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這個概念有極多解釋，日常所說的“文明”究竟指什麼，我也似懂非懂。有人告訴我，知道文明的反義詞，就可以倒推出文明的含義。文明的反義詞，首先是野蠻；另一個反義詞，是愚昧。那麼也就是說，文明，就是野蠻和愚昧的反義詞


　　中國與西方，哪個更文明？

　　《伐林追問》第61期，2020年2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有些詞，看着很簡單，解釋起來極其麻煩，用在不同場合，就有不同涵義。像“文化”這個概念，三十多年前有文化學者說有六十多種定義，後來又聽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朋友說，對“文化是什麼”這個問題，回答竟有兩百多種，他也攪昏了。

　　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文明湮滅了，只留下遺址。

　　類似的還有一個詞：“文明”，也有極多解釋。可以指人們所創造的財富的總和；可以指精神財富；也可以指發展到較高階段並具有較高文化的人類社會狀態；也可以指言談舉止很有禮貌很有分寸很尊重人……在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等等領域中，文明用來指有人居住的有相當程度的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地區，例如兩河文明、黃河文明、愛琴海文明；也可以指文化類似的人群，例如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還可以指人們社會生活中某個領域的型態和水平，例如政治文明、生態文明、旅遊文明……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

　　塞繆爾·亨廷頓的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英國大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巨著《歷史研究》中說，人類迄今共有26種文明，包括埃及文明，敘利亞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瑪雅文明、拜占庭文明……等等；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發表了《文明的衝突？》，後來又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中一個預測是：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共性很少，但政治上會走到一起對抗西方文明；中共中央1986年通過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文明決議；對了，中共在八十年代初還搞了五講四美三熱愛，五講中首先就是講文明——當時我在團中央工作，也是一個吹鼓手。你看，湯因比講的文明，亨廷頓講的文明，中共中央講的文明和我們當年要青少年講的文明，肯定不是一回事。

　　中國基層講文明的黑板報。

　　我講不清那些關於文明的大話題，日常所說的“文明”我也似懂非懂。日常說文明，是指什麼呢？有朋友告訴我，知道文明的反義詞，你就可以倒推文明的含義了。哦？這個辦法不妨一試。
　　文明的反義詞，首先是野蠻，與之類似的是粗野、粗魯；另一串反義詞，是愚昧、蒙昧。也就是說，文明，就是野蠻和愚昧的反義詞。
　　中國與西方，中國人與西方人，哪個更文明？問一百個人，一百個人會說，當然是西方更文明、西方人更文明。當然他們也會解釋：這是就總體水平來說的，少數文明程度高的中國人，會讓一般西方人也望塵莫及，更別提西方人中人渣也並不少。

　　旅遊就是各國遊客文明程度大比拼的擂台。

　　平時各自呆在自己國家，可能顯不出來。走到一起，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日本電視台評出“2018最不文明遊客排行榜”，中國被提及次數最多。世界各地，不時傳出和中國遊客有關的不文明傳聞，其中常被提及的包括塗鴉寫“到此一游”，不光是寫，而且還刻、還劃；隨地吐痰，爭搶座位，在酒店大堂或餐廳里大聲喧譁，到美國鬧市廣場上齊唱“打倒美帝野心狼”等紅歌紅戲曲……我在美國和歐洲、東南亞多個景點，看到用中文寫、甚至是只用中文寫的“請勿吸煙”，針對誰不言而喻。有人將之歸結為民族性，有人說是文革遺毒，有人稱之為中國遊客“海外綜合症”，應該搞一套“中國公民出國行為規範”並強制推行，以免給“國民整體形象”抹黑。
　　其實世界各國在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中，都曾經歷過這種從“不文明”到“文明”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日本遊客在歐美扎堆搶購奢侈品，結隊光顧“紅燈區”，酒後亂性，酒後失德，就遭到當地媒體的嘲諷，海牙、布魯塞爾的某些夜店也用日語標註“文明守則”，如今的日本人卻成為國際遊客中講文明、守規矩的典範。二十多年前韓國大批遊客剛剛走出國門時，也給外國人留下“不守秩序”、“喧譁吵嚷”的負面印象，如今已經改觀了。每年五月，一個旅遊信息網站Triposo通過民調，會推出“最不受歡迎國家遊客”排行榜。2014年的調查取樣範圍覆蓋62個國家，最不受歡迎的遊客來源國是美國，中國名列第四。3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人是全球最令人討厭的遊客。加拿大CTV電視台曾評論，許多美國遊客在國外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美國人，喜歡冒充加拿大遊客來甩鍋。
　　但是不管怎麼樣，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人在西方人面前，確實感到在文明程度上矮三分。文革中有位轉業軍人對我講起許多他們剛進城鬧的笑話：看見抽水馬桶半池子水，掏出毛巾湊下去洗臉，甚至打算用裡面的水淘米……對於西方文明本能的敬畏、羨慕，需要毛澤東再三教育：低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才扭轉過來，扭轉的結果，是保持泥腿子、土包子本色，拒絕現代文明。
　　基辛格回憶，1975年12月，鄧小平會見福特總統和基辛格，當他們的面吐痰六次。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科克羅夫特相信，鄧小平的許多動作有深意：當着客人煙抽個不停，不停地對痰盂吐一口濃痰。據說鄧小平一旦罵起某些討厭的鄰國，罵兩句，吐一口痰，聲情並茂。

