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民族危亡懸於一線，全國群情悲憤，南京中央政府焦頭爛額地應對巨大危機。但就在一個半月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它竟比日本人扶持成立“滿洲國”還早了四個月，無疑既是一個分裂政權，更是一個傀儡政權


　　中共搶在滿洲國之前建立一個紅色傀儡國中之國

　　《伐林追問》第72期，2020年3月16日首播

　　◆高伐林


　　這次《伐林追問》節目，我們將視線轉到一個敏感的話題：中國的“國中之國”。當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時制定綱領，就說“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那意思，把韃虜趕回老家，你們愛建什麼國就建什麼國。那麼，很可能就在東北，也就是滿洲獨立建國。不過，在當時的孫中山看來，那不是“國中之國”，而是“國外之國”。
　　好在孫中山很快醒過神來，不再提“驅除韃虜”，而是提“五族共和”了——漢族要團結滿族蒙族藏族回族一道建設中華民國。20多年之後，1932年3月1日，東北倒真成立了一個滿洲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領銜登基。這個時候，所有中國人，不論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將它看成“國中之國”，是一個分裂政權、更是一個傀儡政權。
　　《三國演義》第一回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們曾經介紹過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教授的研究成果。長期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遠遠超過分裂的時間。葛劍雄教授不以為然，說看一下歷史事實，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少年是統一的，又有多少年是處於分裂狀態的呢？

　　葛劍雄教授指出：從秦統一到清垮台共2132年中，中國統一的時間占45％。

　　從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的公元前221年，至清朝滅亡的1911年，這一共2132年，他研究認為，如果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作為標準，那麼統一的時間只有950年。這950年中還有若干年，嚴格說是不能算統一的，如東漢中期、明朝崇禎皇帝的後期等，國內有幾個政權並存。
　　辛亥前後，各地紛紛揭竿而起宣布獨立，四川獨立，湖北獨立，江西獨立……宣布不再受北京的清政府管轄，等於冒出了幾十個“國中之國”。當時的革命先賢和立憲黨人，並不像今天中國的執政者和老百姓那樣，把“國家統一”看的那麼神聖不可侵犯，在他們心目中，有比“國家統一”更崇高的目標。1913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發動“二次革命”，南方又掀起一陣“獨立”浪潮，但短短兩個月後，袁世凱北洋軍隊大軍壓境，又紛紛宣布撤銷獨立。

　　毛澤東鼓吹湖南獨立的文章《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

　　1920年9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這個時候的毛澤東，正處於向共產主義者的變化時期，成天與他的夥伴蔡和森、彭璜一起討論救國救民。他1936年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過：“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這位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時候正式提出建設“湖南共和國”：
　　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着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謀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可。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這樣的言論，如果在定於一尊的習近平總書記時期發出，大家猜想一下毛澤東會有什麼下場？
　　我這裡想重點說一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國中之國存在了六年。
　　一個國家內有中央政權管不着的甚至對着幹的獨立政權，應該說，在一個歷史大變動時期，並不是一件稀奇事，我們今天看它，在感情上也沒有那麼不共戴天。但這個“國中之國”卻實實在在是個怪胎。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獨立政權——更準確地說，它對本國中央政權獨立，卻心甘情願地、俯首帖耳地聽命於一個外國政權。剛才我說“滿洲國”是一個分裂政權，一個傀儡政權，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無疑也是一個分裂政權、傀儡政權。
　　1931年9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日寇悍然先占瀋陽，然後侵占遼寧全省，侵占吉林、黑龍江。國難當頭，民族危亡懸於一線，全國群情悲憤，南京中央政府焦頭爛額地應對巨大的危機。但就在“九一八”一個半月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它比日本人扶持成立的那個滿洲國還早了四個月。
　　這個政權從裡到外，充滿了讓中國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洋味。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

　　它的國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讓當時的老百姓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蘇維埃”是什麼？蘇維埃是俄語中“代表會議”的意思，起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中的聖彼得堡蘇維埃，當時出現過一種由罷工工人組成為罷工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會議，簡稱“蘇維埃”。1917年十月革命後出現的一些共產主義政權也以蘇維埃為名，後被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廣泛使用，大家都音譯。1927年11月21日，中共黨員彭湃在廣東省海豐縣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第一個以蘇維埃名義的地方政府。這個名字被各地共產黨人沿用，三十年代建立的一些根據地都用這個洋名。想象一下，在中國窮山村土坯房上刷上“蘇維埃”，稍能識兩個字的農民，會不會大眼瞪小眼吧。當然後來老百姓不管怎麼拗嘴難懂，也這麼說了，越說越順溜了，還把紅色根據地稱作“蘇區”。當時蘇俄不少名詞就被這麼生硬地搬了過來，什麼“布爾什維克”，什麼“英特納雄納爾”……

