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衰朽政权，一个愚昧年代，居然信任一个留洋专家，放手让他有职有权；居然投下重金组织起有效抗击瘟疫的战役。而今天最高领导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立了名称长达二十多字的领导小组，正国级副国级麇集，却没有一个业务内行！


　　百年前一个腐朽政权打赢了一场瘟疫抗击战

　　《伐林追问》第53期，2020年2月2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节目，我介绍了本世纪几本中国作家所写的描写瘟疫的优秀小说，其中有一本，是黑龙江女作家迟子建写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写了她的家乡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东北大鼠疫。
　　这场大鼠疫，离今天已经整整110年了。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向观众听众介绍，有不少启示令我们深思，不少人物令我们景仰。今天我就来详细讲一讲。我查找、参考了若干资料，其中有一篇影响比较大，是《南方周末》记者2011年采写的《伍连德和100年前的东北大鼠疫》。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大鼠疫，吞噬了6万人命。

　　伍连德是什么人？为什么《南方周末》要单选出他来谈100年前的东北大鼠疫？
　　“到现在为止，哪怕是院士，有很多都不知道伍连德是何许人也。”伍连德自传的中文本译者、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原秘书长程光胜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伍连德

　　2011年4月3日，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讲堂”，联合举办“纪念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100周年”，也就是说，这个研究会是1911年召开的？
　　是的，1911年4月3日，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春天。半年之后，这年秋天，武昌爆发起义，随后给清政权画上了句号。但是在这最后一个春天，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之中，居然还拨款10万两平库银，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总结刚刚扑灭的、导致6万人死亡的中国东北大鼠疫，11个国家（一说12国）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至4月28日结束，为时26天（一说25天）。您听了不会吃惊吧？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场鼠疫的灾难之大，造成的震动之大。

　　东北大鼠疫是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图为隔离区内情景。

　　在中国首次“万国鼠疫研究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上，担任会议主席的，就是伍连德。他是出生在马来亚的华侨医生，是抗击东北鼠疫的总指挥，以“鼠疫斗士”名扬世界。
　　在2011年的百年纪念研讨会上，程光胜介绍了伍连德生平。把湖南教育出版社当时刚刚出版的《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发到与会者手中，这是52年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英文自传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封面。

　　对于伍连德当时如日中天的知名度，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著名记者莫理循，1911年7月9日写给伍连德的信可为佐证：“由于您在控制最近的鼠疫流行中的功绩，您的名字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家喻户晓。”
　　伍连德生前一件更大的荣誉是，他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候选人的保密期为50年，这个消息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正式披露，这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人！
　　1924年，梁启超如此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伍星联就是伍连德，他的名字是连德，字星联。
　　2010年夏天，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她也是一位教授，通过新加坡电视制作人王丽凤女士，授权程光胜翻译她父亲的自传，希望在“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一百周年时与读者见面。50万字的译稿如期完成，分上下册出版。书中除了鼠疫，披露了不少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程光胜介绍：“孙中山死的病因，现在都说是肝癌，在伍连德的自传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孙中山肝癌的引起，是一种中华枝睾吸虫的寄生，我广泛查阅各种文献，发现这是前所未闻的。”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17岁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到英国读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游学欧洲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1903年，他24岁时返回槟榔屿行医，1907年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服务，但抵达时袁世凯正巧受挫交权隐退，伍连德在海军将领程璧光等人的引荐下，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协办，也就是副校长。
　　1910年12月，外务部主管之一施肇基，电召他紧急赴哈尔滨调查处理鼠疫。“防疫不亚于一场战争。”伍连德在自传中说。11月8日，鼠疫传入了哈尔滨。这年12月24日，31岁的伍连德，来到了世界抗击鼠疫斗争的最前线。

　　防疫医院的医护人员对隔离的疑似患者进行检查。

　　奉天（今沈阳）地区，正在进行消毒的防疫医院解剖室。

　　交通阻断后被临时隔离的人们。

　　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尸体焚化。

　　当时的哈尔滨，城区有中国居民两万多，俄国侨民倒有十万人，日本人两千人。俄国控制着哈尔滨到长春的东清铁路，日本控制着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而从奉天到北京的京奉铁路则属于清政府管辖。日俄两国不断明争暗斗，使防疫工作变得很复杂。再加上春节在即，大批由山东到关外打工的农民拥挤着回家过年，疫情就更难控制了。
　　伍连德在书中描写了当时所见所闻。他乘坐四轮马车进入疫区的中国人居住区傅家店，马上感受到居民中惶恐不安、大祸临头的气氛。“到处都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但中下级官员对事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并不了解，公众只能听天由命。
　　书里写道，衙门几步路就到，医生还是“坐着马车前往”。这说明伍连德深谙中国国情官场奥妙：官员们习惯了衣帽取人，作为科学、医学专业的代表，如果步行这几步路前往，会被官员们藐视，你提出许多建议，他们就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所以伍连德宁可摆出架子来，让官员们不敢等闲视之。
　　12月27日，伍连德到达三天后，秘密解剖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客栈女主人的尸体。他从标本里发现了鼠疫杆菌。道台大人、警务长等被请来在显微镜下观看——让这些缺少近代医学和科学知识的外行理解导致神秘死亡的原因，并非易事。

