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被捕之后变节投敌，似乎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中共羞于提到这个由共产国际太上皇指定的领导人。民间盖棺定论，更指其“傀儡加叛徒”。但有心人还是找出了疑点：他究竟是否叛变？半世纪后引发了党史界一场争论，质疑者也是一位当事人


　　向忠发是否真成了大叛徒？中共党内发生了争论

　　《伐林追问》第81期，2020年4月06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伐林追问》节目播出之后，有位网友“李快乐时光”留言说：卢福坦照片错了，那是博古！说实话，我在网上找卢福坦的照片，也有这个疑惑，这就是卢福坦？怎么这么像博古呢？他们俩相像，主要像在发型上。

　　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后排左二是博古（秦邦宪）。也有两位前中共特科主管：后排左一为陈云，前排左一为康生。

　　工人出身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图片出处：腾讯新闻·历史频道

　　博古（秦邦宪）。图片出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大陆网站百科名片上卢福坦的词条所配照片。

　　卢福坦的照片很少，清晰一点的就更少。如果哪位朋友能进一步辨析或者能找到更确切的照片，请赐教！
　　说起相片，我讲了几期向忠发，最伤脑筋的就是找不着向忠发的照片，上穷碧落下黄泉，四面八方皆不见，只有一脸苦相的那一张。他留给历史的就是这个形象，看不到他的意气风发，也看不到他的儿女情长。当然话说回来，他比起发明照相术之前的历史人物还算幸运了，总算还留下了这么个形象。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劳动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谈到中共党史时说：“向忠发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这个“相当蠢”指的是谁？好像指国民党，也好像指向忠发。

　　毛泽东经常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话题广泛。

　　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搞了一处好房子，弄了一个妓女，吃喝玩乐。敌人发现后抓，先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后来另立中央的罗章龙，揭批向忠发所说的内容更不堪，说他对抓他审他的人说：“少说废话，莫耽误我的大事。老子冒了火，发誓要把那伙狗日的杂种们（指中共）全部扫除干净，一个不留。说干就干，用不着问东问西了。”还说：向忠发等亲作眼线，穿着防弹背心，手拿弹簧铐，领着一班特务，雄纠纠地横冲直撞。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1931年1月因不满向忠发、王明，另立中央。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有位观众朋友Peter Shen留言说：“我不觉得罗章龙回忆录的说法是真的。向忠发被捕时罗章龙已经另立中央。消息到罗那里已经最起码是第二手的消息。”我同意Peter Shen的说法。向忠发与罗章龙曾是很熟的同伙，又是多年的政敌，水火不容，向忠发若带人搜捕共党之际，罗章龙自知是眼中钉，肯定早就转移躲藏。他对向忠发的这些描述，往轻了说，就是道听途说。罗章龙回忆录两大厚卷，有很多有价值的记载，但是这段关于向忠发被捕后的描绘，不可信。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他们两人是在向忠发被捕被杀之后35年和41年、中共取得政权，接收了前朝政府档案、也有能力对有关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的条件下说的。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说过向忠发被捕，是在1931年6月21日他违反规定去跟小老婆过夜，6月22日去探勒租车行租车时落网。此前他就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和范的堂弟范忠，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所以这里早就张好了网。中统特务随后逮住他的小老婆杨秀贞和同住的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把她带到巡捕房，见到了向忠发。周恩来说“先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显然并非事实；而周恩来说“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口气中好像是说，“承认自己是党员”就意味着叛变了，将自我暴露身份作为叛变的依据。
　　中共是怎么规定的呢？
　　对于中共在敌对政权下秘密工作的党员在被捕之后的行动纪律，中共有过多次规定。这里介绍马识途的一篇文章。

　　105岁的马识途来到纪录片《百年巨匠马识途》开机仪式，坚持站立对观众讲话。

　　马识途于1915年1月14日出生，不仅健在，甚至还很健旺。他1938年入党，中共建政后担任四川省建委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写过一篇《地下党秘密工作纪律十条》，他总结的非常全面，其中第十条讲的是如被敌人逮捕情况下的纪律，这一条很长，包括“不得说出党组织的机构，人员姓名、化名、地址、职业和联络暗号”等；但对暴露身份，是这么说的：“在未经叛徒确实指证前，不得轻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得轻率承认”，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变节。像恽代英被捕后就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并不影响他被中共认定为烈士。
　　周恩来的说法，显然偏离史实。
　　毛泽东说的，就更离谱了：“向忠发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为什么说“离谱”？因为向忠发被捕到被杀，时间短得惊人。6月22日上午9点多，他在租车行被抓；6月24日凌晨3点，他被杀。从被捕，到被杀，满打满算，只有42个小时。我看到有的材料说36个小时，还有的文章说“二三十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的。这两个白天加一个半夜晚，还要从租界一个巡捕房，转到另一个巡捕房，6月23日也就是被捕第二天，转到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那么大，中共中央的秘密机构那么多，向忠发就算马不停蹄，能够“给敌人带路抓人，把人抓完”吗？
　　毛泽东是给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讲这番话的，胡伯伯当然无法提出质疑，你老毛怎么说我怎么听；已经死了几十个春秋的向忠发更没有办法出来分辩，就由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潘汉年。毛泽东多次说潘汉年犯了死罪。