　　中央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印上列寧頭像。

　　國名是如此，打上了蘇俄印記；這個“國中之國”發行的貨幣，不是袁大頭，也不是孫大炮，而是一個洋人——蘇俄的領袖列寧。這樣的票子讓國民拿到手裡，想必更感到新奇得不得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地點，是江西、福建交界處的瑞金縣葉坪村。瑞金，就被定為這個國中之國的首都。成立大會是在當地的望族謝家祠堂舉行的，有610人參加。這倒是頗接地氣的，在當時的中國農村，除了祠堂，還真難找能容納這麼多人的會場。
　　但是成立的時間，又充滿了洋味：1931年11月7日。這個日子，是俄國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紀念日。選在這一天宣布一個新國家誕生，就一點也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與蘇俄的血緣聯繫。
　　其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日期，推遲了整整一年。為了籌備建國，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六十八號通告，通報要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5月，這個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討論通過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土地暫行法》、《勞動保護法》等文件草案，作出重要決定：第一、訂於1930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13周年時，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第二、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九個單位的代表組成“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以領導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籌備工作。
　　1930年9月12日，中共發起舉行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大會——名稱很長。被邀請的單位是：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國總工會、贛西南、贛東北、閩西、閩北、鄂東北、海陸豐等各革命根據地或游擊區，紅一軍至紅八軍、紅十一軍、紅十二軍，還有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北平革命學生會地區和單位的代表，也是洋洋大觀，看起來很有廣泛代表性。
　　這個名稱很長的大會在上海召開，八十餘人，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憲法草案大綱、勞動法草案、土地法草案、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草案等，並決定把會期延後到1930年12月11日，也就是廣州暴動三周年紀念日之時召開。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但是當時國內國際形勢嚴峻，1930年9月25日，雖然中共中央發出了《加緊準備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工作》的通告，但還是無法如期開會，只好推遲，這就到了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中央領導班子大地震之後，責成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召開“一蘇大”和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接連通告，決定於8月1日，也就是南昌起義紀念日，召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但是“因各地選舉代表需要長時間才能完成，加上交通困難，各地代表一時不能到齊”，尤其是中央根據地正在集中全力準備反第三次“圍剿”，於是再次延期舉行。6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第十四號通令，“決定將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改在十月革命紀念節（11月7日）舉行”，也就是建國的日期。

　　來自各地的610名代表，在這座謝氏祠堂內開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誕生。

　　本來是決定1930年11月7日建國，然後推到1930年12月11日，再推到1931年8月1日，最後是1931年11月7日，總算舉行了代表大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從籌備到這時正式成立，前後近兩年時間。
　　這近兩年時間裡，中共黨內、中國國內外發生了許多大事，就像過山車一樣變化令人頭暈目眩。
　　剛開始籌備時，中共是向忠發當總書記，他是在莫斯科舉行的六大上由共產國際指定的，實際權力由李立三掌管。1930年4月7日，李立三在政治局會議上暢想中國夢，提出“中國革命必然可以推動世界革命的爆發”。6月11日李立三推動在中央會議上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部署全國暴動。共產國際7月通過了一個中國問題決議案，批評李立三路線。李立三不服氣，8月1日和3日兩次開政治局會甚至狂言共產國際“錯了”，既然你莫斯科看不出即將到來的全球“決戰”，我李立三就自主承擔起指導世界革命的重任。

　　李立三。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說：李是“第一個敢以中國革命號令莫斯科的中共領導人”。

　　共產國際一看這匹野馬竟然脫韁狂奔，讓周恩來和瞿秋白緊急回國糾偏，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由瞿秋白主持，按照共產國際的批評和指示，狠批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撤換了他。但共產國際得知更多中共黨內情況之後，很不滿意中共領導層輕輕放過李立三及其冒險路線，他們認為“半托洛茨基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甚至認為“不但是路線問題”，還在“組織上”“進行反國際的鬥爭”。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給這種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以致命的回擊”。於是又派了大批幹部回中國，並派了前中山大學校長、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實際負責人的米夫秘密來到上海。這樣高地位的領導人親自冒險來華，在中共與莫斯科關係史上是頭一次，決定除搞掉李立三外，還拿瞿秋白開刀。
　　六屆三中全會三個多月之後，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又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由毛子米夫一手策劃，意在扶植王明等人上台，會議只開了一天，從早至晚都充滿着火藥味。王明在會上概述了會前他根據國際文件寫成的題為《兩條路線》（即後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的觀點，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撤銷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出周恩來等九人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等七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仍擔任總書記。
　　這是中共黨內與其上級共產國際的巨大風波，從黨外來講，最大的巨變，就是日本公然侵占中國東北。但是所有這些天翻地覆的變化，竟然都沒有改變中共領導人要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頑強意志，一定要在1931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創建這個國中之國！
　　為什麼中共要這樣不屈不撓，建立一個分裂政權、傀儡政權？咱們下期節目接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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