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否与日本人合谋搞出密约？长期争论激烈。实际上指两个东西：一个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两名日本民间人士签订非正式条约；一个是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密信和所附盟约草案，与前一盟约内容一样，文字略有不同


　　孙中山是否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中日盟约？

　　《伐林追问》第70期，2020年3月11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节目讲到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这个话题比较大，这期接着讲。1913年8月，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1916年4月才回国。关于孙中山是否与日本人勾结合谋搞出密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激烈争论，史学界发表了大量文章，我在google上用“孙中山 中日盟约”做关键词检索，出来了115万条资料，观点南辕北辙。但是历史学界以外的人，大多数没怎么听说过，或者影影绰绰知道好像有那么回事，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期节目我想尽量客观地介绍一下来龙去脉，大家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与领导成员合影。

　　我们说的孙中山搞中日盟约，实际指两个东西：一个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两名日本民间人士签订的非正式条约；
　　一个是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信，密信后还附有一个盟约草案，又常常简称为“盟约案”。这个草案的内容与前一个中日盟约一样，文字上略有出入。给小池张造的密信、盟约草案和《中日盟约》三份文件，都用毛笔书写，笔迹相似，海内外学者公认三者出自一人之手，说明三者有内在联系。

　　评价孙中山的功罪，绕不过《中日盟约草案》。

　　我先念一下这个盟约的原文，好在不太长，一共十一条。

　　《中日盟约草案》
　　日本及中华，为维持东亚永久福利，共同体认两国合作之必要，特约定如左：
　　第一条　日中两国合作，凡有关他国对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照会协商。
　　第二条　为使日中协同作战，中华陆海军使用之武器、弹药、装备等，均采用与日本同一型式。
　　第三条　基于与前条同一目的，中华陆海军在聘用外国军人时，以采用日本军人为主。
　　第四条　为期日中政治确实合作，中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国人时，以采用日本人为主。
　　第五条　为期日中经济协同发展，在日华重要都市设立“中日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第六条　基于与前条同一目的，在中华方面为经营矿业、铁路、及沿海航线等，而需要他国资本或合营时，应先与日本协议；倘日本无力办理，则可与他国协商。
　　第七条　日本为中华改良币政（调整通货）给与必要援助，俾早日完成。
　　第八条　日本协助中华改良内政、整顿军备，俾建设为健全国家。
　　第九条　日本协助中华进行改订条约、自主关税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事务。
　　第十条　在属于以上各条范围内之约定，非经两国外交当局、或在本盟约签署之两国人认可，不得与他人缔约。
　　第十一条　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间十年，并得依据两国之期望予以延期。
　　给外务省的盟约还有个附记：上述盟约草案，乃属吾人私案，请勿公开。

　　给外务省的盟约是从哪里发现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在东京霞关，日本外务省的机密档案中发现的，但当时没有向公众披露。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学界俗称为“孙学”。日本孙学的泰斗、富山国际大学教授藤井升三一九六六年出版《孙文（孙中山）的研究》一书，首次向外宣布此一密信和盟约案的存在。此事牵涉到孙中山出卖国权换取日本人对抗袁世凯，自然引起孙学界轩然大波。一九八一年，藤井宣布更惊人的消息，披露还有一份中日双方已签署的《中日密约》，由孙中山、陈其美、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四人签名盖章，现由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珍藏。藤井升三身为日本研究孙学首席，论文在日本史学界一石激起千重浪。产经新闻所编的《蒋介石秘录》首先发难，指“绝不可能”，密信和盟约都是“可怕的伪造文书”。但一九八八年，藤井教授再发表论文，反复论证中日盟约实有其事。

　　《蒋总统秘录》日文编者和中文译者，都强烈否定孙中山《中日盟约》的真实性。

　　中国大陆和台湾对此事开始相当冷淡，直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日本NHK以四十五分钟的专辑在全国联播网上以“被发现的日中盟约”为名，指称真本的《中日密约》被发现了，在洞富雄教授手中。节目特别邀请藤井现场解说，并邀请到大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陈锡祺监看电视并做评论。
　　这个节目引发两岸巨大的质疑声浪。《蒋总统秘录》的中文翻译者，也是三台联播《大时代故事》制作人陈在俊，在当年八月十一日发表论文，指称密信、盟约草案、中日密约三者全是伪造的。同年八月夏威夷大学召开国际评论会，台湾与会学者炮火隆隆，展开激烈批判。同年十一月，中国大陆孙学权威、南开大学俞辛焞教授亲自赴东京发表论文，质疑盟约的真实性；九三年再发论文批判；九六年八月出版《孙中山与日中关系研究》一书，称“证明这是伪物”。上海学者王耿雄一生致力于孙学研究，更指出：“连印章都是假的。”

　　俞辛焞教授著作等身，是研究中日外交史的权威学者。

　　主伪派与主真派逐渐成型，双方都有重量级大佬，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是主真派的大本营，他们出版著名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将孙中山签中日密约纳入年谱，正式肯定此事。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藤井教授向国际发表论文，全面驳斥“伪造论”，使得这场国际笔战更增加热度。
　　一九九八年初，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破天荒邀请到藤井教授首度来访，他以前是不肯到台湾的。研讨会先由藤井教授演讲《孙文的中国革命与日本》，由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陈鹏仁担任评论；再由陈在俊演讲《与藤井升三教授讨论孙文密约的真伪》，由史学家蒋永敬担任评论，这是藤井教授与陈在俊笔战多年的首度面对面对阵。大会更邀请到大陆“主真派”当家、《孙中山年谱长编》主事者，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一起大激辩。

