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等在向忠發被捕三個小時後就得知了消息，並緊急疏散轉移中央機關，但是向忠發被處決一年後，無論中共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他為殉難烈士。對他定性為“叛徒”，緣於一位“海歸文青”打入警備司令部，弄到了審訊向忠發的全部記錄


　　中共為何在向忠發被殺一年後才改口稱他為叛徒？

　　《伐林追問》第83期，2020年4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這期《伐林追問》節目，本打算追問向忠發為什麼在很短時間就被國民黨軍警處決的疑團，但感覺在向忠發是否叛徒問題上，還有些有意思的內情，應該先介紹一下。
　　上期節目播出之後，好幾位關心中共黨史和向忠發問題的網友紛紛留言討論，讓我很受啟發。其中談到顧順章。
　　我們在第74期《伐林追問》節目中曾經說過：顧順章被中共認定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據最新發現的資料表明，他在大出賣的同時，還作了相當多的保留。

　　顧順章幾乎沒有留下照片。這是從他與其他人的合影中放大的。

　　楊奎松教授在《民國人物過眼錄》一書中披露：“顧順章早先是有過將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盤托出的想法的，但為什麼在供詞中表示他只知道一個人叫牛蘭，而對這方面其他人員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夠用來加以解釋的理由，大概就是顧順章對出賣俄國人，包括中共領導人，還是多少有顧慮的。因此，除了有回憶指稱顧順章供出了周恩來和另外兩名中央委員過去的住宅外，顧順章被捕最嚴重的危害多半是帶着國民黨特務人員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
　　1931年5月，中共特科的紅隊對顧順章滅門，殺了幾十口人，但到向忠發被捕的6月，此事還沒有曝光，顧順章只知道家人失蹤了，為了家人的安全，他不敢太過分。是到了11月，屍體被挖了出來，激怒了他發誓報仇。以前我們都被告知是顧順章出賣了向忠發，他講了向兩個特徵：一是講一口湖北話，二是有個手指缺一節。但是這兩個特徵並非顧順章獨家掌握，知道的人太多了。
　　鳳凰衛視專訪顧順章的第二任妻子張永琴和女兒顧利群。顧利群說：1983年，原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當年特科的李強來到上海特地約見了他們母女。“他說這個事情已成為歷史了，在當時情況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採取這樣的行動，那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們澄清：一點，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第二點，‘伍豪事件’也不是顧順章所為。他唯一的就是出賣關在監獄裡的惲代英，其他他沒有什麼事情。這是李強親口對我母親講的。”當然，這也只是出自顧順章的女兒一人之口。

　　有“傳奇女諜”之稱的黃慕蘭，以110歲高齡去世。

　　向忠發被捕之後，周恩來、鄧穎超他們很快都得知他叛變，採取緊急疏散轉移措施。怎麼確認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中央特科成員黃慕蘭的回憶。黃慕蘭從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那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告知了康生，康找到周恩來，周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躲起來。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着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黃慕蘭自傳》2011年12月出版，基本還是持此種說法。但是我的一位朋友、美國華人學者馮勝平分析，她的說法是值得推敲的，畢竟是幾十年前的往事，記憶可能發生錯亂。

　　　　《黃慕蘭自傳》。

　　雖然周恩來等人在向忠發1931年6月22日被捕三個多小時後即得知了消息，但是6月26日，也就是向忠發死後第三天，中共中央發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已經得知向忠發被殺，但並未確認向忠發叛變。
　　毛澤東、張國燾、項英三人1931年12月10日簽發蘇維埃國中央政府對叛徒顧順章的通緝令，列舉了顧順章叛變的危害，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布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反認定其為遇難烈士。
　　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其中披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這個口徑，就是說，向忠發被殺已快一年，無論中共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翻譯家鮑文蔚，年輕時曾經在中共中央特科從事地下工作。

　　怎麼確認是叛徒的呢？我們上一期講過，向忠發死後，周恩來派潘漢年弄到向忠發在審判時的口供。中央特科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當法文翻譯的鮑文蔚和情報科歐陽新等關係，重金買通審訊時的記錄員，偷偷抄錄了向忠發的口供。周恩來是從這份口供斷定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正是鮑文蔚這個名字，讓我恍然大悟為什麼中共那麼晚才確認，因為他是1932年才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當法文翻譯的。
　　在我國翻譯界，鮑文蔚大名鼎鼎。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把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拉伯雷的小說巨著《巨人傳》前兩卷譯成中文。《巨人傳》一共五卷，後三卷譯稿在文革前已基本完成，但遇到文革在劫難逃，被他任教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紅衛兵抄走，下落不明。後來儘管已有其他全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再版他翻譯的《巨人傳》前兩卷。

