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垮台一星期，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征询治国建议。胡总结：“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叶剑英非常赞赏，竭力向华国锋推荐胡出来工作。而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是戴罪之身


　　不是邓小平提拔胡耀邦，而是胡耀邦推荐邓小平

　　《伐林追问》第43期，2020年1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这几期《伐林追问》节目介绍华国锋，重温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和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期的岁月，看来不少观众比较关注。但我看跟帖留言，感觉有些朋友对历史事件有些淡忘、混淆。本来我准备这期详细讲讲华国锋对于改革开放所做的工作，像他对农村改革、对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对国营经济体制等等方面的贡献，以及他的局限和失误，但是看到一些跟帖，我改变了主意。
　　有位朋友在（视频节目后的）跟帖说，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提拔，就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及后来的江泽民朱镕基。这后面几位我们姑且不论，就只说说胡耀邦吧。
　　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提拔，就没有胡耀邦”，没有比这离史实更远的了，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好说反了。
　　没错，胡耀邦在历史上当过邓小平的直接下级，那是在中共大军进军西南之后，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11月23日正式成立。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按管辖区域，成立了几个工作委员会，其中川北工作委员会，由胡耀邦担任书记。他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两年半。

　　邓小平（左）与刘伯承。

　　1952年，毛泽东搞了“五马进京”，把东北、西北、华东等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调到中央，西南局就是邓小平。几乎是同时，就在这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调胡耀邦入京。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青年团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没有第一书记，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二十多年，他与邓小平工作上直接关系就相对较少了。

　　刚到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中）与毛泽东（左）。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1975年，国务院做出整顿科学院的决定，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到中科院主持工作，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分管科学工作这一摊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找他们三人谈话，传达了邓小平的要求，交代说搞出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
　　胡耀邦等人1975年7月到中科院后，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入手整顿，召集各种座谈会，强调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说“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这些与邓小平搞整顿的思路完全合拍。经过调查研究，形成《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文件稿。《汇报提纲》提出中科院今后十年三项基本任务：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汇报提纲》从十个方面阐述了科技工作的具体方针和政策，还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关系。9月，邓小平看后表示：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经修改后报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把邓小平打下去，胡耀邦主持搞的这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当作“三株大毒草”之一，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靶子。胡耀邦被迫离开中科院，回家赋闲。

　　文革后期批判胡耀邦跟从邓小平在科技界搞“右倾翻案风”。

　　胡耀邦（右）在“隆中三策”中第一条就是建议中央停止批判邓小平。

　　“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晚被一举拿下。六天之后，10月12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的家中看望他，征询对今后治国的建议。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建议，被一些人比附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的“隆中对”，称赞为“隆中三策”。叶选宁向他爹一汇报，叶剑英非常赞赏，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几个月以后，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建立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重用胡耀邦，出任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在那里干得有声有色。上任伊始，便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了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推动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是戴罪之身，不仅毫无可能提拔胡耀邦，相反，是胡耀邦在第一时间提出建议，第一条，就是“停止批邓”。
　　叶剑英为什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让叶选宁来征询胡耀邦的意见呢？叶剑英长期对胡耀邦相当了解，在历史上两次救过胡耀邦。

　　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几个月的长途奔袭和紧张工作，胡耀邦忽然高烧腹泻，病得挺严重。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工作，赶快把胡耀邦送进北平协和医院，确诊为阿米巴肝炎。在叶剑英、罗瑞卿照顾下，胡耀邦病情终于康复。这是叶剑英第一次救了胡耀邦。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沿袭过去的办法，到基层实地调查，很快发现，因为大跃进的恶果，陕西的经济非常落后；1962年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使用，河南受益，陝西受害，渭河下游两岸农田被淹，加剧了粮食短缺，据说陕西粮食总产量在1963年在全国各省中掉尾，此外几乎没有工业，文盲率约43％，克山病等地方病相当普遍。由于小说《刘志丹》这个大冤案的影响，人人自危，干部群众关系紧张。

