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一上來就連珠炮般地發問：共產國際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共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認是中共政治局在領導中國革命？為什麼要越過政治局在中國黨內搞小動作，煸動黨員來反對政治局？——支部領導人敢這麼頂撞共產國際，簡直是“犯上作亂”


　　中共大老粗總書記向忠發一點也不憨傻窩囊

　　《伐林追問》第79期，2020年4月01日首播

　　◆高伐林


　　這期《伐林追問》節目首播正是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今天真聽到幾個愚人節的笑話，把有些朋友唬得一楞一楞，像在網上瘋傳這個：《趙立堅叛逃美國大使館，又一起王立軍事件？》有人當真的發給我了，我想告訴他這是搞笑，又怕傷人自尊心，就明知故問：是4月1號的消息吧？還有這條：“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認定茶聖陸羽為美國國父”。這都是無傷大雅的玩笑，不像我們所討論的那個黨、那個政權，全年天天都過愚人節，三百六十五天都把老百姓當傻子。例如有個朋友發給我一首歌的簡譜，說是新時代戰歌《做習主席的好戰士》，孫雷作詞，劉琦作曲，齊唱，“雄壯有力地”：“做習主席的好戰士，強軍先鋒我來當，瞄準未來新戰場，亮劍打勝仗！”這不就是《愚人節之歌》嗎！
　　接着講向忠發在中共六大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我看到一份很生動的回憶，是羅章龍寫的。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羅章龍，1931年1月因不滿米夫、王明而另立中央，被中共開除。

　　羅章龍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資格非常老，1918年4月14日，他與毛澤東、蔡和森等12人共同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是學會領導者之一。1919年，他是北大學生，參與五四學生運動打先鋒，1920年經張國燾介紹加入北京中共組織。後來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尤其是在組織工會、發動罷工方面很有名氣，還當過中共中央會計。他對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等領導非常不滿意，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那個一天會上，他更領頭反對共產國際的米夫違反黨章，給所有參加會議的人不管是否中央委員，都有投票權，用這個非法程序強行提拔王明。羅章龍受到壓制不能暢所欲言，一氣之下另外組織“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省委”、“第二工會黨團”，1931年1月27日被向忠發、王明的中共開除出黨。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南巡講話中，將羅章龍分裂主義列為中共黨史上第四次路線鬥爭；鄧小平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將羅章龍的行為定義為“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
　　羅章龍1995年在北京去世，美國的溪流出版社與他的兒子聯繫，2005年出版了《羅章龍回憶錄》。以他的性格和經歷，對向忠發自然沒有好話，說向忠發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號“奸狡佬”。其中對中共六大向忠發上台經過的回憶，很有意思。

　　《羅章龍回憶錄》（美國溪流出版社）提供了豐富史料。

　　中共六大，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近郊舉行的。羅章龍說：各項決議案通過後，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米夫提出一個比較複雜的記名投票初選與複選的選舉方式，事實上他要控制選舉，選舉方案這麼複雜，是為照顧那些沒有群眾基礎而又沒有革命經歷的舊中央人員——羅章龍用的詞，是“瞿、李、向集團”——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集團。說如果按直接選舉方法，他們就無法獲得選票。
　　羅章龍還說，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中起初無潤之（毛澤東），北方與湖南代表團提出增加，才列入。在選中委時各代表團均無向忠發的名字，米夫乃暗地裡將向列入中委候選名單，並逢人便說向的才幹，百般包庇，這樣向忠發矇混過關。

　　中共六大於1928年6月—7月在莫斯科近郊“銀色別墅”召開。

　　中委產生了，要選書記和政治局。各代表團聯名提出從史文彬與蘇兆征二人中選出書記，兩人都是工人出身，都資歷深，威望高，大家認為史文彬品質最優，而蘇兆征則有才幹。最後大家建議選史文彬為書記，米夫也點頭。羅章龍說，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等認為史文彬為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人（這就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為人正直無私，他領導中央，對他們不利，就連夜糾集一部分舊中央人員去見米夫，說史不如向忠發馴服聽話，請求以向代史，此種說法正中米夫下懷。米夫稱“到時再說”。
　　新一屆中委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斯大林出席指導，坐左端主位，羅章龍坐他右側，蘇、史坐他左側，斯大林雙目平視，說話聲音低沉。說中國形勢目前沒有革命高潮，處於兩大高潮之間，以食指比劃一個馬鞍形式。鼓勵代表們回國後好好工作，爭取革命高潮早日來臨。說完就退席。米夫就位，宣布國際決定任命向忠發為中共書記。“全體愕然。經過米夫說明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強同意。米夫等人見狀，帶頭鼓掌，鼓掌者寥寥無幾。米夫即起立提議史文彬為本屆監察委員會書記”。書記產生後，按程序應選舉政治局委員，米夫站起來說今天沒時間，以後再說罷，散會。但以後再沒有召開全會，由向忠發、李立三幾個先回國的中委，搶先湊了一個政治局，造成事實。
　　羅章龍說，向忠發為人既無理論修養，又無鬥爭經驗，品質道德更是惡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稱其職。上海就職會上向忠發忸怩說話：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認得一笆斗，黨齡也短……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幫會的方式。中央下令進攻武漢，有些同志提出疑問，李立三歇斯底里地狂呼：擴大，擴大，猛擴大！進攻，進攻，再進攻！向忠發大發雷霆，罵了一通，酒氣熏人大喊：“打到武漢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餅！”
　　向忠發是不是像羅章龍所說的這樣不堪呢？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在《向忠發是怎樣一個總書記？》中就說，向忠發不僅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魄力，而且對把他扶上台的共產國際，並不是言聽計從、俯首帖耳。

