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大規模死人的瘟疫雖多，幸虧是疆域遼闊的人口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滅了南方有北方，不可能像歐洲、南美那樣一次死掉國人大半、甚至滅族。瘟疫雖然很嚴重，但是地方官瞞報少報的現象相當罕見，這並不是因為官員思想覺悟多高


　　號稱“神州”的中國也曾飽受瘟神反覆蹂躪

　　《伐林追問》第57期，2020年2月7日首播

　　◆高伐林


　　上兩期《伐林追問》節目我們介紹了歐洲黑死病的可怕破壞力。我們今天很難想象六七百年前歐洲是怎樣腥風血雨。1337年11月，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率軍進攻法國，英法百年戰爭開始了，雙方都投入了舉國之力，持續時間長達116年。可是在中間的1348年——1356年九年多，雙方停戰了。為什麼？答案三個字：黑死病。從1347年開始，黑死病造成雙方大量人員死亡，英國和法國都徵募不到足夠士兵，不得不宣布停戰，直到黑死病疫情消退，雙方再拿起武器重新開打——連戰爭見了黑死病都要繞路！

　　死亡之舞或骷髏之舞，普遍出現在黑死病之後中世紀晚期的繪畫。

　　維也納市中心的黑死病紀念柱。

　　很自然地有觀眾問：中國有類似的全局性災難的瘟疫嗎？有觀眾還說以前沒怎麼聽說呀？
　　其實是有的。
　　就拿黑死病的來源說吧，學術界有“印度起源說”“中國起源說”“中亞起源說”等等說法。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瘟疫與人》這本著作里說：
　　最有可能的是，鼠疫桿菌於1331年現身於中國，或者來自雲南—緬甸一帶原始的來源地，或者來自中國東北地區—蒙古大草原的穴居齧齒動物中新出現的疫源地。……1346年傳到克里米亞。
　　1234年蒙古滅金，戰爭期間就伴隨瘟疫。蒙古人政權元朝統治中國期間，在14世紀中期，蒙古高原和中國的北方也爆發鼠疫，一直到1368年元朝滅亡，也就是歐洲那邊黑死病高潮期間，中國這邊也沒有停息。

　　中國現在不少地方表演傳統的送瘟神儀式，不過用意是促進旅遊。

　　中國人自稱“神州”，但這個神州並非天堂伊甸園，並非世外桃源，與各國一樣，也是多災多難。各種“瘟神”輪番衝擊蹂躪中國，鼠疫、霍亂、傷寒、天花、血吸蟲、白喉、痢疾、瘧疾、麻風、梅毒、腦炎、小兒麻痹、肝炎，再到後來的艾滋病、非典，中國人沒少遭罪。這些“瘟神”，個個殺氣騰騰、青面獠牙，我羅列起來也心驚肉跳，大概也是這幾期節目觀眾只有萬把兩萬的原因，誰願意聽一些喪氣的話題呢！
　　不過，該講的還是要講。中國歷史上很有一些全局性的瘟疫災難，古籍上常常出現“十室九空”、“十餘一二”這些說法。有學者統計，從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這2623年間，共記載有772次程度不等的瘟疫。
　　受基督教影響的西方人把瘟疫歸罪於魔鬼，中國人也說“疫，厲鬼也”，排練出一系列驅鬼的儀式。後來還創造了人格化的“瘟神”，凡夫俗子對之又恨又怕，拼命驅趕，抵擋不過就只好燒香跪拜。
　　不過，中國因為幅員遼闊，有些地區人煙稀少，瘟疫要掃遍全國，比較難，更多的是在一個省或者幾個省肆虐。有人就說，黑死病掃遍法國，就是一個西方大國的災難；但掃遍雲南，就只是一個邊疆省份的災難，無形之中降了級，其實瘟疫的面積差不多，死亡的人數也差不多。中國多天災、多戰亂，但是在和平時期像歐洲一樣肆虐的瘟疫要少得多，中國的瘟疫往往不是原發的，而是派生的；往往不是單發的，而是並生的——是與大饑荒、大戰亂同時和隨後跟着來的雪上加霜的災難。
　　對瘟疫，中國史不絕書。二十四史中有大量記載，各地省志、縣誌、地方志中記載更多。在商朝，中國已經有了瘟疫的記載。《尚書》記錄了疫疾，《詩經》中也記載，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時期“天方薦疾，喪亂弘多”。

