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信息只许纵向流动，严防横向传播；严格控制从上往下按权分配，权力大、級別高的就比权力小、级别低的能看更多文件、知道更多信息和“精神”；无级别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范对象，更不用说被监视和内控的“敌人”“准敌人”


　　中共保密造成的民族灾难，比泄密大千百倍

　　《伐林追问》第50期，2020年1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每一次碰上损失惨重的灾难，人们都在讨论甚至争辩：到底是天灾呢，还是人祸？讨论到最后，带倾向性的意见往往是：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天灾，必定伴随着或大或小的人祸，甚至主要是人祸，才造成或者加重损失。这一次新冠肺炎猖狂传播，也不例外。
　　我注意到：今年（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回答央视提问时，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他说，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称信息“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

　　这里涉及两个字：一个是法，一个是权。必须“依法披露”，但是又要“授权披露”。谁授权呢？当然是上级，甚至可能是指中央（很多人指出周市长是甩锅，把责任推给上级）。如果上级没有授权，权没有说话，法就不算数，周市长就必须继续保密。
　　凡在共和国生活过的人，都对“保密”这两个字耳熟能详。但是什么是“机密”，什么该“保密”？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工作中只能一一请示上级：“这个能对人说吗？”“那个能写出去吗？”但往往上级也很难说清楚，问多了，上级也烦，一句话打发回来，最简单又最管用：没让你告诉别人的，就都别说、都别写！这也就是周市长所说的，没获得授权，就不能披露。
　　“保密制度”，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大“特色”。早在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章程》里，第四章第25条“纪律”就规定，如果“泄露本党秘密”，就开除出党。

　　1931年中共入党誓词。其中第二句四字全错，但意思非常明确：严守秘密。

　　但是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党员应该受党纪约束，但离开党了，就不受党纪约束了吧？那么是否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中共三大通过的《第一次修正章程》，第一章“党员”第四条又规定：党员自己要求脱离党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什么是“适当手段”？顾顺章一家就是最血淋淋的先例：
　　1931年4月，顾顺章奉令由上海搭轮船去汉口，在途中已被汉口行营司令部侦悉，派人伏击，他一上岸即被拘捕。中共一方面组织营救，一方面立即将其家属亲戚转移。顾顺章变节的消息被中共特科得知，而且知道其家属中一些人员曾在特科工作，一旦被捕有可能泄密，决定灭口，对顾的家属包括其岳父母、妻子、内弟等全部秘密处决。这个行动由周恩来指挥的中共特科“红队”执行，全部用绳索勒死，在住宅庭院地下八尺深埋并铺上水泥。
　　半年多后，中共特科一个叫王世德的人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处决的事实和地点，当局先后掘出16具尸体。后来在租界多处又掘得更多被中共特科处决的尸体，大多为中共动摇变节分子。
　　上面说了，党纪规定，在党的党员和脱党者“如违反”“严守本党一切秘密”，才要用“适当手段对待之”。而顾顺章这些家人毫无疑问都并没有违反，充其量只是“可能违反”，就都被采取“适当手段”了——“适当手段”，其实就是极端手段。

　　中共执政之后，保密仍然是对全体干部和党员、群众的要求。

　　如果说，当中共还在打天下的极端严酷的地下时期，“保守党的秘密”有必要，那么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不仅仍然“保密”，并将“保密”的内容由党内事务扩大到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人保密、处处保密、事事保密”。我们今天忆苦思甜，会觉得那时保密多么荒唐，越来越荒唐。例如，70年代以前，传染病的疫情就是国家机密。为保密，烈性传染病在文件报告中只能用编号，不能明说疾病名称：01号病：鼠疫；02号病：霍乱……为什么要这样？我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中共文件上都会标明“绝密”“机密”等级，划定传达范围。

　　大家还记得吧，中共各级机构下发的文件、简报，左上角都有黑体字标出秘密等级：什么“秘密”，“机密”，“绝密”，甚至还有“极密”；或者明文规定：“此件发至县团级（或厅局级）”，“此件在党内传达，不登报刊”……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不是“密”，林彪出逃摔死、解放军集结要教训越南这一类消息，都绝对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就是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月这种全世界都传扬的新闻，在中国都只能登在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被官方奉为“水利泰斗”、中国水利电力事业的开拓者，但也被称为“中国知识精英堕落的代表”。他在病榻上，还写信告诉中央领导，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这是他信中的原话。

