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的一段人生，恰恰好似欧洲七个世纪之前那段历史的东方版。用官方总结的话来说：中国陷入“三信危机”。然而，最终坏事变成了好事，“三信危机”催生了国人的觉醒，才有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绝处逢生


　　从西方名著《十日谈》说到中国的“三信危机”

　　《伐林追问》第55期，2020年2月5日首播

　　◆高伐林


　　我相信，新冠病毒肺炎流传以来，各位听众观众在网上检索有关资料时，一定知道了文学史上有一部著名作品《十日谈》，也一定得知整个欧洲谈虎色变的黑死病。《十日谈》与黑死病，这两者之间有联系。
　　没错，《十日谈》确实与黑死病有关。《十日谈》的作者，是14世纪佛罗伦萨公国的作家乔万尼·薄伽丘——早年长住那不勒斯，后半生的岁月，住在佛罗伦萨。他才华洋溢，是一位多产作家，写过传奇、叙事诗、史诗、短篇故事集等。传世的作品有《似真似幻的爱情》、《十日谈》、《爱的摧残》、《爱情十三问》、《大鸦》等。在世界文学史上，他的名字与写出《神曲》的但丁、学者和诗人彼得拉克，并列而被称为意大利“文坛三杰”。

　　　　　　薄伽丘

　　他最出色的作品，就是《十日谈》。薄伽丘在《十日谈》一开篇，就描写了发生在佛罗伦萨的可怕瘟疫：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各个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拥挤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出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再用土封起来。
　　此时的佛罗伦萨，俨然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导致这一切的元凶，便是黑死病——这是小名，学名是：鼠疫。

　　《十日谈》中译本繁多，这是其中一种。

　　《十日谈》与黑死病的关系就是这样：1348年佛罗伦萨丧钟乱鸣，死了十多万人，第二年薄伽丘写下了《十日谈》，这部作品，讲的是黑死病流行期间，七位女性和三位男性，十名青年男女躲到佛罗伦萨郊区山上的别墅“隔离”避疫，在赏心悦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闲得发慌，除了唱歌弹琴跳舞之外，大家决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来渡过酷热的日子，十天讲了一百则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既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情节多姿多彩，故事来源广泛，有的是取材于历史事件，有的来自意大利古罗马时期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的寓言、东方包括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民间故事，像《一千零一夜》、《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宫廷传闻、街谈巷议，总之兼容并蓄，熔铸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于一炉。

　　1916年根据《十日谈》所作的绘画。

　　这些故事除了描写现实生活、颂扬坚贞爱情、称赞商人才干，就是嬉笑怒骂地揭露讽刺帝王、贵族、教会的黑暗面。在《十日谈》中，罗马教会教士简直成了恶魔的代名词，贪财好色，无恶不作。也因此《十日谈》完成后薄伽丘备受教会势力咒骂攻击，使他一度想烧毁他的著作，幸而好友兼诗人的彼得拉克劝阻，《十日谈》这部杰作得以保存下来。《十日谈》的写实主义文学风格，对后来西方文学发展影响甚大，开启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之先河。十九世纪意大利文艺理论家桑克蒂斯将《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之为《人曲》。后来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玛格丽特·那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摹仿《十日谈》的作品。
　　1375年，薄伽丘在贫困交迫中辞世。曾被他揭露的教会并没有放过他，甚至派人挖掘他的坟墓并砸毁墓碑来泄愤。
　　《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也就是一百篇短篇小说，内容上基本上没涉及黑死病。我们今天可以说，薄伽丘只是借黑死病搭了天幕布景，给十个青年讲故事创造了契机做引线。
　　我这里倒过来，借《十日谈》做个引线，其实要介绍的，是黑死病。

　　1487年关于《十日谈》的绘画。

　　西方世界这场可怕的瘟疫，源自于东罗马帝国边上、黑海北岸的城市加法（也有人译成卡法）。14世纪40年代，加法城是克里米亚地区享誉盛名的贸易中心，为意大利商人控制，城里居民也是各族杂居。公元1345年，一次偶然的事件，让城内的穆斯林居民和意大利商人大打出手。穆斯林居民们眼见敌不过，就向附近的蒙古大军求救。当时，金帐汗国的蒙古大军，正对欧洲虎视眈眈，见此机会怎可错过？立马把加法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个时候，蒙古领袖成吉思汗已经死了一个多世纪，他的后裔主掌四个汗国。其中由成吉思汗的孙子、他大儿子术赤的次子拔都创立的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位于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北部，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1242年，拔都在萨莱（今伏尔加河下游）定都，正式建国。历史学家研究，这个国家，是以拔都家族为核心的游牧部落联盟，两百多年后，莫斯科大公国兴起，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把这些汗国都征服了收归己有。

