中央第一書記，誰知道明天早上宣布的新職務是什麼？
　　張海迪的高考分數問題，我一年多前——2017年還是2018年？在參與《歷史明鏡》節目時曾經專門介紹過，這裡我就不重複了，長話短說：1983年我參與團中央學習宣傳調查組，前往山東和安徽，仔細地核實關於張海迪事跡中的一系列疑問，發現張海迪在演講中關於高考分數的說法確實有誤，但責任並不在她。調查之後的官方宣傳，就沒有再這麼說了。但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是，也沒有公開更正澄清。

　　還有一個例子，也和新華社內參有關。
　　1985年全國改革熱潮高漲，上上下下各級團組織也出主意想點子，一是響應黨中央關於推動改革的號召，二是順應團員青年的要求干幾件露臉的事，三也想推動團組織本身改革，使共青團在改革開放熱潮中定好坐標，提高團組織在當地黨政首長和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四呢，也期望着使團組織小錢櫃裡增加一些票子。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源潮，去四川出席探討團組織在新形勢下如何定位的經驗交流會，聽了大家發言之後，作為團中央來的領導，要講話，他肯定當地共青團組織帶領青年創辦企業的探索精神。他這個看法，因為比較“前衛”，被與會的新華社記者整理出來寫成一份據說口氣相當客觀的“內參”，報給了中央。

　　八十年代初期共青團中央第一、二、三把手：王兆國（中）、胡錦濤、劉延東。

　　當時已經高升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辦主任、基本上已不在團中央辦公的王兆國讀到了，又聽到中央有些元老對“團辦實業”這一探索不以為然的風聲，於是突然光臨團中央一次幹部會議。這次會議我也在場。王兆國當着李源潮的面，不點名地批評這種嘗試“改變了共青團組織的性質和宗旨”。他口氣激昂地說：“我相信，現在的共青團即使取消了，一定會有一個新的組織，承擔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青年、動員青年的使命！”這番話聲色俱厲，卻離題十萬八千里，與會大部分人員包括我的級別都不夠，沒有讀過那份引得他發火的新華社內參（事後我讀到了），但我們已經得知李源潮在四川的講話精神，所以很清楚王兆國的批評矛頭所向。我心裡想：李源潮的講話，並沒有肯定四川的探索正確呀，他只是肯定探索是有意義的，這也是我們當時的共識——共青團這種青年組織，如何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八仙過海，都在探索。四川的這種探索，就算錯了，也不是大逆不道吧？王兆國的批評弄得我們一頭霧水，李源潮也相當尷尬。而且，王兆國將“團辦實業”說成是“取消團組織”，上綱之高，定罪之重，無法使人心服。
　　王兆國後來在一些小範圍提到李源潮時，多次說李“說話不慎重”。我想，如果王兆國後來沒有跌一跤，從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下貶到了福建當副省長，很難設想李源潮是否還能在官場上晉升。

　　王兆國訓人，他也挨過訓，訓他的當然是更大的官。我這裡就舉一例，說說胡耀邦訓他。
　　王兆國、胡錦濤到團中央主政那一段時間，中共高層剛剛搞掉了華國鋒、汪東興，而鄧小平陳雲之間的鬥爭剛露端倪，風起於青萍之末，但是足以讓團中央這些從基層調上來不久，不懂中共高層政治的幹部無所適從。
　　1983年秋天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和陳雲講了話要求“不搞精神污染”，而胡喬木和鄧力群拿了這些話當令箭，推波助瀾，立即大力推動“清除精神污染”，不僅在思想理論戰線批周揚、王若水，還在各條戰線全面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矛頭是指向胡耀邦等堅持改革的黨內開明派的。一時間，其聲勢甚至超過了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那道整黨的“主菜”。
　　王兆國和胡錦濤，到團中央不到一年，黨叫幹啥就幹啥，立即開動團的宣傳機器，跟着大造聲勢；在機關里也組織學習和宣傳各種批判所謂“社會主義異化”“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文章──團中央作為一貫緊跟黨中央的“預備隊”，緊跟的步伐分外急促。

　　1983年秋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被人稱作“文化小革命”，街頭和工廠都掛起標語牌。

