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党员来反对政治局？——支部领导人敢这么顶撞共产国际，简直是“犯上作乱”


　　中共大老粗总书记向忠发一点也不憨傻窝囊

　　《伐林追问》第79期，2020年4月01日首播

　　◆高伐林


　　这期《伐林追问》节目首播正是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今天真听到几个愚人节的笑话，把有些朋友唬得一楞一楞，像在网上疯传这个：《赵立坚叛逃美国大使馆，又一起王立军事件？》有人当真的发给我了，我想告诉他这是搞笑，又怕伤人自尊心，就明知故问：是4月1号的消息吧？还有这条：“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认定茶圣陆羽为美国国父”。这都是无伤大雅的玩笑，不像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党、那个政权，全年天天都过愚人节，三百六十五天都把老百姓当傻子。例如有个朋友发给我一首歌的简谱，说是新时代战歌《做习主席的好战士》，孙雷作词，刘琦作曲，齐唱，“雄壮有力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强军先锋我来当，瞄准未来新战场，亮剑打胜仗！”这不就是《愚人节之歌》吗！
　　接着讲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看到一份很生动的回忆，是罗章龙写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1931年1月因不满米夫、王明而另立中央，被中共开除。

　　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资格非常老，1918年4月14日，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是学会领导者之一。1919年，他是北大学生，参与五四学生运动打先锋，1920年经张国焘介绍加入北京中共组织。后来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尤其是在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方面很有名气，还当过中共中央会计。他对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等领导非常不满意，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那个一天会上，他更领头反对共产国际的米夫违反党章，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不管是否中央委员，都有投票权，用这个非法程序强行提拔王明。罗章龙受到压制不能畅所欲言，一气之下另外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1931年1月27日被向忠发、王明的中共开除出党。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南巡讲话中，将罗章龙分裂主义列为中共党史上第四次路线斗争；邓小平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将罗章龙的行为定义为“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
　　罗章龙1995年在北京去世，美国的溪流出版社与他的儿子联系，2005年出版了《罗章龙回忆录》。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对向忠发自然没有好话，说向忠发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号“奸狡佬”。其中对中共六大向忠发上台经过的回忆，很有意思。

　　《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提供了丰富史料。

　　中共六大，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近郊举行的。罗章龙说：各项决议案通过后，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米夫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记名投票初选与复选的选举方式，事实上他要控制选举，选举方案这么复杂，是为照顾那些没有群众基础而又没有革命经历的旧中央人员——罗章龙用的词，是“瞿、李、向集团”——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集团。说如果按直接选举方法，他们就无法获得选票。
　　罗章龙还说，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起初无润之（毛泽东），北方与湖南代表团提出增加，才列入。在选中委时各代表团均无向忠发的名字，米夫乃暗地里将向列入中委候选名单，并逢人便说向的才干，百般包庇，这样向忠发蒙混过关。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7月在莫斯科近郊“银色别墅”召开。

　　中委产生了，要选书记和政治局。各代表团联名提出从史文彬与苏兆征二人中选出书记，两人都是工人出身，都资历深，威望高，大家认为史文彬品质最优，而苏兆征则有才干。最后大家建议选史文彬为书记，米夫也点头。罗章龙说，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这就是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为人正直无私，他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就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去见米夫，说史不如向忠发驯服听话，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正中米夫下怀。米夫称“到时再说”。
　　新一届中委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指导，坐左端主位，罗章龙坐他右侧，苏、史坐他左侧，斯大林双目平视，说话声音低沉。说中国形势目前没有革命高潮，处于两大高潮之间，以食指比划一个马鞍形式。鼓励代表们回国后好好工作，争取革命高潮早日来临。说完就退席。米夫就位，宣布国际决定任命向忠发为中共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寥寥无几。米夫即起立提议史文彬为本届监察委员会书记”。书记产生后，按程序应选举政治局委员，米夫站起来说今天没时间，以后再说罢，散会。但以后再没有召开全会，由向忠发、李立三几个先回国的中委，抢先凑了一个政治局，造成事实。
　　罗章龙说，向忠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上海就职会上向忠发忸怩说话：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帮会的方式。中央下令进攻武汉，有些同志提出疑问，李立三歇斯底里地狂呼：扩大，扩大，猛扩大！进攻，进攻，再进攻！向忠发大发雷霆，骂了一通，酒气熏人大喊：“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
　　向忠发是不是像罗章龙所说的这样不堪呢？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在《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中就说，向忠发不仅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魄力，而且对把他扶上台的共产国际，并不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

