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被黨內高層追問時才說：向忠發的“小老婆是李立三和關向應同意他花錢買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問題。我從莫斯科回來後才知道這個已成的事實。”買妓女的錢是用黨的經費。更有黨員抨擊總書記每天必酒，每喝必醉，醉後胡言亂語罵街


　　向忠發如何被捕：國民黨特務與中共當事人各有故事

　　《伐林追問》第80期，2020年4月03日首播

　　◆高伐林


　　我們接着來講中共中央唯一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向忠發當了三年的中共一把手，其中兩年半是雄心勃勃，最後半年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分水嶺是1931年元月7日，只開了一天的六屆四中全會。
　　在此之前個把月，向忠發連續被打臉。
　　1930年11月中旬，陳紹禹也就是王明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大發雷霆的內幕消息，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向忠發蒙在鼓裡，在11月17日的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痛罵了王明等人一頓。但當天他就看到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斷言李立三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事已經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對立的政治路線。這讓向忠發極為尷尬。第二天，在會議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讀了共產國際來信。22日與團中央的聯席會議上，他被迫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

　　李敖之子李戡出版專著《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

　　到12月6日，用黨史專家楊奎松的話說：他更是完全屈服了，過去那點打抱不平的勁兒消失得無影無蹤，畏畏縮縮地想把自己摘乾淨，說什麼：“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辨”，“我不能寫，沒有幫手，使我自已覺得立三不對也不能反抗，這是我過去的責任，助長‘立三路線’”。
　　但他這時還不很了解王明等留蘇學生背後有共產國際大手在撐腰，因此還是咬牙不收回對王明等人的處分。直到12月16日，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來到上海，與向忠發談話之後，他才徹底服軟，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選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夠，同時在‘立三路線’時代我應負很重大的責任，對我個人，希望允許我到下層去做工作。……並且我的病體亦不能擔任這一工作”。
　　這實際上就是引咎辭職，向忠發雖然文化不高，倒還試圖學現代政治的做法，不像當今這位總書記，闖了天大的禍，也咬着牙自命中央是正確的。當然，向忠發與習近平的處境有個根本區別：向忠發上面還有共產國際太上皇，習近平在當今中國卻是定於一尊。

　　　　向忠發引咎辭職，瞿秋白反對。

　　向忠發請辭沒有得到任何人贊同，瞿秋白第一個反對，肯定向忠發自六大以來領導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六屆四中全會上幾乎所有原政治局領導成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與會者的批評指責，甚至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連人們公認工作能力最強的周恩來也不能倖免，卻沒一個人向總書記發難，雖然人人都知道，“立三路線”的最高主持人是向忠發，向忠發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錯誤，我個人要負特別的責任”，仍然沒人把矛頭指向向忠發。顯而易見的原因，向忠發是個工人。正像參加會議的米夫所說的，周恩來犯錯誤“應該打他的屁股”，但向忠發“是工人同志”；還有一層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原因：向忠發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千挑萬選才拍板的，批評向忠發豈不是意味着說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大錯特錯？

　　　　是斯大林選定向忠發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李立三、瞿秋白和李維漢都被免職，政治影響力就此完結；雖然向忠發仗着金字招牌保住了總書記，但反覆公開認錯，再三貶低自己，在同事和下級面前，他腰不再那麼硬，嘴也不再那麼硬了。米夫的弟子們，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占據要津，牛氣哄哄。楊奎松說，向忠發轉而把寶押在王明的身上，極力想讓剛剛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王明進入政治局常委，來幫助把關。他幾次提出需要有幫手，而這個幫手最好就是王明。他過去就知道，陳紹禹是共產國際米夫的最得力的門生和干將。但他沒把此人放在眼裡，如今他明白了誰是可以想怎麼罵就怎麼罵的，誰是得罪不起的，總是拉上王明開會，即使王明當面頂撞他，他也儘量不動肝火，但是心裡實在憋了一股窩囊氣。
　　不僅在中共中央小圈子裡，就是在全黨，向忠發的政治影響力也就快走到頭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旨意，全黨工作重點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上，大批幹部和工人黨員被先後送到各個蘇區去，向忠發原來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重要性不斷降低。而且因為四中全會那種開法激化了黨內矛盾，違反了中共幾大工會系統黨團幹部的意願，引起強烈反彈，先是以何孟雄為代表的25名重要幹部在開反對四中全會的會時，被人告密全部被捕犧牲——著名的“左聯五烈士”：柔石、殷夫、李偉森、馮鏗、胡也頻（他是丁玲的丈夫）也在內，他們其實並不是觸犯了國民黨當局因言獲罪，也談不上從事左翼文化活動而遇害，而是死於中共同黨之手，到底是顧順章、還是王明另外指使人向租界工部局告密借刀殺人，還沒有確定的結論。

