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傳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生活在中國的宋朝。”並非謠傳的是，媒體人李方談最願生活的中外十個時代，第一位就是11世紀的北宋；清華教授劉東說最願去活一次的無疑是在十世紀中國汴京；作家趙無眠、吳曉波也都有類似願望
面對突來災情，一個合格的地方官應該是怎樣的？
《伐林追問》第59期，2020年2月12日首播
◆高伐林
研究中國瘟疫史、抗疫史的學者，往往以唐朝為分界線。唐朝繁榮昌盛，戰亂相對減少，先後開創了貞觀之治、武周之治、開元之治等盛世，首都長安人口達到百萬之巨，不用說，隋唐的醫療技術也明顯要比秦漢時高多了。
唐代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之一。
宋朝經濟更為繁榮，孕育出了更多大型都市，像南宋首都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很快達到20萬戶。但是，傳染病竟然也頻繁起來，並以江南地區最為明顯。為什麼會這樣？這與人類的經濟活動密切相關。活躍的經濟、龐大的人口、日益密集的居住條件和日益頻繁的來往交通，加強了社會聯繫，瘟疫一旦出現，傳播速度、擴展範圍，遠遠超過前朝。我們講過，秦漢三國魏晉瘟疫往往與大戰大亂相伴，往往在軍中爆發；但到唐宋，和平時期動不動就出現“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為之空虛”的悽慘景象。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矛就有盾，矛越尖利，盾也就要越牢固。疾病瘟疫向人類進攻，從官府到民眾就要防禦反擊。今天我就想詳細講一講宋朝的防疫醫療體系，被稱為“11世紀整個人類最健全的醫療機構”。
宋朝疆域圖。
大家都知道，宋朝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分為北宋與南宋，共319年。宋朝長期以來處在北方異族的軍事壓力之下——先是遼國，後是金國，正是金國滅了北宋，把兩個皇帝擄走；南宋建立之後同樣受北方異族壓迫，先是金國，後是蒙古，最後被元朝滅亡。所以給我們的印象，宋朝又弱又軟，民族英雄岳飛還被昏君奸相以莫須有罪名殺害。
但是這並不是全面的歷史。在歷史學家看來，宋代沒有出現唐朝中晚期那樣嚴重的宦官干政和地方割據，大部分時期皇帝主導政局。西方與日本史學界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時代。中國史學家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皇帝姓趙，所以他說趙宋。歷史學家鄧廣銘認為宋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
許多畫家描繪了宋代安居樂業的生活場景。圖為一家兒童診所。
一度傳說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但有人考證過，這其實是以訛傳訛，湯因比並沒說過此話。但這話不少名人都說過。清華大學教授劉東說：“我最願意去活一次的地方，無疑是在十世紀的中國汴京。”汴京就是北宋的首都，今天的開封。小說家、歷史學家趙無眠、財經作家吳曉波也都表達過類似的願望。
宋朝的疆域雖然趕不上之前唐朝、之後清朝那麼廣闊，但空前繁榮，社會上盛行尊師重道之風；商業發達，科技進步，儒學復興，政治上相對開明寬容，對頂撞皇上或者黨爭失敗的官員很少處罰；開國皇帝趙匡胤立下祖訓要求其子孫不得殺害文人及上書批評之人。作家李方有一篇《我最願意生活的十個時代》，曾在網上廣泛流傳，他喜歡的十個時代，有中國的有外國的，第一位就排上了十一世紀的北宋，“這一百年裡，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對兒孫立下兩條死規矩：一，言者無罪；二，不殺大臣”。
《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1月和2018年1月兩次以宋朝為封面專題。據稱2017年的這一期在年度雜誌銷量排行榜名列前三。
