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与青年团本是双胞胎，却要转成家长与子女的关系。青年团心理上很难扭转。为什么最后还是得服软？一个重要原因，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都得听金主安排。中共的上级是共产国际；而青年团的上级是共产国际麾下的青年共产国际


　相约建党的元勋不参加一大，青年团首任书记脱离中共

　　《伐林追问》第21期 2019年11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胡锦涛时代落幕，习近平时代开锣，加速沦为“党棍培训基地”的共青团，就像个小媳妇，动辄得咎，战战兢兢。习近平破天荒地在2015年举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会上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中纪委通报2016年2月对共青团中央专项巡视整改情况中，严厉抨击共青团干部办事不力、人心涣散，存在“四化”问题：“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这个批评不禁让我想起文革中狠批共青团，说团中央“三胡一王”带领青年走修正主义道路（“三胡”没有胡锦涛的份，是胡耀邦、胡克实和胡启立，“一王”是王伟），共青团蜕化变质成了“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

　　2015年7月，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讲话。

　　不仅如此。中国所谓的“群众组织”都是御用工具，这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共青团是比较特别的，特别就特别在它有个“先进性”的招牌。工会没有这个招牌，只要是个职工，不管先进还是落后，都可以成为工会会员；妇联没有这个招牌，只要是成年女性，都可以归属妇联；还有侨联等等都是这样。但是共青团并非只要是青年，就可以入团的。必须本人申请，组织审查，确认你够格当先进青年，才开团支部大会通过。
　　特别还特别在，俨然就是中共的嫡系长子。记得我大学毕业刚到团中央机关报到的第一天，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建功给我们新职工训话，就十分得意地说：“我们共青团是直通中南海的！我们直接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直接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其它哪个群众组织能说这个话？
　　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个帐。虽然到了五四，他会说些“重视青年”的官话套话，就像到了五一就讨好职工，到了三八就强调一下半边天作用一样，这都是官样文章过场戏，不必听了热血沸腾。实际上在他心目中，共青团不再具有什么特殊性，就跟其它群众组织等同看待。
　　共青团确实该批，堕落得不成样子。但是要按习近平的批评，共青团只会堕落得更快。习近平现在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又是军委主席，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他批别人怎么批都可以，别人批他警察就要上门抓人。如果放开言路，真正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真正让共青团的干部、团员和青年敞开谈谈对习近平真实的感受试试！如果真有那一天，青年团才谈得上可能起死回生。
　　我谈到了历史上，共青团其实与共产党是一奶同胞，可以说是连体儿，或者说孪生兄弟，都是被共产国际催产接生并供应奶水。而且在不短的时间内，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从组织来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个人来讲，是一身二任，不分彼此。
　　党团不分有麻烦，党团分开之后也有麻烦。
　　1922年5月5日青年团开一大，过后就从党组织中分离、自立门户。1923年12月中共中央俨然以上级领导者身份，对青年团下指示，要求青年团“逐步成为纯青年组织”；1924年又发出《关于团的青年化问题的通告》，这时就产生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青年团的一大，并没有明确是党来领导团。所以出现了摩擦，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不满意团成为党的“预备学校”，要与党划清责任，分而治之。中共之所以扶持青年团，打的算盘就是：从中培养挑选党员。早在建团前，陈独秀就和张国焘商讨过：“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