　　蔡和森。他在中共六大上當選政治局常委，但很快被向忠發撤職。

　　上台伊始，向忠發就做了幾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指示秘書起草和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這個文件根據向忠發意見起草，長達九千字，全面闡述自己的施政綱領。他還開除了剛剛選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職務。原因是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順直省委工作，導致盲動主義問題嚴重，又與中央對立。向忠發毫不客氣，斷言順直黨的錯誤大部分應由蔡和森負責。
　　向忠發還很有機構改革理念，大刀闊斧：總工會合併工委、宣傳部合併農委、軍部取消，與組織部合併，政治局下設軍事委員會，這些建議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領導人的贊同，但他提議中共中央來兼江蘇省委的工作，受到一些同事質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負責江蘇工作的項英反對。向忠髮根本不聽，指責項英對江蘇的問題總是帶有感情色彩。中共中央不得不接連開了十幾次大小會議來解決。直到周恩來從外地回來，提出了充分的反對理由，得到幾乎所有領導人支持之後，向忠發才極不情願地放棄。不過他仍舊固執地表示：“並不是豪（即周恩來）說服了我”。

　　1954年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他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在地下工作時化名“伍豪”。

　　楊奎松教授說，從這些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發並不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只會人云亦云的人。這個人脾氣暴燥、思想方法也較執拗，不大能聽得進他人意見，遠不是那種可以輕易做別人傀儡、當掛名總書記的人。他也確有一定的政治觀察力，有相當程度的語言表達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做事決斷，很想做出點成績來。因此，政治局多數領導成員雖然是知識分子出身，對他還是比較尊重的。李立三通常被後人視為向忠發的主心骨，向忠發對他也一樣不客氣。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中央通告談當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主要任務，提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美國因為與英日兩國有矛盾，正極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穩定，因此軍閥戰爭不會馬上到來，黨必須把戰勝改良主義的問題放在重要位置上。向忠發當即宣稱：這個說法不對，美國同樣是帝國主義，與英、日沒什麼區別，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有穩定的企圖，卻絕沒有穩定的可能。這個通告因其他領導人基本贊同，向忠發不能不批准下發，但他實際上並不服氣。兩個月後，共產國際指示信批評中共黨內這種觀點，向忠發立即大翻其案，批評李立三過高估計美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右傾危險。
　　李立三在向忠發作總書記期間確實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然而李立三有這樣的機會，也還是虧了向忠發。李立三在六大上不僅沒當選政治局常委，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員，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是向忠發開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職務，隨後提議由李立三遞補，李立三才成了中共黨內舉足輕重的四位常委之一，擔任宣傳部長。
　　對所謂“立三路線”的形成，向忠發還有更直接的作用。向忠發一心想做出點兒石破天驚的大事業來，因此他早就在主張儘快“動”起來。恰巧中共中央討論如何貫徹“反右傾”精神之際，共產國際1929年10月來信，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高潮，“已經可以而且應當”立即開始準備實行奪取政權的革命行動，這信讓這幾個領導人熱血沸騰，不進則退，不左則右。迅速表示完全擁護。而後，李立三很快提出一整套令人眼花繚亂的關於革命進程的設想：中國革命到了通過一省數省的首先暴動奪取全國勝利的階段，而中國革命勝利必然緊接着世界革命的爆發。因此，不僅共產國際應當批准中共立即開始發動奪取武漢的總暴動，蘇聯和共產國際也“必須”準備採取進攻路線，配合中國革命。
　　不過，這時最“左”卻未必真的是李立三，而是向忠發。儘管在構製革命宏偉藍圖方面，向忠發的想象力遠遠比不上李立三，但是李立三含糊其辭地說：“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來到我們面前”，向忠發就直截了當：“如果明天有幾萬人上街，就可說是革命高潮到了”！
　　1930年6月初，所謂“立三路線”在向忠發的推動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開始從中央到各省區，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機構，組織各級所謂“行動委員會”，積極準備實行十月革命式的全國暴動計劃，1930年6月11日通過了關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