　　鮑文蔚翻譯的法國拉伯雷的名著《巨人傳》。

　　一位教授，一位翻譯家，在20世紀30年代初卻是中共中央特科情報人員。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起情報保衛機構——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它誕生的時間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簡稱“中調科”，為“中統”前身，還早幾個月。中央特科陸續建起4個科：一科是為中共中央機關服務的總務科，科長洪揚生；二科是負責搜集情報，掌握敵情的情報科，科長陳賡；三科是專門鎮壓叛徒、特務的特務科，也稱“紅色恐怖隊”，簡稱“紅隊”，俗稱“打狗隊”，科長顧順章；四科是無線電通信科，科長李強。1927年11月成立，1935年9月解散撤離，特科經歷了三個階段：1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特科領導為周恩來、顧順章、陳賡等，著名的“龍潭三傑”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在這一階段建立功勳；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特科領導為陳雲、趙容（康生）、潘漢年等；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特科領導為武胡景等。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變的標誌性事件是顧順章叛變。

　　潘漢年在中共中央特科的第二階段成為主角之一。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湖北武漢被捕叛變。他作為負責保衛中央、剷除叛徒的紅隊隊長，不但對許多基層聯絡員、交通線非常清楚，對領導人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活動規律也瞭如指掌。武漢中共聯絡員被全部捕殺；惲代英、蔡和森等中共要員死於顧順章出賣；他造成組織破壞就更不用說了。
　　特科遂被迫迅速改組，重新排兵布陣，廢除了顧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進一步強調特科人員之間單線聯繫，嚴格限制相互往來，還要求所有人員必須有公開的社會職業，以掩護革命活動。面對這種新變化，國民黨中統頭子徐恩曾嘆道：“實行新的隱蔽策略之後，把我們在共黨中所建立的線索一下割斷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又失靈了，眼睛又失明了。”

　　鮑文蔚夫婦的結婚照，攝於1935年。

　　1932年3月，30歲的鮑文蔚從法國留學拿到古典文學學士學位海歸，被特科看中。吸收他到特科工作，是陳雲、潘漢年等特科領導研究後決定的。鮑文蔚要打入國民黨要害機構很有優勢，有留洋經歷和專業特長，歷史清白，容易通過國民黨政審，而且他與潘漢年很有淵源，潘漢年信得過他。
　　1923年暑假期間，江蘇宜興縣教育局長周品高營私舞弊，劣跡敗露，當地教員聯合暑假回鄉的大學生，發起“倒周”運動。正在北京大學讀英國文學的鮑文蔚也積極參加，結識了年僅17歲、在宜興縣城勵志社小學代課教書的潘漢年。鮑文蔚和潘漢年等百餘人闖進縣教育局揪斗周品高，跟對方人馬還動了手。

　　《語絲》於1924年創辦，成為當時文藝青年嚮往的園地。

　　1925年夏，潘漢年從宜興到北京找到鮑文蔚，通過鮑結識了周作人，在周作人主辦的《語絲》上刊登自己創作的《苦哇鳥的故事》。1927年12月13日，鮑文蔚和潘漢年一起去拜訪從廣州剛到上海定居的魯迅，聊了一下午，晚上還到飯館共進晚餐。
　　潘漢年對同鄉鮑文蔚的底細和為人相當了解，友誼非同尋常。
　　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從法國回國，剛到家鄉宜興，就收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半個世紀後，1985年10月，鮑文蔚口述、兒子鮑勁源筆錄，寫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回憶說那次在一個秘密地點會面，他說打算到北京中法大學教書、研究，潘漢年說你留在上海吧，跟我們一起幹革命，鮑文蔚同意了。《簡況》記載：“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秘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秘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布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這個“李胖子”就是剛才說的特科人員歐陽新。

