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生活在中国的宋朝。”并非谣传的是，媒体人李方谈最愿生活的中外十个时代，第一位就是11世纪的北宋；清华教授刘东说最愿去活一次的无疑是在十世纪中国汴京；作家赵无眠、吴晓波也都有类似愿望
面对突来灾情，一个合格的地方官应该是怎样的？
《伐林追问》第59期，2020年2月12日首播
◆高伐林
研究中国瘟疫史、抗疫史的学者，往往以唐朝为分界线。唐朝繁荣昌盛，战乱相对减少，先后开创了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开元之治等盛世，首都长安人口达到百万之巨，不用说，隋唐的医疗技术也明显要比秦汉时高多了。
唐代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宋朝经济更为繁荣，孕育出了更多大型都市，像南宋首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很快达到20万户。但是，传染病竟然也频繁起来，并以江南地区最为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这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活跃的经济、庞大的人口、日益密集的居住条件和日益频繁的来往交通，加强了社会联系，瘟疫一旦出现，传播速度、扩展范围，远远超过前朝。我们讲过，秦汉三国魏晋瘟疫往往与大战大乱相伴，往往在军中爆发；但到唐宋，和平时期动不动就出现“死者十之七八，城郭为之空虚”的凄惨景象。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矛就有盾，矛越尖利，盾也就要越牢固。疾病瘟疫向人类进攻，从官府到民众就要防御反击。今天我就想详细讲一讲宋朝的防疫医疗体系，被称为“11世纪整个人类最健全的医疗机构”。
宋朝疆域图。
大家都知道，宋朝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分为北宋与南宋，共319年。宋朝长期以来处在北方异族的军事压力之下——先是辽国，后是金国，正是金国灭了北宋，把两个皇帝掳走；南宋建立之后同样受北方异族压迫，先是金国，后是蒙古，最后被元朝灭亡。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宋朝又弱又软，民族英雄岳飞还被昏君奸相以莫须有罪名杀害。
但是这并不是全面的历史。在历史学家看来，宋代没有出现唐朝中晚期那样严重的宦官干政和地方割据，大部分时期皇帝主导政局。西方与日本史学界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代。中国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皇帝姓赵，所以他说赵宋。历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
许多画家描绘了宋代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图为一家儿童诊所。
一度传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但有人考证过，这其实是以讹传讹，汤因比并没说过此话。但这话不少名人都说过。清华大学教授刘东说：“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十世纪的中国汴京。”汴京就是北宋的首都，今天的开封。小说家、历史学家赵无眠、财经作家吴晓波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愿望。
宋朝的疆域虽然赶不上之前唐朝、之后清朝那么广阔，但空前繁荣，社会上盛行尊师重道之风；商业发达，科技进步，儒学复兴，政治上相对开明宽容，对顶撞皇上或者党争失败的官员很少处罚；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祖训要求其子孙不得杀害文人及上书批评之人。作家李方有一篇《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曾在网上广泛流传，他喜欢的十个时代，有中国的有外国的，第一位就排上了十一世纪的北宋，“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1月和2018年1月两次以宋朝为封面专题。据称2017年的这一期在年度杂志销量排行榜名列前三。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1月做了一个封面专题《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说宋朝常被误读为一个文弱的朝代，但从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来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在当今知识界的重新审视下，宋朝成了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的朝代。这一期杂志用了这个封面专题，卖得很好，年度销量排行前三。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具体到瘟疫防控，宋朝的举措可圈可点。
中国历代王朝日渐发展出一套抗疫体制。早在秦朝，朝廷就建立了专门场所，用于隔离麻风病人，至汉朝时隔离措施日渐广泛，包括了其他各种病人。到了唐朝，朝廷在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博士、医学助教等专门官职，在疫情发生后还会适针对患病者减免赋税、接济财物。配套设施和措施更加完善，但直到两宋时期，中国对抗瘟疫史才真正进入了“高光时刻”。
宋朝自立国之初步建立起了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的医疗机构，包括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其中，御药院与太医局行政色彩偏多，前者为皇帝御用药房，后者负责医学教育以及医疗官吏的考核；而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则更多服务色彩。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赵太丞家”医铺。
