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這個組織是一定會與黨“共進退”的，因為中共黨魁需要繼續餵養這樣一支隊伍去籠絡和管治青年，所以黨活多久，也就會讓團活多久。但絕對不會像胡耀邦、胡錦濤執政時代，給予共青團官員以重要地位，絕不會重新讓“共青團派”尾大不掉


　　習近平說：共青團幹部不要想着升遷！

　　《伐林追問》第22期 2019年11月18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好。這一期《伐林追問》我們最後一次討論“共青團派”。“共青團派”這個詞，最早是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壇保守派大佬在批評胡耀邦時發明的，說他搞“共青團派”，網羅提拔了一批共青團幹部。胡耀邦對這一批評很不以為然，他說過，胡啟立不是我提拔的，是鄧小平提拔的；王兆國也是鄧小平到湖北二汽視察時發現，而後安排到到中央來的。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後來當黨中央主席和總書記，他是相當注意“五湖四海”的，甚至給那些整過他的人平反、安排職位，最後，好幾個成了整垮他的“白眼狼”。
　　到底什麼樣的人算“共青團派”？一細究就發現這個概念太模糊，太經不起推敲。例如習近平的親信、主掌公安部的王小洪，早年在福建閩侯縣公安局當過團支部書記，算不算“團派”？肯定人們說不算，那並不是專職嘛；好。習近平的親信、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當過浙江瑞安縣團委書記，那可是專職啊，是否能歸入“團派”？肯定人們說還是不能算，級別太低！

　　王小洪曾經當過團支部書記，能算“共青團派”嗎？

　　當今中國政壇，可以說，大部分官員年輕時都曾有過共青團的頭銜，要是都列入“團派”，那就喪失討論的意義了——人人都是，也就等於人人都不是嘛。
　　好吧，那就限定“團派”是指有一定級別的怎麼樣？曾擔任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副部長以上，地方團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副書記。
　　還是不太對頭。某一級團委負責人的任免、提拔權，是在同級黨委，而不是在上級團委；他是對同級黨委負責，而不是對上級團委負責；他感激、效忠的對象，是同級黨委負責人，而不是上級團委負責人。這一級黨委確定了誰當團委書記之後，會通報上級團委知曉，但上級團委一般不會否決；萬一不同意，也是向上一級的黨委匯報，通過黨的組織系統，來與這一級黨委協商。

　　汪洋當過安徽團省委書記，但他是由中共安徽省委任命，並非團中央任命。

　　不過，要指出的是，團委書記雖然對下一級團委負責人的任免提拔沒有多少權力，但他們對自己機關內部各部部長副部長的任免、提拔，有很大權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共青團派”分成“中央團派”和“地方團派”，是有一定道理的。
　　弄明白這一點，對“共青團派”的各種說法就能減少一些臆測了。例如，我看到有文章說，某某某擔任過團省委書記，同一時段正是胡錦濤或者李克強擔任團中央一把手，由此推斷他是胡或李的人馬，這就實屬生拉硬扯。
　　有些人，是黨的首長看中了，把他調到團的崗位上鍍一下金，這個崗位只是繼續提拔他的跳板，一年半載就調走，像王兆國，就屬於這種情況，1982年9月空降到團中央當一把手，1984年春天就提拔為黨中央辦公廳主任；而令計劃呢，在共青團各級崗位上一級一級爬上來，從基層團組織到團中央領導機關，科級副處正處副局……足足20年才告別共青團，到中辦工作。他們兩人相比，令計劃的提拔晉升，都更離不開共青團組織，對共青團更有感情，也更有人脈；而王兆國，被發現、被選拔、被晉升，都與共青團並無關係，他在團中央待的時間那麼短，也來不及與同僚和下屬有密切交往和感情聯繫。
　　話說回來，在他從福建調回北京，當了一段台辦主任之後1992年擔任中央統戰部長，統戰部恰恰是眾多團中央官員轉業的“接盤俠”，安排得還不錯，但是仔細一看，很多人並不是王兆國念舊情調過去的，而是先於他調到統戰部的劉延東着手安排的。

