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否與日本人合謀搞出密約？長期爭論激烈。實際上指兩個東西：一個是1915年2月5日孫中山、陳其美與兩名日本民間人士簽訂非正式條約；一個是1915年3月14日孫中山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的密信和所附盟約草案，與前一盟約內容一樣，文字略有不同


　　孫中山是否與日本人秘密簽訂中日盟約？

　　《伐林追問》第70期，2020年3月11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節目講到孫中山的中日盟約問題。這個話題比較大，這期接着講。1913年8月，孫中山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1916年4月才回國。關於孫中山是否與日本人勾結合謀搞出密約，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在激烈爭論，史學界發表了大量文章，我在google上用“孫中山 中日盟約”做關鍵詞檢索，出來了115萬條資料，觀點南轅北轍。但是歷史學界以外的人，大多數沒怎麼聽說過，或者影影綽綽知道好像有那麼回事，但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期節目我想儘量客觀地介紹一下來龍去脈，大家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斷。

　　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與領導成員合影。

　　我們說的孫中山搞中日盟約，實際指兩個東西：一個是1915年2月5日孫中山、陳其美與兩名日本民間人士簽訂的非正式條約；
　　一個是1915年3月14日孫中山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密信，密信後還附有一個盟約草案，又常常簡稱為“盟約案”。這個草案的內容與前一個中日盟約一樣，文字上略有出入。給小池張造的密信、盟約草案和《中日盟約》三份文件，都用毛筆書寫，筆跡相似，海內外學者公認三者出自一人之手，說明三者有內在聯繫。

　　評價孫中山的功罪，繞不過《中日盟約草案》。

　　我先念一下這個盟約的原文，好在不太長，一共十一條。

　　《中日盟約草案》
　　日本及中華，為維持東亞永久福利，共同體認兩國合作之必要，特約定如左：
　　第一條　日中兩國合作，凡有關他國對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照會協商。
　　第二條　為使日中協同作戰，中華陸海軍使用之武器、彈藥、裝備等，均採用與日本同一型式。
　　第三條　基於與前條同一目的，中華陸海軍在聘用外國軍人時，以採用日本軍人為主。
　　第四條　為期日中政治確實合作，中華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國人時，以採用日本人為主。
　　第五條　為期日中經濟協同發展，在日華重要都市設立“中日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第六條　基於與前條同一目的，在中華方面為經營礦業、鐵路、及沿海航線等，而需要他國資本或合營時，應先與日本協議；倘日本無力辦理，則可與他國協商。
　　第七條　日本為中華改良幣政（調整通貨）給與必要援助，俾早日完成。
　　第八條　日本協助中華改良內政、整頓軍備，俾建設為健全國家。
　　第九條　日本協助中華進行改訂條約、自主關稅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事務。
　　第十條　在屬於以上各條範圍內之約定，非經兩國外交當局、或在本盟約簽署之兩國人認可，不得與他人締約。
　　第十一條　本盟約自簽訂之日起，有效期間十年，並得依據兩國之期望予以延期。
　　給外務省的盟約還有個附記：上述盟約草案，乃屬吾人私案，請勿公開。

　　給外務省的盟約是從哪裡發現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占領日本的美軍在東京霞關，日本外務省的機密檔案中發現的，但當時沒有向公眾披露。
　　關於孫中山的研究，學界俗稱為“孫學”。日本孫學的泰斗、富山國際大學教授藤井升三一九六六年出版《孫文（孫中山）的研究》一書，首次向外宣布此一密信和盟約案的存在。此事牽涉到孫中山出賣國權換取日本人對抗袁世凱，自然引起孫學界軒然大波。一九八一年，藤井宣布更驚人的消息，披露還有一份中日雙方已簽署的《中日密約》，由孫中山、陳其美、犬冢信太郎、山田純三郎四人簽名蓋章，現由早稻田大學洞富雄教授珍藏。藤井升三身為日本研究孫學首席，論文在日本史學界一石激起千重浪。產經新聞所編的《蔣介石秘錄》首先發難，指“絕不可能”，密信和盟約都是“可怕的偽造文書”。但一九八八年，藤井教授再發表論文，反覆論證中日盟約實有其事。

　　《蔣總統秘錄》日文編者和中文譯者，都強烈否定孫中山《中日盟約》的真實性。

　　中國大陸和台灣對此事開始相當冷淡，直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間，日本NHK以四十五分鐘的專輯在全國聯播網上以“被發現的日中盟約”為名，指稱真本的《中日密約》被發現了，在洞富雄教授手中。節目特別邀請藤井現場解說，並邀請到大陸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陳錫祺監看電視並做評論。
　　這個節目引發兩岸巨大的質疑聲浪。《蔣總統秘錄》的中文翻譯者，也是三台聯播《大時代故事》製作人陳在俊，在當年八月十一日發表論文，指稱密信、盟約草案、中日密約三者全是偽造的。同年八月夏威夷大學召開國際評論會，台灣與會學者炮火隆隆，展開激烈批判。同年十一月，中國大陸孫學權威、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親自赴東京發表論文，質疑盟約的真實性；九三年再發論文批判；九六年八月出版《孫中山與日中關係研究》一書，稱“證明這是偽物”。上海學者王耿雄一生致力於孫學研究，更指出：“連印章都是假的。”

