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問：“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共和的含義是什麼？”剛剛海歸的英文秘書顧維鈞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應由政府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問：“那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
袁世凱問了個大問題：要多長時間才能實現共和？
《伐林追問》第67期，2020年3月2日首播
◆高伐林
關於袁世凱講了好幾期《伐林追問》，一來這位歷史人物太重要了，二來圍繞他的不實之詞太多了，讓我欲罷不能。
袁世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朝代共同的靶子，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四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小冊子《竊國大盜袁世凱》，為整個毛澤東時代對袁世凱的否定定下了基調，就算1970年陳伯達垮台，這個基調也沒有改變。
日本駐中華民國公使日置益，因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而惡名昭彰。
隨便翻一下書或者文章，就看到不靠譜的說法。例如，有人說“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簽署二十一條”，這種說法是三人成虎的典型案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馮學榮說，真相是：當時日本駐中華民國公使日置益對袁世凱說的是：只要你簽了二十一條，我們日本可以幫你，取締在日活動的孫中山一派革命黨。
袁世凱沒簽署二十一條，經過軟磨硬抗，最後簽的是刪節縮水了的《民四條約》；日本從來沒說過“支持袁世凱稱帝”，恰恰相反，在得知袁世凱可能稱帝后，日本政府代表至少兩次來北京見北洋政府代表，規勸袁世凱不要稱帝。
這個問題，也牽涉恢復帝制中那段公案：袁克定是否偽造了《順天時報》？我在《伐林追問》第64期講了“查無實據”，但我有個地方講錯了，今天不僅要道歉、認錯糾錯，而且要進一步講講這件事。
上次我講：這件事“唯一的源頭”是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發表在1963年《文史資料選輯》的長文。我說錯了。在她這篇文章之前，1958年在台灣出版的《閻錫山回憶錄》也寫了此事。閻錫山回憶：“籌安會幕後操縱者主要為袁之長子克定。袁克定為實現繼承帝位的迷夢，曾特地為他父親專印了一份偽版《順天時報》……其中臆造了勸告擁戴帝制的消息。”
《閻錫山回憶錄》1958年問世，這是後來大陸出版的簡體字版。
騰訊歷史主編諶旭彬認為，這顯示“袁克定偽造《順天時報》”的傳言約出現於上世紀50年代。但諶旭彬說：“閻錫山自無可能是親歷者，其信息當是道聽途說得來。”
諶旭彬說，袁靜雪的說法之所以很難令人信服，關鍵在《順天時報》。該報由中島真雄1901年底在北京創辦，1905年轉讓給日本公使館，成為日本在中國半官方言論機構；經常抨擊北洋政府，影響力很大，1915年該報幾乎成了反對帝制的輿論旗手，銷量大漲，成為華北第一大報。袁世凱要稱帝必然關注《順天時報》。袁克定偽造什麼報不好，偽造《順天時報》來蒙蔽他爹，太容易露馬腳了！
《順天時報》是當時日本在中國出版的半官方報紙。
袁世凱有多種渠道可以了解日本對帝制的立場，不會只看一份假《順天時報》做判斷。如袁的憲法顧問、日本法學家有賀長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對帝制立場的重要渠道。有賀長雄還曾受袁派遣，就帝制問題專門與日方疏通。
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國公使曾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說：中國組織帝制，全國沒有強烈反對，並非實際情況。……“甚望大總統聽此忠告，顧念大局。以防不幸禍亂之發作，而鞏固遠東之和平。”稍後，法、意兩國加入，“三國警告”擴大為“五國警告”。
這些警告，袁世凱和袁克定都很了解，怎麼會相信一份假報紙？
袁世凱經常接見外賓，了解西方列強政治和思想動向。
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上海隨即出版《袁世凱軼事》等書，許多報章也披露出勸進、恢復帝制中的怪事鬧劇，但沒有任何人提到偽造報紙。
最早記錄“偽造報紙蒙蔽袁世凱”的，是1926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但與袁靜雪的回憶差距甚大。該書披露偽造報紙之人並非袁克定，而是袁乃寬；偽造的報紙，不是日本背景的《順天時報》，而是上海一家報紙，報名就叫《時報》。揭破之人，更不是袁靜雪，而是當過清政府高官、在民國時代當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
左圖：袁乃寬；右圖：《中國報學史》1955年版封面，本書1926年初版。
袁乃寬姓袁，與袁世凱沒有血緣關係，晚清時攀附袁世凱自認子侄輩，當過陸軍中將，曾參與組織籌安會造輿論。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大意說：袁世凱在北京也關注瀏覽上海報紙，袁乃寬等人先過目，看見載有反對帝制文電，都改成擁戴文字，重製一版再送上。有一天，趙爾巽來見袁世凱，無意中隨手翻翻《時報》，發現了蹊蹺。袁世凱就問他，並派人到趙家取報來比照。真相大白後把袁乃寬叫來大罵一頓，袁乃寬嚇得發抖答不出話來——真要是帝制，這就是“欺君大罪”！
《中國報學史》沒有一個字提及袁克定偽造《順天時報》，可見在1920年代並沒有傳聞。諶旭彬推測：袁靜雪在1963年寫回憶錄之前，多半聽到過一些八卦傳聞。很可能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把自己代入傳聞之中，打扮成親歷者和揭破者。
傳播過程中名氣小的元素被名氣更大的元素取代，是很常見的事——在這個例子中，袁乃寬被名氣更大的袁克定取代，上海的《時報》被名氣更大的《順天時報》取代。