　　劉延東（左二）當統戰部領導時，安排了不少共青團轉業幹部，以致有人稱統戰部是“第二團中央”。

　　她在統戰部先任副秘書長，半年後提拔為副部長。而且她身跨“青紅幫”——既是“共青團派”兼清華人，又是“紅二代”，父親劉瑞龍與江澤民的所謂“養父”江上青是戰友，她本人童年在曾慶紅母親鄧六金創辦的華東保育院度過，所以到統戰部說話自然是有些分量的。她到統戰部自然也需要熟悉的、用起來能順手的部下，她在團中央幹了八年多，有些因為年齡必須轉業的老部下，正好調過來。
　　以上我想說的是什麼呢？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說在中共政壇上有“共青團派”，但這是一個鬆散的、渾沌的“半流體”而不是“固體”，不可能有任何成形的組織，更不可能有任何成文的綱領。然而“共青團派”成員有共同語言、相似口號，有青春回憶、感情紐帶，有昔日上下級隸屬關係，有很多互相配合的機會，其頭面人物有潛在可能，彼此加深默契，甚至互相勾結。
　　從胡錦濤接掌大位的十六大，到習近平第二屆任期的十九大，這四屆政治局及常委里的“共青團派”情況如何？
　　2002年，胡錦濤剛上任的率領的十六屆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一名“團派”，就是他自己。十六屆政治局24名委員中，有四名“團派”：胡錦濤、王兆國、王樂泉、劉雲山；這屆政治局一大半都是打上江澤民烙印的人馬：李長春、吳邦國、陳良宇、周永康、張德江、賈慶林、郭伯雄、黃菊、曾慶紅、曾培炎……
　　2007年，胡錦濤第二屆任期，中共十七大25人政治局中，“共青團派”人數翻了一番，激增到近三分之一，八人：胡錦濤、王樂泉、王兆國、劉雲山、劉延東、李克強、李源潮、汪洋；政治局常委九人中，“共青團派”人數從胡錦濤光杆司令也翻了一倍：增加了一個李克強；
　　2012年，習近平上任的十八大班子，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團派”還是兩位：李克強、劉雲山；政治局委員中，“共青團派”有九個人：劉雲山、劉延東、劉奇葆、李克強、李源潮、汪洋、胡春華、栗戰書、韓正；
　　2017年，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連任，政治局常委中，竟有四名“團派”：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但政治局委員中只有五人，除了常委中那四位之外，再加一位胡春華。

　　習近平連任之後率十九屆政治局常委亮相，其中有四名“團派”。

　　“共青團派”在政治局委員、常委中有這樣的實力，這是不是意味着，共青團派仍可以東山再起呢？
　　當然不是這麼回事。“共青團派”大勢已去！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2015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斷言“中共已經進入殘局（endgame）”，引起了強烈反彈。中共是否進入“殘局”？很多人不同意，在習近平看來，是中興，是盛世，但若用來形容“共青團派”，倒十分貼切：團派確確實實只是殘局。
　　這幾位“團派”，除了栗戰書由於多重機緣，被習近平收為心腹，其他幾位不同程度地權力大受限制。汪洋出任僅作為參政機構的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權力大為縮減——因為習近平的親信劉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事務；被視為“第六代接班人選”的胡春華未能進入政治局常委，只出任副總理，主管農林、水利、旅遊，相對也不那麼重要。

　　栗戰書恭聽習近平的指示。

　　過去十年，令計劃垮台、李源潮遇挫，“共青團派”自打習近平上任，就呈現潰敗之勢。習、王掀起反腐風暴，同時整肅所謂“團團伙伙”——注意，這個詞很有意思，不像正兒八經的政治官話，卻用“團”字喚起聯想。十八屆中央委員有18人落馬，其中“團派”有五人：令計劃、李立國、孫懷山、王三運、吳愛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有17人落馬，其中“團派”有四人，我就不一一念名字了；十八屆中紀委委員有七人落馬，“團派”有三人；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中，“團派”有24人。這些人中：令計劃、孫懷山、陳傳書、李剛……都是我在團中央工作時的老相識，同輩人，打過交道，令計劃更是我工作的同一部門的同事，包括他當時的未婚妻谷麗萍和他的弟弟令完成，一度都相當熟悉。
　　對為數更為眾多的“共青團派”，習近平做什麼？很簡單，就是什麼都不做！政壇上有一句至理名言：升遷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對一大批所謂“年富力強”看上去前途無量的“共青團派”官員，一個“拖”字訣就夠了，把你擁有的年齡優勢，年復一年拖得精光。例如擔任過團中央常務書記、全國青聯主席這同樣職務的兩個人，國家民委副主任趙勇，和江蘇省委常委、統戰部長楊岳，就都是這樣。尤其是楊岳，1968年出生，40歲就升到副部級，卻“起了大早，趕了晚集”，坐上冷板凳，在副部級上被施了定身法，14個春秋級別不動。他倆都是十八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卻落選十九大代表，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那些福建、浙江和上海的新貴“彎道超車”，後來居上。

　　秦宜智2017年從團中央第一書記轉業，貶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總局副局長。

　　“共青團派”新生代大佬、團中央第一書記秦宜智的遭遇更說明問題。他是1965年出生，今年（2019年）54歲。他的前任第一書記，胡錦濤、宋德福、李克強、周強、胡春華，轉業後不是去當省委書記，就是去當省長，而他卻被安排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總局排名最後的“正部長級副局長”，貶謫意味十足。七個月後，2018年4月，調任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正部級副局長，排名依然在所有副局長之後。與趙勇和楊岳兩人同樣，這位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連十九大代表都沒有當上！
　　2015年習近平破天荒地舉行群團工作會議，會上嚴詞指責共青團處於“高位截癱”，自那以後，共青團系統就完全亂了陣腳，找不着北，只能暈頭暈腦地打醉拳了。

