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创者之一，历史功绩被低估甚至被无视；不过在农村改革方面，他却是站到对立面的阻碍者之一。其身后事，更引起了一番非议——在他家乡建立了气派非凡的“华陵”，这有民心为之抱屈的因素，更有地方官们的另类盘算


　　华国锋的陵墓为什么建得那么气派宏伟？

　　《伐林追问》第48期，2020年1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历朝历代统治者，一直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中共执政之后，在农业问题上吃过大亏，来自农村的毛泽东一连串大折腾，从土改到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毛的整个折腾过程中，华国锋都有份，他紧跟毛泽东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说：“你办事，我放心”。
　　现在我要考察的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的表现。此前我说过，华国锋对推动中国改革尤其是推动中国开放，历史功绩被大大低估甚至被无视。他做了很多事，推动技术和资金引进、批准创立特区、改善政治环境……可以说是开创者之一；但是谈到农村改革，必须承认，他站到了对立面，是阻碍者之一。

　　华国锋多年主管农业，对农村和农民相当熟悉。

　　华国锋从1976年10月执掌中共大权，到1980年12月初提出辞职，不再主持政治局工作，主政四年。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并突破也正是在这几年。此前他在湖南湘潭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那个年代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中。1959年华国锋进入湖南省委领导层，长时间分管农业；1971年进入国务院领导层，接替纪登奎分管农业，直到1976年初成为国务院代总理。
　　文革后期，中央分管农业的领导人是三驾马车：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日常工作主要是华国锋负责。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纪登奎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华国锋负责会议组织，陈永贵在会上做工作报告。华国锋领导农业的经历之长，超过赵紫阳，超过万里。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博士写过一篇《华国锋与农村改革》，我觉得比较客观。他认为：华国锋高度重视农业，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差距和困境，对“大锅饭”体制也有所认识。1978年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有一次长达九小时的谈话，谈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指出：“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三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能过关。”“国外机械化养鸡场，15万只鸡，只两口子管理。我们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我们现在是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农业怎么加快，要全党再动脑筋。”这说明华国锋能从国际比较中看待中国农业，而且看到管理上的问题。他态度比较务实，显然不同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空想，一定程度上强调放宽政策和建立生产责任制。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贯串文革全过程，也是华国锋分管农业的主旋律。

　　但是，华国锋关于解决农业问题的思路，没有跳出毛泽东政策的基本框架，还是农业学大寨，巩固人民公社体制，或者说，寄希望于通过旧体制来解决农业问题。这也是当时中央高层的共同认识。那时，认识到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的道路走不下去的领导人很少。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包产到户支持者不过四五位。万里到安徽几个月之后就发现，现行农村政策、农业经营体制无法持续。万里比较清醒地看到，农业学大寨对于中国农业是穷途末路，人民公社制度必须深刻改变。所以，万里在参加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提交了关于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的书面建议。

　　万里在安徽率先支持包产到户，后进入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

　　万里在晚年回忆改革过程时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第一回合，是从反对农业学大寨开始。翻检华国锋这个时期的讲话，不论公开的，还是内部的，一直坚持通过学大寨来解决农业问题。他担任最高领导不久，1976年末就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五千人参加会议，把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作为抓纲治国的根本举措。1978年初，又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华国锋认为公社体制的制度框架起码还要适用二十年。
　　1978年3月14日，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退回去”，要求《人民日报》配合宣传，批评和纠正已经出现的包产到组。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张浩的群众来信，并发表了长达五百字的“编者按”，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要求各地纠正包产到组。这个来信和编者按，是包产到户政策纠纷中的重要事件。“张浩来信”事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意见冲突，具体说是中央农业领导部门与万里主政的安徽之间的公开交锋。

　　1978年12月一个寒夜，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按手印，签订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契约。“包产到户”引爆农村改革激烈争论。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集“七省三县”座谈会，华国锋讲话强调了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农业要搞上去，主要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但是，赵树凯博士指出，这两个文件其实有内在冲突。文件之一《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生产队自主权。针对当时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文件鼓励社队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文件同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文件之二是新的《人民公社条例》，这个条例意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体制，在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规定上，比1961年条例还左。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却是互相矛盾的。

