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自己认识“两个凡是”提法有毛病，并不是“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察觉的。当然华并没有醒悟到必须纠正极左意识形态，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从官员到民众，有几个人敢怀疑毛泽东？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的政治阴谋吗

　　《伐林追问》第41期，2020年1月6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我开始介绍华国锋，看来（视频节目的）观众的关注度比较高，不仅浏览量比较大，而且提出各种疑问：华国锋是不是搞了改革开放、是不是顽固的毛派，等等。这些问题提得很好，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我说华国锋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文革结束之后竟然还沿用文革逻辑、专政手法，镇压独立思考的中华民族精英。这个罪过，是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标准来衡量的；在当时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按照中共多年的政治思维，那根本不算是个事儿。想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吧，历次政治运动整了、整死了多少人！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提的华国锋的“严重错误”，是另外一套：华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主观唯心主义地搞经济冒进之类。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提出“两个凡是”，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而且据说提出“两个凡是”就是针对邓小平的复出。

　　华国锋在1976年到1980年，有一个专用称号：“英明领袖”。

　　华国锋确实与“两个凡是”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两个凡是”当然是大错特错，但是并不是出自华国锋，而出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经政治局同意的社论最后写道：“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这是一个新成立不久的秀才班子，主要负责人是李鑫。李鑫这个人值得介绍，他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中国高层政治中，起过非常特别的作用。

　　前中办副主任李鑫，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中共政治斗争中起了特别的作用。

　　李鑫1958年从高教部调去担任康生的秘书；文革期间，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是由李鑫带几个较年轻的人在做，毛的手稿、演讲记录等一直保管在李鑫手中。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的讣告和悼词，关于毛泽东的讣告和悼词，他都是主要参与起草者。
　　有一种说法，李鑫是最早秘密向华国锋提议抓“四人帮”的。李鑫1991年逝世，官方发布的生平中写道：“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

　　“四人帮”受审。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

　　在最高领导层，最早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是华国锋，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两天后，9月11日，华国锋以看病为由离开毛泽东灵堂去李先念家，请李先念到西山找叶剑英征询如何解决“四人帮”——但只是在试探、商讨“如何解决”，还没有明确形成共识要干脆搞掉。据说李鑫是9月12日和14日深夜，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谈到“四人帮”近几天活动，向汪提出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他通过汪东兴向华国锋提出要当面汇报，华见了他，谈了四个多小时。李鑫建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当时华国锋在暗中策划行动，但他没有对李鑫泄露风声。（党史界对李鑫哪一天见了华国锋、见了几次，至今还在争论。在当时，李鑫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是冒了杀头的风险！——老高2022年12月12日注）
　　诱捕的具体名目也是李鑫提出的：以讨论《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名义召集“四人帮”来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这个建议经汪东兴汇报，华国锋和叶剑英采纳了。
　　关于“两个凡是”，以前我一直以为，不言而喻，就是指这篇社论这两句话。但后来有一次明镜出版社要我来校订中国大陆作家柯云路写的文革研究专著《极端十年》，书中谈到“两个凡是”，文字很有出入。

　　柯云路《极端十年》（明镜出版社）

　　我在校订意见中抄下这个经典表述，请教作者：您是不是弄错了？柯云路的意见返回来，说他没有错，“两个凡是”有多种版本，他那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同意按照我的意见改成经典表述——其实他如果将他的出处来历交代一下，完全可以照他那个来的。
　　我后来还知道一个版本，是1977年9月，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的途中，先后在东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发表重要谈话，其中说道：“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
　　上次我们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韩钢教授写过《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他介绍说：华国锋本人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讲话。谈到揭批“四人帮”，华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华国锋在这里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主要是顾虑揭批“四人帮”时触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复出毫无关系。
　　另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在那篇社论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原话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对比一下，华的讲话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话不同——“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讲话稿也是李鑫牵头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当然，也都经过华国锋和政治局讨论或传阅认可。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政治报告。

　　华国锋后来自己也感觉出来，这个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话，“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怎么定义“损害”？如何制止？没讲清楚。韩钢提醒说，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并不是“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察觉有毛病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就在1977年3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没有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当然，华国锋只是感觉“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不是真打算要纠正极左意识形态。这是华国锋的历史局限，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文革刚结束，毛泽东依然是政治和精神偶像被顶礼膜拜，从官员到民众，没几个人敢怀疑和批评。用韩钢的话说，“两个凡是”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观念。

