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納公開聲明的敘述里，“川普主義”是一種滲透在日常政治、甚至生活邏輯中的病態結構。它靠顧問的算計、幕僚的退讓、選民的縱容，以及整個社會對道德麻木的默認，一點點積累成今日的威權形態。現在，美國已經到了一個不能再裝睡的時刻

　　我作為共和黨幫凶的最後一天
　　——為什麼我退出共和黨，也勸我的前同事們這樣做

　　作者：邁爾斯·布魯納（Miles Bruner），翻譯·校對：周三開講
　　藝文中國


　　【原編者按】在一片被“忠誠”與“背叛”撕裂的政治景觀中，前共和黨策略顧問邁爾斯·布魯納（Miles Bruner）以一篇令人震驚的公開聲明宣告了自己的離場——《我作為共和黨幫凶的最後一天》。
　　布魯納曾是共和黨內部的核心人物之一，為多場競選提供戰略規劃與輿論塑造，籌集資金更是他的強項。他深知這個黨派的語言機器如何運作，也見證了它在“保守主義”旗幟下逐步滑向極端、謊言與個人崇拜的深淵。如今，他以這篇文章為自我清算的起點，坦言自己曾經的沉默與妥協如何助長了謊言的擴散——也解釋為何此刻的離開，不僅是一種告別，更是一種拒絕繼續犯罪的道德選擇。
　　布魯納在聲明中寫道：“我曾以為自己是在為國家服務，後來才明白，我是在為一個不斷扭曲真相、摧毀制度的邪教提供燃料。”他的這篇文章，不僅是一份懺悔錄，也是一封寄給仍在黨內掙扎者的信，提醒他們：忠誠若失去了良知，便只是恐懼的別名。
　　作為一個中層幹部，布魯納的聲明，似乎更具有一種代表性，可以幫助我們思考：MAGA的基礎從何而來。
　　邁爾斯·布魯納的這篇聲明，既是一份告別書，也是一份控訴書。他沒有用高調的語言去標榜“覺醒”，而是用一連串具體的妥協、沉默與恐懼，拼湊出共和黨內部的真實生態——一個靠服從維繫的權力機器。
　　在布魯納的敘述里，“川普主義”不再只是一個人的瘋狂，而是一種滲透在日常政治、甚至生活邏輯中的病態結構。它靠顧問的算計、幕僚的退讓、選民的縱容，以及整個社會對道德麻木的默認，一點點積累成今日的威權形態。
　　這篇文章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幾乎沒有“惡人”。每個人都只是想保住飯碗、躲過風頭、等明天更好——而正是這些微小的合理化，最終讓川普得以重新回到權力中心。布魯納的離開，並不會立刻改變什麼。但它至少證明：仍然有人願意為真相付出代價。在一個把良知視為“叛變”的時代，選擇退出，或許正是最稀有的忠誠。

　　邁爾斯·布魯納（Miles Bruner）

　　自從唐納德·川普在2015年從那座金色的電梯上緩緩走下，共和黨就一路墮落，成了一個以個人崇拜為核心的邪教，活像過去一百年裡最糟糕的威權政權。
　　十年來，共和黨對我們的公民制度、三權分立、法治根基，乃至“真相”這個概念本身，發動了持續不斷的戰爭。川普與他在國會的追隨者固然是這場墮落的驅動力，但如果沒有成千上萬在幕後運作的顧問、幕僚、政客與操盤手去執行，他們不可能拆解掉美國民主的制度骨架。
　　這就是我今天寫下這封信的原因。
　　十二年來，我在共和黨的體系內部工作，幫助黨在各個層面推進目標，從基層選民動員到數字募款。川普接管共和黨、垮台、又在2023到2024年死灰復燃，我都親歷其間。一路上，我一次又一次為自己辯解、劃分界限、找藉口，假裝自己還能繼續留下去——即便我內心早已確信這個黨正在侵蝕憲政的根基。
　　但最近幾個月，那種自我麻醉再也壓不住良心的聲音了。
　　現在，十二年之後，我終於受夠了。
　　我辭職。我退出共和黨，也結束了自己作為一個“體制內幫凶”的職業生涯——一個在威權邪教中為虎作倀的合作者。今天，我正式辭去我在華盛頓特區一家共和黨數字募款公司擔任的高級策略師職務。
　　我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已經有許多前共和黨政客與幕僚寫下他們“為何離開”的理由。提姆·米勒（Tim Miller）的《我們為何那樣做》（Why We Did It）從高層顧問的視角，提供了寶貴的剖析。而我的經歷則發生在黨機器的底層——州級競選、市郡議席、還有共和黨外包顧問公司中的中層崗位。我的視角也許不高，但對理解“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接管卻至關重要。正是在這個層級，我親眼看見了川普主義如何從基層滲透，如何驅使地方政客做出無數次妥協與讓步，最終讓川普與共和黨高層把這股運動更深地植入美國生活。
　　別誤會——我並不自以為在把川普送進白宮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關鍵角色。我只是想說，正是無數像我這樣的普通職員、每天朝九晚五、要考慮孩子托兒費或退休金的人，共同讓今天的局面成為現實。而我，直到此刻，才決定不再是其中一員。