　　14世纪欧亚交界处地图。

　　在我们说的14世纪40年代，是金帐汗国成立一百年左右，还在中期，还比较强盛。没想到，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在加法城墙之下竟一筹莫展，在意大利商人与东罗马守军的守护下，加法城固若金汤，难以攻克。攻城行动，时断时续没有进展。
　　转眼就过了两年。1347年，加法的守军某天突然发现蒙古军队的攻势停止了，似乎在蒙古军队里出了不小的麻烦。他们没猜错，围城的蒙古军队感染了一种怪病，首先会持续高烧，流鼻血，紧接着在耳后、腋下、大腿内侧等处会出现奇怪肿块，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皮下出血，出血部位的皮肤肿胀成紫黑色。这种病不仅传染性强，而且死亡率近乎百分之百，发病了就活不成，几乎没有活过三天的。

　　据古籍记载，蒙古汗国也学会了用投石机攻城掠地。

　　加法的守军当然并不知道蒙古军队出了什么事。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具具黑黢黢的尸体，呼啸着从城外飞来，在头顶上飞越而过，然后在城里街道上摔得黑水四溅。原来，眼见加法城久攻不下，蒙古大军便“创造性”地发展出新型武器——尸体！那些病死的士兵，被装进巨型的投石机之中，抛射进加法城。由此掀起了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细菌战。每天，都有无数尸体，从城外飞进城内。浓烈的尸臭弥漫在加法全城。守城当局根本不知道有效处理的办法，只得任其腐烂，污染城内的空气、水源。那种恐怖的疾病很快就传遍官兵和居民，死亡降临在加法城。许多人头疼、寒战、皮下出血，呼吸衰竭，一命呜呼。城内人人自危，即使是城里医术最高超的医生，对它也束手无策。坚持了两年的加法守军的终于崩溃了，被吓疯了的守军不顾一切地夺船而逃，给蒙古人留下了一座被恐怖瘟疫毁灭的死城。意大利商人赶快逃出死亡之地，回到祖国，但也把死亡带回了祖国和故乡。病菌几乎是一夜之间，从西西里群岛开始，散播到意大利各地，其中就包括佛罗伦萨，让薄伽丘看到了骇人听闻的惨状，写下了《十日谈》。

　　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绘图。

　　14世纪的这次黑死病，被称为“欧洲第二次瘟疫”。因为八百年前的6世纪，拜占庭帝国内就曾经爆发过严重瘟疫，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当时人们上街时脖子上都得挂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姓名，因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可能突然就死了，脖子上有名牌，收尸比较方便。
　　这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凶险，拜占庭、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相继爆发疫情，人在得病以后症状相同，结局也相同，发病极快，有的人甚至早上发病中午就死了。死者因皮下出血变成紫黑色，所以后世的欧洲人在回忆这场浩劫时，叫它“黑死病”。
　　英国虽然与欧洲大陆隔着海洋，但是只要有人来往，病菌就可以飘洋过海。黑死病第一次袭击英国就在加法守军弃城而逃的第二年，1348年，伦敦地区3个月内人口就减少十分之一，最后死亡六七万人以上。居民能逃的赶快逃，仅仅一个星期，伦敦城有20000余所房屋被遗弃。英国社会逐步衰竭，此后黑死病延续了大约300多年，英国近1/3的人口死于鼠疫。
　　各地政府倒也不是束手待毙。黑死病出现后，热那亚政府紧急调动武装力量全面封锁领海，任何试图强行靠岸的外来船只一律开炮轰沉。威尼斯共和国也下令，所有外来船只必须在岸边隔离40天以观察疫情。在热那亚也被疫情攻陷后，意大利各地紧急封锁国境，禁止热那亚人入境，但都无济于事。史载，有个热那亚商人去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名叫皮亚琴察的城市串亲戚，因为封锁禁令，那个城市拒绝他入城，当天下着大雨，那个商人就一直站在城门外冒着大雨苦苦哀求，天黑以后，那个商人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设法打开城门带他回家过夜，几天以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

