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悬于一线，全国群情悲愤，南京中央政府焦头烂额地应对巨大危机。但就在一个半月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它竟比日本人扶持成立“满洲国”还早了四个月，无疑既是一个分裂政权，更是一个傀儡政权


　　中共抢在满洲国之前建立一个红色傀儡国中之国

　　《伐林追问》第72期，2020年3月16日首播

　　◆高伐林


　　这次《伐林追问》节目，我们将视线转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国中之国”。当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时制定纲领，就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意思，把鞑虏赶回老家，你们爱建什么国就建什么国。那么，很可能就在东北，也就是满洲独立建国。不过，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那不是“国中之国”，而是“国外之国”。
　　好在孙中山很快醒过神来，不再提“驱除鞑虏”，而是提“五族共和”了——汉族要团结满族蒙族藏族回族一道建设中华民国。20多年之后，1932年3月1日，东北倒真成立了一个满洲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领衔登基。这个时候，所有中国人，不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将它看成“国中之国”，是一个分裂政权、更是一个傀儡政权。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曾经介绍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的研究成果。长期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葛剑雄教授不以为然，说看一下历史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年是统一的，又有多少年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呢？

　　葛剑雄教授指出：从秦统一到清垮台共2132年中，中国统一的时间占45％。

　　从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这一共2132年，他研究认为，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那么统一的时间只有950年。这950年中还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中期、明朝崇祯皇帝的后期等，国内有几个政权并存。
　　辛亥前后，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宣布独立，四川独立，湖北独立，江西独立……宣布不再受北京的清政府管辖，等于冒出了几十个“国中之国”。当时的革命先贤和立宪党人，并不像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和老百姓那样，把“国家统一”看的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心目中，有比“国家统一”更崇高的目标。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南方又掀起一阵“独立”浪潮，但短短两个月后，袁世凯北洋军队大军压境，又纷纷宣布撤销独立。

　　毛泽东鼓吹湖南独立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处于向共产主义者的变化时期，成天与他的伙伴蔡和森、彭璜一起讨论救国救民。他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
　　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谋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可。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这样的言论，如果在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总书记时期发出，大家猜想一下毛泽东会有什么下场？
　　我这里想重点说一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中之国存在了六年。
　　一个国家内有中央政权管不着的甚至对着干的独立政权，应该说，在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并不是一件稀奇事，我们今天看它，在感情上也没有那么不共戴天。但这个“国中之国”却实实在在是个怪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政权——更准确地说，它对本国中央政权独立，却心甘情愿地、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一个外国政权。刚才我说“满洲国”是一个分裂政权，一个傀儡政权，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无疑也是一个分裂政权、傀儡政权。
　　1931年9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寇悍然先占沈阳，然后侵占辽宁全省，侵占吉林、黑龙江。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悬于一线，全国群情悲愤，南京中央政府焦头烂额地应对巨大的危机。但就在“九一八”一个半月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它比日本人扶持成立的那个满洲国还早了四个月。
　　这个政权从里到外，充满了让中国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洋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

　　它的国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让当时的老百姓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是俄语中“代表会议”的意思，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圣彼得堡苏维埃，当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组成为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1917年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政权也以苏维埃为名，后被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广泛使用，大家都音译。1927年11月21日，中共党员彭湃在广东省海丰县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苏维埃名义的地方政府。这个名字被各地共产党人沿用，三十年代建立的一些根据地都用这个洋名。想象一下，在中国穷山村土坯房上刷上“苏维埃”，稍能识两个字的农民，会不会大眼瞪小眼吧。当然后来老百姓不管怎么拗嘴难懂，也这么说了，越说越顺溜了，还把红色根据地称作“苏区”。当时苏俄不少名词就被这么生硬地搬了过来，什么“布尔什维克”，什么“英特纳雄纳尔”……

　　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印上列宁头像。

　　国名是如此，打上了苏俄印记；这个“国中之国”发行的货币，不是袁大头，也不是孙大炮，而是一个洋人——苏俄的领袖列宁。这样的票子让国民拿到手里，想必更感到新奇得不得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地点，是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县叶坪村。瑞金，就被定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都。成立大会是在当地的望族谢家祠堂举行的，有610人参加。这倒是颇接地气的，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除了祠堂，还真难找能容纳这么多人的会场。
　　但是成立的时间，又充满了洋味：1931年11月7日。这个日子，是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选在这一天宣布一个新国家诞生，就一点也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与苏俄的血缘联系。
　　其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期，推迟了整整一年。为了筹备建国，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八号通告，通报要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5月，这个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劳动保护法》等文件草案，作出重要决定：第一、订于1930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13周年时，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以领导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
　　1930年9月12日，中共发起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大会——名称很长。被邀请的单位是：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赣西南、赣东北、闽西、闽北、鄂东北、海陆丰等各革命根据地或游击区，红一军至红八军、红十一军、红十二军，还有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北平革命学生会地区和单位的代表，也是洋洋大观，看起来很有广泛代表性。
　　这个名称很长的大会在上海召开，八十余人，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宪法草案大纲、劳动法草案、土地法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草案等，并决定把会期延后到1930年12月11日，也就是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之时召开。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但是当时国内国际形势严峻，1930年9月25日，虽然中共中央发出了《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的通告，但还是无法如期开会，只好推迟，这就到了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领导班子大地震之后，责成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连通告，决定于8月1日，也就是南昌起义纪念日，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尤其是中央根据地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反第三次“围剿”，于是再次延期举行。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11月7日）举行”，也就是建国的日期。

　　来自各地的610名代表，在这座谢氏祠堂内开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

　　本来是决定1930年11月7日建国，然后推到1930年12月11日，再推到1931年8月1日，最后是1931年11月7日，总算举行了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筹备到这时正式成立，前后近兩年时间。
　　这近两年时间里，中共党内、中国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就像过山车一样变化令人头晕目眩。
　　刚开始筹备时，中共是向忠发当总书记，他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上由共产国际指定的，实际权力由李立三掌管。1930年4月7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畅想中国梦，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6月11日李立三推动在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部署全国暴动。共产国际7月通过了一个中国问题决议案，批评李立三路线。李立三不服气，8月1日和3日两次开政治局会甚至狂言共产国际“错了”，既然你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全球“决战”，我李立三就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

　　李立三。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说：李是“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

　　共产国际一看这匹野马竟然脱缰狂奔，让周恩来和瞿秋白紧急回国纠偏，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主持，按照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示，狠批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撤换了他。但共产国际得知更多中共党内情况之后，很不满意中共领导层轻轻放过李立三及其冒险路线，他们认为“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认为“不但是路线问题”，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于是又派了大批干部回中国，并派了前中山大学校长、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秘密来到上海。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来华，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史上是头一次，决定除搞掉李立三外，还拿瞿秋白开刀。
　　六届三中全会三个多月之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由毛子米夫一手策划，意在扶植王明等人上台，会议只开了一天，从早至晚都充满着火药味。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九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仍担任总书记。
　　这是中共党内与其上级共产国际的巨大风波，从党外来讲，最大的巨变，就是日本公然侵占中国东北。但是所有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竟然都没有改变中共领导人要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顽强意志，一定要在1931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创建这个国中之国！
　　为什么中共要这样不屈不挠，建立一个分裂政权、傀儡政权？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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