　　第一任中国青年团书记施存统。

　　但青年团一些人却不满意作党的预备学校。团的首任书记施存统就指出：“许多团员以为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学校（所谓预科），未进共产党的总希望‘升入’共产党，已‘升入’共产党的就把本团置诸脑后，仿佛升学的目的已达到了”。虽然他也说了这些想法是“谬误思想”，但是他流露出的情绪，却是不甘心当“预备学校校长”。这个态度受到邓中夏的批评，但施存统以后发的文章仍对团“替共产党摇旗吶喊”不以为然，提出“只宜取协助共产党的态度，不宜把他当做我们的主要工作”；并要在实际活动中“与中国共产党划定工作的责任”。
　　第二，与党对立。大概欧洲的青年团员们多吹了些欧风、多淋了些美雨，更有民主自由思想。旅欧团组织向国内大会反映，“许多青年团员公开地作出反对党的首领或不满意于党的文字”，“党的政治行动常常不能使全体团员了解而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党团关系不和谐呢？
　　原因之一，团对党的从属关系没有明文确定，青年团一时难以适应对党的心理转换：从“孪生兄弟”身份转换成“儿女对父母”的身份。而且，还是实力对比——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有一个解释很能说明问题：“本团拥有三四千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的误会和反动。”
　　这段说明很有弦外之音。“本团拥有三四千团员”，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才195人。力量对比鲜明。若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和反动”——这话简直都隐隐可听出威胁之意了！
　　原因之二，党是秘密组织，难免使人误会怀疑，一些团员对秘密组织敬而远之，施存统的一篇回忆文章也说：“从前中国共产党（是比我们还秘密的党）因特种的关系，不能向本团公开，以致本团有许多团员对本团的职员怀疑，以为本团的职员都是共产党指派来的，职员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那里操纵，甚至于说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机械。……使本团许多很好的团员也怀疑本团，或竟因此退出本团”。

　　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创刊号。

　　党团不和这种状况引起关注。1923年8月20日，青年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把党团关系列为一项重要议题，在会议的第五天，全体代表讨论了团与党的关系，最后确定组织上独立，政策上完全服从C.P.（中共），也就是说，对党表示臣服，承认你是我的领导。
　　为什么共青团服软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说了算。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承认是国际的支部，就得听总部的。中共的总部，是共产国际；中国青年团的上级，是青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上级，当然中共就是青年团的上级了。这是不容争辩也不容讨论的。
　　这说的都是前朝往事老黄历了，现在的共青团，还有向党叫板的底气和资本吗？

　　说了半天施存统，这位共青团的首任书记，是怎样一个人呢？上面我转述了他的一些话，可以看出他很有些独立思想。施存统的出生年份，权威工具书上有的说是1898，有的说是1899——反正是个“90后”。他与俞秀松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窗。一师的校长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领袖、新派校长，广纳贤才，先后聘用了不少进步教师。经亨颐的女婿比他更有名，他叫廖承志。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也曾是革命先驱们的摇篮。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施存统和俞秀松，还有其他几个人李汉俊、陈望道、戴季陶一起成为研究会会员——戴季陶这个名字大家熟悉吧，后来说他是国民党元老，但我一查，也是个“90后”！他是1891年出生的。比施存统大七八岁。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后来坚决反共的戴季陶，曾经为在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立下汗马功劳。