　　鄧小平會見外賓，腳下必擺着一個痰盂。

　　鄧小平好歹吐在痰盂里，李鴻章直接吐到地毯上——管你洋人地毯有多名貴呢。鄧小平赴歐勤工儉學，又多次出國與洋人打交道；李鴻章是翰林出身，通曉中西；基本修養禮儀哪會不懂？怎麼會這樣呢？組織行為學家哈羅德·沃爾茨有個理論。領導人太彬彬有禮了不行，粗魯些的領導會有兩種結果。其一，以語言肢體主動施壓，在社交場合逼迫對方讓步；其二，篩選出不那麼重視禮儀的手下，反過來崇奉其鐵腕。
　　不能用孤立、靜止的觀念來看文明水平。我們說“眼見為實”，但是“眼見為實”又是很有局限性的。眼見的是當下這一瞬，並不能掌握這一瞬看不到的事實——就像你下班回到家裡，看到“歲月靜好”，一切井井有條，孩子在安安靜靜寫作業，你並不知道他和同學前半個小時在家裡大鬧天宮，把枕頭和沙發墊子扔得滿屋都是，是看到你快回家了才十萬火急地收拾好的。
　　我們看到的文明的西方，是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是經過宗教改革、啟蒙時代觀念更新和工業革命之後煥然一新的西方，確實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文明程度高得多；然而，歷史學家則往往認為，中國過去很長時間，在許多方面比西方更文明，與我們一般民眾耳聞目睹得出的印象大相徑庭，而他們並不是信口開河、阿諛逢迎的“磚家”。美國漢學界有所謂“加州學派”，就認為中國除了近代，歷史長河中的一瞬間之外，過去一直都是世界第一，沒有什麼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甚至說“鴉片戰爭前中國GDP占世界三分之一”，中國學者秦暉教授認為難以置信，但他在一篇文章中也說，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馬可·波羅和鄭和的時代，中國的王朝盛世要比當時的歐洲繁榮許多，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十八、十九世紀之後，西方的許多城市美輪美奐。

　　歐洲中世紀末期，當時生活在閉塞、落後的歐洲的旅行家，經歷千辛萬苦，來到正處於鼎盛期的埃及亞歷山大，目瞪口呆：“和阿拉伯人相比，我們仿佛是野蠻人”。
　　我多次講述過一個流傳百年也一點沒褪色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正在太平洋島嶼熱帶雨林中考察。他向當地一名食人族酋長描述：“歐洲正在發生戰爭，每天有幾萬人喪生。”酋長驚奇地問：“你們怎麼吃得下這麼多人肉？”他解釋歐洲人不吃人肉，酋長驚呆了：“不吃的話殺來幹什麼？你們那裡太野蠻了！”

　　中世紀歐洲城市的公共衛生水平相當差。圖為1348年佛羅倫薩被黑死病橫掃。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比西方更講衛生。中世紀歐洲的西醫，相信人會因為洗澡而生病，很多地方並不缺水，但人們根本就不洗澡。而中國大部分人，除非是山西、甘肅一些歷來缺水的地方，一般還是喜歡身上清淨無垢的。那個時代的歐洲沒有下水道，也沒有普及公共廁所，隨地大小便，糞便垃圾朝窗戶外直接傾倒。有的城市立法，向窗外倒屎尿垃圾，要大聲公告周知三次，以免倒在過往行人頭上身上而惹起糾紛打架甚至決鬥。

　　威廉·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中文版。

　　垃圾太多，自然老鼠多，跳蚤多，過不幾年就鬧一場死人無數的瘟疫。
　　而同時代的中國人怎麼處理糞便這些問題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長期致力於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出版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等專著，還翻譯了威廉·麥克尼爾的經典作品《瘟疫與人》。澎湃新聞採訪他，其中一個話題，是請他介紹傳統社會的中國人的衛生，特別請他詳細介紹糞便處理。
　　余新忠說，傳統社會的中國人，衛生行為和觀念都是有的，但並不放在現代衛生的認知體系下。對糞便是看成肥料，更多地與農業和生計相關，基本上採取市場機制來處置。城市公共衛生的維持，大體靠兩部分力量，一部分是糞便處理業組織和拾糞者，糞便與一部分垃圾，由專門經營糞肥的組織和拾糞者來收集和販運出城，賣給農民當肥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環境整潔。——這種方式一直延續到1949年之後，我記得，文革前北京有位很出名的掏糞工叫時傳祥，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接見他，着意表明的政治含義是：我們需要這一被視作最髒最臭最低賤的行當。