　　叶剑英在历史上多次救过胡耀邦的命。

　　胡耀邦坚持首先抓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同时减少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而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的伤害。1964年底，他利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此后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向周恩来、李先念陈述陕西困难，争取到中央支持：减少陕西征粮，从17亿斤降低为14亿斤，获得增拨3万吨化肥，同意筹建陕西化肥厂。
　　1965年春节过后，胡耀邦考察陕南安康地区，发现当地斗争干部发生极端事件，他提出“四条政策”，主要就是对社教运动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对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做好工作就既往不咎；继续干坏事的，一律从严处理。
　　不过三天，2月17日，以刘澜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突然来电严厉批评胡耀邦，声称他助长翻案风，令他返回西安，连续多天批他。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因病住院，医生确诊为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院期间他还得反复检讨。这个时候，叶剑英元帅得知此事后，带着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乘坐军用飞机前来西安看望他，以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带走胡耀邦返回北京治病，保住了他的生命。

　　1982年刘澜涛（左）与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会上。刘整人心狠手辣，在文革中入獄八年，妻子自杀。

　　我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时，李传华部长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告诉我当时刘澜涛朝死里整人，若没有叶剑英，耀邦就一命呜呼了！
　　这次复出之后，叶剑英还第三次救了他，我们下面再谈。
　　前天我与两位熟悉中共党史的老人谈起有人说改革开放初期是邓小平提拔了胡耀邦，他俩异口同声：胡耀邦能在文革结束后脱颖而出，第一是靠叶剑英，第二是靠华国锋，哪有邓小平什么功劳？！

　　叶剑英与华国锋都信任和支持胡耀邦。

　　谈到华国锋，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干了十年共青团工作的胡耀邦请求下放获准，就回湖南老家，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来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退一位担任第二书记。两人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相识，合作共事一年多，互相尊重，关系很好。胡耀邦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很务实，重视生产，重视经济；华国锋认为胡耀邦真诚开朗，充满激情，两人搭档很愉快、很顺畅。直到1963年，团中央第二年要召开共青团九大，要胡耀邦回北京，他们才分手。1964年7月，共青团九大上胡耀邦再次连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随即让他保留团职去陕西主持工作，这才有大难中叶剑英出手相救的佳话。

　　胡耀邦（右）与华国锋（左）早在六十年代就在湖南湘潭搭档，合作愉快。

　　胡耀邦出山，得到叶剑英、华国锋等人的支持，另一位党内大佬李先念跟他关系也不错，李先念对邓小平不满，对赵紫阳也不满，但是一直支持胡耀邦——中共高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划线。十年后1987年元月，元老要开“生活会”逼胡耀邦下台，李先念在上海，邓小平派杨尚昆坐军用飞机冒着大雾到上海去接他，李先念拒绝回京，对杨尚昆说：急急忙忙干什么？胡耀邦可是个“阳人”啊！——阳是太阳的阳，李先念的意思是，胡耀邦不搞阴谋。

　　李先念支持胡耀邦，说他是“阳人”，不搞阴谋诡计。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党校校长，只挂名而已，日常工作由胡耀邦主持，他在这里组织理论队伍，发表了大量解放思想的文章。12月15日，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邓小平复出远比胡耀邦要晚，是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才恢复职务的。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搞平反冤假错案，都并不是事先得到邓的恩准，而是自己主动出击。我举一个例子：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签字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61人叛徒集团案”。胡耀邦当中央组织部长后，马上批示把薄一波等从监狱里放出来，他着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以薄一波、刘澜涛领衔的“61人叛徒集团案”。
　　胡耀邦作出要替薄一波等人平反的决定时，连邓小平也吃了一惊，问胡耀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华国锋也打电话关切。除了胡耀邦，没有人会为了别人去担当这样的政治风险！
　　胡耀邦犯过很多错误，但其人格光明磊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65年他在陝西被刘澜涛几乎整死，但他以德报怨，不计前嫌，照样为刘澜涛的“叛徒”案平反；而他冒着巨大风险为薄一波翻案，几年之后，薄一波主持那个批胡耀邦元老“生活会”，还做了批判发言。
　　有人或许会说，薄一波是出以大义公心、超越恩将仇报这些传统道德信条嘛！但你听听薄一波说什么吧：胡耀邦跑了全中国2000多个县调研，是“游山玩水”！有这样挖空心思罗织罪名的吗？！
　　比较一下胡耀邦与刘澜涛、薄一波这些丑类的人格，从反面告诉我们，中共党内像胡耀邦这样的人，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凤毛麟角”。
　　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选在1986年年底、1987年年初向胡耀邦下刀，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叶剑英于1986年10月22日逝世——胡耀邦失去了重要支撑，处境孤立。这就要说到叶剑英第三次救了胡耀邦了。