　　戴季陶还有一个重要身份：蒋介石的结拜弟兄，1913年他逃亡日本时，与蒋介石同租一室。要形容怎样成为两肋插刀的铁哥们，不是有这几句话嘛：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留过洋，一起嫖过娼……戴季陶与蒋介石就有共同的女友，跟戴季陶生了个儿子，后来就过继给蒋介石了，就是蒋纬国。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煽动建党，在他们的指导和督促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步伐。6月，施存统和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筹备会议。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共10条。会后，围绕着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叫“共产党”，陈独秀就一锤定音了。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施存统是中国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资格比毛泽东、周恩来要老多了！
　　1920年夏天，施存统与俞秀松等人一起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在戴季陶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中共要开一大，上海共产党成员李达、李汉俊来信，要求旅日共产党组织派代表参加。当时旅日共产党组织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个人，施存统是负责人，按说应该他出席一大，但他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便放弃了这次机会，失去了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机会，而让后来被视作汉奸的周佛海参加创党，给中共一大抹了黑。
　　说也奇怪，这些共产主义者竟然都不太重视一大！传言“相约建党”的“北李南陈”李大钊陈独秀，就都没参加。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给他们都发了信，要求每一个地方的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陈独秀那时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什么陈独秀不回上海开会？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多么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不仅如此，他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主角———书记谭平山也拖住，要他留在广州协助他筹款。于是就只派了陈公博一人去参加了代表大会。陈公博后来在历史上的标签，也是一位“汉奸”。
　　李大钊为什么没参加一大呢？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回忆说: “守常先生（李大钊）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也就是维权、讨薪水）, 我正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刘仁静回忆：“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一大）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 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
　　刘仁静还回忆：“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 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分不开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陈独秀和李大钊对各自的本职工作是真敬业！绝对置于革命之上，一个要给大学筹款，一个要给教师讨薪，宁可不去参与“建党伟业”！中共的大片《建党伟业》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吗？
　　再说回1921年12月。施存统与一些日共党员被日本当局逮捕。在警视厅外事科接受审讯时，施存统很干脆地说：“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1922年1月施存统被驱逐回国，四个月后他在团的一大上当选为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他只干了一年。1923年8月，团的二大在南京召开，选出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但他的神经衰弱已十分严重，于是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分工时，他极力推辞一切职务，最终辞职被接受，开完大会后施存统就离开团中央，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等课程。1924年10月，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被当局通缉，离开学校，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
　　1927年中国政局大动荡，国民党与共产党反目成仇，相继发生“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八一南昌暴动、9月秋收暴动。施存统认为共产党已前途无望，他决定脱离共产党。1927年8月30日，他撰写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当时公开宣布脱党退党的人很多，但是施存统不同于一般党员，他是创党者、建团者、党团领袖之一，中共当时许多领导人对施存统公开退党，既张口结舌又咬牙切齿，认为许多党员团员对中共“拜拜”，是受到施存统的带动。
　　施存统组织上退党很利索，思想上退党很纠结。1928年初，施存统与许德珩、李达等12人组成一个“本社”，是“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之意。其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走第三条道路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既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本社”还创办了《革命评论》、《现代中国》等一堆刊物，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施存统是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杂志的班底之一，与陈公博相约：不能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他没想到不久陈公博就骂了共产党，弄得他很尴尬。
　　想走中间道路的人，总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他教书，搞出版，做演讲，因为批评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列入对五大进步教授的通缉令。幸亏有学生报信，他逃脱了，一度流亡日本。但在丢了饭碗、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他也不肯投靠国民党当参议员。
　　我在阅读中国现代史时，除了建党建团那一段之外，很少见到“施存统”这个名字；倒是有个“施复亮”时常出现。原来他就是施存统，因为爱上了一位叫钟复光的姑娘，改了名：你叫复光，我就叫复亮。

　　施存统和妻子钟复光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45年8月，毛泽东带着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接见了重庆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施复亮。施复亮很受鼓舞，不久即和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担任常务理事兼言论出版组主任。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作为民建代表参加大会。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施复亮、李公朴等许多民主人士被打伤，在当时轰动一时

　　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给施复亮（施存统）的任命通知书。

　　但是共产党对施复亮这样的脱党者，虽然看在还有些微利用价值的份上，给予一定的礼遇，终究不会信任，只是放在统战对象名单上，给些闲职而已。中共建政后给他安排了劳动部副部长，但1954年他就因病辞职了——这时他才五十五六岁。文革中，险乎受到冲击，被周恩来保了下来。
　　他的儿子值得一提：施光南是中国相当有名气的作曲家，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乐家”的称号。与国际音乐界同行比较，英年早逝的施光南产量并不高，但有几首歌传唱一时，像《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等，尤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让一位山东姑娘一夜成名。她在1981年的青歌赛上演唱这首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84年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再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歌曲红了，歌手红了。两年多之后，她嫁给了习近平。

　　彭丽媛（前中）成为最年轻的全国青联委员，与王兆国（彭身后戴眼镜者）和《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者施光南（王身后戴眼镜者）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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