以上所述，用今天追查病毒來源的術語：袁靜雪不是“零號病人”，她所說的“袁克定偽造《順天時報》”，極有可能是“袁乃寬偽造上海的《時報》”這種說法的變異。但“零號病人”在哪裡，迄今還是個謎。
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前後幾十年的中國歷史走向，就是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的標題這四個字。但“共和”究竟是什麼？不僅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精英階層也一知半解。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布的辭位詔書說，“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這樣被全國上下當成“天命”接受了。
這年秋天，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向身邊英文秘書顧維鈞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着什麼？”
顧維鈞受到袁世凱的器重。
幾個月前，年輕的顧維鈞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他主修國際外交，副修憲法和行政法、政治學。面對袁世凱提問，他從最初步的ABC講起：共和國源出於古羅馬啦，原為歐洲移民的美國人經過革命建立了共和國啦，他們以法律為依據的權利與自由的觀念啦，這種思想在歐洲、拉丁美洲傳播，又傳播到亞洲啦，等等。顧維鈞強調，“中國情況大不相同，特別是國土這樣大，人口這樣多。不過，要教育人民認識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也只是需要時間而已。”
袁世凱接着問：“共和的含義是什麼？”顧維鈞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袁頗有疑惑：中國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潔，打掃屋子時，把垃圾堆到大街上，大街上髒不髒則不管。顧回答：“那是由於他們無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們也一樣愛好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由政府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問：“那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顧維鈞回答：“時間是需要的，不過我想用不了那麼久。”
1913年12月23日冬至，大總統袁世凱身着十二章袞服，來到天壇按傳統方式舉行祭天儀式。這張照片，被後人誤以為是登基大典的照片。其實他並未登基。
袁世凱的擔心真是多餘的嗎：共和不會要幾個世紀嗎？
相對於君主制，共和制的國家元首並不是世襲的皇帝，而是按照法律選出的。人民不是君主或最高統治者的所有物或附屬品；法律限制政府權力，並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人民認知國家事務不是帝王家事，而是公共事務。但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在帝制的循環中打轉，一代代哲人聖賢都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當中華民國誕生之時，為順應時代的需要，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火速推出小學教科書。火速到什麼程度？傅國涌在《鳳凰周刊》發表文章介紹，商務印書館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書乾脆就叫《共和國教科書》，每年發行數都在700萬本以上。這套書中新國文初小第四冊有課文《大總統》，第七冊課文有《共和國》《自由》《平等》等，第八冊有《國慶日》《選舉權》《法律》《司法》《行政》等。
《共和國教科書》的新國文課本。
例如《共和國》一課：
共和國者，以人民為國家主體，一切政務，人民自行處理之。
雖然，一國之人數至多，欲人人與聞政事，為事勢所不能，於是有選舉之法，選舉者，由多數人選舉少數人，使之代理政務也。
共和國以總統組織政府，以議員組織國會，總統議員，由人民公舉，其職權、任期，皆有限制，故無專擅之弊。
從文字上看，將共和的原則說得簡明扼要。但我很懷疑，十歲孩子能明白其含義。
《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高小第一冊有《國體與政體》《民國成立始末》《共和政體》等課文，第二冊有《人民之權利義務》，第三冊有《國家》《國民》，第四冊有《地方自治》《共和國之模範》《共和政治之精神》《臨時約法》，第六冊有《政黨》等課文。不光是新國文，《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高小第二冊有《自由》，第四冊有《博愛》，第六冊有《人權》等課文。
與民國同步誕生的中華書局，搶先推出適用於新時代的教科書，得到了部分教科書市場。
通過這些課本，共和觀念滲透到千千萬萬少年兒童心中。但是，遠水解不了近渴，思想觀念的轉變是非常艱難的。袁世凱去世11年之後，192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組織到北京14里外的西北郊區掛甲屯村社會調查了三個月，對象是100戶人家——
社會學家和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教授，主持了對京郊掛甲屯村的調查。
問“民國是什麼意思”，回答“人民平等”的5家，回答“沒皇上”的4家，但86家回答“不知道”。
問“民國好，還是有皇上好呢？”回答“民國好”占五分之一，回答“有皇上好”占四分之一，回答“一樣”占三分之一，回答“不知道哪種好”占六分之一。
主持調查的李景漢教授感嘆：掛甲屯村距京極近，距大城較遠鄉村人民的知識可想而知了！
