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被中共認定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據最新發現的資料表明，他在大出賣的同時，還作了相當多保留，其最嚴重危害只是帶着國民黨特務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這就是為什麼1933年陳賡密會顧順章，1983年李強約見顧的妻子和女兒


　　一個叛徒扭轉了中共航向，催生紅色傀儡政權

　　《伐林追問》第74期，2020年3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節目，我們講到：1931年1月7日，只開了一天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中共黨史上少數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在米夫一手操縱之下，突然召開，又草草收場。這個傀儡黨在這次全會之後，更加快了傀儡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籌備。中國的悲劇、中共的悲劇並沒有結束，也不可能結束，很快，就在同一年，1931年，一場接一場更大的變故從天而降。
　　中國的大變故，是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了東三省。
　　中共的大變故來得更早一點，就在六屆四中全會開過之後三個月，1931年4月。
　　這年3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派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完成任務後，顧返程途經武漢，登台表演魔術——他的公開身份是著名魔術師化廣奇，具有專業水準。顧順章曾與陳賡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蘇俄學習“政治保衛”。受訓時間並不長，但他天賦過人，學到一身本領，化裝、魔術、修理機械、心理學都很精，還擅長雙手開槍、爆破、徒手殺人不留痕跡等等，被他的敵人稱為“全能特務，稱得上大師”。

　　顧順章幾乎沒有留下照片。這是從他與其他人的合影中放大的。

　　4月24日，他在武漢被一個中共叛徒認出。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台上表演被認出，更靠譜的說法是，他由武昌乘渡輪過漢口，在江漢關下船時被認出。這個叛徒在上海見過他，就跟着他，知道了他的住處，然後告了密。顧順章也是百密一疏，他是反跟蹤專家，竟然失手。也應了那句俗話：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
　　後面的故事近九十年來被講了無數次了。4月25日，他被捕第二天要求：到南京去面見蔣介石再供認其掌握的機密——據說是主動要求，並一再提醒抓他的國民政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駐武漢特派員蔡孟堅，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他還要求，去南京不要用兵艦，用飛機快一點，可以爭取時間。

　　蔡孟堅急於表功，卻讓中共逃過大劫。

　　但抓住他的蔡孟堅沒重視他的話，先後給南京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發了六封絕密電報，向上司徐恩曾報告。沒想到徐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中共間諜，截獲這樣極端重要的消息，搶先通知了中共特科。而且顧順章也沒有坐上飛機，是4月27日，專門派了一艘小火輪和一個排的憲兵將他押赴南京。這三四天時間，周恩來緊急組織黨中央機關大轉移大隱蔽，算是沒有被連鍋端。但即使如此，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完全被摧毀，來不及轉移的機關如中央軍委保衛組、紅旗報社、中央地下印刷廠等都被破獲，先後被捕的有800多人。顧順章後來還到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指認了惲代英。

　　錢壯飛挽救中共中央立下奇功。

　　顧順章被捕後，中共立即把他的家屬轉移到法租界最西部的愛棠村。5月，周恩來、康生獲悉顧順章投降，率領洪楊生、王世德等十餘人，將其全家八口，包括岳父母、妻子、內弟，及當時在他家打麻將的幾個外人，老老少少共十九人，全部無聲無息地勒死，屍首就埋在愛棠村院子裡。顧順章三歲的女兒顧利群和兩歲的侄子顧益群，被轉移到了別處，紅隊負責人之一王世德說是因為他不忍心下手，中共官方的說法是按周恩來指示。
　　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傳記《周恩來》中提到，顧順章叛變之後，周恩來“不得不”採取行動，按上海地下工作的傳統開展反屠殺活動。
　　顧利群晚年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我舅舅張長庚在松江讀中學，住校的，一個星期才回來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裡門反鎖在那裡，沒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裡，姐姐姐夫，就是顧順章夫婦，也沒人。他很奇怪，家裡人都哪裡去了？”