　　俞辛焞教授著作等身，是研究中日外交史的權威學者。

　　主偽派與主真派逐漸成型，雙方都有重量級大佬，廣州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是主真派的大本營，他們出版著名的《孫中山年譜長編》中，將孫中山簽中日密約納入年譜，正式肯定此事。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藤井教授向國際發表論文，全面駁斥“偽造論”，使得這場國際筆戰更增加熱度。
　　一九九八年初，台灣國父紀念館舉辦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破天荒邀請到藤井教授首度來訪，他以前是不肯到台灣的。研討會先由藤井教授演講《孫文的中國革命與日本》，由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陳鵬仁擔任評論；再由陳在俊演講《與藤井升三教授討論孫文密約的真偽》，由史學家蔣永敬擔任評論，這是藤井教授與陳在俊筆戰多年的首度面對面對陣。大會更邀請到大陸“主真派”當家、《孫中山年譜長編》主事者，廣州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所長林家有，一起大激辯。

　　《孫中山年譜長編》將孫中山簽訂中日盟約一事收錄入書中。

　　藤井教授先聲明對孫中山非常尊敬，但秉持學術良知，要追求歷史真相。他批評台灣和大陸學者認定是偽造，是因為將孫文視為“國父”絕對崇拜。他指出，中日盟約在山田純三郎的回憶錄中有不可動搖的證據。山田說：“中國方面是孫先生與陳先生，日本方面是犬冢先生與我，秘密締結的。”中日盟約由孫中山關係親密的王統一，擔任傳達工作。藤井分析，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的孫中山處於非常的困境。袁世凱政府高度警戒孫中山等流亡者準備接着發動革命，向日本政府強烈提出嚴格取締流亡革命黨。孫中山必須尋求對策，影響日本政府來回應北京政府。為此，孫中山對民間援助人士者犬冢、山田和日本政府外交部門，訂中日盟約或秘密建議當局，是可以理解的。

　　孫中山（孫文）給小池張造的密信首頁。

　　台灣的主偽派大將陳在俊隨後發言，提出了九大質疑，主要有：原件不合日本政府處理公文書手續，如此重大的機密公文，竟然沒有收文日期和文號；文件上的孫文簽名與其它文件上孫文簽名相比不一樣，是假冒的；文件的文風和筆跡絕非孫中山所寫，例如出現五次“敝國”全寫成“弊國”；三文件不是中國人用語，更不是孫中山慣用語，如文中“兵具”，中國人說“武器”，文中“調印”中國人說“簽訂”，不勝枚舉；還有，如此重大文件，洞富雄教授為何始終不肯說明如何獲得的、始終不肯出示《中日密約》原件？連影印一份清晰複印件給台灣學者都不肯。目前大家手中的都是從NHK電視屏幕上翻拍的文件，相當模糊，何況NHK拍攝的也不是原件，只是原件的拷貝。

　　主偽派提交孫中山（孫文）的簽名的比較。

　　主偽派提交印章的比較。

　　主偽派提交做簽名和印章對比的收條。孫中山1915年2月2日收到山田純三郎的兩萬元。

　　藤井教授針對陳在俊的九點質疑，做了反駁和澄清，他認為，孫中山密信是私人信函，當然沒有依照公文手續處理；孫中山的簽名是真的；文件確實不是孫中山書寫的，是由日本人秋山真之代寫的；洞富雄教授不肯說明《中日密約》原件的來源出處，不肯公開原件的影印本給學界，也許其本意是想保護孫中山。
　　會上其他學者也發了言，討論了各種疑點。藤井教授表示，將仔細再查證此次會議提出的各項質疑，但他再三堅持，密約一定是真的。
　　隨後中國和國際上不斷就盟約真偽問題進行爭論，有人提出：藤井教授認為孫中山簽中日盟約是要日本對抗袁世凱，而日方的圖謀並不是真支持孫中山，只是用這個盟約，用中國革命黨來牽制和脅迫，讓袁世凱接受日方所提出的二十一條。按照這一說法，至少袁世凱方面應知道孫中山提出了這個盟約，為什麼從未有記載？這個問題我們今後要討論到。
　　台灣的李敖、大陸的張耀傑等人，陸續加入“主真派”。近十多年來，大眾媒體包括網絡自媒體對這一問題的熱情不減，時而出現各種“揭秘”；學界討論乎相對沉寂，但上期我們介紹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鄧文初，2013年出版《民族主義之旗——革命與中國現代政治的興起》，就是肯定盟約的真實性的。更近一點的，是上海《史林》2018年第1期發錶王剛、趙正超的文章《孫中山與“中日盟約”問題新證》，他們發現國民黨元老、曾任中華革命黨總務部副部長的謝持在日記中對此事有所記述，透露出盟約草案真實存在。