《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1月做了一個封面專題《我們為什麼愛宋朝》，說宋朝常被誤讀為一個文弱的朝代，但從經濟和社會繁榮程度來看，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在當今知識界的重新審視下，宋朝成了並重理想與現實、兼備大俗與大雅的朝代。這一期雜誌用了這個封面專題，賣得很好，年度銷量排行前三。
《我們為什麼愛宋朝》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具體到瘟疫防控，宋朝的舉措可圈可點。
中國歷代王朝日漸發展出一套抗疫體制。早在秦朝，朝廷就建立了專門場所，用於隔離麻風病人，至漢朝時隔離措施日漸廣泛，包括了其他各種病人。到了唐朝，朝廷在地方各州設置醫學博士、醫學助教等專門官職，在疫情發生後還會適針對患病者減免賦稅、接濟財物。配套設施和措施更加完善，但直到兩宋時期，中國對抗瘟疫史才真正進入了“高光時刻”。
宋朝自立國之初步建立起了層級分明、分工明確的醫療機構，包括御藥院、太醫局、翰林醫官院和惠民和劑局。其中，御藥院與太醫局行政色彩偏多，前者為皇帝御用藥房，後者負責醫學教育以及醫療官吏的考核；而翰林醫官院和惠民和劑局則更多服務色彩。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趙太丞家”醫鋪。
翰林醫官院隸屬於翰林院，平時執掌朝中醫藥之事，民間疫病出現時遵照皇帝旨意至民間進行醫療活動。翰林醫官院的醫官也並非全部常駐京師，而是輪番進入地方各級官府常駐，醫官分散於各州各府。這一醫療職能運行得頗有成效，如浙江“疫氣傳染”時，朝廷命“翰林院派醫官八員，每天到臨安府城裡里外外看診開藥”。沒有常駐醫官的縣鎮，官府還會選擇有經驗的醫生，臨時委派多方救治。
翰林醫官院以醫救人，惠民和劑局則以藥救人。從“惠民”二字可以看出，這個事實上就是官辦的“平價藥房”。因關乎公共利益，宋朝專門針對惠民和劑局的運營制定了嚴格的律法，如有售賣過期成藥與偽劣藥物等情形的，主事者將受到“杖一百”的重罰。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藥攤。
宋朝三百年，惠民和劑局遍布各州各府，一次次增設。據史籍描述，惠民和劑局所售藥劑的價格僅為市場價的三分之二，比一般的平價藥房還要優惠。
我們今天常說“硬實力”與“軟實力”。宋朝也體現了這兩方面。翰林醫官院與惠民和劑局的設置，基本滿足了民眾日常生活對醫藥的需求，但是一旦瘟疫橫行，日常建制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也往往力不從心。於是福利性機構的設置就成了必要補充，誕生了安濟坊、居養院和漏澤園。
《清明上河圖》局部：藥房“楊家應症”。
安濟坊是用於病人療養的官辦公益機構。元佑四年（1089年），杭州瘟疫流行，大文豪蘇軾在當地方官，湊錢“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名曰安樂”，崇寧年間，統一將這類公益療養地改名為安濟坊，並推廣至各府各州。
設置安濟坊的同時，朝廷又建立了居養院，用於收養鰥寡孤獨不能自理之人。元符元年（1098年）一條皇帝的敕令，居養院不僅要照顧“鰥寡孤獨”，還兼有為病人給付醫藥的職責。
安濟坊與居養院極受朝廷重視。北宋末期對這兩處公益機構，待遇豐厚到“貧者樂而富者擾”的地步——而此時力推此制的皇帝與宰相，是宋徽宗和蔡京。
蔡京。被稱作北宋“六賊之首”，《宋史》將他列入《奸臣傳》。
蔡京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貪官之一，《宋史》將蔡京列入《奸臣傳》。雖最後死在貶謫路上，天下人仍以沒能處死他為恨。當時還流傳這樣的歌謠：“打破筒（童貫） ，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不少史家為他“說公道話”，也未能扭轉人們頭腦中的印象。
蔡京是當時著名書法家，書法史上稱北宋有“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有人認為“蔡”本是指蔡京的，但後世以其“人品奸惡”，就改為蔡襄。
蔡京傳世作品之一：行草尺牘《宮使帖》。
我們這裡暫且不管蔡京在歷史上留下的“奸臣”名聲，他肯定是個能臣；而主持建立了中國史上最完善的對抗瘟疫和救濟弱勢群體的體系，這就應該記功。