　　毛泽东类似的话多了，例如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且不说后来平反，就用中共自己的逻辑、就用当时的标准来看，胡风、潘汉年、饶漱石有什么“可杀之罪”？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是事实吗？但是这是毛泽东说的，谁能辨析、谁能反驳？
　　说话不要证据，凭空捏造，连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都如此，难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样学样，只讲政治，不讲事实，硬要说“是美国军队把疫情带到武汉”，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他们有一脉相承的中共传统。
　　当然，我们指出毛泽东、周恩来和罗章龙等人关于向忠发的说法不靠谱，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向忠发不是叛徒。因为真正证明向忠发叛变的，是其它证据：有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王明和妻子孟庆树、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等许多中共方面当事人的见证，更有国民党方面的人证、书证。

　　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

　　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是这么说的：我带着刚生下几个月的女儿远志，杨秀贞带着李立三四五岁的女儿李丽，被带到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我们一到那里就看见了向忠发，他对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又对我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我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从农村来的，什么都不知道。”任弼时已经于1931年3月份之前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任弼时与陈琮英是家长订的“娃娃亲”，娃娃亲的婚姻一直持续，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很少见。12岁的陈琮英到任家当童养媳，为了支持任弼时求学，她去织袜作坊当童工，繁重的劳动使她发育不好，特别瘦小，在这种场合，说“我是从农村来的，什么都不知道”，显得可信。

　　王明、孟庆树夫妇。1938年摄于汉口。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是这样说的：向被捕后，先被带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因为他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要经过这种手续才能引渡到中国政府管辖区域去。向在法租界巡捕房里见到包探长陆连奎时就跪下来说：“请你帮忙。”陆说：“你不是向忠发吧？”向说：“我是向忠发。”陆说：“我看你不像共产党的头子。你们那些共产党被捉来时，常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多么英雄气概，那像你这样熊！”陆又问捕向的人：“你们捕错了人吧？”特务们说：“没有捕错，是他！”以后就把向引渡到龙华司令部军事法庭去审问。据特科得到的消息说：向的供词主要内容是：（1）请国民党饶恕他；（2）说他自己是个挂名摆样子的总书记，实权在周恩来和陈绍禹手里等。不仅如此，向把恩来、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特科的同志们因为顾顺章被捕后中央机关都新搬了家，向忠发除周恩来、陈绍禹、博古住处外，别处他没去过。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他带敌人到材料科去，该科工作人员张越霞（即下文中所说的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
　　邓颖超是这样回忆的：向忠发被捕后，“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着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逮捕了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越霞、张纪恩、苏彩。……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说：
　　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己成为极普遍的风气……
　　向忠发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向忠发从被捕到被杀，只有42个小时。

　　除了上述人证的证词，还有书证：
　　1933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印发了一本题为《转变》的小册子，是特务为了劝说被捕的中共党员们“转变”而印的内部册子，附录中有一篇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说向被捕之后“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
　　这份向忠发的自供包括十部分，我念一下目录：
　　一、国际——国际共党（即共产国际）驻东方部负责人；二、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三、特务委员会（即特科）；四、苏区负责人；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了；六、各地上层负责者；七、各地实际情形；八、军事（开列了红军七个军的负责人名单）；九、共党经济来源；十、附记。

　　这个“向忠发的自供”，内容写得很具体：“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今富民路）横路三号，开会地0点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妇女部长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今丹徒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里面还谈及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各部门的分工及主管：“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闻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即陈云）负责，其组织如下：1、廖成云，总负责；2、赵云（第三科——红队）；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这样看，向忠发被捕之后贪生怕死、变节投敌，似乎是板上钉钉、无可怀疑的铁案了。我们过去读中学，老师讲党史提都不提向忠发，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直接讲到立三路线，然后跳到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严重灾难，中共也羞于提到这个由共产国际太上皇直接指定的领导人。而民间看向忠发，傀儡加叛徒，就是盖棺定论了。
　　但有心人，还是找出了疑点。向忠发死了半个世纪后，他究竟是否叛变，终于还是引发了史学界一场争论。质疑者是谁呢？也是一位当事人——刚才我说到邓颖超回忆向忠发被捕后，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着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逮捕了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张纪恩，提出了疑点。

　　原煤炭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顾问张纪恩，是因向忠发案而被捕者之一。1988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90周年，邓颖超与张纪恩握手。

　　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开始，1979年9月，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李华明、沈亿琴采访了当年担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张纪恩，张纪恩是1907年9月出生的，他1925年18岁时加入中共，1928年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1979年接受采访时正是72岁。他与马识途先生一样也是高寿，2008年7月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在向忠发被捕的1931年6月，张纪恩与张月霞由受上级指派的“假夫妻”弄假成真，一起被捕，获释后张月霞又因为另外的事坐牢，两人聚少离多，便各自成家，张月霞成了博古的妻子。这是后话了。
　　且说两位采访者整理出《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段及其他》，这篇文章中张纪恩说：“有的同志认为向忠发是叛徒，我认为值得研究。有以下实际情况可作依据。”
　　张纪恩为自己的说法，提出了四点依据。相当详实。我们下一期《伐林追问》再来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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