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信息只許縱向流動，嚴防橫向傳播；嚴格控制從上往下按權分配，權力大、級別高的就比權力小、級別低的能看更多文件、知道更多信息和“精神”；無級別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範對象，更不用說被監視和內控的“敵人”“准敵人”


　　中共保密造成的民族災難，比泄密大千百倍

　　《伐林追問》第50期，2020年1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每一次碰上損失慘重的災難，人們都在討論甚至爭辯：到底是天災呢，還是人禍？討論到最後，帶傾向性的意見往往是：沒有純粹的百分之百的天災，必定伴隨着或大或小的人禍，甚至主要是人禍，才造成或者加重損失。這一次新冠肺炎猖狂傳播，也不例外。
　　我注意到：今年（2020年）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回答央視提問時，承認武漢披露疫情“不及時”，但他說，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

　　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記者採訪稱信息“獲得授權之後才能披露”。

　　這裡涉及兩個字：一個是法，一個是權。必須“依法披露”，但是又要“授權披露”。誰授權呢？當然是上級，甚至可能是指中央（很多人指出周市長是甩鍋，把責任推給上級）。如果上級沒有授權，權沒有說話，法就不算數，周市長就必須繼續保密。
　　凡在共和國生活過的人，都對“保密”這兩個字耳熟能詳。但是什麼是“機密”，什麼該“保密”？沒有明確的規定，在工作中只能一一請示上級：“這個能對人說嗎？”“那個能寫出去嗎？”但往往上級也很難說清楚，問多了，上級也煩，一句話打發回來，最簡單又最管用：沒讓你告訴別人的，就都別說、都別寫！這也就是周市長所說的，沒獲得授權，就不能披露。
　　“保密制度”，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大“特色”。早在中共二大通過的第一個《章程》裡，第四章第25條“紀律”就規定，如果“泄露本黨秘密”，就開除出黨。

　　1931年中共入黨誓詞。其中第二句四字全錯，但意思非常明確：嚴守秘密。

　　但是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黨員應該受黨紀約束，但離開黨了，就不受黨紀約束了吧？那麼是否就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呢？中共三大通過的《第一次修正章程》，第一章“黨員”第四條又規定：黨員自己要求脫離黨時，“須由介紹人擔保其嚴守本黨一切秘密，如違反，由區執行委員會採用適當手段對待之”——什麼是“適當手段”？顧順章一家就是最血淋淋的先例：
　　1931年4月，顧順章奉令由上海搭輪船去漢口，在途中已被漢口行營司令部偵悉，派人伏擊，他一上岸即被拘捕。中共一方面組織營救，一方面立即將其家屬親戚轉移。顧順章變節的消息被中共特科得知，而且知道其家屬中一些人員曾在特科工作，一旦被捕有可能泄密，決定滅口，對顧的家屬包括其岳父母、妻子、內弟等全部秘密處決。這個行動由周恩來指揮的中共特科“紅隊”執行，全部用繩索勒死，在住宅庭院地下八尺深埋並鋪上水泥。
　　半年多後，中共特科一個叫王世德的人被捕，供出顧順章家屬被處決的事實和地點，當局先後掘出16具屍體。後來在租界多處又掘得更多被中共特科處決的屍體，大多為中共動搖變節分子。
　　上面說了，黨紀規定，在黨的黨員和脫黨者“如違反”“嚴守本黨一切秘密”，才要用“適當手段對待之”。而顧順章這些家人毫無疑問都並沒有違反，充其量只是“可能違反”，就都被採取“適當手段”了——“適當手段”，其實就是極端手段。

　　中共執政之後，保密仍然是對全體幹部和黨員、群眾的要求。

　　如果說，當中共還在打天下的極端嚴酷的地下時期，“保守黨的秘密”有必要，那麼在奪取了國家政權之後，不僅仍然“保密”，並將“保密”的內容由黨內事務擴大到了國家和社會事務，“人人保密、處處保密、事事保密”。我們今天憶苦思甜，會覺得那時保密多麼荒唐，越來越荒唐。例如，70年代以前，傳染病的疫情就是國家機密。為保密，烈性傳染病在文件報告中只能用編號，不能明說疾病名稱：01號病：鼠疫；02號病：霍亂……為什麼要這樣？我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這個道理。