　　習近平當權後，對共青團和“共青團派”打擊和壓制，一點不掩飾。

　　為什麼習近平對“共青團派”這麼看不上，這麼打壓呢？我感到，有三個原因。
　　第一，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差異乃至矛盾，這是一個老話題。習近平作為一個“紅二代”“太子黨”，從眼界、人脈、興趣，到思維模式、行為方式、交往方式、表達方式，與主要從平民階層、從基層上升的“團派”，都格格不入。
　　第二，由於中共長期以來賦予共青團的使命和地位，決定了共青團幹部在這個系統內歷練的幾年、十幾年，在知識結構、業務能力上有突出的長處和突出的缺陷。在習近平的“中國夢”中，“團派”官員的長處用不上，缺陷很明顯。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習近平非常清楚中共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三大法寶中，最核心的就是“黨的領導”——也就是，有一個控制嚴密、紀律嚴明的組織。中共也最提防任何有組織的力量來從自己手裡奪權。文革時毛澤東號召紅衛兵大串聯、倡導造反派大聯合，卻堅決禁止成立全國性組織，一旦發現，立即取締。我記得，當初有人成立了一個全國合同工、臨時工的造反組織，馬上被中央嚴令解散；江澤民打壓傳銷、打壓法輪功和其它氣功團體、民間慈善團體和所有體制外非政府機構……都是着眼於它們有可能是全國性組織的雛形。對體制外的組織是這樣，對體制內的組織也高度關注，一定要將其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首先當然是軍隊，所以習近平首先要緊抓兵權；共青團也是一個體制內的全國性組織，儘管定位為中共的“助手和後備軍”，但畢竟是一個有組織的力量，這就是執政者絕不能掉以輕心的！

　　令計劃（左二）與李源潮（左三）與中國富豪、有“首善”之稱的陳光標夫婦合影。

　　在胡錦濤執政時，他信任的一些“共青團派”官員都算是黨內所謂“主流派系”，那麼，中辦主任令計劃與中組部長李源潮這兩個書記處書記，既是官邸緊挨着的鄰居，又是20多年前就合作的夥伴，時常聚首在一起商量工作，給胡總書記獻計獻策，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誰能給他們扣什麼帽子？但是換了習近平上台，“共青團派”不再是黨內“主流派系”，他們兩人跟以前一樣在一起嘀嘀咕咕，就犯大忌了！這就是“團團伙伙”“非組織的政治活動”了！這就必然引起習近平的警覺和疑忌了！
　　我並不同意簡單斷言：習近平是“全方位地打壓共青團派”。他採取了分而治之，力圖“為我所用”的多種策略。不管習近平的班子中有多少“團派”官員，他們都並非作為“團派”而進入。這些人中，只有李克強和胡春華兩人在共青團系統工作的時間長、人脈廣，受胡錦濤栽培提攜的痕跡重，對共青團的感情深；其他幾位的派系基礎，都更為廣泛，並不是在一棵樹上吊死，與共青團的關係其實並不大。汪洋的仕途經歷足以證明，他的權力基礎並非共青團；而韓正，與其說他是“團派”，不如說他是“上海幫”。
　　當前在任的共青團幹部，理想主義色彩接近於剝落殆盡，意識形態教條在他們頭腦中進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為一個幌子。他們的心理驅動力，主要是個人建功立業的成就感和權力欲。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共青團崗位不再是投身為人民利益奮鬥、獻身的事業，他們只看作展現能力、政壇攀升的台階，以及積累資本、獲取財富的途徑。共青團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已經急劇下降，當前和今後在共青團崗位上的官員，不可能有三十多年以來共青團官員那樣的施展機會，更不可能有那樣的影響力。“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未來會有很多人繼續走上、又繼續離開共青團的領導崗位，但這樣的資歷，對其在政壇上晉升、在社會上開拓的意義將更加減輕。“共青團派”的凝聚力將極大減弱，共青團派作為一個中共黨內的非正式、未成形的“准派系”，將不復存在。
　　上次我說過，共青團組織越來越淪為一個“黨棍培養基地”。這個組織，由於中共有控制青年的需要，是一定會與黨“共進退”的——黨活多久，也就會讓團活多久（不管是否會換別的名稱——共青團歷史上就曾幾次改名，社會主義青年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等）。繼續餵養共青團這樣一支隊伍，習近平是有需要的，要靠他們去籠絡和管治青年麼。但絕對不會像胡耀邦、胡錦濤時代，賦予共青團官員以重要地位，絕不會重新讓共青團發展壯大，尾大不掉。習近平明確地說過，共青團幹部不要想着升遷！

　　2018年6月，共青團舉行十八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數出席，端坐前排。

　　現在團員是8100萬，將來可能9千萬，甚至上億、一億多。但是，政壇上的“共青團派”，將不再存在。將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員、書記處書記，有可能早年曾經當過團支部書記、團總支組織委員、或者團省委書記、團中央書記——但他主要的權力基礎和派系資源，不可能來自“共青團派”——那個時候，已經不存在“共青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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