　　我離開的目的

　　我離開共和黨並寫下這篇文章，有兩個目的。
　　一是揭開一個問題：為什麼那些早已意識到黨變質的人，仍會繼續為一個日益腐敗、威權的政黨賣命？
　　二是希望勸說那些和我一樣的顧問、幕僚、同事們——趁還來得及，帶着自己的良知離開。
　　那我先說說，我是怎麼走上這條路的。

　　我對“共和黨人”的認同，遠早於我的職業生涯。那是在9·11之後的美國，一個瀰漫着愛國主義與恐懼的時代。我深信美國的特殊使命，相信喬治·W·布什的戰爭能把民主帶到阿富汗與伊拉克。對一個政治狂熱的少年而言，那真是令人振奮的年代。
　　2004年大選，我還在上高三，就去幫當地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拉票。那段經歷至今是我最珍貴的記憶之一。開着我那輛1997年的森林綠雪佛蘭Blazer，車上放着托比·基思（Toby Keith）的《American Soldier》，一路在選區里插競選牌——那種亢奮我永遠忘不了。
　　後來我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漸失望。但有一個信念始終沒變：美國的實力——無論是軟的還是硬的——不僅讓美國安全，也讓世界安全。再加上一點對安·蘭德（Ayn Rand）的誤讀式崇拜，這就構成了一個忠誠共和黨人的思想模板。
    
 