　　中共文件上都會標明“絕密”“機密”等級，劃定傳達範圍。

　　大家還記得吧，中共各級機構下發的文件、簡報，左上角都有黑體字標出秘密等級：什麼“秘密”，“機密”，“絕密”，甚至還有“極密”；或者明文規定：“此件發至縣團級（或廳局級）”，“此件在黨內傳達，不登報刊”……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不是“密”，林彪出逃摔死、解放軍集結要教訓越南這一類消息，都絕對不能讓老百姓知道；就是美國阿波羅號飛船登月這種全世界都傳揚的新聞，在中國都只能登在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上。
　　清華大學原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光斗，被官方奉為“水利泰斗”、中國水利電力事業的開拓者，但也被稱為“中國知識精英墮落的代表”。他在病榻上，還寫信告訴中央領導，三峽水庫的庫容量計算錯誤，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這是他信中的原話。

　　張光斗給中央寫信說：三峽防洪能力比對外宣稱的要低，“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

　　中共高度壟斷信息，保密範圍“無所不包”“無微不至”，很有一些“黑色幽默”。四五年前的一天，我與幾位朋友一起到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查閱一套《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看到一份1972年的中共中央文件，第一頁左上角醒目地標為【絕密】，但翻到最後，文件上赫然印着：“本文件傳達到工礦企業車間、農村生產大隊黨支部”！同伴立即掏出手機拍照留存：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滑天下之大稽！
　　當時西方國家稱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信息封鎖為“鐵幕”，其實“鐵幕”高掛，一方面是對外，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對內，也就是對下。中共常說一句話：“內外有別”，趙家人說的“內外”，與老百姓說的“內外”不是一回事。在老百姓看來，內外以國界劃分，中國以外的是“外”；政治覺悟高的人看來，同樣是中國人也有內外，要以階級分，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走資派，都是敵人，也就是“外”，毛澤東不是說，有敵我矛盾也有人民內部矛盾麼；在黨員看來，內外以黨籍劃分，非黨的是“外”；但在權貴集團看來，除了趙家人全都是“外”，那麼多的信息都標明“內參”、“內部發行”，這就將全體民眾和絕大部分中共黨員，都劃為“外”，都是絕對不能分享所謂機密信息的。
　　當局控制信息只許縱向流動，嚴防橫向傳播；縱向也只能單向：即從下往上，而嚴格控制從上往下；信息從上往下是“按權分配”，權力大、級別高的就比權力小、級別低的能看更多文件、知道更多信息和“精神”；無級別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範對象，更不用說那些戴上各種帽子、被公開監視和“內控”的“敵人”“准敵人”及家屬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

　　1988年9月5日北京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其中第十條規定：國家秘密的密級分為絕密、機密、秘密三級。規定了：
　　絕密級國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國家秘密，泄露會使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別嚴重的損害；
　　機密級國家秘密是重要的國家秘密，泄露會使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嚴重的損害；
　　秘密級國家秘密是一般的國家秘密，泄露會使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損害。
　　此外，第十五條：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應當根據事項的性質和特點，按照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要的期限內；不能確定期限的，應當確定解密的條件。
　　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規定外，絕密級不超過三十年，機密級不超過二十年，秘密級不超過十年。

　　中共違反自己制訂的《保密法》關於解密的規定，許多史料只能靠學者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在海外出版。

　　誰來定什麼信息屬於什麼密級？那不用說，誰掌權誰定，誰權大誰定，他們把持調查統計、收集信息的權力，這是絕不讓人染指的。
　　有個叫落桂閒人的網絡作家，前些年寫過一篇博客文章《關於中國保密制度的一些史實》，搜集了一些實例。他說，1949年江山易主，相當一批知識分子或者對國民黨政權失望，或者眷戀故里，或者嚮往中共描繪的“新中國”，拒絕了國民黨的“搶救”，選擇了留在大陸與新貴們合作。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評選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位院士，58位選擇留在了大陸。歸順初期，雖然被要求“思想改造”，還算受到“優待”，有的人還受到重用，如葉企孫當了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兼理學院院長，湯用彤當了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兼文學院院長，錢端升當了北大法學院院長。