　　北京的掏糞工時傳祥（左），受到國家主席劉少奇接見。

　　余新忠說的另一支力量則是官府和地方社會機構，主要負責在對城市包括郊區河道的疏浚上。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會進入河道，常常導致河道淤積堵塞，影響城市生活和安全。有作為的地方官和熱心公益的鄉賢，就會出面倡導和組織疏浚，實際上就是清理陳年垃圾。不過余新忠說，當時此舉主要不是出於衛生考慮，更多的是着眼於水利、交通、防火。
　　至於個人清潔、個人健康，作為個人事務，中國傳統政權基本不管，更多地將其視為生活習慣，有人不修邊幅，也有人有“潔癖”，但社會上並不認為這與身體健康、文明程度有直接聯繫，更無關“泱泱大國”形象。有筆記記載，宋代宰相王安石身上長虱子，某日上朝，虱子沿衣領爬到他的鬍鬚上，宋神宗看了發笑。王安石下朝後吩咐侍從把虱子抓乾淨。今天看起來很不文明的一件事，在當時不過是一笑了之。有些衛生觀念、行為方式，通過養生、歌訣、家規族訓來表達。比如《朱子家訓》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家規族訓里談不要放縱食慾、色慾，都有衛生和健康的含義在裡面。還有些衛生觀念和節日習俗有關，今天我們看來是衛生的行為，在古代往往以“辟邪”名義進行。像端午節被認為是掃除病邪的時機，認為艾草、雄黃酒都有殺菌效果。
　　總的來說，在中國傳統社會，衛生問題是通過民間化、社會化、市場化的方式來處理，比較少通過官府以行政方式來解決。這就說明，社會和個人在衛生方面的文明程度，在很長一段時間比西方社會和西方人要高。
　　而近代以來，尤其在19世紀、20世紀，西方人在政治制度大變革之後，建立了比較科學、比較完善的現代衛生制度，文明程度就後來居上，超過中國了；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生活和成長起來的西方人，也就有了更文明的習慣。

　　中國畫作《煎茶圖》。聰明的古代中國人發明了燒開水。

　　中國人愛喝開水，來到西方，常常會為喝不到開水而困擾。美國歐洲的自來水都可以直接飲用，餐館、旅館都很難找到開水。但從歷史上看，喝燒開的水是中國人很好的文明習慣。研究醫療社會文化史的余新忠教授探究了這一點。他說，在現代衛生防疫體系建立起來之前，西方人似乎只能在致命的乾渴和疫病之間徘徊。別無選擇了嗎？聰明的古代中國人早就發明了最為簡單有效的辦法——把水燒開了喝。中國人喝開水有四千多年歷史，《孟子》中：“冬日則飲湯”。“湯”便是熱水或開水，這個習慣是怎麼養成的呢？余新忠認為，很可能與茶有關。中國是茶的原生地，漢代典籍中多見“烹茶”，可見飲茶必烹，必燒開水，這個習慣的形成至少不會晚於漢代。當西方人把含有各種細菌的生水喝進體內的時候，中國人燒一壺開水，坐在庭院裡品着茶香。有利於消毒防病的喝開水，成為中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要燒開水還得有鍋，這一點中國人也有優勢。英國歷史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澆鑄技術比歐洲早發明十個世紀”。傳說中治水的大禹就讓人鑄造了九個鼎，也就是九口大鍋，能燉肉，當然也能燒水。別看這些容器簡單，當時可是高科技產品。游牧民族還玩不了這一套。他們沒有鍋和水壺，也沒有合用的加溫消毒設備，只能燒烤，麵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燒烤。至於歐洲人喝的咖啡，是十六世紀之後，從阿拉伯世界經土耳其傳過去的。

　　端午節是中國人消毒辟邪的時機。人們選購要懸掛在門前窗上的艾草。

　　就靠喝開水這一類簡簡單單的消毒辦法，古代中國人避開了很多災難，人口最多時甚至占到全球人口的35％。
　　當然，開水不是萬能的，何況還有許多時候根本喝不上開水呢，古代中國人遭受了許多、在某種程度上比西方人更多更大的災難。《伐林追問》節目不是學術研究，沒有打算對文明做出精確定義、然後分解成多項指標、廣泛搜集整理數據，最後進行量化的比較和分析。我的水平、節目的性質，只是漫談。熟悉我的人，恐怕不會把我看成一個民族主義者，我對“愛國病”深惡痛絕。我信奉的是實事求是，反對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看歷史。今天講述歷史上中國和中國人在不短的時間、不少的方面，文明程度高於西方和西方人，並不意味着我認為今天還是“厲害了，我的國”。我與大家一樣，更側重思考為什麼中國後來被人家趕了上來，超了過去？同時也與大家一樣，思考當今的這個“核心”、這個政權，在開文明倒車方面，具有什麼獨特功勞？

　　中國的茶文化豐富多彩，圖為成套的紫砂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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