　　　　“左聯五烈士”群像。

　　接着又是以羅章龍為代表的一批工會幹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禮。這樣，就導致上海和其它很多城市的工會工作嚴重受損，一蹶不振。
　　向忠發再也鼓不起過去那種急於想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了，他可以考慮和可以用心去籌劃的工作越來越少了：宣傳煽動，有能說擅寫的王明等一批留蘇學生；黨務操作，有周恩來等人，他沒什麼事可干，只剩下每星期向遠東局代表匯報一次工作，參加一兩次政治局會議或常委會議發發言。於是他日益消沉，也日益墮落，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神經緊張，而且授人以柄，被向忠發開除出黨的羅章龍就痛斥向忠發酗酒好色，每天必喝，每喝必醉，醉後胡言亂語罵街。
　　王明的妻子、也是同志孟慶樹，後來談到向忠發的小老婆一事說：向忠發有妻子，還有一個八歲兒子，當時都在上海。向忠發死後，上海各報上登出消息說向有個小老婆是廈門路妓院出台的妓女。當時紹禹（就是王明）等看到這些材料後，感到莫名其妙。次日，恩來、紹禹、博古、陳雲、洛甫（即張聞天）、趙容（即康生）在劉國璋同志家裡開會討論怎樣應付緊急情況時，紹禹等問恩來到底是怎麼回事，恩來才說：“他的這個小老婆是李立三和關向應同意他花錢買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問題。我當時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來後才知道這個已成的事實。”買妓女的錢是用黨的經費。此時紹禹才明白，原來常委決定在三人住處輪流接頭，結果只有周恩來、陳紹禹二人住處作常委接頭地點，向從來不約周、陳到他的住處接頭，是怕紹禹知道他家有個小老婆。

　　　　王明、孟慶樹夫婦。1938年攝於漢口。

　　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對此也有解釋：共產黨何以要弄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徐恩曾還說，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周恩來的評價是，向忠發這時“墮落”了。其實，這期間“墮落”的又何止一個向忠發。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人中，不包括向忠發，相繼投降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向忠發被捕被殺後，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這個名字，今天的中共黨員、黨干都沒人知道，更不要說一般老百姓了，盧福坦自告奮勇，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共產國際卻根本不予考慮，要找工人階級來當中共領袖的這一章完全翻篇了，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哪怕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領導中共中央，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了。

　　　　工人出身的中共政治局委員盧福坦。

　　向忠發是怎麼被捕的？有多種說法。他被捕前兩個月，1931年4月底，顧順章被捕，引起了中共中央機關的大地震。到5月中旬才恢復辦公。中央政治局成員大多派往各根據地，留在上海的只有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四人。
　　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回憶捕獲向忠發的經過：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我們去找到他。我們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但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不承認他是中共第一號領袖。正感為難，有一個同事，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幹過船員，他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當船夫時好賭，有一次輸完了錢發誓戒賭，把自己左手無名指斬斷一截。經他的指認再一驗，果然無名指短了一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了。
　　徐恩曾的說法，後來被多人的回憶所否定。徐恩曾為什麼這麼說，是年深日久記憶錯亂，還是想炫耀自己的功勞？不得而知。多名人士回憶的經過是這樣的——

