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国际青年联欢活动的主题曲，竟要惊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出面召集会议来过问，听起来匪夷所思，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但是周恩来说过“外事无小事”，被外事部门奉为金科玉律，一首歌就是一面政治旗帜，一点岔子、半点岔子都不能出


　　总书记审歌记——“政治正确”引起的一场风波

　　《伐林追问》第23期 2019年11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问》这一期适逢（2019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104岁冥诞——他出生于1915年11月20日。虽然不逢五也不逢十，官方不会提起，民间也未必知道这个日子，但是还是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上一期节目我说了，关于共青团和共青团派的话题，我没有什么新话可说了，就此打住。没想到，由胡耀邦冥诞想起的这件往事，还又与共青团有关。这件往事我写过，第一次写，发表在在1989年4月中旬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当时正是胡耀邦逝世没几天，那是个急就章，算是一篇缅怀文字；今年胡耀邦逝世30周年，我又写了一遍，内容上做了充实，在明镜网和《内幕》杂志发表过。所以说起来并不算很新鲜的内容。但是对于没有读过那篇文章的听众和观众，在节目中讲一讲，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因为工作关系，见过几次胡耀邦，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8月29日那一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约几位当时比较有名的中青年作曲家施光南、王酩、谷健芬等，我记忆中还有张丕基，这天上午到中南海，一起聊聊即将开场的大型中日青年联欢的主题曲和音乐创作问题──用后来的时髦说法，就是“对话”。他下令让具体承办这场联欢的共青团中央出面，联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来一起讨论。

　　1984年中国发行中日青年联欢纪念邮票一套三张。

　　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这个时候已经被提拔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按照胡耀邦的指示，也请来了王震，因为他是中日友协的名誉会长；还请了军队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将军，因为他不仅写过颇有影响的《长征组歌》，还专门应团中央的特别邀请，也为这次活动写了一首主题歌歌词，也是千百首应征歌词之一。团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自然更要到场了，王兆国不用说，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胡锦涛和团中央三把手刘延东都参加了，还有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贾棣锷部长，他比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大，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是团中央各部部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因为外事部门据说姜还是老的辣，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掌舵。我这个参与联欢筹备的小办事员，也坐到了中南海勤政殿内的环形会议桌旁——中日青年联欢是个大规模的项目，里面有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小项目，主题歌征集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说起来，一次国际青年联欢活动的主题曲，竟要惊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出面召集会议来过问，这在外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中日青年联欢即将开锣，再有二十来天，日本的三千青年就将分成四路，陆续浩浩荡荡抵达，但是这次活动的主题歌迟迟定不下来！许多作家、音乐家奉命辛辛苦苦写了大量主题歌参选——“奉命”换个好听点儿的说法，也可以说“应邀”——但是送到团中央审查，在领导那儿都打了回票。我印象最深的是歌词作家晓光和颇有名气的作曲家施光南合作了一首歌，放给我们几个办事人员听，都觉得不错，歌词生活化，旋律也优美活泼，但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长贾棣锷却坚持认为不妥：“‘都是黑头发，都是黑眼睛，你来我往门对门，我们是近邻……’这怎么行呢？这是以肤色划分亲疏嘛！”已故总理周恩来说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被外事部门奉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眼里，一首歌绝不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一面政治旗帜，一点岔子、半点岔子都不能出。