　　曾任胡耀邦政治秘书的林牧，晚年写回忆录反思自己一生，也披露很多史实。

　　曾任胡耀邦秘书的林牧，1989年因支持学生受到中共整肃。多年后，林牧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发表长文，回顾1883年胡耀邦因在中共体制下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遭到极左派的围攻。阮铭先生在他的书中和接受我的访谈，也详细披露了这一段史实——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提出了进行全面改革的主张，指出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那是1983年啊！假如胡耀邦这个报告当时能公开发表，付诸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后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可是，中共党内的“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报告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坚决反对发表和下发。3月17日，中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系统地批评胡耀邦的九条错误。最后还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

　　陈云1983年3月17日会议上对胡耀邦发难，提出九条错误。

　　陈云发言以后，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传达了陈云抨击胡耀邦的九条。胡乔木则背着胡耀邦、叶剑英和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找陈云商量，整理出3月17日会议记录，打算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和讨论胡耀邦问题。最有趣的一幕是，3月18日晚上胡乔木与陈云商量完后，抑制不住兴奋，到胡耀邦家，同情地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蒙在鼓里的胡耀邦，被说得莫名其妙。

　　胡乔木号称“中共第一支笔”，邓小平瞧不起他，又离不了他。

　　但没有想到，邓力群在两个会议上向下吹风，引起各地反弹。就在3月18日夜里，广东上海等省市纷纷打电话到中央询问：怎么刚刚撤了华国锋，又要倒胡？广东省委把邓力群的讲话记录连夜报送中央。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接到各地反映后，感觉事关重大，立即报告邓小平和其他常委。邓小平权衡利弊，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叶剑英因年老体衰，已不太管事、在广东休养。但一听这个情况，非常明确地表态，坚决反对召开陈云和胡乔木计划中的“倒胡”会议。于是，邓小平把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要他们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诫他们胡赵格局不能变。邓力群后来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说：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1983年这件事，邓陈分歧开始显露了出来。这就是叶剑英第三次救了胡耀邦。这场后来被称作“1983年倒胡政变”就此流产。
　　但叶剑英已经不能救第四次了，胡耀邦在叶剑英逝世两个月后被整倒，后来对友人说：“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但叶就是在世，是否能力挽狂澜？其实也难说。
　　我们不能为尊者讳。胡耀邦犯的错误中，我看有一条就是他在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会议上表态，虽然说了一些为华国锋减轻压力的话，但是批评华国锋所谓错误的话也很重，过重！他自己后来表示了后悔。尤其不应该的是，在自谦说能力水平威望都不够的同时，表示了对邓小平的高度尊崇。这就等于为几年后被邓小平率人搞掉自己，提前挖了大坑。
　　在玩弄权术上，华国锋胡耀邦与邓小平根本不在一个段位上，差远了！考察胡耀邦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几件事，其实还是在华国锋掌权的时候干出来的，他自己也觉得，心情最振奋的时候，还是那几年。华国锋被搞掉之后，元老派、保守派的矛头就对准了胡耀邦，他的日子就难过了。非常可惜的是，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认清“唇亡齿寒”的千古教训。等胡耀邦被搞掉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在赵紫阳身上重演，兩年之后把他也整掉了。


