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對中共提供經費，可能確有一點發揚國際主義、援助弱小族群的良苦用心，卻更有利己主義、實用主義的司馬昭之心。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一邊在國內搜刮民脂民膏，一邊大手筆援助他國、免除他國債務，也正是類似思路。但有唯一的不同


　　共產國際給了中共多少錢？

　　《伐林追問》第27期 2019年11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這一期《伐林追問》節目，我們繼續談錢——共產國際給了中共多少錢？昨天，2019年11月最後一個星期四，是美國的感恩節。中國沒有感恩節，如果有的話，中南海諸公，中共從第一代核心到第N代核心，都應該感謝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大力出錢出力，把它扶植起來，從掌權算，都掌了70多年啦。
　　我上次提到一位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他分析：如果按照日本、中國、朝鮮工人運動的發展狀況看，成立各國共產黨的先後順序應該是日本、中國、朝鮮，但現實卻恰恰相反。石川對此的解釋是：“單就成立共產主義組織或遲或早來看，決定因素並不在於有無工人運動，或者是否已經接受了社會主義理論，而在於與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接觸是否便利，這是不可否認的。”按照石川的分析，建立共產黨的先後順序，就在於共產國際介入的先後順序。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石川禎浩寫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受到學界重視。

　　我曾經說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是因為離開莫斯科到東方來的時候，途經維也納被逮捕，不得不變更路線，沒有按照預定計劃先到日本，而是到了中國，所以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7月成立，而日本共產黨晚了整整一年，1922年7月才成立。石川的說法正是這個意思。
　　共產國際的介入，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個是用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給中國這些知識精英洗腦，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洗腦不成功或者說對洗腦有牴觸、不信任的人，就不加入，或者參加了之後也中途退出、分道揚鑣，像一大代表中的李達、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還有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先後脫黨，最後甚至陳獨秀也不肯再回到黨內，道不同不相與謀，在中共看來，這些人是動機不純正，意志不堅定，他們退出只會使中共組織更加純潔。

　　張申府。他介紹了周恩來和朱德加入中共，自己卻在1925年脫離了中共。

　　共產國際介入的第二個方面，是建立嚴密的組織，制定嚴格的紀律，手把手地傳授忽悠民眾的葵花寶典、地下工作的獨門秘訣。
　　第三個方面，是財政支持——就是給錢。
　　共產國際到底給了中共多少錢？大家都很關心，但是迄今為止，要精確統計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究竟提供了多少資金，還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為什麼呢？共產國際不是都有賬可查嗎？問題是，還有賬外賬、賬後賬、賬下賬。對弄清這個問題的難度所在，中共中央編譯局的研究員徐元宮，在一篇文章中講了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撥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預算來撥付。舉個例子，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確定1923年中共的經費支出總額為12000金盧布，但實際上撥付的經費大大超出了這一預算。
　　共產國際派駐上海具體負責撥付經費的工作人員維爾德，1923年7月26日在寫給維經斯基的密信中就說：“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其中用於工會國際工作278英鎊，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個月的給中國共產黨預算1500美元，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徐元宮說，其中“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都不是經費預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項目。這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吳佩孚調動兩萬多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鎮壓，工人被殺40多人，傷200多人，被捕60多人，被開除1000多人。

　　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帶着活動經費到中國建立中共和青年團。

　　二是有時由於一些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的粗心大意，導致少數匯款既沒有標註是何人所匯，也沒有指明匯款作何用途。比如，1923年5月22日，這位管分發的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就問：“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麼用的。盼告。”但問了也不一定就有回答。
　　三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部門和渠道不是單一的。除了共產國際外，後來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以及“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等組織，也向中共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提供過經費支持，不過一般比較少。提供經費的各部門之間缺少溝通或者溝通不及時，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中共當時從事的是非法活動，國際組織援助中共，也是犯忌的事，當然得保密，得掩護，這些給錢的部門不能互相通氣，就可能出現重複提供經費的情況，這要精確統計具體數額，自然就難了。
　　四是有時因為中共經費實在緊張，共產國際派駐上海負責聯絡和財務工作的人員，會臨時將應當轉交給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經費，對不起，雁過拔毛，截留一部分給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上海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說：“我從您寄給日本共產黨的7500金盧布中，轉給了日本共產黨5500金盧布。根據馬林同志的堅決要求，鑑於中國共產黨急需資金以及發生罷工，其餘的款項我留下了。”——這一次截下2000金盧布，在共產國際的賬上就反映不出來。

　　蘇聯外交家、政府特使越飛，不僅與孫中山聯絡，也暗中參與援助中共的行動。

　　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給錢的方式，主要是由其指派專門人員直接將鈔票轉交給中共。解密的馬林檔案中還保存有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等人於1922年、1923年從馬林處提取具體數額經費的簽收條。
　　那麼，共產國際的經費又是怎樣到達維經斯基及馬林手中的呢？解密檔案中，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從上海發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那封密電，就特意強調了給他往上海匯款的地址：“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塔拉索夫收。”
　　這些錢是從哪兒寄到上海的呢？剛才我曾引證過的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透露了這一問題：“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這裡所說的“遠東銀行”，是蘇俄政府開設的一個金融機構，其主要辦事處在哈巴羅夫斯克，之所以開這個銀行主要是“為共產國際在滿洲和全中國的工作提供資金，大量收購金錠運往莫斯科，銷售在蘇俄徵集的貴重物品以換取外匯，為共產國際諜報員保留往來賬戶”。