　　中國當代物理學的先驅和奠基人、清華大學物理系創辦人葉企孫，文革中被百般羞辱，晚景淒涼，遭遇極慘。死後又追授殊榮，開紀念會，發行紀念郵票。

　　但他們很快就滿腹怨言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保密”。葉企孫曾抱怨說：“共產主義我贊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讓看”。在1957年的“鳴放”中，復旦大學教授孫曉樓說，保密的範圍非常大，妨礙了法律科學的研究。後來的第二號大右派羅隆基也曾說，民主黨派苦於不知道情況，得不到資料供研究之用；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民主黨派代表對會議所討論的東西，由於事先不知道內容，又時間倉促，結果拿不出意見。曾昭倫、錢偉長等五教授起草了《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這篇文章很有影響，我採訪旅美科學家華新民先生，請他談錢偉長的《歷史明鏡》節目中，他對此做了介紹，教授們起草的“幾點意見”，隨後被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文中批評“保密制度過死已成為科學研究的障礙之一”，“建議除軍事、外交以及新發明外，對於科學家、教授所有資料不必保密”，能在國內外自由流通，更好發揮它的作用。這些建議，對中共來說，簡直是對牛彈琴，痴人說夢。中共辦得到、改得了嗎？這些人全部都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後，1979年初理論務虛會上，歷史學家黎澍還在呼籲，愚昧無知的保密制度，影響對歷史的科學研究，應當廢除——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
　　當發生重大人禍的時候，封鎖消息更是變本加厲。楊繼繩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中，敘述了各地官僚大量駭人聽聞的運用專政手段欺上瞞下的事實。如“信陽事件”中，在中共信陽地委的授意下，公安局控制了所有郵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裡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下令查處。

　　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巨著《墓碑》全面披露了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的史實。

　　1960年8月以前，息縣全縣反映沒有糧食吃的人民來信58件，其中有6件匿名信被當作“反動信件”交公安局偵破。有一封是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匿名信，經比對筆跡定為汝南銀行幹部鄭連邦所寫，立即將他逮捕。
　　1960年3月衛生所幹部王啟雲寫信給黨中央，反映餓死人的嚴重問題，要求中央仿照“包公陳州放糧”，公安局偵破後，對王啟雲進行殘酷的批鬥。
　　光山縣郵局發現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反映光山餓死人，公安局就追查寫信的人。郵局櫃檯營業員回憶，發這封信的人是個女的，臉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縣抓女麻子，讓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報到，讓營業員一個個指認，還是沒找到。事後才知道，寫信的人是一位在鄭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鄉探親看到餓死人，才寫了這封信。
　　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裡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一人守一個。外流社員被逮住後一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飢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周伯萍曾在糧食部擔任多種要職，奉周恩來之命，親自參與銷毀機密統計史料。

　　有高度保密意識的不僅僅是中低級別官僚，他們擔心上級得知真相會危及自己的烏紗帽。高級官員也同樣！曾在糧食部任要職的周伯萍回憶，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回答銷毀了，“人民的好總理”才放心。
　　這裡，百般提防的對象顯然已經不是西方“帝國主義”“敵對勢力”，而是這伙政客宣稱“全心全意服務”的人民。中共援引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自稱“公僕”，有“僕人”對主人如此“保密”的嗎？真有這樣對主人保密，還不解僱了？這只能說明這伙政客是何等的缺乏現代政治理念——仍停留在皇權專制時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層次上，也說明他們宣稱的“除了人民的利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之類說法是何等虛偽！
　　“保密”這個話題很大，《伐林追問》節目今後還會反覆涉及。實際上，咱們《伐林追問》這個節目的主旨之一，就是要衝擊中共的違法“保密”，力求將被權力者以“保密”的名義掩蓋、隱瞞的眾多史實揭露出來。


　　近期文章：

　　中共的公信力是怎樣磨損到最終折騰精光的？　　
　　宣稱人民公社制度適用20年的華國鋒，陵園大得不像話　　
　　華國鋒搞“洋躍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一個社會的深刻轉型，未必需要強勢政治領袖　　
　　華國鋒讓軍權落到鄧小平手裡，不是失策是沒轍　　
　　華國鋒是文革後中國歷史性轉變的主要啟動者　　
　　不是鄧小平提拔胡耀邦，而是胡耀邦推薦鄧小平　　
　　華國鋒按部就班請出鄧小平，鄧小平迫不及待趕走華國鋒　　
　　“兩個凡是”是怎樣從思想謬誤演變成政治陰謀的　　
　　華國鋒的歷史功績不應貶低，他的歷史罪惡也不容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