對於在皇權意識中浸了兩千年之久的中國人，“共和”完全是個陌生的觀念，但辛亥革命造成的時勢，卻是一邊倒的共和呼聲。1915年10月2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與袁世凱談起來還充滿無奈。他說，當時你們中國民眾醉心於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滿清之得力口號，你大總統認為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習慣，我與美國公使嘉樂恆，亦主張君主立憲。但南北討論之時決定採取共和，不能不說失策啊！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
當時，有許多長期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中國的共和前景抱着相當悲觀的態度。1912年12月8日，《紐約時報》發表對濮蘭德的長篇採訪，此人來自英國，自1883年以來長期在中國任職，曾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私人秘書，對中國相當熟悉，著有暢銷書《慈禧統治下的大清帝國》等。他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稱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制度只是換了個名字，其本質特徵並未改變。中國人的內心，並未因辛亥革命而發生任何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多數人的心中也缺乏對自由的渴望和籲求。
濮蘭德1883年以後長期在中國任職，著有《慈禧：一個外國記者眼中的大清帝國》。
他說，中國與美國不同，共和對於美國，是幾個世紀來根植於英國民族內心、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表現。這種精神起源於英國憲章革命，通過移民由“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成為英美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權利的基礎。“你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大叫兩聲‘共和’，便可以把這種精神成功地灌輸給那些從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的人們。”
此前，袁世凱聘請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博士在北京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說過：“這種社會經過了許多世紀，它依靠自行實施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約束，沒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現在它突然決定採用我們的選舉、立法和我們比較抽象的和人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根據實際經驗，政治上的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至今仍然沒有意義。”
陳獨秀對中國人內心的帝王情結很了解。
1917年5月1日，陳獨秀在北京演講：“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不過膽兒小，不敢像籌安會的人，堂堂正正地說將出來。其實心中見解，都是一樣。”他直言，“數年以來創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說良心話，真心知道共和是什麼，腦子裡不裝着帝制時代舊思想的，能有幾人？”
袁世凱對中國人的心理深有了解，而對共和並不了解，又遇到國會政黨政治一團亂，弄得他無法施政，加深他對共和的疑慮。國民黨人中具有洞察力的領袖宋教仁也早已看出這一點。1913年2月1日，他在武漢寫信給北京國民黨同事說，“袁總統雄才大略，為國之心也忠，但是全靠他來擔負建設事業，恐怕還不足……”
民國初年，像顧維鈞那樣受過美國教育，對共和有着較深認識的中國人，是鳳毛麟角。有個皇帝在當時的中國有廣泛基礎。但是讓袁世凱大吃一驚，也讓我們今天感到迷惑的是，1915年12月舉行所謂“國民代表”投票，1993人支持君主立憲制的竟是100％，想要求幾張裝點門面的反對票都不得。等到帝制真要登台，卻到處都是反對聲浪。怎麼解釋？
傅國涌認為，反對者未必對共和有多少理解，包括袁親信的北洋將領，他們反對的不是帝制，而是袁世凱當皇帝。陳獨秀的這番判斷是可信的：“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到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反對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制。”
曾作為留美幼童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的唐紹儀說過：“我們中國人反對袁世凱，不僅是因為他試圖建立一個君主國，更是因為他違背了對國家的承諾。”當時的政客還不像當今中國的執政集團，數十年來對民眾背信棄義已成家常便飯，根本不在乎。袁世凱對違背承諾還是很有顧忌的。他上任當大總統時曾發誓維持共和政體，轉念又要變為君主立憲，就擔心這會失信於天下。1915年10月2日，他對英國公使朱爾典袒露了這一顧慮。這個問題說起來話長，也比較枯燥，就不細說了。
總之，袁稱帝的失敗並不代表共和觀念的勝利，共和在中國依然有極為艱難而漫長的路要走。袁世凱之問，真的無比沉重，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還能感受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中國實現共和需要幾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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