　　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上海雲南中路171-173號二樓。

　　這個6月11日決議受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堅決反對。7月底，紅軍乘虛攻下湖南省會長沙，向忠發李立三心花怒放，誰知接到共產國際來電，批評全國暴動計劃純屬盲動。中共中央難以接受這兜頭一瓢冷水。8月1日和3日，政治局接連召開會議，人人情緒激昂，批評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這一段李立三、向忠發與共產國際對着幹，由於信息傳遞遲緩而導致雙方總是比對方慢了八拍的故事，我們在此前節目中詳細講過，這裡就不講了。但從了解向忠發是怎樣一位總書記的角度，有一個會要詳細介紹，這就是8月6日，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開聯席會。
　　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領導人，懷疑甚至批評共產國際，簡直就是“犯上作亂”。李立三和向忠發惹了大禍。只不過，遠東局領導人對於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留了面子，聯席會前，只把矛頭指向了知識分子出身的李立三。不料向忠發挺身而出，指責遠東局是挑撥，破壞黨的統一。這次會，向忠發一上來就連珠炮般地發問：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領導中國革命？是否認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經破產？如果承認，為什麼要越過政治局在中國黨內搞小動作，煸動其他黨員來反對政治局？如果不承認，那就乾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遠東局臨時負責人羅伯特並不示弱，嚴厲批評李立三不應當與共產國際的路線相對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決定都必須與共產國際共同作出，在共產國際新的指示到來之前，一切暴動計劃必須推遲進行。向忠發越聽越氣。當遠東局秘書傑克威脅說，共產國際可以開除任何像李立三這種敢於反對共產國際的人，向忠發不禁大發脾氣，衝着傑克喊道：“這裡沒有你說話的資格！”雙方當即吵了起來。向忠發站起來大聲告訴羅伯特：“我是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資格來這裡討論工作的，不是來討論這些無原則的爭論的，更不是來聽那些不負責同志的發言的”；“除非遠東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並解散中共中央，否則我們還是要繼續執行我們的計劃”。會議不歡而散。
　　對共產國際的代表大發雷霆，這還了得？！第二天開政治局會議，感到有些後怕的向忠發承認“這是犯了政治上的錯誤，特別對遠東局不應如此”。但他同時又說，遠東局本來只是一個傳達機構，並非指導機關，卻總是在枝節問題上找麻煩，如今又提出中共中央反國際，並專門挑出李立三個人來攻擊，甚至挑動中國黨的幹部反對黨的領導，忍無可忍。他表示，中共中央向來是集體指導，絕不能同意遠東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開來批評。既然遠東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後向遠東局匯報的責任就改由鄧中夏來擔任。
　　中共政治局會議迅速通過正式決議，為李立三辯護。向忠發起草並署名的政治局決議稱：嚴重抗議遠東局的來信，“在政治上堅決反對說中國黨有以冒險代替革命領導與有反國際鬥爭的危險的結論，以及拋開政治局的集體指導指責政治局個人，破壞中央政治局兩年來一貫集體指導的精神”。另一方面，為了設法緩和與遠東局的緊張關係，向忠發也主動要求遠東局派人參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討論的會議，以便在目前工作異常緊張和困難的環境中，與中共中央共同負起政治上的責任。
　　僅僅設法緩和與遠東局的關係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為此中共中央特別建議遠東局聯名急電共產國際，請其重新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動計劃。向忠發並親自寫信給斯大林，仔細說明他認為的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共暴動計劃。

　　列寧（後中）建立、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將中共視作隨時要打屁股的孩子。

　　上面我講述這些，並不是想證明、也並不能證明中共不是共產國際的傀儡，只是想說明，向忠發並不像大家所說的那麼窩囊。而他堅持自己的意見，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大吵大鬧，最終還不是要請求斯大林做最終裁決麼。
　　向忠發的申訴當然不會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結果。因為事實上，有關中國問題的主要政策，恰恰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旨意制定的。中共向忠發、李立三這一次向共產國際鬧獨立性，恰恰是鬧錯了，給中共更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災難；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這一次對向忠發李立三堅決制止，就像米夫所說的那句輕佻的話“要打周恩來的屁股”，中共領導人在他們眼中就是淘氣了就要打屁股的“孩子”，從中共和中國的角度說，是糾正了一次錯誤、避免了一場災難；但共產國際很快派來王明博古，換上了更聽話的“孩子”，更緊緊地控制中共，結果就造成了更大的災難。向忠發日益被架空，他也日益灰心，進入所謂“墮落”階段。


　　近期文章：

　　斯大林選中向忠發，向忠發選中毛澤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色試驗為什麼慘敗　　
　　中華蘇維埃國把手藝人封為“無產階級”去領導農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簡明興衰史　　
　　中共的航向怎樣被一個叛徒扭轉　　
　　共產國際瞎指揮，造成中共大分裂，更造成國家大分裂　　
　　“滿洲國”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孫中山是不是愛國？見仁見智；是不是賣國？一目了然　　
　　孫中山是否與日本人秘密簽訂中日盟約？　　
　　孫中山出手配合日本逼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