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人曾經歷過的一段人生，恰恰好似歐洲七個世紀之前那段歷史的東方版。用官方總結的話來說：中國陷入“三信危機”。然而，最終壞事變成了好事，“三信危機”催生了國人的覺醒，才有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絕處逢生
從西方名著《十日談》說到中國的“三信危機”
《伐林追問》第55期，2020年2月5日首播
◆高伐林
我相信，新冠病毒肺炎流傳以來，各位聽眾觀眾在網上檢索有關資料時，一定知道了文學史上有一部著名作品《十日談》，也一定得知整個歐洲談虎色變的黑死病。《十日談》與黑死病，這兩者之間有聯繫。
沒錯，《十日談》確實與黑死病有關。《十日談》的作者，是14世紀佛羅倫薩公國的作家喬萬尼·薄伽丘——早年長住那不勒斯，後半生的歲月，住在佛羅倫薩。他才華洋溢，是一位多產作家，寫過傳奇、敘事詩、史詩、短篇故事集等。傳世的作品有《似真似幻的愛情》、《十日談》、《愛的摧殘》、《愛情十三問》、《大鴉》等。在世界文學史上，他的名字與寫出《神曲》的但丁、學者和詩人彼得拉克，並列而被稱為意大利“文壇三傑”。
薄伽丘
他最出色的作品，就是《十日談》。薄伽丘在《十日談》一開篇，就描寫了發生在佛羅倫薩的可怕瘟疫：
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各個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習俗，要求葬在祖墳裡面，擁擠情形更加嚴重。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出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像堆積在船艙里的貨物一樣，這些屍體，層層疊疊地放在坑裡，只蓋着一層薄薄的泥土，直到整個坑都裝滿了，再用土封起來。
此時的佛羅倫薩，儼然是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導致這一切的元兇，便是黑死病——這是小名，學名是：鼠疫。
《十日談》中譯本繁多，這是其中一種。
《十日談》與黑死病的關係就是這樣：1348年佛羅倫薩喪鐘亂鳴，死了十多萬人，第二年薄伽丘寫下了《十日談》，這部作品，講的是黑死病流行期間，七位女性和三位男性，十名青年男女躲到佛羅倫薩郊區山上的別墅“隔離”避疫，在賞心悅目的園林里住了下來，閒得發慌，除了唱歌彈琴跳舞之外，大家決定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來渡過酷熱的日子，十天講了一百則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公，既有王公貴族，騎士僧侶，也有販夫走卒，市井平民，情節多姿多彩，故事來源廣泛，有的是取材於歷史事件，有的來自意大利古羅馬時期的《金驢記》、法國中世紀的寓言、東方包括阿拉伯、印度和中國的民間故事，像《一千零一夜》、《馬可波羅遊記》，還有宮廷傳聞、街談巷議，總之兼容並蓄，熔鑄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學的特點於一爐。
1916年根據《十日談》所作的繪畫。
這些故事除了描寫現實生活、頌揚堅貞愛情、稱讚商人才幹，就是嬉笑怒罵地揭露諷刺帝王、貴族、教會的黑暗面。在《十日談》中，羅馬教會教士簡直成了惡魔的代名詞，貪財好色，無惡不作。也因此《十日談》完成後薄伽丘備受教會勢力咒罵攻擊，使他一度想燒毀他的著作，幸而好友兼詩人的彼得拉克勸阻，《十日談》這部傑作得以保存下來。《十日談》的寫實主義文學風格，對後來西方文學發展影響甚大，開啟歐洲短篇小說的藝術形式之先河。十九世紀意大利文藝理論家桑克蒂斯將《十日談》和但丁的《神曲》相提並論，稱之為《人曲》。後來英國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國瑪格麗特·那瓦爾的《七日談》都是摹仿《十日談》的作品。
