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等在向忠发被捕三个小时后就得知了消息，并紧急疏散转移中央机关，但是向忠发被处决一年后，无论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仍认定他为殉难烈士。对他定性为“叛徒”，缘于一位“海归文青”打入警备司令部，弄到了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


　　中共为何在向忠发被杀一年后才改口称他为叛徒？

　　《伐林追问》第83期，2020年4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这期《伐林追问》节目，本打算追问向忠发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就被国民党军警处决的疑团，但感觉在向忠发是否叛徒问题上，还有些有意思的内情，应该先介绍一下。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好几位关心中共党史和向忠发问题的网友纷纷留言讨论，让我很受启发。其中谈到顾顺章。
　　我们在第74期《伐林追问》节目中曾经说过：顾顺章被中共认定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顾顺章几乎没有留下照片。这是从他与其他人的合影中放大的。

　　杨奎松教授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外，顾顺章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
　　1931年5月，中共特科的红队对顾顺章灭门，杀了几十口人，但到向忠发被捕的6月，此事还没有曝光，顾顺章只知道家人失踪了，为了家人的安全，他不敢太过分。是到了11月，尸体被挖了出来，激怒了他发誓报仇。以前我们都被告知是顾顺章出卖了向忠发，他讲了向两个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有个手指缺一节。但是这两个特征并非顾顺章独家掌握，知道的人太多了。
　　凤凰卫视专访顾顺章的第二任妻子张永琴和女儿顾利群。顾利群说：1983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当年特科的李强来到上海特地约见了他们母女。“他说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当然，这也只是出自顾顺章的女儿一人之口。

　　有“传奇女谍”之称的黄慕兰，以110岁高龄去世。

　　向忠发被捕之后，周恩来、邓颖超他们很快都得知他叛变，采取紧急疏散转移措施。怎么确认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特科成员黄慕兰的回忆。黄慕兰从租界法语翻译曹柄生那里听说向忠发被捕叛变，立即向潘汉年报告。潘告知了康生，康找到周恩来，周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躲起来。康生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黄慕兰自传》2011年12月出版，基本还是持此种说法。但是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华人学者冯胜平分析，她的说法是值得推敲的，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可能发生错乱。

　　　　《黄慕兰自传》。

　　虽然周恩来等人在向忠发1931年6月22日被捕三个多小时后即得知了消息，但是6月26日，也就是向忠发死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已经得知向忠发被杀，但并未确认向忠发叛变。
　　毛泽东、张国焘、项英三人1931年12月10日签发苏维埃国中央政府对叛徒顾顺章的通缉令，列举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其中写道：“不幸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即在他这一布置中被捕遇难，成为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贡献。”“通缉令”称向忠发为“同志”，将其死亡定性为“遇难”，可知距向忠发被杀近半年，中共不但未将向忠发视为叛徒，反认定其为遇难烈士。
　　2007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部分苏联档案，其中披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于1932年6月3日就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写道：“机关某些环节的暴露、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同志的被捕和被杀害、无线电学校学员的被杀害等等，都是顾（顺章）出卖的结果，这成了党在反间谍反奸细斗争中的转折点。”这个口径，就是说，向忠发被杀已快一年，无论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仍认定向忠发为殉难烈士。

　　翻译家鲍文蔚，年轻时曾经在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

　　怎么确认是叛徒的呢？我们上一期讲过，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派潘汉年弄到向忠发在审判时的口供。中央特科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法文翻译的鲍文蔚和情报科欧阳新等关系，重金买通审讯时的记录员，偷偷抄录了向忠发的口供。周恩来是从这份口供断定了向忠发确已叛变。
　　正是鲍文蔚这个名字，让我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共那么晚才确认，因为他是1932年才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法文翻译的。
　　在我国翻译界，鲍文蔚大名鼎鼎。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把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著《巨人传》前两卷译成中文。《巨人传》一共五卷，后三卷译稿在文革前已基本完成，但遇到文革在劫难逃，被他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后来尽管已有其他全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再版他翻译的《巨人传》前两卷。

　　鲍文蔚翻译的法国拉伯雷的名著《巨人传》。

　　一位教授，一位翻译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却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起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它诞生的时间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简称“中调科”，为“中统”前身，还早几个月。中央特科陆续建起4个科：一科是为中共中央机关服务的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二科是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的情报科，科长陈赓；三科是专门镇压叛徒、特务的特务科，也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俗称“打狗队”，科长顾顺章；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科长李强。1927年11月成立，1935年9月解散撤离，特科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特科领导为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在这一阶段建立功勋；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特科领导为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等；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特科领导为武胡景等。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顾顺章叛变。

　　潘汉年在中共中央特科的第二阶段成为主角之一。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湖北武汉被捕叛变。他作为负责保卫中央、铲除叛徒的红队队长，不但对许多基层联络员、交通线非常清楚，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也了如指掌。武汉中共联络员被全部捕杀；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要员死于顾顺章出卖；他造成组织破坏就更不用说了。
　　特科遂被迫迅速改组，重新排兵布阵，废除了顾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进一步强调特科人员之间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往来，还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有公开的社会职业，以掩护革命活动。面对这种新变化，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