　　《孙中山年谱长编》将孙中山签订中日盟约一事收录入书中。

　　藤井教授先声明对孙中山非常尊敬，但秉持学术良知，要追求历史真相。他批评台湾和大陆学者认定是伪造，是因为将孙文视为“国父”绝对崇拜。他指出，中日盟约在山田纯三郎的回忆录中有不可动摇的证据。山田说：“中国方面是孙先生与陈先生，日本方面是犬冢先生与我，秘密缔结的。”中日盟约由孙中山关系亲密的王统一，担任传达工作。藤井分析，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处于非常的困境。袁世凯政府高度警戒孙中山等流亡者准备接着发动革命，向日本政府强烈提出严格取缔流亡革命党。孙中山必须寻求对策，影响日本政府来回应北京政府。为此，孙中山对民间援助人士者犬冢、山田和日本政府外交部门，订中日盟约或秘密建议当局，是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孙文）给小池张造的密信首页。

　　台湾的主伪派大将陈在俊随后发言，提出了九大质疑，主要有：原件不合日本政府处理公文书手续，如此重大的机密公文，竟然没有收文日期和文号；文件上的孙文签名与其它文件上孙文签名相比不一样，是假冒的；文件的文风和笔迹绝非孙中山所写，例如出现五次“敝国”全写成“弊国”；三文件不是中国人用语，更不是孙中山惯用语，如文中“兵具”，中国人说“武器”，文中“调印”中国人说“签订”，不胜枚举；还有，如此重大文件，洞富雄教授为何始终不肯说明如何获得的、始终不肯出示《中日密约》原件？连影印一份清晰复印件给台湾学者都不肯。目前大家手中的都是从NHK电视屏幕上翻拍的文件，相当模糊，何况NHK拍摄的也不是原件，只是原件的拷贝。

　　主伪派提交孙中山（孙文）的签名的比较。

　　主伪派提交印章的比较。

　　主伪派提交做签名和印章对比的收条。孙中山1915年2月2日收到山田纯三郎的两万元。

　　藤井教授针对陈在俊的九点质疑，做了反驳和澄清，他认为，孙中山密信是私人信函，当然没有依照公文手续处理；孙中山的签名是真的；文件确实不是孙中山书写的，是由日本人秋山真之代写的；洞富雄教授不肯说明《中日密约》原件的来源出处，不肯公开原件的影印本给学界，也许其本意是想保护孙中山。
　　会上其他学者也发了言，讨论了各种疑点。藤井教授表示，将仔细再查证此次会议提出的各项质疑，但他再三坚持，密约一定是真的。
　　随后中国和国际上不断就盟约真伪问题进行争论，有人提出：藤井教授认为孙中山签中日盟约是要日本对抗袁世凯，而日方的图谋并不是真支持孙中山，只是用这个盟约，用中国革命党来牵制和胁迫，让袁世凯接受日方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按照这一说法，至少袁世凯方面应知道孙中山提出了这个盟约，为什么从未有记载？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要讨论到。
　　台湾的李敖、大陆的张耀杰等人，陆续加入“主真派”。近十多年来，大众媒体包括网络自媒体对这一问题的热情不减，时而出现各种“揭秘”；学界讨论乎相对沉寂，但上期我们介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邓文初，2013年出版《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就是肯定盟约的真实性的。更近一点的，是上海《史林》2018年第1期发表王刚、赵正超的文章《孙中山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他们发现国民党元老、曾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的谢持在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述，透露出盟约草案真实存在。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谢持。

　　作者结合日本外务省、海军省档案分析，孙中山、陈其美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财源枯竭，经济极为困窘，别说支持国内发动三次革命，就是党员自己的生计都朝不保夕。“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急需从日本民间乃至日本官方拿到钱，小钱还不行，不是三百两百、三千五千，必须要拿到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大钱。日本民间人士并非个个都是活雷锋，官方就更不是了，给钱是要回报的，给大钱就要大回报。王刚、赵正超的文章谨慎推定“盟约案”为真。分析认为盟约最初应该是日本海军省的熟识官员替孙中山起草的。但密信和盟约草案送达外务省后，外务省表达过“若有意、若无意”的态度，但最终未签约，更未提供过援助。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从更广泛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长文《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文中有些重要观点，我在这里介绍一下：

　　杨奎松教授。

　　杨奎松教授是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东北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这件事说起的，这件事最先也是由日本学者撰文披露，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拒之唯恐不及。杨教授说，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怀疑甚至否认。直到19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进行认真讨论。
　　杨奎松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更在长达十年左右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中共，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提供援助国的一边。谈到《中日盟约》真伪争论，杨奎松说，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杨奎松教授说：很少有学者考虑过，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比如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在广州策动起义。他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提供武器援助，帮助他推翻满清。
　　比如1911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达上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任命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

　　1915年，日军占领青岛。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在日军支持下组织军队。

　　又比如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成立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得到日本占领军支持，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战果。
　　杨奎松指出，了解到这些事实，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真假问题，然而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们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意义。

　　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杨奎松教授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孙中山这些言行看成不爱国。他说，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那是一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同中国其他志士仁人一样，孙中山最初不可能有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更何况，孙中山最初成长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与国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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