　　《詩經》《尚書》等古籍中就記載了“疫疾”。

　　中國醫學史上，出名的大瘟疫有好幾場，例如：
　　東漢末年建安年間，從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區瘟疫兇猛。特別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死人特別多。曹操的兒子、魏文帝曹丕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又說：“疫癘多起，士人凋落”。那時中原“有伏屍之痛，有號泣之聲，有的合門而亡，有的舉族而喪”。東漢著名醫學專家張仲景，在他的《傷寒論》中也痛說家史：“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張仲景《傷寒論》，成書於東漢建安年間，被稱為中國醫學四大經典之一。

　　太久遠的就不細說了，就說與黑死病橫行歐洲的年代同時代的和以後的吧。十四世紀正是元朝末年，元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瘟疫。有學者認為，這與經蒙古大軍向西征討傳播的瘟疫，或經商人沿絲綢之路傳到中亞、歐洲的瘟疫是有聯繫的，甚至就是一回事。當時明太祖朱元璋剛十七歲，父母和哥哥相繼病死，因為貧窮，而無力安葬他們。
　　明朝末年也爆發了瘟疫。尤其是北京一帶的鼠疫。鼠疫原因，學者根據歷史記載分析說，自明代嘉靖皇帝開始，與蒙古邊境之間常有動亂，許多漢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過去的牧場被大面積開墾為農田，改變了牧場的生態環境。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明朝晚期又旱災頻發，萬曆期間有過三次大旱，而且都引發瘟疫。

　　電視劇中的崇禎形象。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接位之後就沒有安寧過。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山西興縣，“天行瘟疫，朝發夕死。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關口，露天宿營，都患了瘟疫，“闖賊大至，遂潰。”李自成大軍來了，抵擋不了都潰散了。最頂峰的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十分之九），滅絕者無數”。陝西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夏又大疫。”崇禎十二年夏（1639年），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農民軍將士染病。崇禎十三年，傳到了河北，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有大疫，人死八九。崇禎十四年，再遭大旱且連續4年。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難民，老鼠也需到處尋找食物，大量的老鼠進入人類居住地。鼠疫桿菌通過跳蚤傳染給了難民，而難民的遷徙流動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華北地區天災人禍並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二月，北京城的大瘟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了。半年之後，這年八月，天津也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十五日，一個多月里，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崇禎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描繪，“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無人收斂。”崇禎皇帝朱由檢就在這一年上吊。

　　李時珍著《本草綱目》。

　　瘟疫是跨朝代的，政權更迭後的清朝也一點不平順。清朝的瘟疫數量明顯增加。有文章指出，這與中國人口增長迅猛有關。玉米、紅薯等被引種到中國後，刺激了人口增長，康雍乾三代百餘年間，中國人口增加了近2倍。歷史記載中，天花在清代是個很突出的角色。公元242年，晉代名醫葛洪在《肘後備急方》談到天花病時記載：“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流東，遍及海中”。表明天花是在戰爭中由俘虜帶到中國，隨後在中國逐漸流行。天花也是一種相當兇險的傳染病，死亡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沒死的，也往往留下一臉甚至一身的瘢痕。天花是世界上第一個被消滅的人類傳染病，世界衛生組織於1980年正式宣布天花絕跡。在現代世界，我們已經看不到麻臉的人，但在我年幼年輕的時候，麻子是經常可以看到的，他們求職、求偶，都被側目而視。有麻子的人，十個有九個會被人起綽號：叫什麼什麼麻子或“鍋盔”（一種撒上芝麻的燒餅）。彭德懷就曾說，抗美援朝勝利，有賴於兩個麻子：前方是洪大麻子（洪學智），後方是高大麻子（高崗）。