　　中共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著《党史细节》中，明确否定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说法。

　　在2011年中共90周年党庆前夕，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党史细节》，其中也明确地说：“两个凡是”并不是由华国锋最早提出，“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而不是要阻挠邓小平复出。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一篇社论去唱反调。如果矛头指向邓小平复出，社论发表之后，华国锋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这就无法解释了。
　　那么是谁揭批“两个凡是”包藏反对邓小平复出的祸心呢？原来是邓力群。他在自述《12个春秋》中说，是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这一政治意图的。

　　邓力群最先将“两个凡是”与阻挠邓小平复出联系起来。

　　邓力群回忆说：“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
　　顺便提一句，这个“年轻人朱佳木”大有来头。他的父亲朱理治，1935年7月起，历任中共北方局驻陕北苏区代表、陕甘晋省委书记、陕甘边省委书记，执行“左倾”路线进行肃反，大搞逼供信，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打成“反革命”，大坑都挖好了，差点儿就要动手把人扔进去。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开了88天，审查朱理治等人，将他撤职并“三年内不得担任重要工作”，几乎被开除党籍。但朱理治此后多年申诉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并非有意陷害，也没有“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中央监委重新调查，接受了他的申诉。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是陕北肃反最高负责人朱理治的儿子。

　　朱理治的错误与儿子朱佳木没有关系。朱佳木1977年8月担任中国社科院胡乔木院长的秘书，与这年2月提醒邓力群注意“两个凡是”有没有关联？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四年后朱佳木担任陈云的秘书，1982年2月起升官当了陈云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等许多要职。
　　话再说回邓力群。他接着回忆：“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
　　邓力群要么是神经过敏、草木皆兵，要么是蓄意渲染、添油加醋地上纲上线，把思想谬误说成政治阴谋。王震嘛，本来就是个“大炮”，邓小平则可能从中看到了排挤华国锋、汪东兴的战机，于是就这么大做文章了。

　　汪东兴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多次出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则只是谨慎而已。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但细读有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是指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都含含糊糊一笔带过。汪东兴的确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但华国锋不同，充其量只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
　　为什么华国锋不积极？我同意韩钢教授的解释：恐怕与华国锋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国锋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公安，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我见过不少这一类官员，对思想争论既不懂，也不感兴趣，就知道“危险系数高”，一句话说错了甚至一个字用得不对，就犯了错误了，挨批挨斗，所以绕着走，躲着走。

　　王震对理论问题了解极其有限，他信任老部下邓力群。

　　1983年，周扬讲了一番“异化”，官员们如听天书，王震听完周扬的报告之后先当面称赞周扬讲得好，随后问周扬，“异化”是哪两个字？过没多久，胡乔木等人搞“清除精神污染”反“异化论”，江泽民算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有点文化水平的，也一头雾水，去问阎淮这是什么名堂？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我估计也是若明若暗。七十年代，毛泽东就有针对性地提醒华国锋：“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开始活跃，冒出许多问题。1978年4月7日，中宣部向华国锋等人汇报理论界的动向，华表示：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中宣部负责人希望华国锋讲一讲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华却表示：“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我讲早了不好，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次请华讲一讲争论问题，华国锋仍然推辞。从谈话看，华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对理论界的争论，华并不反感，甚至还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不仅态度可算开明，而且政治掌权人不干预思想理论界的百家争鸣，更是正确的、必要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华刚刚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他自己说，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华国锋后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去研究。一些文章称，华曾经对人私下打招呼，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韩钢教授认为，即使属实，至多是华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可相提并论。

　　华国锋并未压制胡耀邦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德平转述了他父亲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评论：华国锋同志当时处于最高领导地位，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他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
　　韩钢还说，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扣政治帽子。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谈到肃清“四人帮”流毒，华说：“狠抓肃清流毒的问题。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但一定要肃清，要整风。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砍旗”是“砍毛主席的旗帜”的简称，这是反对者给“实践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国锋对此的反感溢于言表。他还引用胡耀邦的话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这一番话，不能说是对胡耀邦的“压制”吧！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都表明中共一把手华国锋并未压制。
　　华国锋是不是阻挠改革开放呢？是不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呢？我们下期再来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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