　　1980年初，华国锋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做了他主政期间关于农村问题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与会人员主要是各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华国锋带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领导人，于1月31日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
　　在这次会上，面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华国锋先让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发言表态。都表达了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然后华国锋自己讲话，基本精神是不赞成包产到户。最后他让邓小平讲话，邓小平以包产到户问题事先没通气、属于突然袭击为由，不肯直接表态，并委婉地批评会议没准备好。邓小平顾左右而言他，谈了2000年实现小康、人均1000美元的战略目标。
　　华国锋和王任重原来的想法是，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准备再发一个中央文件，以重申农村基本政策。但因为邓小平不表态，高层意见分歧显现，中央文件发不出，只由国家农委下发了会议纪要：不许分田单干、不得包产到户。
　　会议结束半个月之后，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发生中共高层决策机构大地震，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书记，赵紫阳进入常委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万里成为书记处书记并分管农村工作。随后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王任重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职务，万里接任。
　　1979年下半年，王任重根据华国锋的指示精神，部署农委筹备建立农民协会。1980年1月，王任重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并附有国家农委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并没有将王任重的信呈送华国锋批示，而是呈送邓小平批示。3月22日，邓小平批示否定了农委建议。3月26日，万里办公室向农委传达了邓小平的批示内容。这就说明最迟在1980年3月，农口的重大决策权已不在华国锋手里。

　　晚年华国锋挂名中央委员，在党代会上坐在最后排。

　　华国锋至此从中共政治舞台上消失、销声，只有开党代会，人们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越来越老态龙钟、一言不发的英明领袖的一两个镜头。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降到零。这当然是邓小平陈云们刻意加以限制的结果，华国锋也非常知趣，近三十年漫长岁月，深居简出，与世无争，自己在家练书法自娱。他2008年8月20日逝世之后，身后事却引起了一番议论，这就是在他家乡建立了“华陵”，就是华国锋陵墓。

　　华国锋陵园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城西北卦山，当地人称之为“华陵”。

　　华陵位于山西省交城县的卦山南麓。华国锋生前就曾嘱托家人把骨灰安葬在卦山上，遗孀韩芝俊向中央汇报这个遗愿，得到批准。但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建得那么宏伟，依卦山而建，俯瞰交城，同中山陵一样有392个台阶。
　　过去帝王们都非常重视建陵墓，往往一接位就开始选址修建。中共建政之后，刚开头还好，几个领导人死了，惊动不是太大。建陵墓的始作俑者，正是安排毛泽东后事的华国锋——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正中间、北京的中轴线上建起纪念堂，用水晶棺安放掏空内脏、防腐处理的遗体。建这个纪念堂，并不是毛泽东自己的意旨，而是华国锋、叶剑英一帮人的决策，当时个人迷信风气还极其浓厚，华国锋为了减少抓捕“四人帮”引起的动荡，不能不极力表明自己对毛的忠诚，对民意的顺应。

　　毛泽东纪念堂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心。

　　毛泽东纪念堂虽然宏大，但占地面积基本上只限于建筑本身。随后，领导人的陵园就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了。刘少奇被毛泽东整垮整死，文革后在其故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建起了“刘少奇故里”建筑群，我去过，相当于一个大型陵园。在中共老一辈领袖中，周恩来、邓小平将骨灰撒在江河湖海，但在许多地方也建了纪念馆、纪念塑像，有的也相当于一个大陵园。

　　刘少奇故里。

　　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胡耀邦，说过：“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共青城在江西鄱阳湖畔。1990年12月，他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陵园占地两平方公里，墓地前有12块大石头，象征胡耀邦去世时全国12亿人口。从墓园入口到胡耀邦的墓碑，有73级台阶，象征胡耀邦享年73岁。三角形墓碑上除雕有胡耀邦像，还刻有少先队、共青团及共产党的徽标。

　　胡耀邦陵园坐落在江西省共青城青山绿水间。

　　顺便说一下，中共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遭到贬黜被软禁至死，2005年元月去世之后，多年没有入土为安，直到2019年10月，他百年冥诞，才在北京郊区安葬，家人做主，与官方完全脱钩，这就非常朴素了，就是一块大方石，写上了“赵紫阳 梁伯琪之墓”。其墓地占地只有几十平方米。

　　位于北京郊区的赵紫阳夫妇之墓。

　　接下来继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胡錦濤都还健在，没有引起大家议论的陵墓问题。当今总书记习近平更年轻，按说也没有陵墓问题，但他父亲习仲勋的陵园，却引得舆论大哗。
　　习仲勋生前据说相当节俭，其陕西省富平县的故居陵园却非常排场。习仲勋故居是2005年启动重建的，但直到2012年习近平即将上台时，当地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扩建，好几年才完工。整个工程包括习仲勋故居、纪念馆和陵园等，配套建筑全部采用电热地膜供暖系统。陵园所在的怀德公园去年3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民政部等九部门2016年2月刚刚联合出台意见鼓励海葬、树葬、家庭成员合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就曝出习仲勋陵园扩建占地至少百亩。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造神运动”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这是地方官员溜须拍马。

