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包不住火。中共受外國機構資助用各種手段煽動顛覆本國政府，終究不得不公開。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將大批檔案解密。給錢的一方都公開了賬本，收錢的一方保密還有意義嗎？但中共接受盧布這件事，確實也不能簡單化地看待，且看一些追問得來的史實

　　中共靠國際組織給錢來顛覆本國政府

　　《伐林追問》第26期 2019年11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伐林追問》，講到共產國際的兩位欽差大臣——核心人物、俄國軍事間諜尼克爾斯基和幫助他工作的荷蘭人馬林，才是中共真正的創始人。有位網友寫跟貼說：“誰掌握經費，誰就是領導。”這話真叫一針見血！誰掏錢誰就是大爺。談到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這個問題確實繞不過去：共產國際是中共的大金主。
　　中國共產黨誕生初期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的援助，現在已經不是什麼秘聞了，中共當局也不再藏着掖着了，黨史界不少文章對此有深入探究和論述——雖然這一點也不影響當局義正詞嚴地、毫不臉紅地批某某某“拿洋人的錢”、某某組織“接受外國資助”。

　　共產國際的標誌。共產國際是中共的大金主。

　　回想過去，在中共沒有掌權時，誰要是說中共拿盧布，中共必定臉紅脖子粗地嚴詞駁斥是“謠言污衊”，中共掌權之後，乾脆守口如瓶。誰吃了豹子膽，還敢提起這事？
　　但是，紙包不住火。中共受外國機構資助來進行秘密活動，用各種手段煽動顛覆本國政府這件事，終究不得不公開。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將大批檔案解密，公布於世。給錢的一方，資料都公開了，誰要查都能查到，那收錢的一方保密還有意義嗎？
　　中共接受盧布這件事，也不能簡單化地看待。這裡，我只想提供一些追問得來的史實。
　　在中共籌建和成立時期，在是否接受外國資助的問題上，就是有爭議的；不少共產先驅，是反對接受外國資助的。
　　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員之一，一大代表李漢俊，早就曾拒絕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有關經費支持的表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的記述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在中共一大快要召開時，提前抵達了上海，李漢俊向他介紹了自己跟馬林之間發生的爭執：馬林聲稱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要李漢俊向他提交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可以給即將成立的中共提供經費支持。

　　　　　　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

　　李漢俊回絕了這一要求，給馬林碰了個不硬不軟的釘子。李漢俊認為“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還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照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張國燾指出：“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站在協助的地位。我們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可以接受它的理論指導，並采一致的行動；至於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並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只能是我們的顧問，決不應自居於領導的地位。”
　　拒絕共產國際經費的更重要人物是陳獨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於1921年5月從上海抵達廣州後時常跟當時在廣州擔任教育委員長的陳獨秀交談。有一次，陳獨秀曾向他解釋極力主張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支持的原因：“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指從事領取薪水的正當職業——老高注），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老高注）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於人。”這是包惠僧的回憶。
　　但是，儘管陳獨秀反對，但是共產國際已經在隔三岔五地給這些共產先驅資金援助了。
　　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就說過：“辦外國語學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過一部分，但不是經常性的。”張國燾這裡所說的“外國語學校”，就是1920年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青年團組織第一所培養青年革命者的學校——外國語學社；他所說的“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在當時的另一種譯法，是指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率工作小組於1920年4月抵達北京的俄共黨員，他來就是來建黨建團的。