　　但沒多久，基層團組織的反映上來了：有的地方搜查青年宿舍，將喇叭褲、花襯衫甚至種花養草都當做“精神污染”來清除；連隊指導員搜查青年戰士床鋪，將枕頭和床墊下的女性照片沒收追查，原來那卻是戰士的姐妹；當時北京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正是後來“六四”後鄧力群提拔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被視作著名“左將”的徐惟誠，在他及一干人馬的鼓譟下，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院，門口公然貼出告示：披肩發不得入內！那麼，來接洽公務怎麼辦？門衛發給橡皮筋，將頭髮紮起來才能入內。
　　這種倒行逆施遭到了強烈的非議和廣泛的嘲弄。基層反映到團省市委，團省市委再反映到團中央書記處。北京市委、市府大院就在團中央大樓斜對面，近在咫尺，北京市委某些人的荒唐行徑天天傳進團中央機關，一街相隔，我們從窗戶甚至都能依稀看見。但是，王兆國和胡錦濤等人沒有那個膽魄，不敢原原本本地向黨中央匯報。王兆國的魄力只表現在如何將黨中央所說的話用更大的音量說出來；而胡錦濤的精細謹慎，主要用在避免產生任何雜音上。
　　但很多情況，通過各種“內參”“內部簡報”滲漏了上去。
　　王兆國、胡錦濤沒有想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突然發話了。1983年11月13日，共青團開完十一屆二中全會——就是李源潮、李克強進入團中央書記處的那次會，會後胡耀邦、胡啟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各省市團委書記，指出要反對“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他引用了萬里的一段話，稱為什麼會出現清污“擴大化”，源於當時中國還是專制主義根深蒂固。
　　胡耀邦此舉，我認為，是有縝密考慮的。
　　這是在政治鬥爭中後發制人──如果在“清除精神污染”來勢迅猛之時提出反對，等於正面與鄧小平、陳雲抗命；他選擇在“清污”持續一段時間、力道減弱之際出面說話；
　　二是不直接反對“清除精神污染”本身，只是反對“清污”擴大化。基層問題已經暴露出來那麼多，“擴大化”顯而易見，批“擴大化”對方也無話可說；
　　三是將鄧小平最信任的人之一、搞改革樹立了很高威信的萬里的話端出來，萬里說“源於當時中國還是專制主義根深蒂固”這話又確實點中了要害，促使許多人掂掂分量。
　　胡耀邦首戰選擇對團中央負責人講話，我分析，還有保護共青團新人的考慮。
　　胡耀邦重點列舉了“清污”擴大化八個方面的表現，有的屬於“極左”思潮，有的屬於專制主義殘餘，有的屬於文化思想觀念陳舊，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也涉及制度問題。例如，胡耀邦談到禁書，說現在無論誰都有禁書權，任何省市，當權者想禁哪本就禁哪本，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胡啟立插話說，連拉大幕的都“有權禁節目”，他說哪個節目是“精神污染”，就拒絕開幕！胡耀邦說，要禁也要指定某個部門、經過一定程序來確定該不該禁。胡耀邦有句話更挑明了當權者權力的界限問題：“如果禁得不對，人家是可以告你的”！
　　胡耀邦講話之後，團中央研究室的筆桿子第二天就整理出了紀要，我也讀到了。
　　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張煒，1983年被提拔到天津團市委當書記，他參加了這次胡耀邦召見的會，後來他寫到了自己親歷的一幕：
　　“當耀邦談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麼衣服的時候，王兆國插話道，有些人太不像話，還是應該管一管。王舉例說，團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員，喜歡穿一條超短裙，叫人實在看不慣。耀邦回話道，誰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慣不看就是了！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張煒。2006年攝於美國新澤西。（高伐林攝）

　　以上是張煒的原話。胡耀邦當眾訓了王兆國，讓他在下級面前丟了面子。
　　胡耀邦這麼重要的指示，王兆國、胡錦濤吃驚之餘，不敢怠慢，當即命《中國青年報》於11月17日發表了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將胡耀邦的意見公布出去，標題為《污染須清除　生活要美化》，選擇了一個較小的角度來切入反擊“擴大化”。此文一出，天下震動，早就對“清污”“看在眼裡，恨在心頭”的各地報紙，紛紛轉載，人人感覺到中央的風向又變了。

　　1983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污染須清除 生活要美化》。

　　當時人們都將頭功歸於團中央機關報，誰知卻是胡耀邦反潮流？對團中央講完話之後三天，11月16日，胡耀邦又去視察中央電視台，將基本同樣的話又對廣播電視系統的負責幹部說了一遍。廣播電影電視部是鄧力群的地盤，胡耀邦這番舉動被人看成有意到對方大本營反擊，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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