　　蔡和森。他在中共六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但很快被向忠发撤职。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这个文件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长达九千字，全面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还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职务。原因是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导致盲动主义问题严重，又与中央对立。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
　　向忠发还很有机构改革理念，大刀阔斧：总工会合并工委、宣传部合并农委、军部取消，与组织部合并，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赞同，但他提议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受到一些同事質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反对。向忠发根本不听，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来解决。直到周恩来从外地回来，提出了充分的反对理由，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支持之后，向忠发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不过他仍旧固执地表示：“并不是豪（即周恩来）说服了我”。

　　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他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地下工作时化名“伍豪”。

　　杨奎松教授说，从这些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燥、思想方法也较执拗，不大能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李立三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向忠发对他也一样不客气。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中央通告谈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提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稳定，因此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党必须把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上。向忠发当即宣称：这个说法不对，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与英、日没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这个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两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信批评中共党内这种观点，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危险。
　　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总书记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李立三有这样的机会，也还是亏了向忠发。李立三在六大上不仅没当选政治局常委，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向忠发开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随后提议由李立三递补，李立三才成了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四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长。
　　对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天惊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动”起来。恰巧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来信，提出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这信让这几个领导人热血沸腾，不进则退，不左则右。迅速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很快提出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革命进程的设想：中国革命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爆发。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必须”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
　　不过，这时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远远比不上李立三，但是李立三含糊其辞地说：“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向忠发就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在向忠发的推动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十月革命式的全国暴动计划，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上海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

　　这个6月11日决议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7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向忠发李立三心花怒放，谁知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中共中央难以接受这兜头一瓢冷水。8月1日和3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人人情绪激昂，批评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一段李立三、向忠发与共产国际对着干，由于信息传递迟缓而导致双方总是比对方慢了八拍的故事，我们在此前节目中详细讲过，这里就不讲了。但从了解向忠发是怎样一位总书记的角度，有一个会要详细介绍，这就是8月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开联席会。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简直就是“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留了面子，联席会前，只把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不料向忠发挺身而出，指责远东局是挑拨，破坏党的统一。这次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远东局临时负责人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喊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站起来大声告诉罗伯特：“我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除非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会议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这还了得？！第二天开政治局会议，感到有些后怕的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又说，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共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忍无可忍。他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
　　中共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为李立三辩护。向忠发起草并署名的政治局决议称：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责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另一方面，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建议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他认为的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暴动计划。

　　列宁（后中）建立、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将中共视作随时要打屁股的孩子。

　　上面我讲述这些，并不是想证明、也并不能证明中共不是共产国际的傀儡，只是想说明，向忠发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么窝囊。而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大吵大闹，最终还不是要请求斯大林做最终裁决么。
　　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因为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制定的。中共向忠发、李立三这一次向共产国际闹独立性，恰恰是闹错了，给中共更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灾难；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这一次对向忠发李立三坚决制止，就像米夫所说的那句轻佻的话“要打周恩来的屁股”，中共领导人在他们眼中就是淘气了就要打屁股的“孩子”，从中共和中国的角度说，是纠正了一次错误、避免了一场灾难；但共产国际很快派来王明博古，换上了更听话的“孩子”，更紧紧地控制中共，结果就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向忠发日益被架空，他也日益灰心，进入所谓“堕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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