　　Janet Nguyen

　　2013年，我的職業生涯正式開始——成為加州州參議員候選人Janet Nguyen的政治協調員。那工作包羅萬象：選區分析、社交媒體寫稿、甚至替老闆跑腿。她贏了之後，我又被調進她的議員辦公室，最後當上了地區主任。
　　Janet是越南裔難民出身，白手起家，是“美國夢”的活例子。在民主黨一黨獨大的加州議會裡，她算溫和派，也算異類。但正當她崛起，共和黨卻開始背離她所代表的那些價值。而這一切，都與一個名字密切相關：唐納德·J·川普。
　　其實，在川普出現之前，我心裡就已經隱隱有種不安。我們團隊早就注意到共和黨基層在滋生一種有毒的“無知民粹”。在2014年競選時，我們聽到志願者討論疫苗陰謀、奧巴馬的出生地問題。那時我們以為那只是邊緣群體，取悅他們只是為了讓溫和派候選人有機會當選。
　　直到2015年6月16日，我們在辦公室看見川普從那部金色電梯裡走出，宣布參選總統。我那時還沒意識到災難將至——我以為他不過是個笑話，很快會在初選里被碾壓。我真正擔心的是，這會不會影響Janet在拉美裔選民中的形象。
　　一個月後，川普在愛荷華州說麥凱恩“不是英雄”的那天，我收到Janet的緊急電話召集會議。那一刻我火冒三丈。我認為，作為越戰難民，她理應譴責這種侮辱退伍軍人的言論。這不僅符合她的身世，還能向拉美裔和保守派同時傳遞勇氣與原則。
　　但會議很快得出共識：保持沉默。理由是——“反正他很快會完蛋，何必得罪他那點支持者？”
　　從那天起，我的焦慮開始發酵。
　　我嘗試過反抗。那年，我提議Janet寫一篇關於敘利亞難民危機的專欄，以她的經歷呼籲美國向難民敞開大門。她本人很喜歡這個主意，但顧問們不讓過。文章被斃掉。
　　之後，我不再提這種建議。2015至2016整個競選季，我假裝川普不存在。直到他贏下初選，我們都還以為希拉里會贏。當他贏得大選那晚，我和同事們在Janet家喝得酩酊大醉。
　　可我仍然留下。我告訴自己：至少我為一個溫和派工作，她代表“黨未來的希望”；再說，我背着學貸、住在父母家裡，哪有勇氣辭職？
　　於是，我又撐了下去。
　　2017年夏，夏洛茨維爾的“右翼大團結”遊行、Heather Heyer被殺的新聞，讓我們整間辦公室陷入震驚。那群舉火把、喊“猶太人取代不了我們”的白人青年，讓我們覺得必須表態。
　　我們起草了一份聲明，Janet在Facebook上發布：
　　今天，我們的國家為一位美國英雄下葬。Heather Heyer為平等、自由和個體尊嚴而犧牲。她站出來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我——一個逃離極權的難民——看到同樣的仇恨在美國重現，這讓我淚流滿面。
　　同時，我們在Twitter上加了一句溫和地批評川普“雙方都有好人”的言論。
　　幾分鐘後，電話炸了。支持者紛紛質問她怎麼能稱Heyer為“英雄”。Janet 自己也氣得不行，命令我們刪帖改文。我們解釋那確實是她本人批準的聲明，也解釋 Heyer是被納粹殺害的抗議者——但這都沒用。Facebook的聲明被改寫，Twitter留着，因為她覺得“主要支持者不看Twitter”。
　　那晚我回到家，坐在沙發上，當場崩潰。我恨老闆、恨川普、恨美國變成這樣，更恨自己竟然成了幫凶。那一刻，我本該辭職。但我沒有。

　　逃避與再陷

　　當理想與職業衝突時，那種精神重壓幾乎難以描述。我的應對方式是逃離當下——告訴自己未來會好，只要熬過去。
　　2018年，我成了Janet的競選經理。我幻想只要贏下這場硬仗，就能去更大的舞台。我們依靠小西貢的越南裔選票，指望白人票穩定，努力減少拉美裔的損失。選舉夜看似險勝，但隨着郵寄選票開出，我們敗了。
　　那一刻我以為自己終於自由了。可接下來的七個月失業、上百份簡歷、面試被“放鴿子”，幾乎掏空了積蓄。我再次陷入絕境。
　　於是，我又回去了。2019年夏，我報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培訓班，隨後進入華盛頓地區的一家數字募款公司——Campaign Solutions。
　　我和妻子搬離加州，來到弗吉尼亞北部，在一個風景如畫的郊區辦公室，為共和黨候選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策劃網絡募款。
　　經歷了長時間失業後的我，暫時忘掉了良知的掙扎。終於有了穩定收入，那種輕鬆的安全感蓋過了一切。但很快我發現：整個華盛頓的共和黨諮詢圈，已經徹底圍着川普轉。
　　每封郵件、每個項目、每句文案都必須“比上一次更 MAGA”。煽動選舉舞弊陰謀、挑動反移民情緒、製造對體制的不信任，成了日常。
　　疫情和“弗洛伊德之夏”的混亂，讓我更容易麻木。居家辦公讓我不必面對現實，也讓我能繼續告訴自己：“反正拜登會贏，我的工作不重要。”
　　拜登確實贏了。但我對自己良心的逃避，卻沒有結束。

