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被党内高层追问时才说：向忠发的“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从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买妓女的钱是用党的经费。更有党员抨击总书记每天必酒，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语骂街


　　向忠发如何被捕：国民党特务与中共当事人各有故事

　　《伐林追问》第80期，2020年4月03日首播

　　◆高伐林


　　我们接着来讲中共中央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当了三年的中共一把手，其中两年半是雄心勃勃，最后半年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分水岭是1931年元月7日，只开了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
　　在此之前个把月，向忠发连续被打脸。
　　1930年11月中旬，陈绍禹也就是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大发雷霆的内幕消息，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向忠发蒙在鼓里，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痛骂了王明等人一顿。但当天他就看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事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政治路线。这让向忠发极为尴尬。第二天，在会议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来信。22日与团中央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李敖之子李戡出版专著《向忠发与中国共产革命》。

　　到12月6日，用党史专家杨奎松的话说：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
　　但他这时还不很了解王明等留苏学生背后有共产国际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牙不收回对王明等人的处分。直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与向忠发谈话之后，他才彻底服软，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这实际上就是引咎辞职，向忠发虽然文化不高，倒还试图学现代政治的做法，不像当今这位总书记，闯了天大的祸，也咬着牙自命中央是正确的。当然，向忠发与习近平的处境有个根本区别：向忠发上面还有共产国际太上皇，习近平在当今中国却是定于一尊。

　　　　向忠发引咎辞职，瞿秋白反对。

　　向忠发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甚至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公认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一个人向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是向忠发，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然没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显而易见的原因，向忠发是个工人。正像参加会议的米夫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是工人同志”；还有一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向忠发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千挑万选才拍板的，批评向忠发岂不是意味着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大错特错？

　　　　是斯大林选定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立三、瞿秋白和李维汉都被免职，政治影响力就此完结；虽然向忠发仗着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但反复公开认错，再三贬低自己，在同事和下级面前，他腰不再那么硬，嘴也不再那么硬了。米夫的弟子们，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占据要津，牛气哄哄。杨奎松说，向忠发转而把宝押在王明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王明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他几次提出需要有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王明。他过去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米夫的最得力的门生和干将。但他没把此人放在眼里，如今他明白了谁是可以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的，谁是得罪不起的，总是拉上王明开会，即使王明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但是心里实在憋了一股窝囊气。
　　不仅在中共中央小圈子里，就是在全党，向忠发的政治影响力也就快走到头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全党工作重点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大批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苏区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重要性不断降低。而且因为四中全会那种开法激化了党内矛盾，违反了中共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引起强烈反弹，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反对四中全会的会时，被人告密全部被捕牺牲——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胡也频（他是丁玲的丈夫）也在内，他们其实并不是触犯了国民党当局因言获罪，也谈不上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而遇害，而是死于中共同党之手，到底是顾顺章、还是王明另外指使人向租界工部局告密借刀杀人，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左联五烈士”群像。

　　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这样，就导致上海和其它很多城市的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一蹶不振。
　　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越来越少了：宣传煽动，有能说擅写的王明等一批留苏学生；党务操作，有周恩来等人，他没什么事可干，只剩下每星期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发发言。于是他日益消沉，也日益堕落，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神经紧张，而且授人以柄，被向忠发开除出党的罗章龙就痛斥向忠发酗酒好色，每天必喝，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语骂街。
　　王明的妻子、也是同志孟庆树，后来谈到向忠发的小老婆一事说：向忠发有妻子，还有一个八岁儿子，当时都在上海。向忠发死后，上海各报上登出消息说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出台的妓女。当时绍禹（就是王明）等看到这些材料后，感到莫名其妙。次日，恩来、绍禹、博古、陈云、洛甫（即张闻天）、赵容（即康生）在刘国璋同志家里开会讨论怎样应付紧急情况时，绍禹等问恩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恩来才说：“他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买妓女的钱是用党的经费。此时绍禹才明白，原来常委决定在三人住处轮流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作常委接头地点，向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接头，是怕绍禹知道他家有个小老婆。

　　　　王明、孟庆树夫妇。1938年摄于汉口。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对此也有解释：共产党何以要弄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徐恩曾还说，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
　　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人中，不包括向忠发，相继投降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向忠发被捕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共党员、党干都没人知道，更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了，卢福坦自告奋勇，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共产国际却根本不予考虑，要找工人阶级来当中共领袖的这一章完全翻篇了，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哪怕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领导中共中央，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了。