　　1349年比利时图尔奈市民埋葬黑死病的丧生者。

　　没人知道这病如何传播，更没人知道该如何医治，乞丐病死在大街上，贵族病死在城堡里，死亡面前一视同仁，整个欧洲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最开始欧洲一些医生自以为知道这种瘟疫的传播途径，他们说，是因为空气里充斥腐败物质，人吸入这种臭气以后就会病倒，很多欧洲医生制作了乌鸦一样的面具，在鸟嘴的位置塞进各种香料，戴在脸上防止自己吸入腐败的臭气。但是这种面具挡不住病菌，医生在瘟疫面前就像普通人一样毫无还手之力。
　　又有一些人站出来说，人之所以会得这种病，是因为人类的罪孽激怒了上帝，所以降下瘟疫以示惩罚，要想避免感染，就应该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行，虔诚地祈祷请求上帝的原谅，但是这依然没用，人们仍在死去。人们又觉得一定是自己忏悔的诚意不够，不少人一边侮辱自己一边抡起鞭子把自己抽得皮开肉绽，以示真心实意地向上帝谢罪。有些人在活动中真把自己活活打死。但是这也没用，人们依然在不停地死去，不仅如此，神父也并没比普通人更能抵御疾病。人们失望透顶，愤怒地寻找发泄对象，不知最初是谁煽动：一切都是犹太人搞的鬼！犹太人害死了耶稣，必须要清算犹太人以平息主的愤怒。于是基督徒们把一群群犹太人推入火堆活活烧死，如果有犹太人逃出来，围在四周的基督徒就一哄而上，用棍棒把浑身着火的犹太人打得脑浆迸裂或者乱刀捅死。最后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疾病是靠视线传染的——你有病，你可别看我，你盯着我看，就传给我了！好多病人发病以后，他的亲人会把他的房间用木板封死，任其活活饿死渴死在屋里。父母抛弃孩子，丈夫抛弃妻子，人们彻底绝望了，人们纷纷传言：这就是世界末日！

　　神父与《圣经》都挡不住黑死病。

　　如今在大家心目里，欧洲是个文明开化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完全没有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概念，那个时代的欧洲没有下水道（古罗马的下水道也已荒废），也没有普及公共厕所，那么出现什么情况，您就大胆想象吧。我只说几个细节：有的国家明文规定，任何人从窗户向街上倾倒粪便以前，要大声警告过往行人三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冲突；法国巴黎曾把城里收集起来的粪便堆到城墙外边去，越堆越多，最后墙外的屎几乎要漫过城墙去了！怎样防止敌人踩着屎翻过城墙？巴黎人慎重其事地讨论决定：……加高城墙。
　　个人卫生更是无从谈起，中世纪的欧洲人有一种奇葩观点，认定人在洗澡的时候毛孔会张开，空气里的有毒物质会趁机进入人的身体让人生病。教会统治下的信徒更坚信，自己受洗，也就是请耶稣给我洗就身心清洁了，除此之外不用再做任何洗浴。欧洲人对洗澡深恶痛绝，认为洗澡的人既不卫生又不虔诚。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憎恶洗澡，他周围的人说他整个人闻起来就像一块腐肉，他的第二任妻子初次见他竟然被他身上恶臭熏得晕倒。亨利四世生活在16世纪，当时欧洲人的卫生状况比起黑死病流行的14世纪已经过了两百年，已经有了若干改善了，竟然还如此，那么您再想象您处在中世纪欧洲，从到到晚闻到什么气味吧！我以前读历史时总是纳闷：怎么在国际贸易中香料有那么大的比重、受到那么大的重视？了解了当时欧洲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如此不堪的情况，就恍然大悟了！

　　《十日谈》1492年威尼斯版本的插画。

　　中世纪的教会是相当强的组织力量和资源的，在信仰支撑下的教士们，面对大规模死亡和恐怖，处理尸体、建立公墓，起了一定作用。但面对着来势汹汹的黑死病，教会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反而让教会的组织制度弊端显露无疑。面对着绝望的、残酷的死亡，上帝并没有有效地帮助陷于困境绝境的人。占据着人们心灵的宗教，开始裂开了一道缝。痛定思痛，人们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人性之光从裂缝中照射进来，催生了漫长又伟大的文艺复兴，人们开始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觉醒……
　　这让我想起我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的一段人生，好像上述过程在七个世纪之后的再版：文革浩劫中的政治黑暗、社会混乱、经济匮乏、文化萧条，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年老昏聩、朝令夕改，致使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一片茫然，看不到希望的曙光。用官方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八十年代初总结的话来说：中国普遍陷入“三信危机”，就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
　　对中国光明前景的信心危机。
　　然而，最终坏事变成了好事，“三信危机”催生了国人的觉醒，才有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出路、新的生机——这就是所谓“绝处逢生”！
　　这一次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各种坏消息，不仅是接二连三的染病凶讯和去世噩耗，更大量出现匪夷所思的怪事像瞒呀骗呀甩锅呀，等等。从民众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发帖看，至少在疫情影响深重地区，也陷入“三信危机”：
　　对习近平什么什么思想（抱歉那么长一串，背不下来）的信仰危机；
　　对习近平“亲自指挥”的执政队伍操守和能力的信任危机；
　　对习近平描画的中国梦的信心危机。
　　大概当局也感觉到了民众中蔓延的、伴随新冠肺炎而来的精神层面的“三信危机”？才分外手足无措，分外举止失当，导致与民众矛盾激化的社会现实的管治危机。
　　不过，有了七个世纪前和四十年前的两次前车之鉴，倒唤起了我的期望：或许“三信危机”，正孕育了社会和人心的出路与生机？
　　让我们冷静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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