1375年，薄伽丘在貧困交迫中辭世。曾被他揭露的教會並沒有放過他，甚至派人挖掘他的墳墓並砸毀墓碑來泄憤。
《十日談》的一百個故事，也就是一百篇短篇小說，內容上基本上沒涉及黑死病。我們今天可以說，薄伽丘只是借黑死病搭了天幕布景，給十個青年講故事創造了契機做引線。
我這裡倒過來，借《十日談》做個引線，其實要介紹的，是黑死病。
1487年關於《十日談》的繪畫。
西方世界這場可怕的瘟疫，源自於東羅馬帝國邊上、黑海北岸的城市加法（也有人譯成卡法）。14世紀40年代，加法城是克里米亞地區享譽盛名的貿易中心，為意大利商人控制，城裡居民也是各族雜居。公元1345年，一次偶然的事件，讓城內的穆斯林居民和意大利商人大打出手。穆斯林居民們眼見敵不過，就向附近的蒙古大軍求救。當時，金帳汗國的蒙古大軍，正對歐洲虎視眈眈，見此機會怎可錯過？立馬把加法城圍了個水泄不通。
這個時候，蒙古領袖成吉思汗已經死了一個多世紀，他的後裔主掌四個汗國。其中由成吉思汗的孫子、他大兒子朮赤的次子拔都創立的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位於今天哈薩克鹹海和裏海北部，占有東歐和中歐地區。1242年，拔都在薩萊（今伏爾加河下游）定都，正式建國。歷史學家研究，這個國家，是以拔都家族為核心的游牧部落聯盟，兩百多年後，莫斯科大公國興起，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把這些汗國都征服了收歸己有。
14世紀歐亞交界處地圖。
在我們說的14世紀40年代，是金帳汗國成立一百年左右，還在中期，還比較強盛。沒想到，曾經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在加法城牆之下竟一籌莫展，在意大利商人與東羅馬守軍的守護下，加法城固若金湯，難以攻克。攻城行動，時斷時續沒有進展。
轉眼就過了兩年。1347年，加法的守軍某天突然發現蒙古軍隊的攻勢停止了，似乎在蒙古軍隊裡出了不小的麻煩。他們沒猜錯，圍城的蒙古軍隊感染了一種怪病，首先會持續高燒，流鼻血，緊接着在耳後、腋下、大腿內側等處會出現奇怪腫塊，並且伴隨着嚴重的皮下出血，出血部位的皮膚腫脹成紫黑色。這種病不僅傳染性強，而且死亡率近乎百分之百，發病了就活不成，幾乎沒有活過三天的。
據古籍記載，蒙古汗國也學會了用投石機攻城掠地。
加法的守軍當然並不知道蒙古軍隊出了什麼事。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們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具具黑黢黢的屍體，呼嘯着從城外飛來，在頭頂上飛越而過，然後在城裡街道上摔得黑水四濺。原來，眼見加法城久攻不下，蒙古大軍便“創造性”地發展出新型武器——屍體！那些病死的士兵，被裝進巨型的投石機之中，拋射進加法城。由此掀起了人類歷史中第一次細菌戰。每天，都有無數屍體，從城外飛進城內。濃烈的屍臭瀰漫在加法全城。守城當局根本不知道有效處理的辦法，只得任其腐爛，污染城內的空氣、水源。那種恐怖的疾病很快就傳遍官兵和居民，死亡降臨在加法城。許多人頭疼、寒戰、皮下出血，呼吸衰竭，一命嗚呼。城內人人自危，即使是城裡醫術最高超的醫生，對它也束手無策。堅持了兩年的加法守軍的終於崩潰了，被嚇瘋了的守軍不顧一切地奪船而逃，給蒙古人留下了一座被恐怖瘟疫毀滅的死城。意大利商人趕快逃出死亡之地，回到祖國，但也把死亡帶回了祖國和故鄉。病菌幾乎是一夜之間，從西西里群島開始，散播到意大利各地，其中就包括佛羅倫薩，讓薄伽丘看到了駭人聽聞的慘狀，寫下了《十日談》。
