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罪责,而不到处甩锅,更不讲什么“恢复帝制是正确的,撤销帝制也是正确的”之类屁话,他将幕僚起草的“撤销帝制令”中责怪劝进者的语句统统删去,直接承认“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这样就成为一份“罪己诏”
袁世凯犯下大错自己担责,不肯甩锅
《伐林追问》第68期,2020年3月4日首播
◆高伐林
想起一段往事。多年前刚来美国,担心十来岁的女儿中文退步。但她还不错,四处找中文书刊来读,有一次她读到一首诗,惊讶骇笑,跑来给父母“奇文共欣赏”: 八十三天皇帝梦, “洪宪”给历史添臭粪。 逆水行舟翻了船, 龙袍里空包个大野心! 此诗作者是谁?是中国二十多年唯一一份诗歌杂志《诗刊》的主编臧克家。诗的水平我就不评价了,然而可以看成那个年代对袁世凯的盖棺论定。读读这首诗,可以感知时代有了多大的变化,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了多大的变化。
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
很多人说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糊涂的一件事,就是试图把“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帝国”。在前两期节目中,我讲述了当时把袁世凯带到沟里去的一些人和事,杨度、古德诺、蔡锷,以及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心底的帝王情结。讲述这些,是与观众一起回到历史现场,了解造成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他当时的处境。但是了解他,不等于同意他。毕竟是身为大总统的他,做出恢复帝制的决定,最终铸成大错。 回想一个世纪前,经过建国初期权力争夺与混乱之后,中华民国迎来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轨的机会。1913年初,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出任内阁总理已成定局。推行议会政治,用选举替代暴力的权力更迭,这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治制度初露曙光。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一声枪响,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这一历史进程戛然而止,整个中国就此滑向深渊!
宋教仁遇刺案,百年之后仍然争议不断。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先例;袁世凯以“叛乱”为由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进而解散国会,事态更加不可收拾。在推翻帝制近四年后,“中国走什么路”竟然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开始是比表态的先后速度,然后是比表态的肉麻程度,最后发展到极致——谁表态不积极,甚至没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诚”。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按日查看袁大总统的起居注,看到他对恢复帝制左思右想,煞车减速不下十余次之多。有人把他这种表现一概解释为虚伪和阴谋,但众多学者认为,袁世凯是犹豫不决。
唐德刚著《袁氏当国》。
作为民国初建时期的元首,袁世凯对民主制度的感觉很不好。他更习惯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而不习惯做共和国家的公务员。政党和国会都让他烦,尤其是国会,不仅那么多人难伺候,而且总是处于互相吵架之中。在袁世凯眼里,许多议员头脑愚笨,或目光短浅,用李新宇教授的话说,有的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有的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袁世凯明白民主共和的大道理,让他迁就那群乱哄哄的平庸之辈,心里也觉得别扭。历史并没有为中国准备好合格的公民和民意代表,也没有为中国准备好合格的现代国家公务员。在专制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长的大总统,与他的选民一样,对民主制度很不习惯。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纪念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首任大总统百年忌辰。文中回述说,1915年12月12日百官聚集于大礼堂,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明年元旦登基。但是袁世凯没有成功的兴奋,而是情绪很低沉,他的讲话也令人诧异。据曹汝霖回忆,袁世凯说:当今国事艰难,全国人民代表恳请更改国体,并推戴我登帝位,既是万众一心,我亦义不容辞。只是时局艰难,当此大任,无异跳入火坑,我为国民,亦不能不跳;并希望百官当共济时艰。百官都窃窃私语,曹汝霖心里也在嘀咕:为何新皇帝第一声,即说“跳火坑”的不祥之语…… 为何?这就是因为袁世凯接受帝位,是半推半就,他策动了民意,又被所谓“国情”和“民意”所裹胁,接受帝位时才说“跳火坑”。 袁世凯想不通,国情与民意怎么一下子大翻个儿:半个月后,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讨袁;随后,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4月6日,广东独立;4月12日,浙江独立;5月9日,陕西独立;5月22日,四川独立;5月29日,湖南独立……
