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被中共认定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保留，其最严重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陈赓密会顾顺章，1983年李强约见顾的妻子和女儿


　　一个叛徒扭转了中共航向，催生红色傀儡政权

　　《伐林追问》第74期，2020年3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节目，我们讲到：1931年1月7日，只开了一天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在米夫一手操纵之下，突然召开，又草草收场。这个傀儡党在这次全会之后，更加快了傀儡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中国的悲剧、中共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很快，就在同一年，1931年，一场接一场更大的变故从天而降。
　　中国的大变故，是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三省。
　　中共的大变故来得更早一点，就在六届四中全会开过之后三个月，1931年4月。
　　这年3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返程途经武汉，登台表演魔术——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具有专业水准。顾顺章曾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俄学习“政治保卫”。受训时间并不长，但他天赋过人，学到一身本领，化装、魔术、修理机械、心理学都很精，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徒手杀人不留痕迹等等，被他的敌人称为“全能特务，称得上大师”。

　　顾顺章几乎没有留下照片。这是从他与其他人的合影中放大的。

　　4月24日，他在武汉被一个中共叛徒认出。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台上表演被认出，更靠谱的说法是，他由武昌乘渡轮过汉口，在江汉关下船时被认出。这个叛徒在上海见过他，就跟着他，知道了他的住处，然后告了密。顾顺章也是百密一疏，他是反跟踪专家，竟然失手。也应了那句俗话：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后面的故事近九十年来被讲了无数次了。4月25日，他被捕第二天要求：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再供认其掌握的机密——据说是主动要求，并一再提醒抓他的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他还要求，去南京不要用兵舰，用飞机快一点，可以争取时间。

　　蔡孟坚急于表功，却让中共逃过大劫。

　　但抓住他的蔡孟堅没重视他的话，先后给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六封绝密电报，向上司徐恩曾报告。没想到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截获这样极端重要的消息，抢先通知了中共特科。而且顾顺章也没有坐上飞机，是4月27日，专门派了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他押赴南京。这三四天时间，周恩来紧急组织党中央机关大转移大隐蔽，算是没有被连锅端。但即使如此，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顾顺章后来还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指认了恽代英。

　　钱壮飞挽救中共中央立下奇功。

　　顾顺章被捕后，中共立即把他的家属转移到法租界最西部的爱棠村。5月，周恩来、康生获悉顾顺章投降，率领洪杨生、王世德等十余人，将其全家八口，包括岳父母、妻子、内弟，及当时在他家打麻将的几个外人，老老少少共十九人，全部无声无息地勒死，尸首就埋在爱棠村院子里。顾顺章三岁的女儿顾利群和两岁的侄子顾益群，被转移到了别处，红队负责人之一王世德說是因为他不忍心下手，中共官方的說法是按周恩来指示。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
　　顾利群晚年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舅舅张长庚在松江读中学，住校的，一个星期才回来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里门反锁在那里，没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里，姐姐姐夫，就是顾顺章夫妇，也没人。他很奇怪，家里人都哪里去了？”

　　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1948年时留影，左为她的丈夫祝仁波。

　　张长庚后来得知姐夫顾顺章在南京，就和一个表哥去南京见到了顾顺章。顾顺章当时还被国民党调查科关着，急着打听家人下落，感到凶多吉少。顾利群说：“他就说‘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到上海，在马路上多转转，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认识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呢。’”他俩就回上海天天在马路上转。此举竟然真的奏效，张长庚有一天指认出中共红队成员王世德，调查科抓住他，他供出了顾顺章的家人全被灭口。
　　国民党的调查科立即跟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联合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刚开始不相信，国民党再三陈述，才批准进行发掘。这件事为新闻界知道了，消息传布出去，吃瓜群众挤满墙头、爬到树上围观。当时现场的气氛，真像惊悚小说恐怖片，一尺又一尺，一天又一天，从11月21日挖到28日，在种植了满院花草的庭园，深挖至八尺之下，果然挖出顾的家人大小尸体，全上海为之震惊，媒体天天头版甚至头条大幅报道，配上大幅照片，很多上海市民感到太骇人听闻了，中共怎么如此惨无人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与国民党合作打击中共。