南宋以後，安濟坊和居養院往往合併為養濟院，此制一直延續到宋末。
養濟院令人有所“養”，漏澤園則令民有所“終”。“漏澤”取“澤及枯骨，不有遺漏”之意，又稱“義冢”，即官辦公墓。疫病流行時往往屍盈於野，而暴露在外的屍體往往是重要的傳染源，宋徽宗時，朝廷出錢置地購田廣建漏澤園，掩埋屍體就制度化了。南宋也依然設置。
以上這些建立的機構，算是宋朝抗疫的“硬實力”；公共衛生的律法及瘟疫爆發時的政策就是宋朝的“軟實力”。
對於公共衛生，宋朝管理極嚴。春初時官府會清整溝渠和道路，保障城市環境；對於惡意破壞環境者，則以律法嚴加管理，如“將糞土瓦礫等拋入新開運河者，杖八十”，其刑罰力度接近售賣過期成藥與偽劣藥物。
宋代畫家李唐《村醫圖》（一說《灸艾圖》）局部，作品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當疫病爆發時，宋朝朝廷對疫情救助扶持力度之大，前無古人，後少來者。疫情一出現，從朝廷至各地官府都大力對病人發藥，皇帝甚至屢屢從內府，也即皇室私人庫藏中撥付藥材；皇上帶頭，地方醫官視察疫情也隨身帶着藥罐，給病人喝，偏僻小胡同也都走到。
中國瘟疫史充滿了血淚，但有人說，宋朝在艱難的抗疫考試中，交了一份堪稱奇蹟的滿分答卷——“滿分”或許評價過高，但宋朝確實硬核，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當然，在當時和過後，也有不少人抨擊過度福利，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麼。宋朝的舊黨與新黨之爭，也頗類似現在政壇左派與右派之爭。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一換，政策就一改。以王安石為代表的北宋新黨有着鮮明左派風格，他們推動變法的目標之一便是“振乏絕，抑兼併”，他們上台，執政方針便傾斜到運用國家強制力與財政資源，救濟貧困人口，抑制兼併，防止貧富分化懸殊；而蘇軾蘇轍這些舊黨人士，他們若得到皇帝信任，在施政中就更加注意對富裕階層的財產權保護。
宋朝風氣開放寬容，甚至有優伶在內廷演滑稽戲，當着宋徽宗的面“歌功頌德”“名褒實貶”，說政府為百姓的生老病死想得如何如何周到；但話題一轉，維持龐大福利支出，就變着法子加稅，使老百姓“受無量苦”。宋徽宗聽後“惻然長思”，竟也沒有怪罪譏諷時政的伶人。
馬伯庸這個名字，大家有印象吧？他寫小說、寫歷史隨筆，都有佳作，尤其是他寫了長篇小說《長安十二時辰》，去年拍成電視劇，讓他名聲大噪。他有一篇短文推薦曾鞏所寫的《越州趙公救災記》，正好可以用來給宋朝做一個例證。
曾鞏（1019年－1083年），北宋散文家，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鞏是宋朝著名文學家，大家知道文學史上有個“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兩人，韓愈、柳宗元，宋朝有六人，蘇家就占了三位：蘇軾蘇東坡，他老爹蘇洵和他弟弟蘇轍，還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曾鞏算是八人中名氣最小的一位。但馬伯庸稱讚說：曾鞏這篇《越州趙公救災記》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最實在的文章之一，甚至可列為中國古代最實在的文章之一。
北宋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夏天，越州（今紹興）發生了嚴重旱災。處置不當便會引發動亂。當時執掌越州的是趙抃（音biàn）。他指揮若定，很快平弭了這場災難。曾鞏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紀念這一次救災。
按照一般文人的思路，應該先說一段趙抃履歷，再一段描寫災難的排比句，死傷枕籍、哀號於道，怎麼悲慘怎麼渲染；再接着講趙抃如何衣不解帶、宵衣旰食，民眾齊齊讚頌……曾鞏沒有這麼寫，他也當過地方官，知道這些花團錦簇的套路文章，發出來可能很好看，但實際意義不大。真正有意義的，是趙抃救災的具體措施。從曾鞏所講的，我們也不妨對照一下當今的地方官員，像湖北衛健委書記、主任，武漢市委書記、市長，這些人做得是否夠格？
位於浙江衢州的祀奉宋代名臣趙抃的祠堂，被列為省文物保護單位。