　　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1948年時留影，左為她的丈夫祝仁波。

　　張長庚後來得知姐夫顧順章在南京，就和一個表哥去南京見到了顧順章。顧順章當時還被國民黨調查科關着，急着打聽家人下落，感到凶多吉少。顧利群說：“他就說‘你們兩個人趕快回到上海，在馬路上多轉轉，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認識的共產黨方面的人呢。’”他倆就回上海天天在馬路上轉。此舉竟然真的奏效，張長庚有一天指認出中共紅隊成員王世德，調查科抓住他，他供出了顧順章的家人全被滅口。
　　國民黨的調查科立即跟法租界警務當局接洽，聯合發掘屍體。租界當局剛開始不相信，國民黨再三陳述，才批准進行發掘。這件事為新聞界知道了，消息傳布出去，吃瓜群眾擠滿牆頭、爬到樹上圍觀。當時現場的氣氛，真像驚悚小說恐怖片，一尺又一尺，一天又一天，從11月21日挖到28日，在種植了滿院花草的庭園，深挖至八尺之下，果然挖出顧的家人大小屍體，全上海為之震驚，媒體天天頭版甚至頭條大幅報道，配上大幅照片，很多上海市民感到太駭人聽聞了，中共怎麼如此慘無人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改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與國民黨合作打擊中共。

　　當時上海《申報》、《時報》、《民國日報》等都有詳細連續報道。

　　以後據王世德所供，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號等多處，繼續從事發掘，又掘得三十九具屍體，這些人是被中共認定為動搖或叛變分子，有可能泄漏機密，由周恩來命王世德等人處決的。
　　顧順章本來顧慮到自己家人在中共手裡的安全問題，這時他就豁出去了，配合國民黨特務清剿中共地下組織。1931年11月29日，顧順章在《申報》刊登“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發誓報仇。他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開設了間諜技術訓練班，內容有他擅長的打槍、擒拿、格鬥、盯梢、反偵探、催眠、攝影、化裝術、使用化學品、建立調查網和交通站等，講課講義、教材，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機構整理編印成《特工叢書》，內收訓練、情報、偵察、行動、審理、組織等各方面。他還在其他判徒和特務幫助下編寫教科書《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中國共產黨的特務工作》。1933年，戴笠將其借調去負責軍統的籌備訓練工作。

　　顧順章的著作之一《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

　　由於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被中共特科紅隊勒死，徐恩曾就讓手下替顧順章介紹一位女子做老婆，此人是南京一位年輕姑娘張永琴，結婚以後顧順章一家搬到南京細柳巷41號。
　　顧順章叛變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通緝令，指出“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但最後，顧順章還是死在國民黨手裡。
　　1934年，顧順章失蹤，隨後確認被殺。這樣一個大紅人、對國民黨反共極有用處的幹才為何被殺？眾說紛紜，有人說他私下抱怨國民黨比共產黨還壞，要成立“新共產黨”，被手下告密；有人說他想利用軍統的戴笠抗衡中統的徐恩曾，被告密。

　　中國大陸出版了國民黨中統特務主管徐恩曾的傳記。

　　徐恩曾在《我和共產黨戰爭的回憶》一書中寫到，顧順章“向共產黨提供我們內部人事和業務報告，後又發現他有實現暗殺計劃後逃往江西蘇區的準備”，“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也就是說與中共聯絡被殺。我們現在知道的是，1933年春末夏初一個深夜，中央特科的陳賡來到了南京細柳巷顧順章家裡，與顧順章見面，促膝長談，整整談了一個晚上，談的什麼不得而知。顧的死亡日期也說法不一，有說1935年，也有說1934年或1936年。
　　顧順章被中共認定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據最新發現的資料表明，他在大出賣的同時，還作了相當多的保留。

　　中共為陳賡樹碑立傳。陳賡曾經暗中前往南京密會叛徒顧順章。

　　楊奎松教授在《民國人物過眼錄》一書中披露：“顧順章早先是有過將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盤托出的想法的，但為什麼在供詞中表示他只知道一個人叫牛蘭，而對這方面其他人員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夠用來加以解釋的理由，大概就是顧順章對出賣俄國人，包括中共領導人，還是多少有顧慮的。因此，除了有回憶指稱顧順章供出了周恩來和另外兩名中央委員過去的住宅外，顧順章被捕最嚴重的危害多半是帶着國民黨特務人員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
　　以前我們都被告知是顧順章出賣了中共總書記向忠發，他講了向忠發兩個特徵：一是講一口湖北話，二是右手食指缺一節。後來國民黨特務根據這兩個特徵認清向忠發的身份。但是這兩個特徵，並非顧順章獨家掌握的，知道的人太多了，不能光憑這個就認定是顧順章出賣。

