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整人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政治迫害和权力倾轧史，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文革结束之后大多数平反了，但是有两个半大案没有平反。两个，是高饶反党联盟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半个是"反右"，只承认了“扩大化”


　　习近平为何不为父亲的亲密战友高岗平反

　　《伐林追问》第85期，2020年4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今年（2020）4月6日，北京一位老太太百岁高龄，寿终正寝，虽然是在疫情黑云压城之际，这个噩耗，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这个老太太的名字李力群，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但他的丈夫却大名鼎鼎——高岗。

　　高岗遗孀李力群2020年4月6日去世。

　　一位百岁老太太告别了人生舞台，却使她的丈夫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我曾经编辑过明镜出版社的两本关于高岗罪案的书，明镜出版的书中还有一些也涉及高岗，我或多或少有参与，对高岗事件有所了解。李力群去世后，人们的关注点是：习近平为什么没给高岗平反？

　　海外出版了多种关于高岗案的书，这一本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

　　是否为高岗平反问题，是党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有大量政治迫害和权力倾轧事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文革结束之后大多数平反了，但是有两个半没有平反。两个，是高饶反党联盟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半个是反右，邓小平不承认搞错了，只承认“扩大化”，官方打了55万右派（一说300万），最后维持右派原结论不予改正的，中央认定的有章伯钧、罗隆基等五人，各地方认定的是90余名。一共就算100人吧，这个扩大化太可怕了，扩大了5500倍！只有万分之二按照中共标准是没错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八都是扩大的。
　　这里我最简明扼要地交代一下高岗和高岗事件：
　　高岗在中共建政之初地位如何？画家董希文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做了最直观的展现：毛泽东宣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站在他身后第一排的是六个中央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董希文1952年的油画《开国大典》。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六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大典》幸亏是油画，可以反复修改。到文革中前排从左至右成了：朱德、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但是这幅画，没过两年就由画家自己做了修改：抹去了高岗。到文革中再次修改，刘少奇也没了。
　　高岗生于1905年10月25日，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享年49岁。他是陕西米脂县人，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西北揭竿而起，被称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之一，打下了一块地盘。毛泽东等人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几乎走投无路，偶然在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的报道，赶了过去，绝处逢生，所以有“陕北救中央”一说。但当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正在挨整，中共党内一帮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挖了坑，要活埋他们，中央红军来也让他们绝处逢生。所以后来还有下一句：“中央救高岗”。

　　高岗曾经是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新星。

　　毛泽东器重高岗，刘志丹等人阵亡后，他的重要性更突显出来。尤其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调到东北，施展才干。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号称“东北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担任六个副主席之一。毛泽东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搞了“五马进京”，把各个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高岗、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和邓子恢，从四面八方调到北京任职，高岗出任位高权重、与国务院平起平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但好景不长，遭到批判，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抢救无效身亡。对他自杀，毛泽东恼羞成怒，次年，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开除党籍。

　　中国大陆出版的戴茂林、赵晓光著《高岗传》。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重新审查高岗案的过程一波三折。胡耀邦一度着手翻案；2002年，曾庆红要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中共元老李维汉的儿子、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弟弟，带着审干局局长等人看望高岗的遗孀，告诉她“耐心等待，此事要调查研究写个报告给党中央”；2004年6月，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和中纪委官员代表中央找李力群，在谈话中称高岗为“同志”，告诉她：中央组织人力用了三年时间，查阅了五百多份档案。高岗同志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确实做了很多贡献。但是高岗的问题是1955年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还不宜作出平反。
　　官方说“不宜平反”，但已经开了口子，许多地方，尤其是陕北，高岗立了塑像立了碑，出版了《高岗传》，拍了传记片，高岗还在不少纪录片和电影电视剧中以正面形象出现。各种纪念和研讨高岗的民间组织，活动十分活跃，一贯严控民间组织的中共对此大开绿灯。尤其是2013年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以家属身份参加座谈会，李力群也坐在显眼位置。