1348年佛羅倫薩的瘟疫繪圖。
14世紀的這次黑死病，被稱為“歐洲第二次瘟疫”。因為八百年前的6世紀，拜占庭帝國內就曾經爆發過嚴重瘟疫，被稱為查士丁尼大瘟疫，當時人們上街時脖子上都得掛個牌子寫上自己的姓名，因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可能突然就死了，脖子上有名牌，收屍比較方便。
這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兇險，拜占庭、熱那亞、威尼斯等地相繼爆發疫情，人在得病以後症狀相同，結局也相同，發病極快，有的人甚至早上發病中午就死了。死者因皮下出血變成紫黑色，所以後世的歐洲人在回憶這場浩劫時，叫它“黑死病”。
英國雖然與歐洲大陸隔着海洋，但是只要有人來往，病菌就可以飄洋過海。黑死病第一次襲擊英國就在加法守軍棄城而逃的第二年，1348年，倫敦地區3個月內人口就減少十分之一，最後死亡六七萬人以上。居民能逃的趕快逃，僅僅一個星期，倫敦城有20000餘所房屋被遺棄。英國社會逐步衰竭，此後黑死病延續了大約300多年，英國近1/3的人口死於鼠疫。
各地政府倒也不是束手待斃。黑死病出現後，熱那亞政府緊急調動武裝力量全面封鎖領海，任何試圖強行靠岸的外來船隻一律開炮轟沉。威尼斯共和國也下令，所有外來船隻必須在岸邊隔離40天以觀察疫情。在熱那亞也被疫情攻陷後，意大利各地緊急封鎖國境，禁止熱那亞人入境，但都無濟於事。史載，有個熱那亞商人去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名叫皮亞琴察的城市串親戚，因為封鎖禁令，那個城市拒絕他入城，當天下着大雨，那個商人就一直站在城門外冒着大雨苦苦哀求，天黑以後，那個商人的親戚終於忍不住了，偷偷設法打開城門帶他回家過夜，幾天以後，皮亞琴察城裡就沒有活人了。
1349年比利時圖爾奈市民埋葬黑死病的喪生者。
沒人知道這病如何傳播，更沒人知道該如何醫治，乞丐病死在大街上，貴族病死在城堡里，死亡面前一視同仁，整個歐洲陷入了巨大的恐懼之中。最開始歐洲一些醫生自以為知道這種瘟疫的傳播途徑，他們說，是因為空氣里充斥腐敗物質，人吸入這種臭氣以後就會病倒，很多歐洲醫生製作了烏鴉一樣的面具，在鳥嘴的位置塞進各種香料，戴在臉上防止自己吸入腐敗的臭氣。但是這種面具擋不住病菌，醫生在瘟疫面前就像普通人一樣毫無還手之力。
又有一些人站出來說，人之所以會得這種病，是因為人類的罪孽激怒了上帝，所以降下瘟疫以示懲罰，要想避免感染，就應該向神父懺悔自己的罪行，虔誠地祈禱請求上帝的原諒，但是這依然沒用，人們仍在死去。人們又覺得一定是自己懺悔的誠意不夠，不少人一邊侮辱自己一邊掄起鞭子把自己抽得皮開肉綻，以示真心實意地向上帝謝罪。有些人在活動中真把自己活活打死。但是這也沒用，人們依然在不停地死去，不僅如此，神父也並沒比普通人更能抵禦疾病。人們失望透頂，憤怒地尋找發泄對象，不知最初是誰煽動：一切都是猶太人搞的鬼！猶太人害死了耶穌，必須要清算猶太人以平息主的憤怒。於是基督徒們把一群群猶太人推入火堆活活燒死，如果有猶太人逃出來，圍在四周的基督徒就一哄而上，用棍棒把渾身着火的猶太人打得腦漿迸裂或者亂刀捅死。最後甚至有人認為這種疾病是靠視線傳染的——你有病，你可別看我，你盯着我看，就傳給我了！好多病人發病以後，他的親人會把他的房間用木板封死，任其活活餓死渴死在屋裡。父母拋棄孩子，丈夫拋棄妻子，人們徹底絕望了，人們紛紛傳言：這就是世界末日！
神父與《聖經》都擋不住黑死病。