　　蘇維埃俄國於1922年創辦的遠東銀行舊址。

　　1922年，遠東銀行在哈爾濱開設了分行。同年初，蘇俄政府還在哈爾濱設立了一個商務機構——西伯利亞遠東對外貿易局。通常莫斯科將款項先匯至遠東銀行，再從遠東銀行匯到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
　　有時候莫斯科也會通過別的“線路”將款項匯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匯報說：“您通過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州管理局寄給中國共產黨的3月份預算經費和電報費用1300墨西哥元已經收到。”再比如，上面提到的1923年7月26日維爾德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說：“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這些材料說明，共產國際給中共匯款的“線路”不是單一的。
　　提供經費還有另一種辦法：共產國際有時還會派遣信使直接將經費從莫斯科帶到中國國內，交給在華開展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比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在發給維經斯基的一封電報中，就焦慮地詢問他：“您是否已經收到我們託付優林帶去的2萬美元，請儘快答覆！”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越飛在長春寫給馬林的一封密信中說：“格克爾同志將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撥給的3000墨西哥元交給您”。所說的優林和格克爾，都負有轉交經費的重任。
　　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在共產國際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的經費不是盧布，甚至不是現鈔，而是珠寶、鑽石，有時候是鴉片。比如，1922年4月，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就曾將價值60萬盧布的黃金和價值400萬盧布的證券交給了朝鮮人。目前還沒有掌握文獻資料，可以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等貴重物品直接交給中國共產黨人，但有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是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其賣出去後，再將紙幣轉交中共。

　　蘇俄在國內大量洗劫貴族和教堂的珠寶鑽石，提供給共產國際變賣之後“支援世界革命”，包括給中共。

　　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指出：“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當時中共還沒有開一大，在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
　　由於珠寶、鑽石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只需將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共產國際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例如1919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在一封寫給俄共（布）中央書記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為什麼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相當數量的皮革時指出：“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里。”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中共隆重推出的影片《建黨偉業》，隻字不提共產先驅向共產國際哭窮要錢。

　　如何看待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這樣經常地、大量地、不擇手段地餵奶呢？
　　中共自己當然是認為非常必要，剛開始如陳獨秀、李漢俊有些半推半就、扭捏甚至牴觸，後來就越來越坦然了，不僅是“受之無愧”，甚至是“索之無愧”“催之無愧”。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密信中就哭窮：“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的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來7、8、9、10月份的經費。”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斯列帕克也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指出：“經費對中國共產黨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實這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也許對其他許多共產黨都是如此。簡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那裡得到錢，而有整整6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裡得到錢了。你應該考慮一下這件事，並要儘快採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
　　徐元宮認為，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對誕生初期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一大召開前後，都發生過一旦缺少了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癱瘓的情況。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常常出現的滯後或延誤，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革命產生了負面影響。為什麼會延誤？原因比較複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將珠寶和鑽石等貴重物品，，謀求以合算的價格兌換成現金，耗時過長。
　　當然中共創始人不是傻子，也知道“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只拿共產國際一家的錢，單一財源的風險也太大，擔心受制於人，也希望從別處挖金礦。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另一位領導人薩法羅夫的信中就說：“依我看，可以無條件地接受所有人——軍閥、資本家——對京漢鐵路罷工運動受難者的幫助。……因此，我們就從張作霖那裡得到了1萬元的幫助。我們認為，這種辦法對於工人沒有什麼不好，而對恢復組織只有好處。”

　　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列寧坐在主席位。

　　莫斯科對中共提供經費支持，動機是多方面的。不能說沒有一點發揚國際主義、援助弱小族群的良苦用心，但是更有利己主義、實用主義的司馬昭之心。列寧推動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用意就是發動和推進世界革命，資助和扶植可能對自己形成威脅的周邊鄰國中的挑戰力量，在資本主義陣營敵後煽動、點燃造反之火，作為鞏固自己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法寶。反正這大筆大筆的現鈔、珠寶，都是搶奪俄國的王公貴族、教堂神父積累了多少個世紀的財富。其實，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之所以一邊在國內搜刮民脂民膏，一邊大手筆地援助他國，大手筆地免除他國的債務，“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也正是類似的思路。唯一的不同點在於：當年莫斯科資助的是他國挑戰政府的造反力量，而毛澤東資助的對象，既有挑戰政府的力量，也有他國政府本身；到了習近平，錢全是交給他國政府。
　　莫斯科一方面與北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一方面通過共產國際暗中扶持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支挑戰力量。而且，他們看到國民黨的社會基礎比共產黨雄厚，更有可能奪權成功，資助國民黨的力度要大得多。共產黨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抱怨，僅僅國民黨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這一種報紙，得到共產國際援助的經費，“就超過了整個中國共產黨（獲得）的全部經費”。

　　1921年，孫中山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在孫中山制定“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後，蘇聯對國民黨為主、共產黨輔助的廣州政權，更是提供了大批軍火援助。1926年7月，蘇聯向國民軍提供的步槍就有55857支，各種炮60門，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還有各種子彈炮彈數千萬發。北伐開始後，蘇聯在10月間還向國民軍提供了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和3架飛機、10支火焰噴射器等。這方面資料太多，我就不細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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