　　显微镜下放大200倍的鼠疫杆菌。

　　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是公元541年，从埃塞俄比亚开始，在欧、亚、非流行200年，全球死亡人数超过1亿人；第二次是14世纪始于蒙古草原，沿商路传入欧洲和非洲，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也就是这一次，被欧洲人称为“黑死病”；第三次是1855年始于中国，高潮期为1894年的印度、香港和1910年到1911年的中国东北，后者被以伍连德为首的中外防疫专家成功控制。1959年之后，鼠疫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流行。不过，《南方周末》的长篇通讯中也提到，有一种意见认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到今天仍未结束。
　　伍连德从解剖的第一具尸体得出结论，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而非以往的腺鼠疫，传染方式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飞沫，而不是间接地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这就为防疫工作确定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对腺鼠疫是采用灭鼠来切断传染源，对肺鼠疫则必须隔离疑似患者。
　　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期间，科学界第一次分离出了鼠疫菌，这意味着人类自此明白了黑死病的真正对手是谁。最早发现这种细菌的是日本人北里柴三郎，比法国人耶尔森早几个月，但由于北里对这种细菌的几种特征描述有错误，他的发现没有得到国际科学界的承认。
　　伍连德把东北的鼠疫确定为“肺鼠疫”，他认为肺鼠疫并非新病。它在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偶有发生。俄国医生曾经有过肺鼠疫流行的确切证据。伍连德派出的中国医疗队到满洲里的调查表明，肺鼠疫的疫源来自旱獭。
　　伍连德提出“肺鼠疫”的结论和防治方法后，一开始并没有被日本、法国、俄国等国鼠疫专家顺利接受。
　　法国籍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1911年1月2日到达哈尔滨，曾要求由他代替伍连德来担任东北防疫的统管，他不听伍连德的建议，仍然按照防治腺鼠疫的老经验，在哈夫金的医院里未加任何防护地检查了四个病人。1月11日，梅尼教授就去世了，显然他是被传染了。
　　这个轰动事件，使伍连德的方法被推广开来：病人送往鼠疫医院，接触者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后来被称为“伍连德口罩”），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以及焚烧尸体。整个防疫局势被扭转了。

　　伍连德加厚口罩

　　伍连德写道：“严格刻板的规矩虽然复杂，但运行良好。”他的方法开始实行一个月内，哈尔滨的鼠疫死者累计达到3431人，最严峻的一天死亡183人。一个月后，到了1911年3月1日，死亡人数下降为零。伍连德在自传中感叹说：“此确为科学组织之胜利也！”
　　那次隔离，调集了士兵、警察、医生和其他勤杂人员近三千人，借用俄国铁路局的120节车厢以及学校等设施，牺牲医务和其他服务人员297人，疫区范围从满洲里到北京、天津、济南，历时7个月，抗击鼠疫的斗争取得了最后成功。
　　伍连德注意到，那一年的春节，傅家店的中国居民遍地燃放鞭炮，人们相信鞭炮对扑灭鼠疫显示了神奇的威力，还有中国人相信吸食鸦片可以抵御鼠疫。中医生意特别兴隆，但是31个登记的执业中医师，17人死于鼠疫。

　　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会者合影。

　　在那次由中国人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日本人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北里柴三郎企图压服中国医生接受日本人做会议的领导者。而此前，经《泰晤士报》等大量欧美报刊的报道，伍连德领导中国防疫取得成功的消息已经传遍世界。11国的专家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伍连德在自传中写道：“在满洲首府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更提升了中国在科学界之地位，并间接地增强了其政治影响。”
　　万国鼠疫研究会4月3日开幕，伍连德在开幕会上说：“朝廷空前恩准对瘟疫死者进行集体火化，并且正式许可为获得知识而进行尸体解剖，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中是两个标志性事件。”