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平时执掌朝中医药之事，民间疫病出现时遵照皇帝旨意至民间进行医疗活动。翰林医官院的医官也并非全部常驻京师，而是轮番进入地方各级官府常驻，医官分散于各州各府。这一医疗职能运行得颇有成效，如浙江“疫气传染”时，朝廷命“翰林院派医官八员，每天到临安府城里里外外看诊开药”。没有常驻医官的县镇，官府还会选择有经验的医生，临时委派多方救治。
翰林医官院以医救人，惠民和剂局则以药救人。从“惠民”二字可以看出，这个事实上就是官办的“平价药房”。因关乎公共利益，宋朝专门针对惠民和剂局的运营制定了严格的律法，如有售卖过期成药与伪劣药物等情形的，主事者将受到“杖一百”的重罚。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药摊。
宋朝三百年，惠民和剂局遍布各州各府，一次次增设。据史籍描述，惠民和剂局所售药剂的价格仅为市场价的三分之二，比一般的平价药房还要优惠。
我们今天常说“硬实力”与“软实力”。宋朝也体现了这两方面。翰林医官院与惠民和剂局的设置，基本满足了民众日常生活对医药的需求，但是一旦瘟疫横行，日常建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也往往力不从心。于是福利性机构的设置就成了必要补充，诞生了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园。
《清明上河图》局部：药房“杨家应症”。
安济坊是用于病人疗养的官办公益机构。元佑四年（1089年），杭州瘟疫流行，大文豪苏轼在当地方官，凑钱“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年间，统一将这类公益疗养地改名为安济坊，并推广至各府各州。
设置安济坊的同时，朝廷又建立了居养院，用于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理之人。元符元年（1098年）一条皇帝的敕令，居养院不仅要照顾“鳏寡孤独”，还兼有为病人给付医药的职责。
安济坊与居养院极受朝廷重视。北宋末期对这两处公益机构，待遇丰厚到“贫者乐而富者扰”的地步——而此时力推此制的皇帝与宰相，是宋徽宗和蔡京。
蔡京。被称作北宋“六贼之首”，《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
蔡京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贪官之一，《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虽最后死在贬谪路上，天下人仍以没能处死他为恨。当时还流传这样的歌谣：“打破筒（童貫） ，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不少史家为他“说公道话”，也未能扭转人们头脑中的印象。
蔡京是当时著名书法家，书法史上称北宋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有人认为“蔡”本是指蔡京的，但后世以其“人品奸恶”，就改为蔡襄。
蔡京传世作品之一：行草尺牍《宫使帖》。
我们这里暂且不管蔡京在历史上留下的“奸臣”名声，他肯定是个能臣；而主持建立了中国史上最完善的对抗瘟疫和救济弱势群体的体系，这就应该记功。
南宋以后，安济坊和居养院往往合并为养济院，此制一直延续到宋末。
养济院令人有所“养”，漏泽园则令民有所“终”。“漏泽”取“泽及枯骨，不有遗漏”之意，又称“义冢”，即官办公墓。疫病流行时往往尸盈于野，而暴露在外的尸体往往是重要的传染源，宋徽宗时，朝廷出钱置地购田广建漏泽园，掩埋尸体就制度化了。南宋也依然设置。
以上这些建立的机构，算是宋朝抗疫的“硬实力”；公共卫生的律法及瘟疫爆发时的政策就是宋朝的“软实力”。
对于公共卫生，宋朝管理极严。春初时官府会清整沟渠和道路，保障城市环境；对于恶意破坏环境者，则以律法严加管理，如“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杖八十”，其刑罚力度接近售卖过期成药与伪劣药物。
宋代画家李唐《村医图》（一说《灸艾图》）局部，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疫病爆发时，宋朝朝廷对疫情救助扶持力度之大，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疫情一出现，从朝廷至各地官府都大力对病人发药，皇帝甚至屡屡从内府，也即皇室私人库藏中拨付药材；皇上带头，地方医官视察疫情也随身带着药罐，给病人喝，偏僻小胡同也都走到。
中国瘟疫史充满了血泪，但有人说，宋朝在艰难的抗疫考试中，交了一份堪称奇迹的满分答卷——“满分”或许评价过高，但宋朝确实硬核，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当然，在当时和过后，也有不少人抨击过度福利，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么。宋朝的旧党与新党之争，也颇类似现在政坛左派与右派之争。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一换，政策就一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北宋新党有着鲜明左派风格，他们推动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他们上台，执政方针便倾斜到运用国家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防止贫富分化悬殊；而苏轼苏辙这些旧党人士，他们若得到皇帝信任，在施政中就更加注意对富裕阶层的财产权保护。
宋朝风气开放宽容，甚至有优伶在内廷演滑稽戏，当着宋徽宗的面“歌功颂德”“名褒实贬”，说政府为百姓的生老病死想得如何如何周到；但话题一转，维持庞大福利支出，就变着法子加税，使老百姓“受无量苦”。宋徽宗听后“恻然长思”，竟也没有怪罪讥讽时政的伶人。