《越州趙公救災記》一開篇，用兩句話點明越州大旱的時間、地點以及政府負責人趙抃，緊接着直接進入乾貨。趙抃早在旱災爆發初期還未形成饑饉時，便意識到必須早做打算。他一口氣提出了七個問題，原文讀出來不好懂，我就直接用白話講：
越州整個地區遭遇旱災有幾個縣幾個鄉？
有多少戶百姓有儲糧能養活自己？
需要官府救濟的有多少戶？
需要僱傭民工修建的公共設施有幾處？
官庫里能動用的錢、糧有多少？
能從有錢人手裡徵募的糧食有多少？
寺廟和學校庫房的餘糧有多少？
這七個問題，問得十分精準犀利。趙抃的思路呼之欲出。他要求政府部門立刻把這些數字掌握在手裡。曾鞏在接下來的一段里，沒有任何渲染，詳細描述具體的救災措施。
根據統計，家無餘糧的受災難民一共二萬一千九百多人。於是趙抃從官庫、富人、寺廟和學校徵調募集了四萬八千多石，足以讓他們熬到旱災結束。
但有了物資不等於就萬事大吉，今天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物資來了那麼多，不是卻發生很大的混亂和物流堵塞，到不了第一線醫護人員手中嗎？趙抃必須考慮糧食的分發策略，避免混亂哄搶和浪費，還要儘量讓社會安定。他首先規定，每一個成人每天領取一升救濟糧，兒童領半升，這樣可以有效控制糧草發放節奏，讓賑濟持續更久。
為了避免混亂，趙抃制訂了領糧規則——男女分開領，一天男，一天女。一下就讓擁堵減半。但最令人佩服的是，他不是簡單地把規則發下去執行，而是充分從百姓感受出發。男女隔日分領固然好，但很多家庭要隔日才能拿到足夠口糧。趙抃很人性化地規定：男女隔日分領糧食，但每次可以領夠兩天口糧。百姓一次可以領兩日，心理踏實多了。
大型歷史話劇《大宋御史·趙抃》劇照。左為趙抃。
規則制訂了，還有發放網點問題。古代大部分人口分散在十里八鄉。老百姓一旦領不到，就會逃荒去臨近州縣，形成流離失所的難民潮。趙抃在城鎮郊外，一共設置了五十七處發糧點，確保每一個受災鄉村都能就近領取糧食。他規定：本鄉人只有在本鄉才能領取，離開本鄉就領不到。百姓立刻不亂跑了。
很多地方官遇到這種局面，都會嚴令百姓不得亂跑。但百姓的想法很簡單，你不讓我亂跑，就得給我解決方案。不解決問題還不許我自救，我不跑難道等死？趙抃這個命令之所以能執行，是因為有配套措施，一環套一環。
這是應對無糧無錢的饑民。還有一大批人，無糧有錢。趙抃雙管齊下，調撥了官府五萬二千餘石糧食，設置了十八個售糧處，平價銷售，順便平抑物價；另一方面，他要求各家富戶不得囤糧，必須開放銷售，確保供應充足。這一批人的需求也得到了滿足。
趙抃還發起了以工代賑的工程，僱傭難民去修補城牆四千一百丈，費工三萬八千個，有效把閒置人力轉換成了公共資源。最後他還發了一招：官府出面替難民做保，向富戶借錢，儘快恢復生產，等莊稼成熟，官府再督促這些人還錢。
有他坐鎮指揮，越州的救災有條不紊，沒有動亂。第二年春天旱災引發瘟疫，趙抃提前設立了醫院，聘請僧人救治與照料病人。
馬伯庸推薦曾鞏這篇文章，稱讚寫得乾淨利落，全是實打實的乾貨。因為曾鞏寫這篇文章，不只為了讚頌趙抃，是希望日後地方官員再遇到災害，能夠效仿趙抃的經驗，讓更多人得救。換句話說，這篇文章是一本地方政府工作手冊。文章樸實無華，連一句可以用做標題的金句都沒有。但從這一句句枯燥的描述中，我們能感受得到一個優秀地方官在災情時的表現：規劃得當，執行得力，策略有方，領導有擔當，且充滿人性關懷。
附：越州趙公救災記（北宋·曾鞏，收錄於《南豐文鈔008卷》）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廩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
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
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巨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
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巨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災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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