　　当时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都有详细连续报道。

　　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号等多处，继续从事发掘，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这些人是被中共认定为动摇或叛变分子，有可能泄漏机密，由周恩来命王世德等人处决的。
　　顾顺章本来顾虑到自己家人在中共手里的安全问题，这时他就豁出去了，配合国民党特务清剿中共地下组织。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发誓报仇。他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内容有他擅长的打枪、擒拿、格斗、盯梢、反侦探、催眠、摄影、化装术、使用化学品、建立调查网和交通站等，讲课讲义、教材，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整理编印成《特工丛书》，内收训练、情报、侦察、行动、审理、组织等各方面。他还在其他判徒和特务帮助下编写教科书《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的著作之一《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

　　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被中共特科红队勒死，徐恩曾就让手下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做老婆，此人是南京一位年轻姑娘张永琴，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南京细柳巷41号。
　　顾顺章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指出“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但最后，顾顺章还是死在国民党手里。
　　1934年，顾顺章失踪，随后确认被杀。这样一个大红人、对国民党反共极有用处的干才为何被杀？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私下抱怨国民党比共产党还坏，要成立“新共产党”，被手下告密；有人说他想利用军统的戴笠抗衡中统的徐恩曾，被告密。

　　中国大陆出版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主管徐恩曾的传记。

　　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写到，顾顺章“向共产党提供我们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现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也就是说与中共联络被杀。我们现在知道的是，1933年春末夏初一个深夜，中央特科的陈赓来到了南京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促膝长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谈的什么不得而知。顾的死亡日期也說法不一，有說1935年，也有說1934年或1936年。
　　顾顺章被中共认定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中共为陈赓树碑立传。陈赓曾经暗中前往南京密会叛徒顾顺章。

　　杨奎松教授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外，顾顺章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
　　以前我们都被告知是顾顺章出卖了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他讲了向忠发两个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缺一节。后来国民党特务根据这两个特征认清向忠发的身份。但是这两个特征，并非顾顺章独家掌握的，知道的人太多了，不能光凭这个就认定是顾顺章出卖。

　　早年李强（1905-1996）。后来曾任对外贸易部部长，担任过三届中共中央委员。

　　凤凰卫视专访顾顺章的第二任妻子、时年95岁的张永琴、年近80的女儿顾利群。顾利群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来到上海特地约见了他们母女。“在1983年，李强到上海来接见我的母亲，一道到国际饭店，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强是顾顺章的特科同事。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在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之下，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后来开国大将陈赓。三科也叫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李强。顾顺章、陈赓和李强三人的关系很好。这也就是为什么1933年陈赓密会顾顺章，1983年李强约见顾顺章的妻子和女儿，随后每年给其女儿写贺卡——顾顺章全家的惨死，想必是他们心灵上永远卸不下的沉重负担。顾利群是2018年7月1日在上海病逝的，享寿91岁。

　　当年特科的主要骨干之一李强，每一年都给顾顺章的女儿写贺年卡。

　　顾顺章叛变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路”。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包括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把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当然，这不是1931年一年能完成的事。
　　周恩来在无人知道的上海北四川路伯父家中躲了一段，随后秘密转移到江西苏区；王明则前往苏联，因为向忠发1931年6月被捕被杀，王明走的时候，让他的亲密战友博古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张闻天和陈云陆续前往中央苏区；陈赓前往鄂豫皖苏区……
　　中共在所谓白区，几乎全军覆没。共产党的盲动、蛮干、暴行，使得民心丧尽；但在红区，所谓苏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也刀光血影，硝烟弥漫，但用毛泽东自夸的话说：风景这边独好。
　　在我们说过的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报告中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的结尾，又强调：“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
　　此前我们介绍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日期一推再推，到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第十四个纪念日，终于在瑞金的谢家祠堂举行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610名来自全国的代表参加，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来中共御用的党史专家，闭口不提其浓重的傀儡政权色彩，反复宣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去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决策，是一个带革命性转变的、完全正确的方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11月19日进行选举。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六十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我的个人理解，这相当于后来全国人大吧。随后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这个职务，相当于政府总理。也就是说，毛泽东既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又兼任政府总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毛泽东的称呼，从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一直叫了几十年，从1931年年底叫到1976年9月9日他去世。
　　但毛泽东并不是这个傀儡政权的一把手。一把手是党的领导——也就是随后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他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从此让毛泽东忌恨几十年。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设了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办事机构。叫人民委员部，也是仿照苏联的体制。三个月后，又了临时最高法庭；很有趣的是，直到1933年2月，才增设国民经济部。

　　红色中华通讯社。

　　早早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最念念不忘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毛泽东、林彪等十六人为军委委员，其中出了六名后来的解放军元帅，我上次介绍过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盛荣，也是军委委员。
　　这个分裂政权、傀儡政权成立之后干了些什么？咱们下期《伐林追问》再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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