　　　　向忠發在關鍵時刻還要去會情婦，導致殺身之禍。

　　1931年5月底6月初，中共特科得到消息：顧順章讓人打聽過老頭（向忠發在黨內的代號）的住處。特科立即通知老頭搬家。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王明、周恩來在周恩來住處開會，決定重建中央特科，三人集體領導，分工負責，中央常委領導和監督。特科設正副主任各一人，陳雲做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潘漢年負責聯絡偵察。會上決定向忠發對外中斷來往，臨時安排在周恩來、鄧穎超的住處。向忠發的同居情婦楊秀貞則和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住到外國人開的德華旅館裡。周恩來告誡向忠發：“你千萬不能出去！”並安排地下交通員儘早護送向忠發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蘇區。
　　但向忠發卻思念着楊秀貞，在離滬前無論如何也要見她一面。孟慶樹後來回憶說：這天晚上——她說的“這天晚上”，應該就是1931年6月21日晚——中央常委在恩來家開會，討論常委是否暫時搬到哈爾濱或蘇區去的問題，並決定：老頭從今晚起，在常委搬家未決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來家裡。老頭當時同意了。第二天上午12時左右，恩來、紹禹、博古正在聶榮臻家開會討論中央軍委工作時，忽然特科來報告：“老頭在法租界汽車行被捕了！”紹禹責問恩來為什麼昨夜讓老頭出去時，恩來說：“昨晚他當你面同意留在我處，你走後，小超（即鄧穎超）把床都給他鋪好了，他說馬上就睡。但當我和小超回到自己房裡去時，忽聽見大門開關的聲音，我出去一看，老頭開門走了！我追到街上，勸他迴轉來，老頭堅決不肯。他說：我回去看看，明天就回來，就再不出去了。誰知道就出了事！”
　　向忠發次日到汽車行去租汽車，準備回到恩來處，結果當他去付錢時，被等在汽車行的特務捉住。後來才知道陳立夫和顧順章從南京派來大批暗探和特務，藏在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汽車行里，等着向忠發，因為顧順章知道向每天出去是要租汽車的。

　　　　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

　　其他當事人的回憶大同小異。例如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說，向忠發到德華旅館看楊秀貞，深夜12點，陳琮英敲門催他走，他卻說，今晚不走了，明天走。第二天他去叫出租汽車，就此落網。汽車行的會計葉榮生，曾在上海互濟會工作，聽過向忠發作報告，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國民黨當局正在通緝他，舉報者可獲高額賞金。
　　孟慶樹說，得到老頭被捕的消息後，中共立即設法營救。周、陳和特科負責同志決定立即送五萬元銀行存摺給楊度去找杜月笙設法營救。楊度十多年前是鼓動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幹將，但這時已是中共秘密黨員，杜月笙是全上海最大的青幫頭子，是法租界最大的資本家之一，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面前是有面子的人。但是兩小時後，楊度把五萬元存摺退回來了，他說：“杜月笙沒辦法，因為抓向忠發的人是南京直接派來的，向被捕後經過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過是法律手續。”

　　　　楊度一生中多次轉變，周恩來晚年才透露他是秘密黨員。

　　陳琮英回憶她隨後被抓：我帶着剛生下幾個月的女兒遠志，楊秀貞帶着李立三四五歲的女兒李麗，被帶到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我們一到那裡就看見了向忠發，他對敵人說：“她就是任弼時的老婆。”又對我說：“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講了吧。”我裝糊塗說：“講什麼呀？我是從農村來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被告知，向忠發被捕之後當了叛徒。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對越南勞動黨和國家主席胡志明說：“向忠發被捕之後，給敵人帶路抓人；敵人把人抓完後，把他也殺了，相當蠢。”
　　1972年6月，周恩來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向忠發這個總書記，在上海搞了一處好房子，弄了一個妓女，吃喝玩樂。敵人發現後抓，先抓到妓女，她還不承認向忠發是黨員，可是向忠發被抓到，立即承認自己是黨員，叛變了，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羅章龍回憶錄》內容豐富而龐雜。

　　向忠發的政敵、另立中央的羅章龍更有鼻子有眼地說：向忠發被捕投敵後說：“我雖是中共中央書記，但是我是沒有實權的，也沒有責任。東大（莫斯科東方大學）那幫知識分子在耍猴把戲，我是個跳圈的猴子，算得了甚麼！”說完要求會見蔣介石，自稱我有本錢，誰也休想為難我。少說廢話，莫耽誤我的大事。“老子冒了火，發誓要把那伙狗日的雜種們（指中共）全部掃除乾淨，一個不留。說干就干，用不着問東問西了。”問話的人，大喜過望。次日即帶軍警來機關綁捉同志，被事先布置在機關四周中共特工人員親眼看見。
　　羅章龍還說：向忠發不僅夥同顧順章這一群，南北奔走，到處帶頭作引線，做特務，查抄機關，逮捕同志；而且還自成一隊進行搜捕，向忠發等親作眼線，穿着防彈背心，手拿彈簧銬，領着一班特務，雄糾糾地橫衝直撞。
　　這些是真的嗎？我們下期節目中來好好辨析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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