　　　　中華革命黨總務部副部長謝持。

　　作者結合日本外務省、海軍省檔案分析，孫中山、陳其美為代表的中華革命黨財源枯竭，經濟極為困窘，別說支持國內發動三次革命，就是黨員自己的生計都朝不保夕。“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急需從日本民間乃至日本官方拿到錢，小錢還不行，不是三百兩百、三千五千，必須要拿到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大錢。日本民間人士並非個個都是活雷鋒，官方就更不是了，給錢是要回報的，給大錢就要大回報。王剛、趙正超的文章謹慎推定“盟約案”為真。分析認為盟約最初應該是日本海軍省的熟識官員替孫中山起草的。但密信和盟約草案送達外務省後，外務省表達過“若有意、若無意”的態度，但最終未簽約，更未提供過援助。
　　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教授，從更廣泛的層面看待這個問題，寫了一篇長文《孫中山到底愛國不愛國？》。文中有些重要觀點，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楊奎松教授。

　　楊奎松教授是從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東北權益或提供其他特權，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這件事說起的，這件事最先也是由日本學者撰文披露，習慣於為尊者諱的一些台灣學者拒之唯恐不及。楊教授說，奇怪的是，並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很多人對此也始終懷疑甚至否認。直到1990年代末終於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焞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兩本專著，進行認真討論。
　　楊奎松教授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黨，恐怕沒有哪一個不曾接受過外國的幫助，沒有哪一個能夠在對外問題上真正做到徹底的。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革命者其實也都是一樣，在他們勢單力孤地開始其革命運動之際，多半都會向外國尋求幫助，也都或多或少地會得到外國的援助。列寧及其大批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十月革命前順利回國，就直接得到了敵國德國的幫助和資助；中共早期更在長達十年左右里一直從莫斯科獲取活動經費，而曾被國民黨指為所謂“盧布黨”。無論是德國資助列寧，還是蘇聯援助中共，都不是無條件的。一個最基本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黨在關鍵問題上要站在提供援助國的一邊。談到《中日盟約》真偽爭論，楊奎松說，懷疑及否認論者似乎認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綻之處，就可以澄清孫中山所受到的類似種種指責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簡單嗎？不要說中方直證材料無處尋覓，即使是圍繞着日方史料的簽字、印章真假問題的討論，看起來也將曠日持久而不得結果。楊奎松教授說：很少有學者考慮過，未必一定要把這一兩件史料考據清楚才可能獲致答案。事實上，不僅日本方面有諸多記錄孫中山類似言論的史料，而且事實上孫中山也是有過類似的行動的。比起討論個別可能有爭議的史料來說，那些具體的行動本身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比如1895年中國甲午戰敗，被迫與日本談判《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之際，康有為等在北京上書建言變法強國，孫中山卻看準清王朝自顧不暇，在廣州策動起義。他數度前往交戰之敵國日本駐廣州領事館，再三懇求日本提供武器援助，幫助他推翻滿清。
　　比如1911年孫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後，繞道歐洲回國，首先電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後與大批日本人同船抵達上海。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就任臨時大總統，不僅在財政、銀行等方面求助於日本財閥，而且很快任命大批日本人，包括極力主張策劃滿蒙獨立的日本浪人頭目內田良平，來做自己的經濟、法律、海軍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顧問。

　　1915年，日軍占領青島。孫中山派中華革命黨黨務部長居正前往，在日軍支持下組織軍隊。

　　又比如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對德宣戰為名，出兵強奪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膠東半島及膠濟鐵路，孫中山當即委派黨務部長居正前往剛被日軍占據的青島，成立日軍庇護下的“中華革命黨東北軍”。為此，孫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得到日本占領軍支持，獲得大量武器彈藥，並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學生，甚至日本軍人。這支以日軍占領區為後方的革命軍，一度攻占了山東昌樂、安邱、高密、益都及壽光等縣。只是由於袁世凱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變態度，孫中山才沒有能在日本浪人和軍人的直接幫助下，取得更大戰果。
　　楊奎松指出，了解到這些事實，人們固然可以繼續研究《中日盟約》的簽字、印章之類真假問題，然而如果試圖用否認其真實性來使人們改變對孫中山這一時期對日態度的看法，至少不會有太大意義。

　　孫中山到底愛國不愛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楊奎松教授也認為，不能簡單地將孫中山這些言行看成不愛國。他說，孫中山所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剛剛開始接受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準備重塑中華國家，那是一個對主權和領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過程中的十分混亂的過渡時期。同中國其他志士仁人一樣，孫中山最初不可能有明確的主權和領土概念。更何況，孫中山最初成長的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專制帝國，國家從來都是少數人之私，與國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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