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自己認識“兩個凡是”提法有毛病，並不是“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察覺的。當然華並沒有醒悟到必須糾正極左意識形態，這是他的歷史局限，也是許多人的歷史局限——那是文革剛剛結束的年代，從官員到民眾，有幾個人敢懷疑毛澤東？


　　“兩個凡是”是華國鋒阻撓鄧小平復出的政治陰謀嗎

　　《伐林追問》第41期，2020年1月6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我開始介紹華國鋒，看來（視頻節目的）觀眾的關注度比較高，不僅瀏覽量比較大，而且提出各種疑問：華國鋒是不是搞了改革開放、是不是頑固的毛派，等等。這些問題提得很好，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我說華國鋒最不可饒恕的罪過，是文革結束之後竟然還沿用文革邏輯、專政手法，鎮壓獨立思考的中華民族精英。這個罪過，是我們站在今天的高度，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標準來衡量的；在當時高層的政治鬥爭中，按照中共多年的政治思維，那根本不算是個事兒。想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吧，歷次政治運動整了、整死了多少人！
　　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提的華國鋒的“嚴重錯誤”，是另外一套：華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復工作，主觀唯心主義地搞經濟冒進之類。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提出“兩個凡是”，壓制“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而且據說提出“兩個凡是”就是針對鄧小平的復出。

　　華國鋒在1976年到1980年，有一個專用稱號：“英明領袖”。

　　華國鋒確實與“兩個凡是”脫不了干係。但是事情也並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麼簡單。
　　“兩個凡是”當然是大錯特錯，但是並不是出自華國鋒，而出自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經政治局同意的社論最後寫道：“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這是一個新成立不久的秀才班子，主要負責人是李鑫。李鑫這個人值得介紹，他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中國高層政治中，起過非常特別的作用。

　　前中辦副主任李鑫，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中共政治鬥爭中起了特別的作用。

　　李鑫1958年從高教部調去擔任康生的秘書；文革期間，毛澤東著作的整理編輯是由李鑫帶幾個較年輕的人在做，毛的手稿、演講記錄等一直保管在李鑫手中。中共中央關於周恩來的訃告和悼詞，關於毛澤東的訃告和悼詞，他都是主要參與起草者。
　　有一種說法，李鑫是最早秘密向華國鋒提議抓“四人幫”的。李鑫1991年逝世，官方發布的生平中寫道：“在‘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緊要關頭，李鑫不顧個人安危，首先向黨中央提出隔離審查‘四人幫’的建議。”

　　“四人幫”受審。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

　　在最高領導層，最早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是華國鋒，毛澤東1976年9月9日去世，兩天后，9月11日，華國鋒以看病為由離開毛澤東靈堂去李先念家，請李先念到西山找葉劍英徵詢如何解決“四人幫”——但只是在試探、商討“如何解決”，還沒有明確形成共識要乾脆搞掉。據說李鑫是9月12日和14日深夜，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看望汪東興，談到“四人幫”近幾天活動，向汪提出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他通過汪東興向華國鋒提出要當面匯報，華見了他，談了四個多小時。李鑫建議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當時華國鋒在暗中策划行動，但他沒有對李鑫泄露風聲。（黨史界對李鑫哪一天見了華國鋒、見了幾次，至今還在爭論。在當時，李鑫提出這樣的建議，確實是冒了殺頭的風險！——老高2022年12月12日注）
　　誘捕的具體名目也是李鑫提出的：以討論《毛澤東選集》五卷的名義召集“四人幫”來中南海懷仁堂開會，這個建議經汪東興匯報，華國鋒和葉劍英採納了。
　　關於“兩個凡是”，以前我一直以為，不言而喻，就是指這篇社論這兩句話。但後來有一次明鏡出版社要我來校訂中國大陸作家柯雲路寫的文革研究專著《極端十年》，書中談到“兩個凡是”，文字很有出入。

　　柯雲路《極端十年》（明鏡出版社）

　　我在校訂意見中抄下這個經典表述，請教作者：您是不是弄錯了？柯雲路的意見返回來，說他沒有錯，“兩個凡是”有多種版本，他那個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同意按照我的意見改成經典表述——其實他如果將他的出處來歷交代一下，完全可以照他那個來的。
　　我後來還知道一個版本，是1977年9月，鄧小平在從朝鮮訪問回國的途中，先後在東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發表重要談話，其中說道：“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作‘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
　　上次我們介紹了華東師範大學韓鋼教授寫過《還原華國鋒——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他介紹說：華國鋒本人說過兩次“凡是”，但是具體背景有不同，與社論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講話。談到揭批“四人幫”，華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華國鋒在這裡針對的是具體問題，主要是顧慮揭批“四人幫”時觸及毛澤東，與鄧小平復出毫無關係。
　　另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是在那篇社論之後的一個月左右。原話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對比一下，華的講話與兩報一刊社論的表述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話不同——“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講話稿也是李鑫牽頭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當然，也都經過華國鋒和政治局討論或傳閱認可。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作政治報告。

　　華國鋒後來自己也感覺出來，這個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話，“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怎麼定義“損害”？如何制止？沒講清楚。韓鋼提醒說，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並不是“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察覺有毛病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就在1977年3月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沒有提“兩個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當然，華國鋒只是感覺“兩個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並不是真打算要糾正極左意識形態。這是華國鋒的歷史局限，也是許多人的歷史局限。文革剛結束，毛澤東依然是政治和精神偶像被頂禮膜拜，從官員到民眾，沒幾個人敢懷疑和批評。用韓鋼的話說，“兩個凡是”與其說是方針，不如說是相當普遍的觀念。