　　2013年10月15日，高岗遗孀李力群受邀参加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2015年10月25日，一个名为“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举行了。座谈会上播放了纪录片，称高岗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陕北根据地功勋卓著，在保障抗美援朝中做出重大贡献。中央已经启动高岗案重新审查工作，已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云云，大造舆论。
　　李力群的住房一换再换，她离休时是副部级，但住房是正部级标准；后来甚至换到了正国级。
　　这一切，无不让人感觉，高岗平反已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

　　李力群去世，齐心和习远平分别送了花圈和挽联。

　　难怪在我的推特上，有的推友表示惊讶：高岗不早就平反了嘛？
　　但是，高岗确实并没有平反。李力群活到了一百岁，到底没有等来这一天。她去世之后，习家送了两幅挽联，一副署名“齐心”，一副署名“习远平”——习近平的母亲和弟弟各自送挽联，这种殊荣很不寻常。
　　在中共政治体系中，所谓“平反”，是中共中央要做出决定，正式宣布撤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由官方对高岗做出正式结论。不这么做，却今天超规格给你一套或几套大房子，明天家人族人立个碑，塑个像，算怎么回事？
　　习近平接掌中共大权之后，人们很自然地会猜测他会为高岗平反：不论从高岗与习仲勋多年“一起吃过糠、一起扛过枪、一起负过伤”的战友情谊看，从高岗所犯的事和所获罪名的不对等看，从中共口口声声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口号看，从习近平的父亲曾因受高岗牵连而落难看，从经过胡耀邦、曾庆红和胡锦涛等人恢复名誉的铺垫看，到习近平这里应该说水到渠成、举手之劳……有一千个理由通过一纸平反高岗决定，没有半点理由把高岗申诉了半个多世纪的配偶拖得死不瞑目。
　　但是，习近平上任七年，就是没给他的高伯伯平反，就是让他的李阿姨带着遗憾辞别人世。为什么？
　　学者们认为，从政治上平反高岗，涉及对中共党史的重新改写，就要交代高岗案件的来龙去脉，对有关的毛、刘、周、陈、邓，都要重新评价，尤其是涉及邓小平和陈云这八十年代的两个婆婆；何必惹这个麻烦？不如就给家属子女大量实惠，给与超规格待遇，反正是公家掏钱，也就是纳税人掏钱，不用习近平自己掏腰包。

　　这张照片上的中共领导人，个个都在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弄脏了手。

　　胡平先生认为，过去朝代的皇帝是不一样的，前一任皇帝贬黜了某个官员，后一任皇帝觉得不对，也不用平反，若官员还活着直接启用就完了，根本不用担心合法性，因为皇帝的合法性来自血缘，不是来自某个政治举措正确不正确。但中共领导人不同，他们就要考虑自己的合法性。
　　程晓农先生与郑旭光先生都谈到：给高岗平反，不就等于对毛泽东重新鞭尸吗？这么多年已经平复了，而且习近平正在捧毛泽东呢，给高岗平反，等于就是指责毛犯了错误，就重新挑起了争论，会影响他的大局，共和国的基石就不稳定了。
　　陶杰先生更指出，平反这样的政治行动，领导人会评估权衡成本和收益。与文革刚结束之后胡耀邦平反那么多老干部冤假错案不同了，那个阶段，冤假错案的造成与平反基本上是同时代，这些冤假错案的当事人多半还在，部下亲属也在，老百姓对他们也熟悉，平反了这些人，能够收拢人心；而高岗自杀获罪已经六七十年，与现代领导人有了代沟，离当代民众更遥不可及，老百姓对他没有感情共鸣，平反他，当政者得不到多少政治收益，相反，党内倒可能引发节外生枝。