　　张光斗给中央写信说：三峡防洪能力比对外宣称的要低，“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

　　中共高度垄断信息，保密范围“无所不包”“无微不至”，很有一些“黑色幽默”。四五年前的一天，我与几位朋友一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查阅一套《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看到一份1972年的中共中央文件，第一页左上角醒目地标为【绝密】，但翻到最后，文件上赫然印着：“本文件传达到工矿企业车间、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同伴立即掏出手机拍照留存：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滑天下之大稽！
　　当时西方国家称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封锁为“铁幕”，其实“铁幕”高挂，一方面是对外，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内，也就是对下。中共常说一句话：“内外有别”，赵家人说的“内外”，与老百姓说的“内外”不是一回事。在老百姓看来，内外以国界划分，中国以外的是“外”；政治觉悟高的人看来，同样是中国人也有内外，要以阶级分，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是敌人，也就是“外”，毛泽东不是说，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么；在党员看来，内外以党籍划分，非党的是“外”；但在权贵集团看来，除了赵家人全都是“外”，那么多的信息都标明“内参”、“内部发行”，这就将全体民众和绝大部分中共党员，都划为“外”，都是绝对不能分享所谓机密信息的。
　　当局控制信息只许纵向流动，严防横向传播；纵向也只能单向：即从下往上，而严格控制从上往下；信息从上往下是“按权分配”，权力大、級別高的就比权力小、级别低的能看更多文件、知道更多信息和“精神”；无级别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范对象，更不用说那些戴上各种帽子、被公开监视和“内控”的“敌人”“准敌人”及家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88年9月5日北京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其中第十条规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规定了：
　　绝密级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
　　机密级国家秘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
　　秘密级国家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此外，第十五条：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应当根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按照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要的期限内；不能确定期限的，应当确定解密的条件。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

　　中共违反自己制订的《保密法》关于解密的规定，许多史料只能靠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在海外出版。

　　谁来定什么信息属于什么密级？那不用说，谁掌权谁定，谁权大谁定，他们把持调查统计、收集信息的权力，这是绝不让人染指的。
　　有个叫落桂闲人的网络作家，前些年写过一篇博客文章《关于中国保密制度的一些史实》，搜集了一些实例。他说，1949年江山易主，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或者对国民党政权失望，或者眷恋故里，或者向往中共描绘的“新中国”，拒绝了国民党的“抢救”，选择了留在大陆与新贵们合作。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位院士，58位选择留在了大陆。归顺初期，虽然被要求“思想改造”，还算受到“优待”，有的人还受到重用，如叶企孙当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理学院院长，汤用彤当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钱端升当了北大法学院院长。

　　中国当代物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办人叶企孙，文革中被百般羞辱，晚景凄凉，遭遇极惨。死后又追授殊荣，开纪念会，发行纪念邮票。

　　但他们很快就满腹怨言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保密”。叶企孙曾抱怨说：“共产主义我赞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让看”。在1957年的“鸣放”中，复旦大学教授孙晓楼说，保密的范围非常大，妨碍了法律科学的研究。后来的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也曾说，民主党派苦于不知道情况，得不到资料供研究之用；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对会议所讨论的东西，由于事先不知道内容，又时间仓促，结果拿不出意见。曾昭伦、钱伟长等五教授起草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很有影响，我采访旅美科学家华新民先生，请他谈钱伟长的《历史明镜》节目中，他对此做了介绍，教授们起草的“几点意见”，随后被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文中批评“保密制度过死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之一”，“建议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这些建议，对中共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痴人说梦。中共办得到、改得了吗？这些人全部都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后，1979年初理论务虚会上，历史学家黎澍还在呼吁，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影响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应当废除——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当发生重大人祸的时候，封锁消息更是变本加厉。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叙述了各地官僚大量骇人听闻的运用专政手段欺上瞒下的事实。如“信阳事件”中，在中共信阳地委的授意下，公安局控制了所有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下令查处。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巨著《墓碑》全面披露了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史实。

　　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有6件匿名信被当作“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比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所写，立即将他逮捕。
　　1960年3月卫生所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公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斗。
　　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反映光山饿死人，公安局就追查写信的人。邮局柜台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让营业员一个个指认，还是没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一人守一个。外流社员被逮住后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周伯萍曾在粮食部担任多种要职，奉周恩来之命，亲自参与销毁机密统计史料。

　　有高度保密意识的不仅仅是中低级别官僚，他们担心上级得知真相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高级官员也同样！曾在粮食部任要职的周伯萍回忆，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回答销毁了，“人民的好总理”才放心。
　　这里，百般提防的对象显然已经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而是这伙政客宣称“全心全意服务”的人民。中共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自称“公仆”，有“仆人”对主人如此“保密”的吗？真有这样对主人保密，还不解雇了？这只能说明这伙政客是何等的缺乏现代政治理念——仍停留在皇权专制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层次上，也说明他们宣称的“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之类说法是何等虚伪！
　　“保密”这个话题很大，《伐林追问》节目今后还会反复涉及。实际上，咱们《伐林追问》这个节目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冲击中共的违法“保密”，力求将被权力者以“保密”的名义掩盖、隐瞒的众多史实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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