　　坐落在陝西省富平县的习仲勋陵园。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推行“殡葬改革”，同时传来“陵园占地”的消息，二者形成对照：一方面普通老百姓死不起，另一方面中共元老们的陵墓占地非常之大。老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造神运动越演越烈，说领导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章立凡说，现在中共一些元老都有陵墓，最麻烦的还是毛泽东纪念堂。章立凡希望按毛自己的遗愿，把他迁出陵墓火化，把这块地方复原。
　　我们再说回华国锋陵墓。华陵由交城县及山西省政府出资，始建于2009年4月8日，奠基仪式主持人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落成于2011年11月。是华国锋的儿子苏彬、苏华以及华的秘书曹万贵到交城选址，由山西省建筑设计院规划，山西省机械施工公司承建。起初传言陵园占地10公顷，相当14个标准足球场大，用了多少汉白玉，耗资过亿，顿时引起网民公愤，在舆论压力下，2011年4月，山西官员出面澄清，整个陵墓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200多万元。建筑材料主要是花岗岩。之后仍被一些媒体批为“劳民伤财”、“助长个人崇拜”。

　　从卦山俯瞰华国锋陵园。

　　对华国锋死后劳民伤财建这么大的陵园，我起初义愤填膺，但后来了解了一下，感到情有可原之处。
　　《南都周刊》记者周鹏曾经在华国锋陵园建设过程中去采访过。他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下发文件，要求山西省和交城县政府对骨灰安放工作提供配合。交城县委随后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认为华国锋的骨灰回乡，既体现了老领导的赤子之情，也是家乡人民的心愿，同时还有利于对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为此设立民政局牵头、联合多部门协同办公的“华国锋骨灰安放工程办公室”，并与华家一起最终确定了卦山南坡一片“杂草丛生，不长树”的荒地。

　　华国锋家乡树立的华国锋雕像。

　　在当地人眼里，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卦山是一处“风水宝地”，海拔近千米，满山松柏终年常青，始建于唐代的天宁寺、石佛堂以及明清时期的圣母庙、文昌宫等古建筑散落其间。2010年4月的交城县政府工作报告中，华陵被称为“中央、省、市非常关注的一项政治工程”，是当地的“名片工程、品牌工程，更是良心工程”。
　　交城县是山西省五个扶贫县之一，代县长孙善文甚至用“四面楚歌、弱不禁风”来形容当地传统产业的危急现状，有二十余万人口的县城至今没有一座公园。交城民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很为本地出了一位扭转乾坤的“英明领袖”而自豪。不知眼下人们是否还记得？当时文艺演出和收音机里，经常听到邓玉华演唱的《交城山》，这本是一首传统民歌，但当时“与时俱进”改了词：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
　　交城那个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
　　传唱甚广，声势直追《东方红》，甚至让人感觉可能取《东方红》而代之。我猜想，当时交城地区的人传唱此歌，一定更普遍、更动情。不料“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竟然嘁哩咔喳失势、丢官，交城乡亲们在心理上扭不过弯来。他们虽然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力回天，但是为华国锋抱屈的心理动能是积攒下来了。到了上面“严防死守”华国锋的口径有了松动，华也故去了，可以建华陵了，他们就非常拥护、积极投入。
　　从现实的层面说，交城县政府和民众，非常希望借华陵带来城建与旅游生态的改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交城既然是华国锋的故乡，华国锋的故居就在下面这个相当简陋的小院，他们想靠华国锋死后能为故乡、能为乡亲们留下福荫。

　　山西交城华国锋的故居，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官员透露，修建公园的设想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一再被交城历届地方政府提及，早已将靠近县城的卦山南麓及山下平地预留为公园用地。但一直未能开工，因为：没有钱。华陵工程的上马出人意料地一举改变了现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交城县政府索性趁热打铁，在华陵附近西侧新建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而东侧破旧的文昌宫被翻修为交城县文物博物馆。
　　看到这样的一些陵墓，我想起在美国费城观光时，偶然看到一个并不热闹的街边、教堂公墓的一角，竟葬有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夫人。公墓中满是大大小小的墓碑，这一角就在地上平铺一块石板，铭刻他俩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这是我见到的最朴素的世界级伟人的墓葬！
　　为去世的政治领导人修建陵园，甚至互相攀比，愈建愈壮观，越修越豪华，这是世风日下的突出表现之一，哪怕是为了拉动地方经济，此风也断不可长，这不是尊崇这些政治领导人，而是在给他们抹黑，在折损他们在人民心中建立的丰碑。

　　美国开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夫人合葬在费城一座教堂公墓一角。拜谒者在栅栏之外的人行道上，就能看到铺在地上的墓碑。（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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