　　附：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胡耀邦传》节录

　　老高按：熟悉中共运作和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党代会和中央全会，都带有公开表演的性质，某种意义上，都是按照剧本对公众演出。而剧本的撰写、讨论、修改、定稿，都是内部的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举行，被称为“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性大转折的里程碑”，但实际上前一个月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这次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邓小平访问日本和东南亚新、马、泰，对会议的参与并不太多。而后来被称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所讲，阮铭先生参与起草了这一讲话。这也是阮铭在接受我采访时非常不认同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原因——他说：邓小平这个讲话，早都公布了嘛，你再读一读，重心是改革开放吗？通篇提了几处“改革”？怎么提的？有一处提到“开放”没有？


　　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并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还由于在中央领导岗位的某些人坚持“两个凡是”，“左”倾错误路线远未得到批判、否定，虽然在拨乱反正和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应不失时机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了准备这个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决定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了开好会议，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胡耀邦认为确定哪些人参加十分重要。由于此时已有不少老一辈革命家次第恢复工作，担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职务，胡耀邦向中央建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可以开得大些。这个意见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决定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二百一十二人参加。胡耀邦为确定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名单，提出了很多建议，诸如提名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部门也要有人参加。这就使得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的组成上，与前几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很大的不同。
　　胡耀邦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重要的准备。他让中共中央组织部（此时胡为中组部长——老高注）加紧写出了“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整理了已经着手复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错案，其中包括彭德怀案；也让中共中央党校写出了康生问题的材料。他将这些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报送给中央常委，也分送给出席会议的陈云等人。这些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11月10日的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接着说，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参加者分成六个大组，在重点转移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耀邦参加西北组，是西北组四个召集人之一（另三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萧华）。在分组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端正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问题，也就是要结束“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方针，拨乱反正，确立新的指导方针。
　　……在11月11日举行的分组讨论会上，老革命家谭震林发言说：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紧接着第二天（12日），在东北组的陈云也发言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在发言中参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六、关于康生的错误。陈云在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即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居毛、刘、周、朱之后。他的发言突破了会议原定的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
　　13日上午，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也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康生，欺骗、蒙蔽毛主席，搞了许多假东西。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教育子孙后代，关系到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
　　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他说，我们有一千七百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二百万之多；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二百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对受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点的转移也难顺利。这件事情应当在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风吹”。接着他说：“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就提出，定他们叛徒是不公道的。胡耀邦也谈到了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等，主张坚决平反昭雪。
　　胡耀邦还谈到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的问题。他说：康生的问题，我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他在1942年抢救运动中，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从不作一句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据中央党校统计，被他点名戴上叛徒、国（民党）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里面。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彪、陈伯达。他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六十一个叛徒”也是他点的名。胡耀邦认为，康生在“文革”中也是罪魁祸首，“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在这次发言中，还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康生自己不检讨，毛主席替他（向大家）赔不是？胡耀邦认为我们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他主张要揭露党的生活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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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国访问（11月5日至1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商量会议的进展将突破原来设想的议题时赞同胡耀邦的意见，表示：“要下一个决心，放手让大家讲话，畅所欲言。”华国锋的这种民主精神，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重要条件。后来“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就这么开起来，大家有什么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等许多人在此后几天的讨论中先后都说，要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等许多人在发言中揭发批判了康生的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又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对汪东兴等人阻挠解决历史问题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对于大家发言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强烈要求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在11月25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一系列重大决定：
　　一、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三、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
