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这个组织是一定会与党“共进退”的，因为中共党魁需要继续喂养这样一支队伍去笼络和管治青年，所以党活多久，也就会让团活多久。但绝对不会像胡耀邦、胡锦涛执政时代，给予共青团官员以重要地位，绝不会重新让“共青团派”尾大不掉


　　习近平说：共青团干部不要想着升迁！

　　《伐林追问》第22期 2019年11月18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好。这一期《伐林追问》我们最后一次讨论“共青团派”。“共青团派”这个词，最早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坛保守派大佬在批评胡耀邦时发明的，说他搞“共青团派”，网罗提拔了一批共青团干部。胡耀邦对这一批评很不以为然，他说过，胡启立不是我提拔的，是邓小平提拔的；王兆国也是邓小平到湖北二汽视察时发现，而后安排到到中央来的。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后来当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他是相当注意“五湖四海”的，甚至给那些整过他的人平反、安排职位，最后，好几个成了整垮他的“白眼狼”。
　　到底什么样的人算“共青团派”？一细究就发现这个概念太模糊，太经不起推敲。例如习近平的亲信、主掌公安部的王小洪，早年在福建闽侯县公安局当过团支部书记，算不算“团派”？肯定人们说不算，那并不是专职嘛；好。习近平的亲信、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当过浙江瑞安县团委书记，那可是专职啊，是否能归入“团派”？肯定人们说还是不能算，级别太低！

　　王小洪曾经当过团支部书记，能算“共青团派”吗？

　　当今中国政坛，可以说，大部分官员年轻时都曾有过共青团的头衔，要是都列入“团派”，那就丧失讨论的意义了——人人都是，也就等于人人都不是嘛。
　　好吧，那就限定“团派”是指有一定级别的怎么样？曾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副部长以上，地方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副书记。
　　还是不太对头。某一级团委负责人的任免、提拔权，是在同级党委，而不是在上级团委；他是对同级党委负责，而不是对上级团委负责；他感激、效忠的对象，是同级党委负责人，而不是上级团委负责人。这一级党委确定了谁当团委书记之后，会通报上级团委知晓，但上级团委一般不会否决；万一不同意，也是向上一级的党委汇报，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来与这一级党委协商。

　　汪洋当过安徽团省委书记，但他是由中共安徽省委任命，并非团中央任命。

　　不过，要指出的是，团委书记虽然对下一级团委负责人的任免提拔没有多少权力，但他们对自己机关内部各部部长副部长的任免、提拔，有很大权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共青团派”分成“中央团派”和“地方团派”，是有一定道理的。
　　弄明白这一点，对“共青团派”的各种说法就能减少一些臆测了。例如，我看到有文章说，某某某担任过团省委书记，同一时段正是胡锦涛或者李克强担任团中央一把手，由此推断他是胡或李的人马，这就实属生拉硬扯。
　　有些人，是党的首长看中了，把他调到团的岗位上镀一下金，这个岗位只是继续提拔他的跳板，一年半载就调走，像王兆国，就属于这种情况，1982年9月空降到团中央当一把手，1984年春天就提拔为党中央办公厅主任；而令计划呢，在共青团各级岗位上一级一级爬上来，从基层团组织到团中央领导机关，科级副处正处副局……足足20年才告别共青团，到中办工作。他们两人相比，令计划的提拔晋升，都更离不开共青团组织，对共青团更有感情，也更有人脉；而王兆国，被发现、被选拔、被晋升，都与共青团并无关系，他在团中央待的时间那么短，也来不及与同僚和下属有密切交往和感情联系。
　　话说回来，在他从福建调回北京，当了一段台办主任之后1992年担任中央统战部长，统战部恰恰是众多团中央官员转业的“接盘侠”，安排得还不错，但是仔细一看，很多人并不是王兆国念旧情调过去的，而是先于他调到统战部的刘延东着手安排的。