　　　　工人出身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卢福坦。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的？有多种说法。他被捕前两个月，1931年4月底，顾顺章被捕，引起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地震。到5月中旬才恢复办公。中央政治局成员大多派往各根据地，留在上海的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四人。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捕获向忠发的经过：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我们去找到他。我们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不承认他是中共第一号领袖。正感为难，有一个同事，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当船夫时好赌，有一次输完了钱发誓戒赌，把自己左手无名指斩断一截。经他的指认再一验，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了。
　　徐恩曾的说法，后来被多人的回忆所否定。徐恩曾为什么这么说，是年深日久记忆错乱，还是想炫耀自己的功劳？不得而知。多名人士回忆的经过是这样的——

　　　　向忠发在关键时刻还要去会情妇，导致杀身之祸。

　　1931年5月底6月初，中共特科得到消息：顾顺章让人打听过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的住处。特科立即通知老头搬家。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决定重建中央特科，三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中央常委领导和监督。特科设正副主任各一人，陈云做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潘汉年负责联络侦察。会上决定向忠发对外中断来往，临时安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向忠发的同居情妇杨秀贞则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住到外国人开的德华旅馆里。周恩来告诫向忠发：“你千万不能出去！”并安排地下交通员尽早护送向忠发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
　　但向忠发却思念着杨秀贞，在离沪前无论如何也要见她一面。孟庆树后来回忆说：这天晚上——她说的“这天晚上”，应该就是1931年6月21日晚——中央常委在恩来家开会，讨论常委是否暂时搬到哈尔滨或苏区去的问题，并决定：老头从今晚起，在常委搬家未决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第二天上午12时左右，恩来、绍禹、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工作时，忽然特科来报告：“老头在法租界汽车行被捕了！”绍禹责问恩来为什么昨夜让老头出去时，恩来说：“昨晚他当你面同意留在我处，你走后，小超（即邓颖超）把床都给他铺好了，他说马上就睡。但当我和小超回到自己房里去时，忽听见大门开关的声音，我出去一看，老头开门走了！我追到街上，劝他回转来，老头坚决不肯。他说：我回去看看，明天就回来，就再不出去了。谁知道就出了事！”
　　向忠发次日到汽车行去租汽车，准备回到恩来处，结果当他去付钱时，被等在汽车行的特务捉住。后来才知道陈立夫和顾顺章从南京派来大批暗探和特务，藏在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汽车行里，等着向忠发，因为顾顺章知道向每天出去是要租汽车的。

　　　　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

　　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大同小异。例如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说，向忠发到德华旅馆看杨秀贞，深夜12点，陈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今晚不走了，明天走。第二天他去叫出租汽车，就此落网。汽车行的会计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听过向忠发作报告，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国民党当局正在通缉他，举报者可获高额赏金。
　　孟庆树说，得到老头被捕的消息后，中共立即设法营救。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杨度十多年前是鼓动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干将，但这时已是中共秘密党员，杜月笙是全上海最大的青帮头子，是法租界最大的资本家之一，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面前是有面子的人。但是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没办法，因为抓向忠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

　　　　杨度一生中多次转变，周恩来晚年才透露他是秘密党员。

　　陈琮英回忆她随后被抓：我带着刚生下几个月的女儿远志，杨秀贞带着李立三四五岁的女儿李丽，被带到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我们一到那里就看见了向忠发，他对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又对我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我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从农村来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被告知，向忠发被捕之后当了叛徒。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越南劳动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说：“向忠发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
　　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搞了一处好房子，弄了一个妓女，吃喝玩乐。敌人发现后抓，先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罗章龙回忆录》内容丰富而庞杂。

　　向忠发的政敌、另立中央的罗章龙更有鼻子有眼地说：向忠发被捕投敌后说：“我虽是中共中央书记，但是我是没有实权的，也没有责任。东大（莫斯科东方大学）那帮知识分子在耍猴把戏，我是个跳圈的猴子，算得了甚么！”说完要求会见蒋介石，自称我有本钱，谁也休想为难我。少说废话，莫耽误我的大事。“老子冒了火，发誓要把那伙狗日的杂种们（指中共）全部扫除干净，一个不留。说干就干，用不着问东问西了。”问话的人，大喜过望。次日即带军警来机关绑捉同志，被事先布置在机关四周中共特工人员亲眼看见。
　　罗章龙还说：向忠发不仅伙同顾顺章这一群，南北奔走，到处带头作引线，做特务，查抄机关，逮捕同志；而且还自成一队进行搜捕，向忠发等亲作眼线，穿着防弹背心，手拿弹簧铐，领着一班特务，雄纠纠地横冲直撞。
　　这些是真的吗？我们下期节目中来好好辨析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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