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垮“四人帮”之后不急着让邓小平复职，并非华国锋的小算盘，而是当时中共高层避免动荡的共识。叶剑英说：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要有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非常了解邓，一直提防邓抓权，设计了中央领导层“三新四老”格局
华国锋按部就班请出邓小平，邓小平迫不及待赶走华国锋
《伐林追问》第42期，2020年1月8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播出后，有的观众朋友不认可我所说“‘两个凡是’并非华国锋提出”，质问说：不是他提的，还能是谁？
我在上期节目中已经说了：两报一刊社论是中央理论学习组写的，这个组由李鑫负责，李鑫是汪东兴最信任的亲信。汪东兴当时的职务虽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于他指挥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抓捕“四人帮”，又由于他长期担任大内总管，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实际权力远远高于一般政治局委员。
当时在任的常委已经七零八落了——
1973年中共开十大，选出了9个常委：
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两年过去，1975年，元月份李德生辞职，4月死了董必武，12月死了康生；
“常委去世潮”是跨年度的，康生死后23天，1976年元月8日，周恩来去世；7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又抓了王洪文、张春桥。
党代会上产生的九名常委，只剩了叶剑英一个人，当时还被毛泽东逼去养病。
中共1973年十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到1976年只剩下叶剑英一人。
那两年也增补了两人进常委，一个是邓小平，只干了15个月，1975年1月增补，1976年4月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授意，政治局会议将他赶出常委；另一个就是华国锋，他就是在邓小平被罢官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增补的，不仅当了常委，还担任第一副主席。
1975年到1976年中共中央核心层就这样急剧动荡，死的死，垮的垮，到“金色的十月”，就剩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华国锋到北京才五年，担任政治局常委才几个月，虽然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但许多问题必须要倚重汪东兴。汪东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就是为什么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十一大，汪东兴不仅当上政治局常委，更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论功行赏”嘛！
曾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一度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的徐庆全，也认为：“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提出来的，也不是针对邓小平复出的。徐庆全不仅仔细读了韩钢教授文章《“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认为考据严谨，资料扎实，更翻看了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关简报，大体上梳理了“两个凡是”出笼的经过——
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徐庆全在一次会议上发言。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临近，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很多人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1月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华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第二天，1月7日，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了任务。但过了几天，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一个会议讲话稿，社论稿的起草暂时搁置。
汪东兴。
这是个什么会的讲话稿呢？李鑫后来介绍说：“1976年12月中央就商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在李鑫主持下讨论修改，改出的第二稿，首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上这样两句话？我老高曾经在体制内的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有过这种难堪的体验，受命要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事情硬捏在一起：是毛泽东把邓打下去的，现在又要安排邓出来，但又不能说毛错，于是“打左灯转右弯”，口头上要把“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喊得更响，更加做出继承毛泽东遗志的姿态。
1977年宣传画。
李鑫后来讲过这一苦衷：“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错了；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的社会舆论。
计划赶不上变化，讲话提纲改到第四稿时，中央又决定，这个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阴差阳错，华国锋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介绍逐步安排邓小平复出的打算，就没在1977年年初进行——如果交了底，多半就不会有后来党内外纷纷议论了。
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搁下讲话稿，先搞社论稿。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毛旗”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
理论组这些御用秀才们，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两个凡是”的提法就略加修改后移植到了社论稿里。这是社论的第五稿，第二天就改好了，李鑫报送汪东兴。汪立即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就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从这个产生经过看，“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确实并非出自华国锋。
我希望这次把这个问题介绍清楚了。
华国锋（左）与邓小平。
把华国锋整下去的另一个罪状是称他坚持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最近这十来年，由于邓小平路线造成的恶果逐渐显现，人们对邓小平的爱戴颂扬已经极大地降温，甚至出现舆论撕裂，这个时候说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人们感觉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的权威达到顶点之际，华国锋这条罪状引起很大的义愤。好大胆，竟敢阻挠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复出！
但史实作证，哪有这回事？
据当年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宣布了三条：一，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二，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三，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叶剑英应该对此事起了重要作用——但叶剑英促进，并不能反证华国锋促退。
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1976年12月14日，“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指示”“中央决定”，就不是叶剑英个人，华国锋肯定知道而且同意。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刚才我说过，本来中央打算在1977年年初开一个范围不大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交底”，后来此会不开了，改成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在1977年3月14日举行了，华国锋对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国锋这句话表明，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这句话应该说也是“交底”。
没有安排邓小平马上复出，确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原因说起来很简单：维稳！怕乱！我们在尘埃落定多年之后回头看，说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把邓小平第三次打倒多么多么不得人心，“四人帮”坏事做尽，用郭沫若的诗词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回到当年的时空来看，未必如此。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说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呢！
毛泽东批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被“四人帮”奉为尚方宝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中共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毛泽东从来没有搞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意图。他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海内外说华国锋搞“非毛化”“右派政变”、“宫廷政变”的流言铺天盖地。
以前这个问题我没多想，但最近我读到一本近百万字关于武汉地区文革全过程的征求意见稿，才知道，当时基层民众，尤其是倾向造反派的民众，对粉碎“四人帮”想不通的情绪是相当强烈的，消极点的就是认命、认文革失败，但也有些激进言论。这些社会反应，当时一定会通过公安、宣传等部门的内参上送中央。“批邓”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泽东的决策。华国锋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引发华国锋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共高层的共识。1976年10月31日，中共老特务熊向晖面见叶剑英，对叶讲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今天看来，华国锋和中共高层或许过虑，但肯定谈不上“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会议上，华宣布：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1977年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这等于向全党“打招呼”。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阮铭在《历史明镜》节目中指出，叶剑英推动中央核心领导层形成“四老三新”格局。
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副主任阮铭先生，曾经介绍过邓小平复出之后，叶剑英看到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新人只有华国锋，虽然是一把手，但挡不住邓小平抓权——叶剑英对邓了解很深，忧心忡忡，所以才提议再加两个新人，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共要新老交替”这个没人能反对的名义下，这个方案经讨论后被采纳，中央常委变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安排了三新在前台：华国锋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明确了四老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使命是辅佐三新。但是这也没有拦住邓小平抓过实权，叶没有保住华国锋，虽然他拦下了对胡耀邦的数次围攻，最后失望而逝，胡耀邦马上就被废黜——这是后话了，我们有机会时再来追问。
华国锋没有拖延阻挠邓小平复出，情况及时告知了邓小平，邓小平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邓小平复出上任之后却没有拖延对华国锋的排挤，所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华继续“批邓”，阻止邓复出。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赞成维持这个口号。这其实也是中共“打左灯向右转”的老把戏。韩钢查阅过当时的文字，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公开讲话中只有一次提过“批邓”，是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就这么一句。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官方两报一刊的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字眼。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从1976年10月到12月，仅三个月而已，更没有真批，我当时在武汉市冶金局当一个政宣干事，回忆起来，那段日子批的主要是“四人帮”如何“篡党夺权”。邓小平等人用继续“批邓”来指责华国锋，就是莫须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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