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把向忠发放在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上，尽管知道他不过是傀儡，也得哄着他；他的同事不看僧面看佛面，也要听从他一些意见，尤其是在他坚持的时候。向忠发做过一件对中共有重要影响的决定，这就是提名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国临时政府主席


　　中共总书记中唯一的大老粗是怎样被斯大林选中的

　　《伐林追问》第78期，2020年3月30日首播

　　◆高伐林


　　我在几期《伐林追问》节目中，讲了共产国际扶植的红色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来龙去脉，有观众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当上这个苏维埃国临时政府主席？
　　毛泽东能成为毛主席，当然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但是共产国际及远东局的代表，并不熟悉毛泽东。米夫熟悉的是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并没有与毛泽东有多少接触、打多少交道，为什么会批准毛泽东当主席？原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提名的。

　　　　向忠发是中共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我在此前节目中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只是挂名而已。这个说法只是就大体而言。共产国际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尽管知道他是傀儡，多少也得哄着他；而他的同事不看僧面看佛面，服从共产国际，也还是要听从他一些意见，尤其是在他坚持的时候。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就做过一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这就是提名毛泽东当苏维埃国临时政府主席。
　　在此之前，派谁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向忠发就没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话。远东局要求派即将从莫斯科回国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当书记，向忠发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有矛盾，难以合作。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矛盾没什么大不了，到头来还是同意了向忠发的意见，没派张国焘去江西，去了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后来果然在那里大搞一言堂。
　　在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也就被定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说，群众还不熟悉的人最好别排在名单里。于是，苏维埃国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总书记来担任，政治局开会时就争论起来。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除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张国焘就主张由向忠发当。向忠发提出：自己在上海，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当这个主席，说“我觉泽东可做主席”。这时想到毛泽东来当这个主席的，也就是向忠发。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政治局会议和共产国际认可。
　　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就来追问一下关于向忠发的几个问题：他怎么当上领袖的？他是不是草包和提线木偶？为什么说他是叛徒？他被捕后为什么死得那么仓促？
　　在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博古）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只有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是典型工人出身，在中共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最高领导人，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然而，向忠发又是中共党史中最受鄙视的一位领袖，很长时间里被看成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被捕变节者。我们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介绍，都相当刻薄：“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而他的人品更骇人听闻，在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中，竟贪污党的大量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还包了一个妓女整天鬼混，以至党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和约束总书记“种种不轨行为”。

　　杨奎松教授对许多关于向忠发的负面评价不以为然。

　　杨奎松教授写了一篇《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就问：如果向忠发真像这些说法，共产国际为什么会选中他？据杨奎松介绍，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对向忠发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改变。比如，“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大字识不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但杨教授说，时至今日，人们关于向忠发的种种说法还不尽准确。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急需人才，各方加紧招揽培训。图为1927年4月武汉报纸刊登的招生报道。

　　关于向忠发的出生地，就有两三种说法。说他1880年出生在湖北汉川一个贫寒之家，是不对的，他原籍是湖北汉川，但本人出生在上海，后来随父母迁回湖北。1894年，14岁的向忠发去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到造币厂做工，四年后工厂倒闭，又去一大户人家当佣人。三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四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好景不长，一次，因闯关卡、打官员、撞坏盐道船只，向忠发遭江西官府通缉，不得已逃回老家避风一年多。他投入工人运动，1921年，41岁的向忠发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副委员长。第二年，许白昊发展他入了党；另外看到一个说法，介绍人还有施洋律师。

　　工人出身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印上了邮票。

　　在中共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从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成长而来的领袖：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就党内地位而言，王荷波和邓培很早成为中央委员。苏兆征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向忠发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引人注目。
　　1925年1月，向忠发以工人代表身份出席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10月，北伐军要打来的时候，汉口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中共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支援北伐军的战争。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项英任副委员长。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13个猛增到270个，有组织的工人达几十万，加上数千工人纠察队，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向忠发自然功不可没，说明他还是有些本事的。

　　向忠发几乎只有这一张一脸苦相的照片传世。

　　不过向忠发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但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政治局选派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长。国共关系破裂在即，他俩都没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胆小鬼”的请假条。共产国际对苏兆征很不高兴。
　　而向忠发这里，却因为不受陈独秀重视，开会也不通知他，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
　　向忠发的得势，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1927年在汉口举行的八七会议会址。

　　1927年国民党清共分共，中共紧急举行“八七”会议更换领导人，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20票全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并没参加这个会，当时他在湖北树大招风，躲避国民党搜捕，藏了起来，又转到湖南乡下。
　　“八七”会议中共中央换了瞿秋白当头，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根本不重视向忠发，一个多月没安排他的工作。到9月下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必要的名头。他的政治局委员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中共中央在武汉和上海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
　　这自然让向忠发心存不快，他不能不怀疑，党的领导层还是被知识分子把持。共产国际同他一样，不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一把手瞿秋白还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是陈独秀中央时重要成员；常委中算是充实进来了一位工人，却是众所周知表现软弱的苏兆征。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电报，称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来临，将大张旗鼓地庆祝，要求中共筹组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庆贺，好好闹腾，营造团结欢乐气氛。代表团需要工农出身的人带队，最合适人选是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但这时，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中央和各地工作极其紧张，难有合适人选抽调，好吧，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向忠发带队去苏联，再合适没有了。

　　中共出版的苏兆征的传记。

　　11月初，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向忠发十月革命节当天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典，又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随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写文章，多次会见斯大林，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出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又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苏俄领导人极不满意。共产国际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并不在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也可以算“告刁状”吧：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向忠发更指出中共领导干部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而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把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斯大林（中）。摄于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之后的1927年12月。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正合斯大林的心意。事情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中国工人，作为中共的党代会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这个时候信心从何而来？显而易见，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这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
　　杨奎松教授说，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是中共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比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才干和指挥能力，这就凑合了。哪里去找出身过硬、本事也过硬的领袖？至于他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如何，有什么要紧？凡是大政方针，都有莫斯科在掌舵把关呢。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7月在莫斯科近郊“银色别墅”召开。共产国际物色了很多中国工人当代表。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

　　米夫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第六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是向忠发。7月10日，也就是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有22个，向忠发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名。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对共产国际的意图心领神会了，选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但党内习惯，还是称之为“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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