　　刘延东（左二）当统战部领导时，安排了不少共青团转业干部，以致有人称统战部是“第二团中央”。

　　她在统战部先任副秘书长，半年后提拔为副部长。而且她身跨“青红帮”——既是“共青团派”兼清华人，又是“红二代”，父亲刘瑞龙与江泽民的所谓“养父”江上青是战友，她本人童年在曾庆红母亲邓六金创办的华东保育院度过，所以到统战部说话自然是有些分量的。她到统战部自然也需要熟悉的、用起来能顺手的部下，她在团中央干了八年多，有些因为年龄必须转业的老部下，正好调过来。
　　以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说在中共政坛上有“共青团派”，但这是一个松散的、浑沌的“半流体”而不是“固体”，不可能有任何成形的组织，更不可能有任何成文的纲领。然而“共青团派”成员有共同语言、相似口号，有青春回忆、感情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有很多互相配合的机会，其头面人物有潜在可能，彼此加深默契，甚至互相勾结。
　　从胡锦涛接掌大位的十六大，到习近平第二届任期的十九大，这四届政治局及常委里的“共青团派”情况如何？
　　2002年，胡锦涛刚上任的率领的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一名“团派”，就是他自己。十六届政治局24名委员中，有四名“团派”：胡锦涛、王兆国、王乐泉、刘云山；这届政治局一大半都是打上江泽民烙印的人马：李长春、吴邦国、陈良宇、周永康、张德江、贾庆林、郭伯雄、黄菊、曾庆红、曾培炎……
　　2007年，胡锦涛第二届任期，中共十七大25人政治局中，“共青团派”人数翻了一番，激增到近三分之一，八人：胡锦涛、王乐泉、王兆国、刘云山、刘延东、李克强、李源潮、汪洋；政治局常委九人中，“共青团派”人数从胡锦涛光杆司令也翻了一倍：增加了一个李克强；
　　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十八大班子，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团派”还是两位：李克强、刘云山；政治局委员中，“共青团派”有九个人：刘云山、刘延东、刘奇葆、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胡春华、栗战书、韩正；
　　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连任，政治局常委中，竟有四名“团派”：李克強、栗战书、汪洋、韩正。但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五人，除了常委中那四位之外，再加一位胡春华。

　　习近平连任之后率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亮相，其中有四名“团派”。

　　“共青团派”在政治局委员、常委中有这样的实力，这是不是意味着，共青团派仍可以东山再起呢？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共青团派”大势已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断言“中共已经进入残局（endgame）”，引起了强烈反弹。中共是否进入“残局”？很多人不同意，在习近平看来，是中兴，是盛世，但若用来形容“共青团派”，倒十分贴切：团派确确实实只是残局。
　　这几位“团派”，除了栗战书由于多重机缘，被习近平收为心腹，其他几位不同程度地权力大受限制。汪洋出任仅作为参政机构的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权力大为缩减——因为习近平的亲信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被视为“第六代接班人选”的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只出任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利、旅游，相对也不那么重要。

　　栗战书恭听习近平的指示。

　　过去十年，令计划垮台、李源潮遇挫，“共青团派”自打习近平上任，就呈现溃败之势。习、王掀起反腐风暴，同时整肃所谓“团团伙伙”——注意，这个词很有意思，不像正儿八经的政治官话，却用“团”字唤起联想。十八届中央委员有18人落马，其中“团派”有五人：令计划、李立国、孙怀山、王三运、吴爱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17人落马，其中“团派”有四人，我就不一一念名字了；十八届中纪委委员有七人落马，“团派”有三人；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团派”有24人。这些人中：令计划、孙怀山、陈传书、李刚……都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老相识，同辈人，打过交道，令计划更是我工作的同一部门的同事，包括他当时的未婚妻谷丽萍和他的弟弟令完成，一度都相当熟悉。
　　对为数更为众多的“共青团派”，习近平做什么？很简单，就是什么都不做！政坛上有一句至理名言：升迁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一大批所谓“年富力强”看上去前途无量的“共青团派”官员，一个“拖”字诀就够了，把你拥有的年龄优势，年复一年拖得精光。例如担任过团中央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这同样职务的兩个人，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勇，和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岳，就都是这样。尤其是杨岳，1968年出生，40岁就升到副部级，却“起了大早，赶了晚集”，坐上冷板凳，在副部级上被施了定身法，14个春秋级别不动。他俩都是十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却落选十九大代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福建、浙江和上海的新贵“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秦宜智2017年从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业，贬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副局长。

　　“共青团派”新生代大佬、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的遭遇更说明问题。他是1965年出生，今年（2019年）54岁。他的前任第一书记，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周强、胡春华，转业后不是去当省委书记，就是去当省长，而他却被安排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排名最后的“正部长级副局长”，贬谪意味十足。七个月后，2018年4月，调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部级副局长，排名依然在所有副局长之后。与赵勇和杨岳两人同样，这位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连十九大代表都没有当上！
　　2015年习近平破天荒地举行群团工作会议，会上严词指责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自那以后，共青团系统就完全乱了阵脚，找不着北，只能晕头晕脑地打醉拳了。