　　习仲勋与习近平父子。

　　以上学者们的看法我基本上都同意，同时还想补充几句——
　　习近平不为高岗平反，恐怕有避“瓜田李下”之嫌的考虑。一上任就为父亲的老战友恢复名誉，会不会被人指脊梁骨：以权谋私、办事唯亲？
　　再则，高岗当年倚仗着毛泽东的支持，矛头直冲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得罪了一大批人，整他的人中又有邓小平、陈云。高岗那些传播这个“摊摊”那个“圈圈”的言论，虽然不能上纲为什么“反党”“分裂”，但总还是鼓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吧。当年中共是以意识形态为统帅，全党还能在毛泽东旗帜下保持统一，而当今中共已经被若干权贵集团所分割之际，一旦平反高岗，高岗那些言论的负面作用是否会被放大？是否会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来源？

　　毛泽东与高岗。

　　高岗案比别的罪案更麻烦的是，不仅毛泽东定过一次案，邓小平又第二次定案。在邓小平主导下，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抹去了高饶事件的“集团”“联盟”字样，但两个“司令”，“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要平反，不仅得推翻毛泽东的结论，还得推翻邓小平的结论。

　　邓小平压制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的平反。

　　高岗之所以没有平反，重要原因之一是要求平反者的实力不够，没法推翻毛与邓的两个结论。最想推翻某案判决的，必定是因此判决而利益受损者。看看有哪些受高岗案牵连的人——
　　最有意愿为高岗鸣冤的，当然是高岗的遗孀和儿女们，但高岗死得早，儿女们都未进入仕途，政坛人脉关系稀疏，说话也就没有多少分量；
　　高岗的草根乡亲，只有朴素的感情，对高岗的平反与否，说了也白说；
　　高岗的几个秘书有一定活动能力，但是身处体系的边缘，很难影响决策层；
　　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后来在不同时期被重新起用、占据高位，像马洪，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峰更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但他们的政治生涯虽然受到高岗冤案的牵连而被贬黜，但还没有像后来的“反党集团”骨干党羽那样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家破人亡，所以他们为高岗申诉的动力，也就不那么足。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高层党内斗争。这是离民众的命运、离民族的前途最远的一次高层斗争，恶斗各方几乎没有方向分歧、路线分歧、战略分歧的含量，几乎完全是一场赵家人内部的权力之争，是中共开国元勋们在夺取政权之后为在权力体系中争夺更大份额的冲突。
　　不过今天重新来审视这个历史事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看，高岗无疑是功绩彪炳，无论是“陕北救中央”，在东北与国民党决一雌雄，还是在朝鲜战争中保证后勤“打败美帝野心狼”，乃至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中共政权——他的功劳都远远大于失误；最后的罪名，是代人受过，欲加之罪；
　　从人民或者民族的立场上看，高岗功过参半，在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上，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上，他确实付出了不少心力；而当时的共产党，除了土改和镇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发起那么多政治运动、反复折腾老百姓，高岗因早死，幸而和共产党后来那些罪孽祸害毫无瓜葛；但是在东北土改、镇反、“三反”等运动中大搞“逼、供、信”“打老虎”，他有推卸不了的罪责；
　　从“人”的标准来衡量，高岗可诟病之处就太多了。一个贫穷农民通过造反，杀去京城坐了高位，除了受最高领袖制约，人性之恶基本上无所节制。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有制度的原因，有阶级的原因，有传统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高岗、李力群和子女们。

　　高岗这颗政治彗星，还没到知天命的年龄，在中共建国不到五年的时间，就突然陨落了。他的才华来不及充分焕发，他的缺陷也来不及充分展示。但他从冒升到“九天之上”到跌到“九地之下”，暴露了中共现实政治的凶险、诡异和残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到高岗，以及饶漱石，还有彭德怀、林彪，都在权力的角斗场上合纵连横。落井下石，成为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潜规则”之一。重审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更深一层地了解绞肉机中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如何埋下后来中共规模更大、烈度更高、更加你死我活的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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