　　中國傳統醫學典籍中記載種痘法。

　　中國古代醫家在2000多年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中，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也就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漿（不是我們愛喝的豆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這種感染源的毒性比新鮮病毒弱，被染上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人痘接種實際上就是一種人工免疫法，是用輕型天花來預防重症天花。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後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現在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比如，現在每個兒童都要接種的小兒麻痹疫苗和麻疹疫苗就是這種疫苗。
　　清代為什麼天花流行？因為漢族經過幾百年的人痘接種，普遍對天花有了一定免疫力，即使染上了，也知道怎麼對付。但從東北洶洶而來的滿族軍人和隨之而來的大批移民，雖然“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人無數，但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天花，毫無抵抗力，天花遇到他們就兇悍異常，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滅一雙，只要染上就沒個跑，一陣又一陣地大流行，就是皇親國戚，也無處可逃。清朝皇帝中，就有四位染上天花病毒，順治、康熙、咸豐和同治（同治一說死於梅毒）。據說康熙之所以被選中當了太子，是因為他在年幼時就染上天花，卻大難沒死。染上天花的就有了終身免疫力，而其它皇子沒有出過天花，未來的命運就有很多變數。這樣就選了康熙。
　　說句題外話，過去中國宣傳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罪惡，往往會舉例說，歐洲殖民者到了北美新大陸，如何屠殺本地土著印第安人，幾乎滅絕。其實，學者早已研究，殺死印第安人的罪魁禍首，是歐洲人無意中帶來的各種病菌病毒。而殖民者也有相當一部分死於美洲本地的病菌病毒，因為都對對方的病菌病毒沒有免疫力。有本很有名的書、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想必很多人讀過，其中就講述了大量這方面的情況。

　　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清朝初年滿族人進關遇到的這種情況，我們中國人有個大而化之的說法，叫“水土不服”。康熙皇帝鑑於血的教訓，1682年下令各地種痘預防天花。根據皇室家族親身經歷說：“國初人多畏出痘，……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這是一個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廣防疫方法的例證。
　　清朝政府甚至專門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這說明中國當時認識到天花患者為傳染病源，建立了完整的檢疫系統。

　　《清史稿》篇幅卷什浩瀚，大量記載了瘟疫流行的情況。

　　對天花算是有了些經驗，但是清朝還是爆發了多次大規模瘟疫，特點是：蔓延速度快，覆蓋地域廣，在省內或者臨近區域內接連爆發，持續時間長，往往跨年持續。其中，最為嚴重的瘟疫是在嘉慶、道光之交，波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省。我念一下《清史稿》的記載：
　　道光元年（1821）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縣大疫；武城大疫；范縣大疫；鉅野大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大疫，元氏大疫；新樂大疫；通州大疫；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大疫；滕縣大疫；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大疫；元氏、內丘、唐山、蠡縣大疫；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宮、曲陽、武強大疫；平鄉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
　　這次瘟疫時間跨度長，空間範圍廣，且都在人口密集區域，當時全國人口已經超過3億人，就算只死百分之一，就有三百萬，超過西方瘟疫死人數量。但幸虧當時中國是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疆域遼闊，東方不亮西方亮，滅了南方有北方，爆發大規模死人的瘟疫，也不可能像歐洲、南美那樣一次就死掉大半或導致滅族之災。

　　劉滴川《大瘟疫: 病毒、毀滅和帝國的抗爭》通過對中國歷史的考察，揭示瘟疫對人類發展的深刻影響。

　　我再舉一個例子：《清史稿》記載，雍正六年（1728），三月，武進大疫，鎮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陘疫，沁源疫，甘泉疫，獲鹿疫，枝江疫，崇陽大疫，蒲圻大疫，荊門大疫。夏，巢縣疫，山海關大疫，鄖西大疫……這一年的瘟疫，就涉及江蘇、山西、河北、湖北、安徽等南北各省。
　　中國的瘟疫雖然很嚴重，但是從古籍的記載來看，有一種現象很少出現，這就是地方官的瞞報少報，比較多的，是把瘟疫災情包括病死人數往重了說，渲染得很嚇人。至於對上級、對中央隱瞞真實情況，少報甚至不報，這是共產黨統治下的新生事物。古今人性的差別沒有那麼大，為什麼古人不太瞞報少報瘟疫？說白了，古代地方官也要評估利弊，要兩害取其輕，他們之所以有一說一如實上報甚至往重了說，是希望上級多撥財物和醫藥資源賑災；而瞞報少報，被發現的幾率大，付出的代價更大——社會代價且不說，自己個人“欺君之罪”的代價也受不了，丟烏紗帽是輕的，丟腦袋都是很可能的，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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