　　鲍文蔚夫妇的结婚照，摄于1935年。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拿到古典文学学士学位海归，被特科看中。吸收他到特科工作，是陈云、潘汉年等特科领导研究后决定的。鲍文蔚要打入国民党要害机构很有优势，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历史清白，容易通过国民党政审，而且他与潘汉年很有渊源，潘汉年信得过他。
　　1923年暑假期间，江苏宜兴县教育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劣迹败露，当地教员联合暑假回乡的大学生，发起“倒周”运动。正在北京大学读英国文学的鲍文蔚也积极参加，结识了年仅17岁、在宜兴县城励志社小学代课教书的潘汉年。鲍文蔚和潘汉年等百余人闯进县教育局揪斗周品高，跟对方人马还动了手。

　　《语丝》于1924年创办，成为当时文艺青年向往的园地。

　　1925年夏，潘汉年从宜兴到北京找到鲍文蔚，通过鲍结识了周作人，在周作人主办的《语丝》上刊登自己创作的《苦哇鸟的故事》。1927年12月13日，鲍文蔚和潘汉年一起去拜访从广州刚到上海定居的鲁迅，聊了一下午，晚上还到饭馆共进晚餐。
　　潘汉年对同乡鲍文蔚的底细和为人相当了解，友谊非同寻常。
　　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从法国回国，刚到家乡宜兴，就收到潘汉年来信，邀他赴上海面谈。半个世纪后，1985年10月，鲍文蔚口述、儿子鲍劲源笔录，写了《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回忆说那次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他说打算到北京中法大学教书、研究，潘汉年说你留在上海吧，跟我们一起干革命，鲍文蔚同意了。《简况》记载：“潘汉年当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详）为我找了住处，等待命令。大约5月份，潘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的戴戟，我的主要职责是将法文报刊的有关资料译成中文后供戴参阅……我的办公桌即设在秘书室中。之后，党即通过李胖子布置革命活动。他与我单线联系，偶尔也见到潘。这样，从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这个“李胖子”就是刚才说的特科人员欧阳新。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现在这里是龙华革命陵园，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华警备司令部在上海西南龙华镇北，附近有龙华寺和龙华塔，正式名称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由于这里处决许多中共志士，中共建政后被辟为龙华烈士陵园。上海当时是国共谍报战主战场。淞沪警备司令部是1927年3月21日白崇禧创设的，里面设审讯处、法庭、男女牢房和刑场。白崇禧、钱大钧、熊式辉先后任该机构最高长官，1931年12月底，原十九路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接替熊式辉任淞沪警备司令。一个月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身为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为及时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抗日的反应及动态，急需精通外文的人来司令部做秘书。1932年5月，上海当局接待罗马尼亚王子访华，鲍文蔚任法语翻译，受到各方赏识和赞扬。陈云和潘汉年及时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关系把鲍文蔚安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做戴戟的秘书，授少校军衔。为避免引起怀疑，潘汉年特意安排鲍文蔚住进高级住宅区霞飞路霞飞坊，与孙科等国民党要员为邻。

　　上海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的十九路军士兵。

　　特科派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务必搞到向忠发的供词，以确认其是否叛变。可以确认，鲍文蔚在获取向忠发供词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向忠发被确认为叛徒的时间，如以鲍文蔚所述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至少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就是这样写的：“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是指鲍文蔚。

　　鲍文蔚设法弄到向忠发受审的口供，促成了中共对向忠发做出结论。

　　鲍文蔚在特科工作期间，为中共立下了别的功劳。
　　密电码的重要性，我们这代人是通过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知道的。弄到了对方的密电码，才能破译对方情报，了解敌人动向。鲍文蔚曾对外孙苗欣回忆说，他跟译电员在一个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在前边，译电员的办公桌在后边，他常常借回头跟译电员说话之机，顺便看他桌子上密码本里的一组组数字。当时背下来，回家写成字条，送到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塞进去，前后共有二三十次。
　　军用地图也是非常重要的。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军用地图。鲍文蔚回忆：上级要他从司令部搞出来。他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后分成数次绘制。这个功劳非同一般，组织上后来特别表扬他，并给了50元奖金。

　　青年时代的鲍文蔚为中共弄到密电码和军用地图，还弄到许多情报。

　　他还按照上级的指示，1933年3月，设法弄清了廖承志被捕后的关押确切地点，中共转告了廖承志他妈何香凝，就到那个地址大吵大闹，迫使蒋介石下令放人；1934年鲍文蔚参加处决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长黄永华、黄远生兄弟的行动。
　　鲍文蔚怎么脱离特科的呢？当时，党组织决定潘汉年去中央苏区，因为他很多亲友如潘梓年、丁玲被捕。临行前见鲍文蔚，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以及鲍文蔚的性格，语重心长地说：“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这番劝告可谓推心置腹。可悲的是，五十年代，潘汉年自己进了政治绞肉机。
　　鲍文蔚远离政治去当教授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开八大时，他担任了八大秘书处同声翻译工作。但是一九五七年，鲍文蔚从解放军外语学院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被揭发曾经说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打成右派，降级留校教课。幸亏没被流放！
　　鲍文蔚多年来为解脱厄运，苦苦寻觅那个联络员“李胖子”，想让他证明自己当年曾参加特科。他记得此人的胖，却记错了他的姓。这个又叫欧阳新的特科人员永远无法出来为鲍文蔚作证了，因为在1937年苏联肃反时，欧阳新已被当做“托派”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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