　　习近平当权后，对共青团和“共青团派”打击和压制，一点不掩饰。

　　为什么习近平对“共青团派”这么看不上，这么打压呢？我感到，有三个原因。
　　第一，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差异乃至矛盾，这是一个老话题。习近平作为一个“红二代”“太子党”，从眼界、人脉、兴趣，到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表达方式，与主要从平民阶层、从基层上升的“团派”，都格格不入。
　　第二，由于中共长期以来赋予共青团的使命和地位，决定了共青团干部在这个系统内历练的几年、十几年，在知识结构、业务能力上有突出的长处和突出的缺陷。在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团派”官员的长处用不上，缺陷很明显。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习近平非常清楚中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三大法宝中，最核心的就是“党的领导”——也就是，有一个控制严密、纪律严明的组织。中共也最提防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从自己手里夺权。文革时毛泽东号召红卫兵大串联、倡导造反派大联合，却坚决禁止成立全国性组织，一旦发现，立即取缔。我记得，当初有人成立了一个全国合同工、临时工的造反组织，马上被中央严令解散；江泽民打压传销、打压法轮功和其它气功团体、民间慈善团体和所有体制外非政府机构……都是着眼于它们有可能是全国性组织的雏形。对体制外的组织是这样，对体制内的组织也高度关注，一定要将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首先当然是军队，所以习近平首先要紧抓兵权；共青团也是一个体制内的全国性组织，尽管定位为中共的“助手和后备军”，但毕竟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这就是执政者绝不能掉以轻心的！

　　令计划（左二）与李源潮（左三）与中国富豪、有“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夫妇合影。

　　在胡锦涛执政时，他信任的一些“共青团派”官员都算是党内所谓“主流派系”，那么，中办主任令计划与中组部长李源潮这两个书记处书记，既是官邸紧挨着的邻居，又是20多年前就合作的伙伴，时常聚首在一起商量工作，给胡总书记献计献策，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谁能给他们扣什么帽子？但是换了习近平上台，“共青团派”不再是党内“主流派系”，他们两人跟以前一样在一起嘀嘀咕咕，就犯大忌了！这就是“团团伙伙”“非组织的政治活动”了！这就必然引起习近平的警觉和疑忌了！
　　我并不同意简单断言：习近平是“全方位地打压共青团派”。他采取了分而治之，力图“为我所用”的多种策略。不管习近平的班子中有多少“团派”官员，他们都并非作为“团派”而进入。这些人中，只有李克强和胡春华两人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时间长、人脉广，受胡锦涛栽培提携的痕迹重，对共青团的感情深；其他几位的派系基础，都更为广泛，并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与共青团的关系其实并不大。汪洋的仕途经历足以证明，他的权力基础并非共青团；而韩正，与其说他是“团派”，不如说他是“上海帮”。
　　当前在任的共青团干部，理想主义色彩接近于剥落殆尽，意识形态教条在他们头脑中进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为一个幌子。他们的心理驱动力，主要是个人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和权力欲。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共青团岗位不再是投身为人民利益奋斗、献身的事业，他们只看作展现能力、政坛攀升的台阶，以及积累资本、获取财富的途径。共青团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急剧下降，当前和今后在共青团岗位上的官员，不可能有三十多年以来共青团官员那样的施展机会，更不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未来会有很多人继续走上、又继续离开共青团的领导岗位，但这样的资历，对其在政坛上晋升、在社会上开拓的意义将更加减轻。“共青团派”的凝聚力将极大减弱，共青团派作为一个中共党内的非正式、未成形的“准派系”，将不复存在。
　　上次我说过，共青团组织越来越沦为一个“党棍培养基地”。这个组织，由于中共有控制青年的需要，是一定会与党“共进退”的——党活多久，也就会让团活多久（不管是否会换别的名称——共青团历史上就曾几次改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等）。继续喂养共青团这样一支队伍，习近平是有需要的，要靠他们去笼络和管治青年么。但绝对不会像胡耀邦、胡锦涛时代，赋予共青团官员以重要地位，绝不会重新让共青团发展壮大，尾大不掉。习近平明确地说过，共青团干部不要想着升迁！

　　2018年6月，共青团举行十八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端坐前排。

　　现在团员是8100万，将来可能9千万，甚至上亿、一亿多。但是，政坛上的“共青团派”，将不再存在。将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书记处书记，有可能早年曾经当过团支部书记、团总支组织委员、或者团省委书记、团中央书记——但他主要的权力基础和派系资源，不可能来自“共青团派”——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共青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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