　　五、彭德怀同志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把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把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八、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九、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些重大决定，受到大家热烈拥护。在分组讨论会上与会者纷纷指出，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也是我们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必将对全党全国人民产生巨大影响。有些人在发言中肯定胡耀邦领导中央组织部勇敢地冲破“两个凡是”的阻碍，提出“两个不管”，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是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中心思想展开讨论时，胡耀邦强调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发言中引证毛泽东说过的“要波浪式前进，一浪未平，一波又起”，指出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务，否则就会产生松劲、骄傲情绪。他在后来的发言中，还对尽快发展我国农业问题和提交会议讨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言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如今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分析的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他强调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视我国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来。他把矛头指向了“集体经济”这个禁区，打开了人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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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组讨论农业问题十分热烈，意见也很多。大家推举胡耀邦、王任重（陕西省负责人）、江一真（卫生部负责人）、李登瀛（甘肃省负责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组成小组，集中大家的意见，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修改稿，供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时参考。
　　当时，各组对于这两个文件也都意见纷纷，许多人都说要大改，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另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也犹豫了：“这次会议到底要不要搞这个文件？”他想不搞了，问胡耀邦。胡耀邦说：“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作出决定，对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上有好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胡耀邦的意见，在11月25日的全体会议上华国锋说：“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胡耀邦还推荐胡乔木主持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工作。胡乔木不赞成胡耀邦的许多看法，表示不愿意做这个修改工作，但在胡耀邦的说服和坚持下，最后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务。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说实在话，并积极地开展批评。胡耀邦很是兴奋。11月25日晚上他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他还对华国锋放手让大家发言的民主精神表示赞佩说：“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后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向学员说：“这次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总的来说就是五大问题：（一）转变有伟大的意义、伟大的前途；（二）转变以后，我们要老老实实抓经济，把生产搞上去；（三）要转变得好，就要我们把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搞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四）还要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搞好；（五）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好，党的生活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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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1978年12月13日。5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幕。——老高注），邓小平作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内容，反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胡耀邦参加了这篇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邓小平早在11月初就责成胡乔木为他准备讲话稿。当11月14日邓小平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归来，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得热气腾腾。11月1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修改他的讲话稿，胡乔木19日就写出修改稿交邓。邓将修改稿压在手里，继续观察会议的进展。他发现胡乔木的稿子完全不能用了，尤其是这篇讲话稿中说“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等等。邓小平看后感叹“看来他不行了”！时已11月底，邓小平与胡耀邦商量怎么办。胡耀邦建议请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组织力量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12月2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邓小平将自己草拟的三页讲话提纲约五百字拿了出来，将所列的七个部分和需要阐明的观点谈了一下，胡耀邦等都表示赞同。从邓小平家里出来，即由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具体执笔起草，商定了文章的框架（“林涧青等人”，“等人”中就有阮铭和苏沛。——老高注）。两三天后写出初稿，送邓小平审阅。为了修改这篇讲话稿，胡耀邦、于光远和执笔者林涧青等人，5日、7日、9日、11日几次到邓小平家里共同研究讨论，不断地深化对各个问题的论述。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邓小平问胡耀邦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很新鲜，醒目。邓小平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又逐字逐句地对全文加以修改。经过若干文字润色，11日邓小平让执笔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了一遍之后拍板定稿，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宣读。
　　邓小平讲话后，叶剑英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胡耀邦为起草叶剑英的讲话稿，也花了很多精力；叶剑英本人又一再修改、推敲。叶剑英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革命贡献，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这次行动中建立的功勋，使他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自然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叶剑英在讲话一开始，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个头。我们一定要永远坚持、发扬下去。”
　　接着，叶剑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他满怀革命深情地提出了一个“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极力主张老干部、老同志要用心发现、积极培养、无私支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挑担子。与会者于光远在回忆听到叶剑英这段话时说，“胡耀邦作为接班人，在舆论上那时也逐渐成熟。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所说的这一番话，会上我们这些人听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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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闭幕会的最后，是华国锋的讲话。他对开了三十多天的会议作了总结，充分肯定了会议的成就，并讲了“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问题。对于“两个凡是”他表示“应该作自我批评”；讲到集体领导时表示不要宣传他个人，不要再提“英明领袖”。这些话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此外，汪东兴向闭幕会交了一个书面发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对大家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还说了“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副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的话。
　　对于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工作，于光远追述说：“担任西北组的召集人只是他在会议上的一项工作，他还忙着许许多多别的事。他的职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就是以这个身份被通知参加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提出中央专案组的问题，这是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特别关心的问题。那时他还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并不是以某某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在工作，在会上他虽然没有什么名义，常委的活动他当然不直接参加，不知道经过一些怎样的过程。他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系工作。在那段时间内他实在忙得不得了……”
　　于光远还用准确的语言写道：“我说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常委同志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会如果没有胡耀邦，恐怕也开不了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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