云南护国军讨袁战争中重要的棉花坡之战,后人立像纪念。
而且,亲信、好友、甚至亲人,纷纷弃他而去。赵尔巽等老官僚,先后递交辞呈,离京而去;农商总长张謇,本是请假回原籍探亲,到家后却立即递来辞呈;副总统兼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病请假,不再出席会议;就连他的老友徐世昌等人也躲得远远;王士珍请假,说是伤风感冒了;段祺瑞称病隐居于北京郊外;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去了;做过总理的熊希龄,以省亲为由回湖南……就连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也都登报声明,因为他称帝而与他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不是顺应人心吗,怎么会大失人心!?袁世凯才知道杨度、梁士诒等人弄出来的“国情”和“民意”多么不可靠! 比起成功,失败更能够检验一个人的人品。就是在袁世凯众叛亲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原来是真的愿意顺从民意,而且知错能改,不失为光明磊落!当看到人们其实并不真赞成他做皇帝,袁世凯尽管觉得丢脸,却没有坚持错误。如果袁世凯坚持一错到底,坚持黄袍加身,仍然可以按计划在1916年元旦登基——不是没人劝他这样做。蔡锷的军队在云南,短时间内打不到北京来,护国军的兵力也不足以推翻他;如果他态度强硬,一些观望的人也可能不会追随蔡锷。历史上许多皇帝是在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势时就登基的,真想当皇帝的人,并不在乎有人反对。中国后来不是也有不少领袖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反复证明自己亲自缔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怎么伟大、光荣、正确么。 可是,袁世凯却没有那样,元旦那天他没有登基。 但他当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居然理直气壮强调:恢复帝制是“遵从民意”。随后一个多月,各地抗争势头继续,2月23日,袁世凯再一次宣布暂缓登基;一缓就到了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袁世凯才打消了做皇帝的念头。 3月21日,他请几个老哥们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前来商议大事。他们倒还给面子,差不多都来了。袁世凯开门见山:各位说说看,帝制是该继续还是该取消?他们一个个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见大家不愿开口,袁世凯也就明白了:我看还是取消了好。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日子,3月22日,历史上发生了几件事,有点不可思议: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抢救两天后,3月22日身亡;而一年后的1914年3月22日,北京各界为中风去世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举行追悼会,他是当时传为策划刺杀宋教仁的主谋。
袁世凯最信任的幕僚张一麐,三次对袁世凯提出反对恢复帝制。
袁世凯请总统府秘书长、最亲密的幕僚之一张一麐起草撤销帝制的告令。张一麐1903年就与当时担任清朝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结缘;民国建立之后,1914年,袁世凯设政事堂,下设机要局,让张一麐为总统府秘书长兼机要局长。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张一麐三次劝阻,两人分道扬镳。但这次袁世凯把他请来,对他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着一边把王式通起草的稿子给张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 张一麐回忆:他对袁世凯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世凯则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待张起草完毕交他审阅,他将责怪劝进者的语句统统删去。后来他还对张说:“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张一麐回忆录•古红梅阁笔记》中讲述了如何代袁世凯起草撤销帝制令。
这说明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罪责,而不到处甩锅,更不讲什么“恢复帝制是正确的,撤销帝制也是正确的”之类屁话。最后改定的这份总统令,说明了帝制运动的起因、过程,也表白自己一再辞让的诚意没有得到人们的体谅,最后终于酿成帝制之祸。这份文件,标题是“撤销帝制令”,事实上就是一份罪己诏——用文革语言,就是一份请罪书。其中自责是把话说得相当重的,比如说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站在政敌国民党立场上的沈云龙,后来在《徐世昌评传》中说:袁世凯虽到了失败边上了,仍不肯诿过于群小,毕竟不失其倔强之本色,比那些只懂责人不懂责己的人强多了!
