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陳雲等對華國鋒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很不足取。沒有華主導粉碎“四人幫”、隨後啟動撥亂反正，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但他當上“英明領袖”之後下令追查所謂“反革命謠言”，致使一批中華民族的精英慘遭殺害，令人髮指


　　華國鋒的歷史功績被嚴重低估，但他有一件罪惡不容饒恕

　　《伐林追問》第40期，2020年1月3日首播

　　◆高伐林


　　歡迎收看《伐林追問》第40期。這期我想追問的，是五十歲以上的人耳熟能詳，四十歲以下的人一無所知的一位中國領導人——華國鋒。毛澤東有“偉大領袖”的稱號，習近平有“人民領袖”的稱號，華國鋒的專用稱號是“英明領袖”，一說“英明領袖”，大家都知道是指華主席——在文革結束之後，他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歌頌華國鋒（中）與葉劍英的宣傳畫《人民勝利了》。

　　華國鋒之所以被稱作“英明領袖”，主要功勞是1976年他發起拿下了“四人幫”。他這個英明領袖當了五年，時間也不短。但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其實權被一點一點架空、其威信被一點一點瓦解。到1980年9月，他的國務院總理的職務被趙紫陽取代；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交出中共中央主席職務，由胡耀邦接替；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被鄧小平接管。那次中央全會之後，我們聽到過中央文件的正式傳達，華國鋒犯有五大錯誤：“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復工作；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作政治報告。

　　這之後，華國鋒基本上就從中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中銷聲匿跡了，也從我的視野中銷聲匿跡了。
　　他擔任中央委員職務時間最長，從九大到十五大。是唯一一個全票在十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候選人。1997年的十五屆中央委員會裡，只有兩人年齡過了70歲，一個是華國鋒，另一個是江澤民。我們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這些只是當局的一種姿態，將他作為一個點綴、一個聾子的耳朵，我以為他已經被蓋棺論定，對他也沒有太大興趣。

　　華國鋒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坐在主席台最後一排。

　　2017年我對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先生的訪談，讓華國鋒這位歷史人物，重新回到了我的視野。許多人都知道，阮銘先生在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前後，參與了理論戰線多場交鋒，尤其是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的發言稿，有三位起草人，其中之一正是阮銘先生。這篇講話，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後來被官方說成“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阮銘認為：所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歷史功績被嚴重高估：他並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導者，不是經濟特區的倡議者，不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推動者，甚至是思想解放運動的扼殺者——1979年年初的理論務虛會本來開得生機勃勃，但在鄧小平胡喬木等人看來，已經到了失控邊緣，於是鄧小平去講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四根棍子、四條繩索、四堵高牆，後來又是“清除精神污染”又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扼殺了中華民族剛剛重新萌發的思想生機。

　　阮銘在《歷史明鏡》和中國研究院研討會等節目中認為，鄧小平的功績被嚴重高估，華國鋒被嚴重妖魔化。

　　阮銘認為，另一方面，華國鋒作為改革開放開創者的貢獻被嚴重低估，不僅是低估，甚至是被抹殺被抹黑。我記得，前年——現在說前年就是2018年年底，中國研究院舉行紀念和反思改革開放40周年的研討會，請的學者，就有當時年近米壽的阮銘先生，他的發言石破天驚：改革開放並不是40周年，而是42周年，應該從1976年“四人幫”垮台算起，華國鋒就領導中國開始改革開放，1976年秋天到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段，就是改革開放進程的最初歲月。將這兩年多閉口不提，好像根本不存在，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權力鬥爭的勝利者、自封“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按照政治需要定調，他的親信、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和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這些所謂意識形態沙皇，對改革開放歷史篡改、歪曲和掩蓋。

　　華國鋒與鄧小平。

　　阮銘認為，華國鋒與胡耀邦的真實關係，與外界傳言不一樣。

　　阮銘所講的鄧小平被神化，我們就不講了，節目都在YouTube上，請大家用“歷史明鏡”“阮銘”“鄧小平”這幾個關鍵詞，就能檢索到。我重點來講講華國鋒。阮銘講華國鋒不如講鄧小平那麼詳細，但是也顛覆了很多我過去信以為真的定論，例如，華國鋒是否阻撓鄧小平復出？華國鋒是否堅持“兩個凡是”？胡耀邦與華國鋒的真實關係如何？
　　當然，要探知歷史真相，不能只聽單一信息來源。阮銘先生關於改革開放應該把1976年作為起點的看法，那次研討會上有些嘉賓就不以為然。其它問題也同樣如此。所以我去廣泛涉獵，尤其是看華國鋒當政時期的文件、講話，我現在對華國鋒的認識，就是建立在閱讀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的。我認為，阮銘先生對華國鋒的看法，非常有道理。我們過去對華國鋒的功績是明顯貶低了，而對他的錯誤是明顯誇大了。華國鋒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名副其實的“三八式”幹部，用毛澤東的話說，他是個老實人，在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上，的確比不上鄧小平和胡耀邦，也遠不如和他幾乎同時參加革命的趙紫陽。但是沒有華國鋒主導的粉碎“四人幫”，沒有他當政時期初步撥亂反正，就不會有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鄧小平、陳雲等人“過河拆橋”甚至“卸磨殺驢”，都很不足取。

