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公认,三十年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经济、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苏维埃国情况则绝然不同:在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下,农民被强制改造为无产阶级,被驱使强制劳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已经接近崩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试验为什么惨败
《伐林追问》第77期,2020年3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我小时候,“老红军”在心目中是十分崇高的形象。现在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见不到老红军了,当年的“红小鬼”活到今天,都是硕果仅存的百岁老寿星;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健在的老红军还不少,经常在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中被请到学校去讲述革命经历。我仰视他们,如饥似渴地倾听他们回忆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可惜老红军没几个有文化,讲起往事来往往颠三倒四。后来与一些老红军有过一些接触——例如我在武汉老家就与一位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当邻居,据说他经历过长征,是位一字不识的马夫,这么老的资格,定了处级养起来,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位中年女性配偶,又有了一位养女,组成一个三口之家。他有些当年战友来看他,我近距离接触,对老红军的敬意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是在文革初期,这位老红军要他读初一的养女当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大搞打砸抢,霸占人家房产——不是他的红卫兵女儿主动要去霸占,而是老红军唆使她及她的高干子女同学打着“造反”旗号去霸占,然后自己一家堂而皇之住进去。直到文革结束,当局给他安排了更理想的住房,才把霸占的房产退还给原主人。 这是孤例个案,还是普遍现象?我一时说不上来。
1920年出生在贵州、14岁参加红军的李光,省吃俭用资助贫困学生,99岁去世。
关于当年红军,在共产国际的旨意下成立苏维埃国前三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军队来的”。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要求他们宣传“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份。
红二十九军军长李仲英(第二排左二)曾是哥老会大佬,在扩红和筹粮中用上了帮会人脉。
为了保证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一个重要措施是收编俘虏,并用种种手段诱使白军官兵反水。对于老百姓,扩大红军的方式,首先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 二是利诱。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粮食调济局卖粮食先卖红军家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军家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的地区对农民有诱惑力。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陈列着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公田碑”。
三是征兵。苏维埃国《宪法大纲》规定实行征兵制度,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征兵就意味着并非自愿。 通过多管齐下,农村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1933年秋是苏维埃国全盛时期,总人口400万,红军竟达12余万人,不包括阵亡数字。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红军标语:“欢迎白军士兵到红军中来”。
毛泽东虽然是苏维埃国主席,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历史学家张戎说,在莫斯科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多个名目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青壮年参加赤卫军。善于学习的毛泽东看到这一切,称赞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 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毛泽东写了多篇文章《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从标题就可以知道情况相当严重。
在瑞金的谢家祠堂,用木板隔了15个小房间,作为苏维埃国政府各部委办公室。
毛泽东制定苏区最早的《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竹林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必须强制劳动。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遭到各社会阶层普遍反对。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修改了,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同时,没收地主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全部成了另一个雇主苏维埃政府的佃户。 即使是这样的土地革命也被当时中共领导层视为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二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列为富农,财产被没收。如胜利县原划地主富农二千一百多家,后地方苏维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或贫农,说明错划者占一半以上。但是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有错不纠,公然掠夺中农、贫农财产。
传为红军留下的宣传告示。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苏区重新分田,“限二月内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当时中央苏区约有三百万人口,地主、富农以占百分之五计,至少有六万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这一年苏区开展查田运动,是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由于按共产党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泽东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一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采取株连手段,如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公认,三十年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经济、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苏维埃国则呈现绝然不同的情况,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农民被强制改造为无产阶级,被驱使着强制劳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说:“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篾匠失业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苏区最有优势的项目是竹木、钨砂等,但由于战争封锁,根本就无法流出苏区。毛泽东说,“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但粮食的大量出口对贫穷的苏区来说,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饥饿。
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机构秘密保管红军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在税收方面,苏区统一由县苏维埃征收,交上级苏维埃政府支配。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税源少,征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财政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擅自抬高征收标准,毛泽东承认:“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这自然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物价方面,毛泽东记录下了详细情况,在模范长冈乡,豆子暴动前每担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另一个才溪乡情况也基本相同: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时仅买十四两;洋油也就是煤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三三年只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
共产国际的标志。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华苏维埃国采取的政策导致经济崩溃。
群众的痛苦还不仅止于此,整个苏维埃国的农民成为集体农奴,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被掠夺殆尽。苏维埃政府按辖区人口约三百万人的规模发行经济公债三百万元,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如长冈乡摊销公债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除去当红军者外,每个劳动人口实际负担七元多,有的农民一户摊派竟高达四十五元。毛泽东说在长冈乡开了四次会才摊派下去,他承认百分之六十儿童都买了公债。要求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卡献出来折抵公债。但买后又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农民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公债公债,本来是债,是民众把钱借给政府,这样一来就等于无偿捐献了! 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多万人,苏维埃的垄断经营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义务工和强制劳动,使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的负担,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并不是夸张的形容!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这支军队竟成为一支抢夺民众财产的军队。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苏维埃存续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杀掠夺史。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 除了屠杀,红军对平民财产还进行有组织的搜括抢掠。福建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记载了红军打下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红军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彭德怀自述》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黄石港乃湖北东部一小城市,哪里来的帝国主义?毛泽东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说“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钱亦完全靠打土豪”。红军不仅自己抢掠,还组织群众参与,毛泽东自豪地夸耀:“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豪劣绅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
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1990年9月13日晚,从海外回到广东省乐昌县定居,受到亲朋邻居欢迎。
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的回忆录中,记载有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泽东叫这个女干部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面前坦白交代了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罪行,当众处决,征兵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写下回忆的龚楚是资格很老的红军将领,1925年入党,百色起义时他是红七军参谋长,1934年一度代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一职,红军长征后龚楚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率部留在原地游击战。1935年5月他离队投向国民政府,当上国民党少将。1954年,他在香港出版《我与红军》,由张国焘写序,后来扩展成《龚楚将军回忆录》。陈毅曾经说《我与红军》所写他叛变之前那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杨尚昆也是瑞金时代的当事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回忆录真实性。
《龚楚将军回忆录》。陈毅和杨尚昆等当事人都曾评价龚楚所写是真实的。
龚楚还说,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 我所介绍的这些苏维埃国情况,资料来源广泛,包括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领导人像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录,《彭德怀自述》等等,主要参考两个来源,一个是《龚楚将军回忆录》,还有一个是国民党熊式辉将军的日记体回忆录。熊式辉——不是那个中共著名间谍熊向晖,两个名字很相近——1928年9月任淞沪警备司令,主要对手就是共产党中央。1930年5月,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1931年12月,蔣介石任命他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随后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要对付的更是苏维埃国和中央红军。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主管东北一切军政事务,再次跟中共干上。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他的家人出版了一本《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史学大师余英时作序,余英时说“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剿共与国内之牵制》”是最值得细读的部分。这本书由洪朝晖编校,明镜出版社出版,我受明镜指派参与了校对,所以看得很仔细,第一次接触有关中共苏区的史料,顛覆了我过去由中共灌输形成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那段史实被掩盖,人们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权、“模范苏区”的耀眼光环。实际上呢,苏维埃国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苏区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一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另一个数字是,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和肃反被杀的。 苏维埃国之所以在1934年不得不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战略转移,除了军事上失利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苏区政治、经济上完全破产,民穷财尽,山穷水尽,不论是兵员、粮食、还是财政都无法再支持下去。熊式辉书中描绘国军来到苏区看到中共祸害的惨状触目惊心。当时谁能想到,这个祸害了三四百万人口局部地区的政权,十五年后夺取江山,祸害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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