　　歌词作者晓光（右）与曲作者施光南是多年搭档。他们合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让彭丽媛唱红。晓光后来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他们以“政治正确”的理由，要晓光和施光南修改，两人认为“创作自由”受到干预，愤愤不平，不肯动手，事情就僵在那儿了。其它歌曲，挑去挑来，也没有十分满意的。但是，主题曲定不下来，后面的环节就一律停摆：歌唱家、乐团、录音棚都待命等着录音和制作，承担数万册歌曲集出版印刷任务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印刷厂把别的书刊印刷任务都停下来让了路，因为印这个歌曲集既是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一笔不小的买卖，现在停机等候好多天了，急得跳脚，几乎是每小时来一个长途电话向团中央催问。更别说还要对数万、数十万参予联欢的中国青年教唱、排练，还要翻译成日文，让日本来华的三千少男少女也都提前学会……我作为具体经办人员，也心急如焚。
　　团中央将难题汇报到胡耀邦那儿，他发下指示，找大家来谈一谈，也要亲耳听一听眼下初选出来的应征歌曲。找来的这几位作曲家，有的是也写了应征歌曲的，有的是当时写了些歌，在青年中很受欢迎的。
　　个头矮矮的胡耀邦步伐匆匆地走进会议室，一边议论他刚刚视察黑龙江的沿途见闻，一边问各人籍贯学历。听作曲家王酩说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胡耀邦眼睛一亮：“你们的贺绿汀院长还好吧？那个人，有点个性啊！你代我向他问好！”
　　人到齐后，我打开带来的录音机，准备先播放团中央负责人亲自圈定的赶着试录出来的几首歌曲，没想到施光南来了个“突然袭击”。施光南那首“以肤色定亲疏”的歌并不在这几首备选曲目之内，他却从自己兜里掏出了这首歌的磁带，递到我手里，要请胡耀邦先听听这一首。显然，施光南豁出去不惜得罪团中央，要请胡耀邦来评理。我瞥见，团中央包括贾棣锷部长在内的几位负责人脸色顿时不太自然。

　　八十年代初期共青团中央第一二三把手：王兆国（中）、胡锦涛、刘延东，后来都升任高职。

　　胡耀邦不知这些曲里拐弯，说好啊好啊，催促著放出来听听，又在他面前桌上提前放好的歌谱中翻找，问：“这首歌的歌单子呢？怎么没有呀？”幸亏我带了一份，马上走过去递给他。他扫第一眼就大加赞赏：“这歌词写得好！”举起那张纸对著王震、萧华等人一句一句念了一遍，又连连说：“很生动，很形象，这个歌词很好嘛！”听完这首歌的录音，他又称赞说，“不错不错，好听！”
　　施光南出奇制胜。
　　主题歌的征集评选已经把团中央折腾得焦头烂额，请胡耀邦听歌审歌，人们确有请最高决策者拍板的意图。他大概看透了大家“别有用心”，虽然听完这几首歌后他有褒有贬，话头一转却说：“一首歌成不成功，怎么检验？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关起门来圈定，拿出去嘛，看它在群众中流传得是不是广泛，是不是久远──注意哟，是两条：一个广泛，一个久远！”这话一下打开了“主题曲僵局”。但是，若不是最高决策者发话，谁又敢这么拍板呢！
　　作曲家们的话匣子由此打开，谈起了音乐界的风风雨雨，与其说把胡耀邦当成“知音”，不如说把他看成“青天”，可算有个机会来倒一倒满腔苦水了。女作曲家谷健芬说，有人贬斥她专写“流行歌曲”，胡耀邦一下挺起了身：“歌曲就是要流行嘛！怎么，还有人专门去写‘不流行歌曲’？不流行的歌曲还有什么生命力？！”

　　谷建芬被称作中国流行音乐的“教母”。有人说没有她，就不会有刘欢、那英、毛阿敏。

　　谷建芬为喜剧电影《甜蜜的事业》写了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于淑珍演唱的，当时比较走红，但这支歌也被文艺界保守势力视为“有问题”。胡耀邦显然听过这首歌，一听谷建芬讲到这里，更有点急了：“这首歌又明朗，又优美，明明是好歌嘛！生活‘充满阳光’还不好？──唉，到底是封建的东西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我们的事业危害更大哟？”
　　此前我们听说王震是党内保守派大将，此后还听说他与胡耀邦关系抵牾，大半年以后，胡耀邦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的安排下， 接受著名记者陆铿的采访，当陆铿提到“王震老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胡耀邦说：“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铿说：“那是南北呼应。”胡耀邦脱口而出：“也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石河子市军垦博物馆前竖起高大的王震雕像。不过王震在新疆的作为很有争议。

