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公認，三十年代是中國上世紀前半期經濟、經濟、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而在蘇維埃國情況則絕然不同：在極不合理的土地國有制度下，農民被強制改造為無產階級，被驅使強制勞動，喪失了生產積極性，蘇區經濟已經接近崩潰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色試驗為什麼慘敗

　　《伐林追問》第77期，2020年3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我小時候，“老紅軍”在心目中是十分崇高的形象。現在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見不到老紅軍了，當年的“紅小鬼”活到今天，都是碩果僅存的百歲老壽星；但是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健在的老紅軍還不少，經常在革命傳統教育活動中被請到學校去講述革命經歷。我仰視他們，如饑似渴地傾聽他們回憶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可惜老紅軍沒幾個有文化，講起往事來往往顛三倒四。後來與一些老紅軍有過一些接觸——例如我在武漢老家就與一位失去一條腿的老紅軍當鄰居，據說他經歷過長征，是位一字不識的馬夫，這麼老的資格，定了處級養起來，組織上給他安排了一位中年女性配偶，又有了一位養女，組成一個三口之家。他有些當年戰友來看他，我近距離接觸，對老紅軍的敬意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是在文革初期，這位老紅軍要他讀初一的養女當紅衛兵，對所謂“黑五類”大搞打砸搶，霸占人家房產——不是他的紅衛兵女兒主動要去霸占，而是老紅軍唆使她及她的高乾子女同學打着“造反”旗號去霸占，然後自己一家堂而皇之住進去。直到文革結束，當局給他安排了更理想的住房，才把霸占的房產退還給原主人。
　　這是孤例個案，還是普遍現象？我一時說不上來。

　　1920年出生在貴州、14歲參加紅軍的李光，省吃儉用資助貧困學生，99歲去世。

　　關於當年紅軍，在共產國際的旨意下成立蘇維埃國前三年，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中就說：“紅軍的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軍隊來的”。紅軍、蘇維埃政府還和全國的哥老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蘇維埃政府曾發出通知要求參加哥老會的黨員務必參加開山堂，周恩來《關於哥老會問題》要求他們宣傳“有蘇維埃，有紅軍，哥老會就有了靠山”，並鼓勵蘇區內的當家、管事的要積極到白區發展。可見紅軍的構成從一開始就摻雜着土匪、山堂、幫會成份。

　　紅二十九軍軍長李仲英（第二排左二）曾是哥老會大佬，在擴紅和籌糧中用上了幫會人脈。

　　為了保證兵源，蘇維埃政府動用種種手段開展一系列“擴紅”運動，使紅軍規模迅速擴張。一個重要措施是收編俘虜，並用種種手段誘使白軍官兵反水。對於老百姓，擴大紅軍的方式，首先是鼓動。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東西群眾鬥爭熱忱最高漲時，要適時地提出擴大紅軍”。對於經過屢次動員而無動於衷的農民，則組織“兒童團恥笑隊，宣傳三四次不去便恥笑他”。
　　二是利誘。湘贛邊區《土地法》中規定：“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僱人代替耕種”。糧食調濟局賣糧食先賣紅軍家屬，再賣給困難群眾，賣給群眾要扣除損耗。紅軍家屬無錢可以借糧，秋後歸還，不取利息。無疑，這樣的優惠條件在極端貧窮的地區對農民有誘惑力。

　　金寨縣革命博物館陳列着鄂豫皖蘇區的“紅軍公田碑”。

　　三是徵兵。蘇維埃國《憲法大綱》規定實行徵兵制度，通過強行攤派兵額，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澤東《長岡鄉調查》有生動記載：在“擴紅”會議上，“長岡村代表答應擴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應四人，新溪村代表答應三人，泗網村代表答應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徵兵就意味着並非自願。
　　通過多管齊下，農村出現了男子都當兵吃糧的局面，如才溪鄉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歲男人五百五十五人，當紅軍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歲七百六十五人，當紅軍四百四十二人。未參加紅軍的在鄉男子也編入赤衛隊、兒童團，如長岡鄉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歲男子編赤衛軍一排，全鄉六十六人，除重病殘廢二十人外，全部編入。同齡女子編赤衛軍一連，全鄉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殘二十六人外，一律編入。1933年秋是蘇維埃國全盛時期，總人口400萬，紅軍竟達12餘萬人，不包括陣亡數字。鄉村里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紅軍標語：“歡迎白軍士兵到紅軍中來”。