　　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舊址。現在這裡是龍華革命陵園，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龍華警備司令部在上海西南龍華鎮北，附近有龍華寺和龍華塔，正式名稱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由於這裡處決許多中共志士，中共建政後被闢為龍華烈士陵園。上海當時是國共諜報戰主戰場。淞滬警備司令部是1927年3月21日白崇禧創設的，裡面設審訊處、法庭、男女牢房和刑場。白崇禧、錢大鈞、熊式輝先後任該機構最高長官，1931年12月底，原十九路軍參謀長兼六十一師師長戴戟接替熊式輝任淞滬警備司令。一個月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身為淞滬警備司令的戴戟為及時了解國際上對中國抗日的反應及動態，急需精通外文的人來司令部做秘書。1932年5月，上海當局接待羅馬尼亞王子訪華，鮑文蔚任法語翻譯，受到各方賞識和讚揚。陳雲和潘漢年及時抓住這個機會，通過關係把鮑文蔚安插進淞滬警備司令部做戴戟的秘書，授少校軍銜。為避免引起懷疑，潘漢年特意安排鮑文蔚住進高級住宅區霞飛路霞飛坊，與孫科等國民黨要員為鄰。

　　上海1932年“一·二八”抗戰中的十九路軍士兵。

　　特科派鮑文蔚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務必搞到向忠發的供詞，以確認其是否叛變。可以確認，鮑文蔚在獲取向忠發供詞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向忠發被確認為叛徒的時間，如以鮑文蔚所述1932年5月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算起，至少也要在向忠發被捕死亡約一年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8卷“向忠發”條，就是這樣寫的：“一年以後，黨中央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看到了全部審訊向忠發的記錄檔案，才斷定向忠發的叛變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裡所說的“內線”，應該是指鮑文蔚。

　　鮑文蔚設法弄到向忠發受審的口供，促成了中共對向忠發做出結論。

　　鮑文蔚在特科工作期間，為中共立下了別的功勞。
　　密電碼的重要性，我們這代人是通過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知道的。弄到了對方的密電碼，才能破譯對方情報，了解敵人動向。鮑文蔚曾對外孫苗欣回憶說，他跟譯電員在一個辦公室，他的辦公桌在前邊，譯電員的辦公桌在後邊，他常常借回頭跟譯電員說話之機，順便看他桌子上密碼本里的一組組數字。當時背下來，回家寫成字條，送到靜安寺以西某石庫門房子的樓上，從門縫塞進去，前後共有二三十次。
　　軍用地圖也是非常重要的。蘇區紅軍正在反“圍剿”，急需軍用地圖。鮑文蔚回憶：上級要他從司令部搞出來。他費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線條，無法複製。後來，動腦筋到徐家匯教堂里與外國神甫拉上關係，將地圖借到手後分成數次繪製。這個功勞非同一般，組織上後來特別表揚他，並給了50元獎金。

　　青年時代的鮑文蔚為中共弄到密電碼和軍用地圖，還弄到許多情報。

　　他還按照上級的指示，1933年3月，設法弄清了廖承志被捕後的關押確切地點，中共轉告了廖承志他媽何香凝，就到那個地址大吵大鬧，迫使蔣介石下令放人；1934年鮑文蔚參加處決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長黃永華、黃遠生兄弟的行動。
　　鮑文蔚怎麼脫離特科的呢？當時，黨組織決定潘漢年去中央蘇區，因為他很多親友如潘梓年、丁玲被捕。臨行前見鮑文蔚，鮑文蔚向潘漢年提出到中央蘇區工作的願望。潘漢年深知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和知識分子的特點，以及鮑文蔚的性格，語重心長地說：“蘇區不適合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你還是去教書吧。”這番勸告可謂推心置腹。可悲的是，五十年代，潘漢年自己進了政治絞肉機。
　　鮑文蔚遠離政治去當教授了。一九五六年中共開八大時，他擔任了八大秘書處同聲翻譯工作。但是一九五七年，鮑文蔚從解放軍外語學院調到北京外國語學院，被揭發曾經說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打成右派，降級留校教課。幸虧沒被流放！
　　鮑文蔚多年來為解脫厄運，苦苦尋覓那個聯絡員“李胖子”，想讓他證明自己當年曾參加特科。他記得此人的胖，卻記錯了他的姓。這個又叫歐陽新的特科人員永遠無法出來為鮑文蔚作證了，因為在1937年蘇聯肅反時，歐陽新已被當做“托派”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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