袁世凯葬礼。
一直有传说,袁世凯后来在临终弥留时说了四字“Ta害了我”,好像他到底还是要推诿责任。有人另作解释说,这个“Ta”,是“它”不是“他”,不是指人,而是指袁世凯心中的帝王思想。我看也有点牵强。我认为,到底他临终所说指的是什么,很难弄清楚,不管怎样,临终时神智混乱,我们判断袁世凯的明确想法,还是更应该以他对张一麐的话为准,以“撤销帝制令”为准。
袁林。
袁世凯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过错,但他还是把事情看得太轻了,似乎取消帝制,不当皇帝,他可以回头继续当总统。可是,那些起兵保卫共和的人们能让吗?大错铸成,常常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里想介绍一下严复的观点。严复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起过很大启蒙作用,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提倡西学,呼吁变革,当过复旦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校长。但在帝制运动中,严复的形象并不光彩——他是“筹安六君子”之一,所谓“六君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六小人”。从此边缘化,很少有人再倾听他的声音。然而被忽略的声音未必没有价值。在一片要袁世凯下台的呼声中,严复与众不同,他认为,弄出这样的乱子,袁世凯当然有责任,但责任并不只在袁世凯,而是也在革命党人,如果不是他们捣乱,使国民寒心,就不会回过头来盼望强有力的中央,也不会接受帝制。
严复认为:袁世凯应该等到全国秩序稳定之后,再下台谢罪。
严复认为袁世凯万万不可马上下台。他说: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不能辞职下野;如果袁世凯还能为国家和百姓着想,就不能辞职下野。因为袁世凯若下台,中国的秩序将会大乱。应该等到全国秩序稳定之后,袁世凯再下台谢罪。 可惜的是,1916年夏天,没有多少人能如此宽容地对待袁世凯。当时有影响的人物,像当过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还有张謇、伍廷芳都敦促袁世凯退位,就连冯国璋也召集东北、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西等地代表到南京开会,讨论袁世凯去留。蔡锷、梁启超等人就更是如此——这也可以理解,如果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谁能保证他不会秋后算账?
袁世凯墓。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的长文推测:如果当时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也许会好一些。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没法假设;实际上也并不是这些人不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而是老天爷不让:不幸的是,袁世凯很快病重、病危、病故,同样不幸的是,57岁的袁世凯6月6日去世后没多久,42岁的黄兴10月31日去世,34岁的蔡锷11月8日去世。群雄不再被威慑,一些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人物,一些为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物,渐成气候,人们所担心的乱局成为事实,而最后降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走向共和的这个机会被错过了! 袁世凯离世后,人们在他的桌上发现袁世凯亲自写下:“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前一句话不难理解,纵观袁世凯一生,确实是日本之大敌;第二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听来,是他反省自身,勉励后进,瞻望中国重新缔造共和的前景。
墓碑立于袁林碑亭内,碑文为徐世昌书:“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
大家还记得我说过古德诺吧,美国的权威学者,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在近距离观察和深入了解中国之后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极有利于专制独裁制度的发展,家族制度以及孝道义务使中国人有很强的习惯性顺从心理,“国”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与英国不同,迫使英王签署保障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大宪章》的大封建领主和教会组织,在中国是缺席的。他之所以倾向于君主制,就是基于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认识。 面对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古德诺说:“我们还不可能预测,这次混乱的结果,是会产生一个新的大一统专制国家的新天子,还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出现另外一番局面,从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某种新的改变。”背负了支持帝制恶名的古德诺,对中国未来的这些思考,一直未曾引起国人的关注。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德诺对中国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是符合事实的。老百姓至今还在呼唤、还在期盼明君、救星,还是未能习惯当家作主,对自己的公民权利被侵夺逆来顺受。也正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从袁世凯止步乃至失足的地方,回到正路,继续前行。古德诺的观察虽然深刻,但是他主张迁就顺应中国的国情,回到帝制,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在了解国情民意的基础上,对国人的帝王情结对症下药,而绝不能容忍任何新的领导人,用国情民意的理由,用任何花样翻新的名义走回头路,恢复终身制。
《经济学人》杂志用习近平做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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