　　1月6日與虛假的清醒

　　也許你此刻會想：我憑什麼值得同情？我都知道問題在哪，卻還混了這麼多年。的確，這質疑完全合理。
　　我不求寬恕，也不想自我洗白。我只是想說明一個事實：人是如何一邊明知錯誤，一邊繼續為錯誤添柴加火的。
　　1月6日那天，所有人都傻了。暴徒闖進國會，我們辦公室幾英里外。大家都震驚，甚至有人以為川普“終於玩過頭”。連林賽·格雷厄姆都說“別再算我一個”。
　　然而，諷刺的是，那天反而讓我更安心地留下。因為體制似乎“扛住了”：法院沒倒，暴徒被羞辱，川普去了佛羅里達當隱士。而年底公司發的獎金也不錯——2020是公司史上最好的一年。我第一次有了積蓄，馬上要當爸爸了。離開的念頭，就此消失。
　　接下來的幾年，我按部就班：九點上班、五點下班、出席會議、去度假。升職、加薪、派對——表面上風光體面。
　　可表象之下，我與黨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我曾以為會有一條“紅線”，一旦跨過我就會離開。可如今，我甚至不確定那條線還存在。
　　真正擊垮我的，不是川普本人，而是最高法院。是那個讓美國右派徹底撕破偽裝的時刻。
　　年輕時，我是堅定的反墮胎派。可隨着年歲增長，我明白這不是黑白分明的議題。我漸漸轉向支持選擇權，但從未把它視作投票時的首要考慮。
　　直到2023年初。我們努力懷孕一年後，終於等來好消息——卻被醫生告知胚胎停止發育。那種痛苦，我一生難忘。
　　想到如今有那麼多女性，在那些極端州里，連合法醫療都被剝奪，我第一次開始刻意迴避相關新聞——我受不了了。我不只是對川普的厭惡，而是對整個保守運動對女性與家庭的輕蔑感到憤怒。
　　後來妻子又懷孕了。為人父的喜悅暫時壓住了焦慮。但當阿拉巴馬最高法院的判決讓生育診所紛紛關停時，我又想到：這本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意識到，這種“覺醒”雖然自私，卻真實。只有當體制的殘酷觸到自己，人才會徹底明白它的邪惡。
　　我開始策劃離開。可對一個剛有孩子、在共和黨體系混了十年的人來說，這幾乎不可能。我的人脈全在圈內。離職意味着從零開始。於是，我又退縮了。
　　接下來半年，我只是在掙扎求生。拜登那場糟糕的辯論讓我徹底封鎖新聞。帶娃、熬夜、工作、再熬夜。
　　當川普重新上台的消息鋪天蓋地時，我的唯一反應是：麻木。

　　最後一根稻草

　　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終於離開？川普說“移民就是強姦犯”時候我就該離開，可我忍了；1月6日事件我就應該離開，我也忍了；無數個時刻我都應該離開，可我都忍下來了，為什麼現在就忍不住了？
　　現在，美國已經到了一個不能再裝睡的時刻。幾乎所有的制度護欄都被拆光，憲政的支柱在嘎吱作響。
　　當我看到聯邦特工與軍人在街頭巡邏的畫面時，我忽然意識到：我手上那點“工作成果”，正是這副景象的助推力。為了薪水與舒適，我參與了對這個國家的傷害。
　　無數個不眠之夜，我問自己：等孩子長大，我要怎麼解釋我當年什麼都沒做？
　　於是我決定，必須停下來。
　　——這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我花了無數個夜晚，與妻子、家人、朋友反覆討論。
　　離開之後，我的職業怎麼辦？十二年共和黨資歷，還能去哪？沒人能回答。
　　我也害怕報復。如今政治暴力頻仍，共和黨甚至把政府當成“復仇的工具”，我不能不想：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可如果我們都不問這些問題，美國就真的完了。
　　所以，我選擇開口。不是靜靜離開，而是公開說出“夠了”。我為沒能更早明白而感到羞愧，也為那些早已覺醒的人鼓掌。
　　對仍然留在體制內、但心懷懷疑的朋友們，我想說：我理解那種恐懼。離開意味着失業、孤立、甚至被朋友疏遠。但請你們看看現實——國家正走向黑暗。現在還不晚。拒絕為這個邪教划槳。拒絕用你的一份薪水換取良知的坍塌。
　　站出來。說出來。做一個真正相信憲法與美國精神的人。
　　今天，我停止讓自己的懦弱摧毀美國。我退出，也希望你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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