如今在大家心目里，歐洲是個文明開化的地方。但是事實上，中世紀的歐洲完全沒有公共衛生和個人衛生的概念，那個時代的歐洲沒有下水道（古羅馬的下水道也已荒廢），也沒有普及公共廁所，那麼出現什麼情況，您就大膽想象吧。我只說幾個細節：有的國家明文規定，任何人從窗戶向街上傾倒糞便以前，要大聲警告過往行人三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衝突；法國巴黎曾把城裡收集起來的糞便堆到城牆外邊去，越堆越多，最後牆外的屎幾乎要漫過城牆去了！怎樣防止敵人踩着屎翻過城牆？巴黎人慎重其事地討論決定：……加高城牆。
個人衛生更是無從談起，中世紀的歐洲人有一種奇葩觀點，認定人在洗澡的時候毛孔會張開，空氣里的有毒物質會趁機進入人的身體讓人生病。教會統治下的信徒更堅信，自己受洗，也就是請耶穌給我洗就身心清潔了，除此之外不用再做任何洗浴。歐洲人對洗澡深惡痛絕，認為洗澡的人既不衛生又不虔誠。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憎惡洗澡，他周圍的人說他整個人聞起來就像一塊腐肉，他的第二任妻子初次見他竟然被他身上惡臭熏得暈倒。亨利四世生活在16世紀，當時歐洲人的衛生狀況比起黑死病流行的14世紀已經過了兩百年，已經有了若干改善了，竟然還如此，那麼您再想象您處在中世紀歐洲，從到到晚聞到什麼氣味吧！我以前讀歷史時總是納悶：怎麼在國際貿易中香料有那麼大的比重、受到那麼大的重視？了解了當時歐洲公共衛生和個人衛生如此不堪的情況，就恍然大悟了！
《十日談》1492年威尼斯版本的插畫。
中世紀的教會是相當強的組織力量和資源的，在信仰支撐下的教士們，面對大規模死亡和恐怖，處理屍體、建立公墓，起了一定作用。但面對着來勢洶洶的黑死病，教會的努力顯得杯水車薪。反而讓教會的組織制度弊端顯露無疑。面對着絕望的、殘酷的死亡，上帝並沒有有效地幫助陷於困境絕境的人。占據着人們心靈的宗教，開始裂開了一道縫。痛定思痛，人們動搖了對上帝的信仰，人性之光從裂縫中照射進來，催生了漫長又偉大的文藝復興，人們開始從中世紀的束縛中覺醒……
這讓我想起我這一代人曾經歷過的一段人生，好像上述過程在七個世紀之後的再版：文革浩劫中的政治黑暗、社會混亂、經濟匱乏、文化蕭條，尤其是最高領導人年老昏聵、朝令夕改，致使各個階層的民眾都一片茫然，看不到希望的曙光。用官方在文革結束之後的八十年代初總結的話來說：中國普遍陷入“三信危機”，就是：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
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危機；
對中國光明前景的信心危機。
然而，最終壞事變成了好事，“三信危機”催生了國人的覺醒，才有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看到了新的出路、新的生機——這就是所謂“絕處逢生”！
這一次在新冠疫情衝擊之下，四面八方紛至沓來各種壞消息，不僅是接二連三的染病凶訊和去世噩耗，更大量出現匪夷所思的怪事像瞞呀騙呀甩鍋呀，等等。從民眾在網上和社交媒體上發帖看，至少在疫情影響深重地區，也陷入“三信危機”：
對習近平什麼什麼思想（抱歉那麼長一串，背不下來）的信仰危機；
對習近平“親自指揮”的執政隊伍操守和能力的信任危機；
對習近平描畫的中國夢的信心危機。
大概當局也感覺到了民眾中蔓延的、伴隨新冠肺炎而來的精神層面的“三信危機”？才分外手足無措，分外舉止失當，導致與民眾矛盾激化的社會現實的管治危機。
不過，有了七個世紀前和四十年前的兩次前車之鑑，倒喚起了我的期望：或許“三信危機”，正孕育了社會和人心的出路與生機？
讓我們冷靜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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