　　毛澤東雖然是蘇維埃國主席，但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才是真正的一把手。歷史學家張戎說，在莫斯科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國中之國”建成一個斯大林模式的極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多個名目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青壯年參加赤衛軍。善於學習的毛澤東看到這一切，稱讚這是一張無所不包的網。
　　迅速擴張起來的軍隊，素質低下，官兵等級森嚴，打罵士兵、虐待傷員，士兵逃跑不斷，還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殺。毛澤東寫了多篇文章《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兵問題》，從標題就可以知道情況相當嚴重。

　　在瑞金的謝家祠堂，用木板隔了15個小房間，作為蘇維埃國政府各部委辦公室。

　　毛澤東制定蘇區最早的《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竹林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後，除老幼疾病沒有耕種能力及服公眾勤務者以外，其餘的人必須強制勞動。不但沒收地主、富農、中農土地，而且還沒收貧僱農、佃農擁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廟、宗祠、義莊、學田等公共土地，遭到各社會階層普遍反對。一九三四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修改了，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同時，沒收地主財產，沒收富農土地，“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國有”政策，農民並沒有成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們全部成了另一個雇主蘇維埃政府的佃戶。
　　即使是這樣的土地革命也被當時中共領導層視為革命不徹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人或者只請過一二年長工的富裕中農，也列為富農，財產被沒收。如勝利縣原劃地主富農二千一百多家，後地方蘇維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為中農或貧農，說明錯劃者占一半以上。但是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一號訓令：“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有錯不糾，公然掠奪中農、貧農財產。

　　傳為紅軍留下的宣傳告示。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員會發出第二號訓令，要求蘇區重新分田，“限二月內必須徹底分好，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當時中央蘇區約有三百萬人口，地主、富農以占百分之五計，至少有六萬人失去了生活來源。這一年蘇區開展查田運動，是毛澤東對這個政權的主要貢獻之一。由於按共產黨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澤東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一些剛分到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採取株連手段，如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斗”。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公認，三十年代是中國上世紀前半期經濟、經濟、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而在蘇維埃國則呈現絕然不同的情況，這種極不合理的土地國有制度，農民被強制改造為無產階級，被驅使着強制勞動，喪失了生產積極性，蘇區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說：“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篾匠失業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蘇區最有優勢的項目是竹木、鎢砂等，但由於戰爭封鎖，根本就無法流出蘇區。毛澤東說，“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但糧食的大量出口對貧窮的蘇區來說，進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飢餓。

　　中央蘇維埃國家銀行。這個機構秘密保管紅軍掠奪來的巨額財富。

　　在稅收方面，蘇區統一由縣蘇維埃徵收，交上級蘇維埃政府支配。蘇區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稅源少，徵稅十分困難。蘇維埃政府頒布的《土地法》規定徵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稅，財政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蘇維埃政府擅自抬高徵收標準，毛澤東承認：“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這自然又加重了農民負擔。
　　在物價方面，毛澤東記錄下了詳細情況，在模範長岡鄉，豆子暴動前每擔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雞暴動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另一個才溪鄉情況也基本相同：鹽暴動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時僅買十四兩；洋油也就是煤油，暴動前百分之五十人家點洋油，每元買七斤十四兩，三三年只買一斤五兩，因此除機關辦公外，無人點它了。

　　共產國際的標誌。在共產國際指示下中華蘇維埃國採取的政策導致經濟崩潰。

　　群眾的痛苦還不僅止於此，整個蘇維埃國的農民成為集體農奴，他們的勞動成果幾乎被掠奪殆盡。蘇維埃政府按轄區人口約三百萬人的規模發行經濟公債三百萬元，主要由在鄉農民承擔。如長岡鄉攤銷公債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鄉除去當紅軍者外，每個勞動人口實際負擔七元多，有的農民一戶攤派竟高達四十五元。毛澤東說在長岡鄉開了四次會才攤派下去，他承認百分之六十兒童都買了公債。要求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卡獻出來折抵公債。但買後又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農民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公債公債，本來是債，是民眾把錢借給政府，這樣一來就等於無償捐獻了！
　　由於需要供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多萬人，蘇維埃的壟斷經營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義務工和強制勞動，使蘇區農民實際負擔遠遠高於白區佃農的負擔，蘇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並不是誇張的形容！