　　万国鼠疫研究会专属纪念币。满清朝廷高度重视这次国际研讨会，满心要做到尽善尽美，为让会议代表吃好，专门选聘了远近驰名的厨师。

　　万国鼠疫研究会结束后，伍连德获颁“医科进士”功名，被授予清帝国军队相当于少校军衔的“蓝翎顶戴”，并第一次有资格跪拜于紫禁城内御座前，受到为7岁的宣统皇帝代理政务的醇亲王载沣的召见。但伍连德没有接受让他担任管理全国卫生和医院事务的官员的任命，而是回到东北继续从事防疫事业，担任东三省防疫总处处长。月薪三百两银子。
　　辛亥革命发生了，伍连德1911年10月30日给莫理循写信求助，希望得到英国媒体和公众的帮助筹集基金，“以装备起一个红十字会，由我率领开赴前线，一视同仁救护双方伤员。”信中他还说，“如可能从汉口开始。”但最后他没去成。随后他出席了12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禁鸦片大会，那是清政府派出的最后一个外交使团。
　　伍连德花了四年时间于1918年建成北京中央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出任第一任院长，但不久即受到排挤丢了这个职位。
　　1917年，山西又发生鼠疫，伍连德被派往山西，但当时在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政出多头，也跟今天的地方官员一样隐瞒疫情，伍连德手下的两个美国医生因草率处理尸体激怒乡民，乡民放火烧了防疫用的火车车厢。伍连德只好仍回哈尔滨防治瘟疫。1920年冬天，东北鼠疫果然又起，伍连德打了一场有准备之仗，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了5000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惊人，但是比起十年前那一次鼠疫大流行死了六万多人，减少了十分之九。

　　伍连德与妻子黄淑琼

　　1930年，伍连德出任中国海关检疫管理处处长，兼任上海检疫所所长。在他的倡导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首创国境检疫机构。1937年日军炸毁了他在上海的寓所，妻子黄淑琼去世，伍连德离开中国，回到出生地马来亚开业行医。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他还是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和中国最早的中华微生物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59年，他在母校剑桥大学出版了英文自传，写作这部传记的提议，来自他在剑桥的师弟李约瑟教授。伍连德也帮了李约瑟的忙，他动员新加坡“树胶大王”李光前出资10000英镑，赞助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项目，使其最终发展成为闻名全球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心。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1月27日的《泰晤士报》称伍连德是“流行病的英勇斗士”，“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伍连德下令，鼠疫死者连棺木也要集中焚烧。

　　这个故事给我多重冲击。
　　我出乎意外：在普遍愚昧、启蒙刚起步的社会，居然民众对科学已经萌发了敬畏之心；
　　我出乎意外：在普遍颟顸的朝廷，居然颇有些官员，尤其是一些地方官，还能内承圣贤遗教、外纳现代新说，投身“救民于水火”的操作有模有样；
　　我出乎意外：一个摇摇欲坠的衰朽政权，居然还能够调动所剩无几的活力与实力，投下重金，组织起有效抗击瘟疫的战役，获得胜利之后，还能破天荒地举行国际研讨会总结经验教训，汇入人类共同文明财富；
　　我出乎意外：一个以专制为标志的年代，居然还能这样信任一个留洋专家，放手让他有职有权，担当重任，调度队伍。抚今追昔，我真感到时光倒流了一个多世纪：最高领导人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立一个名称长达二十多字的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两个正国级领导人，七个副国级领导人，却没有一个业务专家！


　　老高附注：

　　“乱世中抗击瘟疫竟然赢了，盛世下抗击瘟疫竟然惨败”，这是今天拟就的博客文章标题。三年前首播《伐林追问》节目的标题，是《百年前一个腐朽政权打赢了一场瘟疫抗击战》。那时（2020年2月初）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大战刚刚开场，胜负未卜，我只想重温一些历史经验，以作借鉴，鼓舞士气。
　　三年过去，中国抗击新冠病毒战役的结局初步分晓：不幸，是一场惨败！究其失败原因，不能不说，主要就在最高掌权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百万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愚昧固然可怕，最可怕的却是独掌权柄、说一不二的那一个人的自以为是的愚昧。


　　近期文章：

　　推荐三部中国作家描写瘟疫的优秀长篇小说　　
　　习近平为何要学毛泽东坚决不下罪己诏　　
　　中共保密造成的民族灾难，比泄密大千百倍　　
　　中共的公信力是怎样磨损到最终折腾精光的？　　
　　宣称人民公社制度适用20年的华国锋，陵园大得不像话　　
　　华国锋搞“洋跃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社会的深刻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华国锋让军权落到邓小平手里，不是失策是没辙　　
　　华国锋是文革后中国历史性转变的主要启动者　　
　　不是邓小平提拔胡耀邦，而是胡耀邦推荐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