　　中共中央黨校羅平漢教授著《黨史細節》中，明確否定了“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的說法。

　　在2011年中共90周年黨慶前夕，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羅平漢教授出版了一本書《黨史細節》，其中也明確地說：“兩個凡是”並不是由華國鋒最早提出，“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而不是要阻撓鄧小平復出。因為當時華國鋒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一篇社論去唱反調。如果矛頭指向鄧小平復出，社論發表之後，華國鋒卻宣布準備恢復鄧的工作，這就無法解釋了。
　　那麼是誰揭批“兩個凡是”包藏反對鄧小平復出的禍心呢？原來是鄧力群。他在自述《12個春秋》中說，是他最早質疑“兩個凡是”這一政治意圖的。

　　鄧力群最先將“兩個凡是”與阻撓鄧小平復出聯繫起來。

　　鄧力群回憶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
　　順便提一句，這個“年輕人朱佳木”大有來頭。他的父親朱理治，1935年7月起，歷任中共北方局駐陝北蘇區代表、陝甘晉省委書記、陝甘邊省委書記，執行“左傾”路線進行肅反，大搞逼供信，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人打成“反革命”，大坑都挖好了，差點兒就要動手把人扔進去。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開了88天，審查朱理治等人，將他撤職並“三年內不得擔任重要工作”，幾乎被開除黨籍。但朱理治此後多年申訴逮捕劉志丹、高崗等人並非有意陷害，也沒有“拒絕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中央監委重新調查，接受了他的申訴。

　　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是陝北肅反最高負責人朱理治的兒子。

　　朱理治的錯誤與兒子朱佳木沒有關係。朱佳木1977年8月擔任中國社科院胡喬木院長的秘書，與這年2月提醒鄧力群注意“兩個凡是”有沒有關聯？我們沒有確切的材料來證明。四年後朱佳木擔任陳雲的秘書，1982年2月起升官當了陳雲辦公室負責人。後來又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黨史出版社社長、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等許多要職。
　　話再說回鄧力群。他接着回憶：“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裡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鄧小平反映。”
　　鄧力群要麼是神經過敏、草木皆兵，要麼是蓄意渲染、添油加醋地上綱上線，把思想謬誤說成政治陰謀。王震嘛，本來就是個“大炮”，鄧小平則可能從中看到了排擠華國鋒、汪東興的戰機，於是就這麼大做文章了。

　　汪東興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多次出手壓制“真理標準”討論，華國鋒則只是謹慎而已。

　　壓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認為是華國鋒的又一大錯誤。但細讀有關材料和著述，發現大多是指汪東興，涉及到華國鋒都含含糊糊一筆帶過。汪東興的確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但華國鋒不同，充其量只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
　　為什麼華國鋒不積極？我同意韓鋼教授的解釋：恐怕與華國鋒向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華國鋒從地方到中央，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公安，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我見過不少這一類官員，對思想爭論既不懂，也不感興趣，就知道“危險係數高”，一句話說錯了甚至一個字用得不對，就犯了錯誤了，挨批挨斗，所以繞着走，躲着走。

　　王震對理論問題了解極其有限，他信任老部下鄧力群。

　　1983年，周揚講了一番“異化”，官員們如聽天書，王震聽完周揚的報告之後先當面稱讚周揚講得好，隨後問周揚，“異化”是哪兩個字？過沒多久，胡喬木等人搞“清除精神污染”反“異化論”，江澤民算當時中共高級幹部中有點文化水平的，也一頭霧水，去問閻淮這是什麼名堂？華國鋒對“真理標準”討論，我估計也是若明若暗。七十年代，毛澤東就有針對性地提醒華國鋒：“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
　　“文革”結束之後，理論界開始活躍，冒出許多問題。1978年4月7日，中宣部向華國鋒等人匯報理論界的動向，華表示：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中宣部負責人希望華國鋒講一講有爭論的理論問題，華卻表示：“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我講早了不好，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次請華講一講爭論問題，華國鋒仍然推辭。從談話看，華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對理論界的爭論，華並不反感，甚至還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不僅態度可算開明，而且政治掌權人不干預思想理論界的百家爭鳴，更是正確的、必要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關於“實踐標準”文章發表，華剛剛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他自己說，有許多事情急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華國鋒後來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去研究。一些文章稱，華曾經對人私下打招呼，不要對“真理標準”討論表態。韓鋼教授認為，即使屬實，至多是華過于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可相提並論。

　　華國鋒並未壓制胡耀邦發起的“真理標準”討論。

　　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發表文章，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展開，“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胡德平轉述了他父親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評論：華國鋒同志當時處於最高領導地位，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他認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
　　韓鋼還說，華國鋒不僅“克制、寬容”，而且不贊成扣政治帽子。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談到肅清“四人幫”流毒，華說：“狠抓肅清流毒的問題。這是思想認識問題，人民內部問題，但一定要肅清，要整風。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砍旗”是“砍毛主席的旗幟”的簡稱，這是反對者給“實踐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國鋒對此的反感溢於言表。他還引用胡耀邦的話說，我們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這一番話，不能說是對胡耀邦的“壓制”吧！
　　事實上，“實踐標準”文章發表之後，一些官方主要報紙和學術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相關文章，地方官員紛紛表態支持。都表明中共一把手華國鋒並未壓制。
　　華國鋒是不是阻撓改革開放呢？是不是阻撓鄧小平復出呢？我們下期再來接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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