　　但是我那天的直观印象却相反，王震居然表现得开通风趣，与胡耀邦一唱一和，听到这儿他插言说：“生活不仅要‘充满阳光’，还要‘充满星光’──年轻人要谈恋爱嘛！”后来他居然又大谈起“凯恩斯理论”，谈起“文化界是第三产业”，观点且不论，他能吐出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词儿已经让我暗暗称奇。
　　我的印象中，肖华那天没有怎么发言。他在我心目中是带有传奇色彩的：12岁就加入共青团，参加兴国暴动，就是个娃娃兵；1929年，他13岁就当了团县委书记，14岁出任紅四軍軍委青年委員、特務營政委；16岁当团政委，不到18岁当了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他作词的《长征组歌》文革前就非常走红，现在更被视为红歌经典，被视作“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但认真严肃的党史工作者是不以为然的，浪漫主义是有，现实主义谈不上。

　　1964年，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在杭州写下《长征组歌》，成为中共的红色经典。但史家考证，歌词夸大甚至作假。

　　就拿第一段《告别》来说，歌词写道：“男女老少来想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就完全是子虚乌有。红军长征出发时，高度保密，对下级军官和战士都严格保密，哪里能告诉乡亲？肖华不是不了解情况，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歪曲历史。
　　艺术家容易兴奋，大著嗓门连说带比划；胡耀邦是性情中人，比艺术家还容易兴奋，讲到激动处，索性站起来推开椅子急急转几个圈。收入不公是个热门话题，胡耀邦听大家说一首好歌能让歌星和发行商发大财，作曲家却只能拿几十元甚至几元的零头，又皱眉又摇头，热心地出点子说：“增加工资、提高稿酬，这都应该，但不能救急──你们想，工资改革牵涉到文化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稿费标准呢，也涉及出版、新闻等好多部门。我看，最应急可行的是奖励，对好作品，重奖！”他转头，对这次会议的前一天才从云南赶回来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说：“你们文化部和音协研究个办法，评上一等奖的，给作曲家一千元行不行？这不算多嘛。这次奥运会（当时正是洛杉矶奥运会结束没多久，中国队夺得16面金牌），我们政治局开会研究了，对夺得金牌的运动员每人重奖一万元！一个人一生能参加几次奥运会嘛！青年需要好歌，一首好歌给人民群众无可估量的精神动力，是无价之宝呀！”虽然他所讲的，还是不脱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那个思想框架，但是流露出人们很少在中共高级官员身上看到的赤子之心和青春热情。
　　看来，胡耀邦之所以愿意过问中日青年联欢主题曲，他着眼的也并不是一首歌的取舍，而是想“小题大作”，藉这个机会搅动搅动被党内保守势力把持得很紧的文艺界，推动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精神生活的开放。有一个细节不可不提。胡耀邦讲到创作要繁荣，体制不改革不行，列举了不少可以采取的举措之后，不满地说：“这些我去年就说过很多次，不听嘛，要去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嘛！”听到这儿，我简直吃了一惊：怎么，胡耀邦对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然表现抵触？！而胡耀邦大概也觉察到当著这二十多位同僚、下级和艺术家，这么说未免失言，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见他刷地一掉头，对周巍峙一指：“怪你自己！”
　　事后我想：他还真有点急智呢，这么一声“怪你自己”，就将批评的矛头缩小到周巍峙一个人身上，避免了触犯一大批气焰正炽的党内保守派。

　　1984年9月30日，北京举行大会欢迎三千日本青年代表访华，胡耀邦向近两万名与会者挥手致意。（《中国青年报》贺延光 摄）

　　无疑，胡耀邦的性格具有不同的侧面，他也有他超越不了的局限性。但我相信，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当中，我见到的是他最有光彩的侧面：他的正义感，他的同情心，他的襟怀抱负，以及重重障碍也阻挡不了的他迫切推动中国变革、精神更新的决心。
　　这段往事就是这样。但是关于中日青年联欢，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例如，为什么要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中国？中日关系后来紧张对抗成那样，当年的联欢完全得不偿失嘛；有人责怪胡耀邦脑子一热就对日方说了大话，慷国家之慨，是否属实？究竟花了多少钱？我要继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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