　　毛澤東、周恩來與華國鋒。

　　毛澤東選拔的，以及曾經考慮過的“接班人”，先後有劉少奇、林彪、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江青、華國鋒。劉少奇、林彪先後被逼得慘死之後，毛澤東一度刻意培養王洪文，但不久就發現王能力實在太差，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張春橋雖然與毛澤東在思想上高度合拍、很受毛的器重，奈何民意基礎太差，提拔他會引起極大反彈；鄧小平呢，魄力大、能力強，而且從中央蘇區開始就被認為是“毛派的人”，可是毛澤東文革前就看到鄧小平一開會就坐得遠遠；文革中後期鄧小平復出，卻婉拒了牽頭做一個為文革“蓋棺論定”的結論，毛澤東最耿耿於懷、最擔心的是，鄧小平會在毛死後，否定他自認平生兩件大事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江青被認為是能夠堅定維護文革、高舉“繼續革命”大旗的人選，但是江青多年來仗勢欺人、橫行霸道，得罪面太廣，黨內外積怨甚深，因此，在重用江青的同時，必須有一位能夠容忍她、能夠與其搭幫共事的人，這個人，毛澤東看中了華國鋒。

　　文革結束後，毛澤東與華國鋒畫像到處並排懸掛張貼，借毛澤東的權威來提高華國鋒的威望。

　　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複雜、多面。他在土改、反右、大躍進和文革中，都力圖緊跟毛澤東。而我認為，華國鋒最大的錯誤，或者說最不可饒恕的罪行，就是他當上了黨政軍一把手“英明領袖”之後，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追查鎮壓。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異常緊張。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並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各地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製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五號文件《關于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半個月後，2月22日，發出六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這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污衊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注意這句話：“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

　　李冬民（中）經過文革和文革後的劫難，從事社會調查，被尊為中國社會調查業的老前輩。

　　華國鋒本人親自批發了北京市關於“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又名李東民）當時32歲，是文革初期中學紅衛兵領袖，這個時候是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反對“批鄧”。1977年1月8日前後，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後宣布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於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三年之後，1980年，李冬民才被平反。
　　各地奉五號、六號文件的指令，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製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此後，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出30號文件，要求“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抓捕“四人幫”之後，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後才審判的案件，最著名的個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蓮案件，先後以“反革命罪”殺害，都是在1981年平反昭雪。
　　這兩個案子可能大家已經知道，但我忍不住要多說幾句，實在是慘無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炎黃春秋》刊文記述文革結束後被殺害的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王申酉（前左）和兄弟合影，攝於1975年6月。

　　王申酉完全稱得上是一位青年思想家。是文革前的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因為在日記中寫下批判“文革”言論，被打成反動學生，入獄兩年又被送五七幹校，回來後留校監督勞動。1976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能理解他的女友。校保衛科對其戀愛橫加干涉，通知女方說王申酉“思想反動，五毒俱全”，女方決定斷交。王申酉就打算寫一封長信，全面介紹自己的思想觀點。不料被監管他的人窺探到他在寫東西，破門而入，要他交出來，他撕碎並塞進嘴，發生扭打，又被投進監獄。
　　審判員逼迫他將撕毀的所謂反動長信重寫出來。他在六天內寫了六萬字。對“反右”、“反右傾”和文革都持否定態度，強調中國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再“閉關自守”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在五一前公審並鎮壓一批反革命。市常委開了一天會，聽取並同意了56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6分鐘通過一個死刑，王申酉是其中一個。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是市革委會一二三把手，他們是否全體參加這次常委會，誰在會上怎麼表態，情況我們並不確切了解，但毫無疑問，知道這些人案情最清楚，對剝奪他們的生命起主導、關鍵作用的，是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書記嚴佑民。王申酉1977年4月27日，被押赴盧灣區體育館三萬人公審大會，宣判死刑。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來不及申辯一個字，即被押赴刑場槍決。年僅31歲。
　　李九蓮也享年31歲。她是愛學習愛思考的好學生，曾擔任贛州市三中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長。1969年2月，她給當兵的男友寫信，講了她對當時政治形勢、對林彪的一些疑問，男友將信上交，導致李九蓮兩次坐牢、長期被管制。

　　李九蓮的工作證。

　　1974年，她憤而將這封信和批判林彪的文章寫成大字報貼上街頭，引發贛州民眾排山倒海的同情和支持，認為她是反林彪的英雄。但兩任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和陳昌奉——陳昌奉曾經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都表態堅決鎮壓，還要追查支持她的民眾。1976年12月，李九蓮在獄中寫下了《我的政治態度》一文，認為“華國鋒把黨政軍大權獨攬於一身”，是“資產階級野心家”，她並沒有給任何人看，監獄管教幹部逼迫下，她念了這篇文章，就犯下了“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殺頭罪名。1977年12月14日，贛州市體育場召開三萬人公判大會。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台，嘴裡塞進一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她被害後，無人收屍，遺體飽受凌辱。
　　華東師大教授、黨史學者韓剛在一篇全面評價華國鋒的長文中說：華國鋒和中共高層的處置，是出於對可能發生的政治動盪的憂慮。一旦動用司法手段，尤其是開殺戒，不能不鑄成大錯。

　　華東師大教授、黨史學者韓鋼，曾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供職16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從教7年。

　　韓剛又說，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並不在華國鋒，而在於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毒攻擊罪”，將以言定罪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這項根本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規定的“罪名”，內涵和外延又毫無界定，可以任意解釋和放大，實際上成了政治鬥爭、派系鬥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1977年“打擊政治謠言”，規模聲勢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並論，但是手段卻與文革一脈相承，只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上說，這是“專政”制度悲劇的重演。這一點直到今天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國內，“攻擊習近平總書記”，仍然是一項嚴重的罪名。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牧師王怡被判九年重刑，有人就懷疑，與他曾經稱習近平是“罪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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