　　早年李強（1905-1996）。後來曾任對外貿易部部長，擔任過三屆中共中央委員。

　　鳳凰衛視專訪顧順章的第二任妻子、時年95歲的張永琴、年近80的女兒顧利群。顧利群說：原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來到上海特地約見了他們母女。“在1983年，李強到上海來接見我的母親，一道到國際飯店，他跟我們談了一些話。他說現在這個事情已成為歷史了，在當時情況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採取這樣的行動，那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們澄清：一點，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第二點，‘伍豪事件’也不是顧順章所為。他唯一的就是出賣關在監獄裡的惲代英，其他他沒有什麼事情。這是李強親口對我母親講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李強是顧順章的特科同事。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在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之下，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洪揚生；二科負責收集情報，科長是後來開國大將陳賡。三科也叫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由顧順章兼任。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李強。顧順章、陳賡和李強三人的關係很好。這也就是為什麼1933年陳賡密會顧順章，1983年李強約見顧順章的妻子和女兒，隨後每年給其女兒寫賀卡——顧順章全家的慘死，想必是他們心靈上永遠卸不下的沉重負擔。顧利群是2018年7月1日在上海病逝的，享壽91歲。

　　當年特科的主要骨幹之一李強，每一年都給顧順章的女兒寫賀年卡。

　　顧順章叛變的最直接後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機關無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改寫了中共的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江西的中央蘇區。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路”。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讓中共中央遷往鄉村是不可想象的。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包括毛澤東本人，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把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由於顧順章叛變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城市暴動、工人運動遭到鎮壓，元氣大傷，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從城市走向了農村。當然，這不是1931年一年能完成的事。
　　周恩來在無人知道的上海北四川路伯父家中躲了一段，隨後秘密轉移到江西蘇區；王明則前往蘇聯，因為向忠發1931年6月被捕被殺，王明走的時候，讓他的親密戰友博古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張聞天和陳雲陸續前往中央蘇區；陳賡前往鄂豫皖蘇區……
　　中共在所謂白區，幾乎全軍覆沒。共產黨的盲動、蠻幹、暴行，使得民心喪盡；但在紅區，所謂蘇區，卻是另一番景象，儘管也刀光血影，硝煙瀰漫，但用毛澤東自誇的話說：風景這邊獨好。
　　在我們說過的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報告中說：“共產國際提出中國黨的目前主要任務，是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建立堅強的蘇維埃，去實行自己的政綱。”在《四中全會告全黨同志書》的結尾，又強調：“對於共產國際，要鐵一般的忠實！”
　　此前我們介紹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日期一推再推，到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第十四個紀念日，終於在瑞金的謝家祠堂舉行了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610名來自全國的代表參加，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後來中共御用的黨史專家，閉口不提其濃重的傀儡政權色彩，反覆宣稱“把工作中心轉移到革命根據地去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決策，是一個帶革命性轉變的、完全正確的方針”。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11月19日進行選舉。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六十三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後的最高政權機關——我的個人理解，這相當於後來全國人大吧。隨後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毛澤東當選為主席。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主席。這個職務，相當於政府總理。也就是說，毛澤東既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又兼任政府總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人們對毛澤東的稱呼，從毛委員，變成了毛主席，一直叫了幾十年，從1931年年底叫到1976年9月9日他去世。
　　但毛澤東並不是這個傀儡政權的一把手。一把手是黨的領導——也就是隨後經過艱難險阻來到中央蘇區的周恩來。他是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從此讓毛澤東忌恨幾十年。
　　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設了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等辦事機構。叫人民委員部，也是仿照蘇聯的體制。三個月後，又了臨時最高法庭；很有趣的是，直到1933年2月，才增設國民經濟部。

　　紅色中華通訊社。

　　早早與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同時成立的，還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最念念不忘的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周恩來、毛澤東、林彪等十六人為軍委委員，其中出了六名後來的解放軍元帥，我上次介紹過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盛榮，也是軍委委員。
　　這個分裂政權、傀儡政權成立之後幹了些什麼？咱們下期《伐林追問》再接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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