　　中國工農紅軍軍旗。這支軍隊竟成為一支搶奪民眾財產的軍隊。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張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蘇維埃存續的歷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殺掠奪史。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
　　除了屠殺，紅軍對平民財產還進行有組織的搜括搶掠。福建省《黨史研究參考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記載了紅軍打下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紅軍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彭德懷自述》說，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布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着銅幣、銀幣，一擔一擔送到紅軍司令部”。黃石港乃湖北東部一小城市，哪裡來的帝國主義？毛澤東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說“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錢亦完全靠打土豪”。紅軍不僅自己搶掠，還組織群眾參與，毛澤東自豪地誇耀：“閩西贛南的民眾都非常之好，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豪劣紳穀子的群眾，一聚就有幾千”。

　　被稱為“紅軍第一叛將”的龔楚，1990年9月13日晚，從海外回到廣東省樂昌縣定居，受到親朋鄰居歡迎。

　　被稱為“紅軍第一叛將”的龔楚的回憶錄中，記載有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澤東叫這個女幹部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裡。經過一天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面前坦白交代了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罪行，當眾處決，徵兵任務很快就完成了。寫下回憶的龔楚是資格很老的紅軍將領，1925年入黨，百色起義時他是紅七軍參謀長，1934年一度代理劉伯承的紅軍總參謀長一職，紅軍長征後龔楚被任命為中央軍區參謀長，率部留在原地游擊戰。1935年5月他離隊投向國民政府，當上國民黨少將。1954年，他在香港出版《我與紅軍》，由張國燾寫序，後來擴展成《龔楚將軍回憶錄》。陳毅曾經說《我與紅軍》所寫他叛變之前那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楊尚昆也是瑞金時代的當事人，在小範圍內承認龔楚回憶錄真實性。

　　《龔楚將軍回憶錄》。陳毅和楊尚昆等當事人都曾評價龔楚所寫是真實的。

　　龔楚還說，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着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
　　我所介紹的這些蘇維埃國情況，資料來源廣泛，包括毛澤東著作和其他領導人像張國燾等人的回憶錄，《彭德懷自述》等等，主要參考兩個來源，一個是《龔楚將軍回憶錄》，還有一個是國民黨熊式輝將軍的日記體回憶錄。熊式輝——不是那個中共著名間諜熊向暉，兩個名字很相近——1928年9月任淞滬警備司令，主要對手就是共產黨中央。1930年5月，任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1931年12月，蔣介石任命他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隨後兼任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要對付的更是蘇維埃國和中央紅軍。1945年9月任國民政府東北行營主任，主管東北一切軍政事務，再次跟中共幹上。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他的家人出版了一本《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史學大師余英時作序，余英時說“本書第二編第二章《剿共與國內之牽制》”是最值得細讀的部分。這本書由洪朝暉編校，明鏡出版社出版，我受明鏡指派參與了校對，所以看得很仔細，第一次接觸有關中共蘇區的史料，顛覆了我過去由中共灌輸形成的刻板印象。長期以來那段史實被掩蓋，人們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權、“模範蘇區”的耀眼光環。實際上呢，蘇維埃國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蘇區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一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另一個數字是，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和肅反被殺的。
　　蘇維埃國之所以在1934年不得不打着“北上抗日”的旗號戰略轉移，除了軍事上失利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蘇區政治、經濟上完全破產，民窮財盡，山窮水盡，不論是兵員、糧食、還是財政都無法再支持下去。熊式輝書中描繪國軍來到蘇區看到中共禍害的慘狀觸目驚心。當時誰能想到，這個禍害了三四百萬人口局部地區的政權，十五年後奪取江山，禍害了全中國億萬人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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