　　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帶着活動經費到中國建立中共和青年團。

　　維經斯基工作小組抵達北京後不久，經李大釗介紹，又輾轉來到上海。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從上海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發了一封密電，匯報了工作小組抵達上海後所開展的工作情況：“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已印好。現在有15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等着付印……”這封密電也揭示工作小組投入了一定的經費，客觀上也就是共產國際對中共上海早期組織開展活動的經費支持。
　　不僅如此，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掏了錢。中共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2001）》指出：“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徵詢意見以後，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於是，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費。”
　　中共一大參加者包惠僧在其回憶中也說：“1921年初夏，……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約在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2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
　　一百塊錢是個什麼概念？多不多呢？放在今天，一百塊人民幣大概就買兩三斤排骨。但在一百年前，中國工人的平均月工資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間的火車，頭等車廂客票是50元，三等車廂票是15元。這100元的旅費，應該說是一筆不算太小的數目。當時預計外地來到上海的代表有10人左右，也就是說，共產國際在這一項支出，是1000元。
　　這都是小打小鬧，也不經常。但是正如日本的中共黨史專家石川禎浩，在他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的一段評論所說的：“關於準備參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們是如何理解‘共產黨’這個特殊政黨的性質的，以及他們有多強的職業革命家意識，沒有任何資料；不過，他們在收到巨額旅費之後，肯定會感覺，自己所加入的組織，與從前靠無償奉獻或個人捐助維持的自願性團體，以及那些沒有堅定的主義而反覆聚合離散的國內政黨相比，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已經譯成中文出版。

　　上次我說“相約建黨的‘南陳北李’”竟然都用現在看來說不過去的理由不參加建黨的一大，實在有點讓人想不通。史傳“相約建黨”，到底兩人是否相約？只有一個孤證：李大釗的學者友人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在武昌追悼李大釗大會上的演講，兩天后《民國日報》登載了他的演講，其中敘述說1920年2月，在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到天津途中傾心交談，約定要建立共產黨。此外再無旁證，所以幾年來黨史學者對之質疑的很不少。

　　李大釗烈士陵園裡的塑像。

　　這裡我不打算談“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爭議。總之，這個說法不太靠得住，就動搖了中共的成立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產生願望的說法。按照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思路（他是否定“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一說法的）：維經斯基的出現和慷慨解囊，才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具有直接推動作用。
　　拿不拿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陳獨秀等人終究還是改變了態度。這是法國巡捕房促成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是1921年8月的事。我曾經說過，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開一大正式成立，陳獨秀竟然因為在廣州忙着給大學籌款而不願出席；但中共一大開完之後半個月，1921年8月中旬，陳就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一職從廣州返回上海。根據張國燾的回憶，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陳獨秀連同當時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國巡捕房抓去。在馬林的積極幫助下，陳獨秀等人不久便獲釋，包惠僧後來在《回憶馬林》一文中，這樣記述了當時馬林所作的努力：“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這一次，馬林和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張國燾則在《我的回憶》中如此描述陳獨秀獲釋後與馬林會晤的情形：“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事勢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漢‘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
　　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1921年，中共一大剛結束，張國燾草擬工作計劃，上海總部及各地分部出版工人刊物，約30人每月領取津貼2035元，另有各項開銷包括出版費為每月一千出頭。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表示：我們給！
　　就這麼過了一年。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
　　在同一天給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寫道：“呈上報告一紙，請你檢查並急速指示錯誤的地方，至於將來計劃（指一年以內），尤希望詳細賜教。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劃；我們希望明年（1923年）中國共產黨能自行籌款，但本年內尚望國際有所接濟。”

　　　　　　陳獨秀。

　　也就是說，陳獨秀不得不向共產國際伸手了，而且對於維經斯基，相當地低眉順眼。要知道：陳獨秀這這時是43歲的成名大教授，而維經斯基1893年出生於俄國一個森林工廠管理員家庭，中學畢業後，做過排字工和會計，只是29歲的小伙子。陳獨秀之所以這麼客氣，左一句“請急速指示”，右一句“希望詳細賜教”，不外乎兩個原因，一個是這一屆黨代會通過了中共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一個支部，維經斯基是上級機關的人；第二個原因：維經斯基能夠給錢。前車之鑑是，1920年底維經斯基回國，《共產黨》月刊就不能順利印刷發行，青年團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好做鳥獸散。
　　陳獨秀說“希望明年中國共產黨能自行籌款”。明年，就是1923年。1923年情況如何呢？
　　1923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黨的經費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一萬五千（此處原文沒有標註貨幣單位，但從上下文看，不可能是別的，只可能是“元”），其中一千六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共產國際究竟對中共提供了多少經費？又是通過什麼方式給錢的呢？這裡面疑團還相當多，我們還要繼續追問。

　　1923年，中共在這裡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這一年中共全部開支，包括這次會議的費用，幾乎全部由共產國際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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