马伯庸这个名字，大家有印象吧？他写小说、写历史随笔，都有佳作，尤其是他写了长篇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去年拍成电视剧，让他名声大噪。他有一篇短文推荐曾巩所写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正好可以用来给宋朝做一个例证。
曾巩（1019年－1083年），北宋散文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是宋朝著名文学家，大家知道文学史上有个“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两人，韩愈、柳宗元，宋朝有六人，苏家就占了三位：苏轼苏东坡，他老爹苏洵和他弟弟苏辙，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巩算是八人中名气最小的一位。但马伯庸称赞说：曾巩这篇《越州赵公救灾记》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最实在的文章之一，甚至可列为中国古代最实在的文章之一。
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夏天，越州（今绍兴）发生了严重旱灾。处置不当便会引发动乱。当时执掌越州的是赵抃（音biàn）。他指挥若定，很快平弭了这场灾难。曾巩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次救灾。
按照一般文人的思路，应该先说一段赵抃履历，再一段描写灾难的排比句，死伤枕籍、哀号于道，怎么悲惨怎么渲染；再接着讲赵抃如何衣不解带、宵衣旰食，民众齐齐赞颂……曾巩没有这么写，他也当过地方官，知道这些花团锦簇的套路文章，发出来可能很好看，但实际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赵抃救灾的具体措施。从曾巩所讲的，我们也不妨对照一下当今的地方官员，像湖北卫健委书记、主任，武汉市委书记、市长，这些人做得是否够格？
位于浙江衢州的祀奉宋代名臣赵抃的祠堂，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越州赵公救灾记》一开篇，用两句话点明越州大旱的时间、地点以及政府负责人赵抃，紧接着直接进入干货。赵抃早在旱灾爆发初期还未形成饥馑时，便意识到必须早做打算。他一口气提出了七个问题，原文读出来不好懂，我就直接用白话讲：
越州整个地区遭遇旱灾有几个县几个乡？
有多少户百姓有储粮能养活自己？
需要官府救济的有多少户？
需要雇佣民工修建的公共设施有几处？
官库里能动用的钱、粮有多少？
能从有钱人手里征募的粮食有多少？
寺庙和学校库房的余粮有多少？
这七个问题，问得十分精准犀利。赵抃的思路呼之欲出。他要求政府部门立刻把这些数字掌握在手里。曾巩在接下来的一段里，没有任何渲染，详细描述具体的救灾措施。
根据统计，家无余粮的受灾难民一共二万一千九百多人。于是赵抃从官库、富人、寺庙和学校征调募集了四万八千多石，足以让他们熬到旱灾结束。
但有了物资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今天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物资来了那么多，不是却发生很大的混乱和物流堵塞，到不了第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吗？赵抃必须考虑粮食的分发策略，避免混乱哄抢和浪费，还要尽量让社会安定。他首先规定，每一个成人每天领取一升救济粮，儿童领半升，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粮草发放节奏，让赈济持续更久。
为了避免混乱，赵抃制订了领粮规则——男女分开领，一天男，一天女。一下就让拥堵减半。但最令人佩服的是，他不是简单地把规则发下去执行，而是充分从百姓感受出发。男女隔日分领固然好，但很多家庭要隔日才能拿到足够口粮。赵抃很人性化地规定：男女隔日分领粮食，但每次可以领够两天口粮。百姓一次可以领两日，心理踏实多了。
大型历史话剧《大宋御史·赵抃》剧照。左为赵抃。
规则制订了，还有发放网点问题。古代大部分人口分散在十里八乡。老百姓一旦领不到，就会逃荒去临近州县，形成流离失所的难民潮。赵抃在城镇郊外，一共设置了五十七处发粮点，确保每一个受灾乡村都能就近领取粮食。他规定：本乡人只有在本乡才能领取，离开本乡就领不到。百姓立刻不乱跑了。
很多地方官遇到这种局面，都会严令百姓不得乱跑。但百姓的想法很简单，你不让我乱跑，就得给我解决方案。不解决问题还不许我自救，我不跑难道等死？赵抃这个命令之所以能执行，是因为有配套措施，一环套一环。
这是应对无粮无钱的饥民。还有一大批人，无粮有钱。赵抃双管齐下，调拨了官府五万二千余石粮食，设置了十八个售粮处，平价销售，顺便平抑物价；另一方面，他要求各家富户不得囤粮，必须开放销售，确保供应充足。这一批人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赵抃还发起了以工代赈的工程，雇佣难民去修补城墙四千一百丈，费工三万八千个，有效把闲置人力转换成了公共资源。最后他还发了一招：官府出面替难民做保，向富户借钱，尽快恢复生产，等庄稼成熟，官府再督促这些人还钱。
有他坐镇指挥，越州的救灾有条不紊，没有动乱。第二年春天旱灾引发瘟疫，赵抃提前设立了医院，聘请僧人救治与照料病人。
马伯庸推荐曾巩这篇文章，称赞写得干净利落，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因为曾巩写这篇文章，不只为了赞颂赵抃，是希望日后地方官员再遇到灾害，能够效仿赵抃的经验，让更多人得救。换句话说，这篇文章是一本地方政府工作手册。文章朴实无华，连一句可以用做标题的金句都没有。但从这一句句枯燥的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得到一个优秀地方官在灾情时的表现：规划得当，执行得力，策略有方，领导有担当，且充满人性关怀。
附：越州赵公救灾记（北宋·曾巩，收录于《南丰文钞008卷》）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廪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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