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25軍的肅反急先鋒戴季英心狠手辣，下令殺害了無數紅軍官兵，連時任副軍長徐海東都差點遭了他的毒手。中共建政後他伸手要官當省委書記，毛澤東批示開除黨籍公職，“永不啟用”。後來的政治局常委劉華清卻對這個血債纍纍的傢伙感激涕零


　　多方面原因造成陝北蘇區內鬥你死我活

　　《伐林追問》第87期，2020年4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問》節目本來是從李力群去世談高崗的，不知怎麼一來，我就陷到陝北肅反問題里了。陝北肅反很不好談，頭緒太多，越談我頭越大。但既然陷進來了，這腳不那麼好拔出來，得硬着頭皮理出個頭緒。
　　陝甘一帶是中國最為貧窮落後的地區之一，山高皇帝遠，很容易發生動亂，明末李自成起義、清朝同治回亂，都爆發在這一帶。二十世紀初年，官僚、軍閥、土匪、豪紳以及幫會明爭暗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要想成事，就得在現實環境中生存發展，就得與軍閥、民團、土匪、幫會武裝周旋，分化瓦解與打擊懲處這兩者並舉。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舊址。

　　上次我說過，這裡有兩塊根據地、兩個特委、兩支紅軍武裝。由劉志丹領導創建了陝甘邊根據地，由謝子長領導創建了陝北根據地。由於多是本地人在當地發起革命，憑藉各自的社會基礎創建相對獨立的組織和武裝，領導人的領袖地位和個人威望在各自的隊伍中格外突出。圍繞劉志丹、謝子長兩人，事實上形成了兩個派系，一系列衝突也多是發生在這兩個派系之間。曾經當過高崗秘書、後來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1990年3月11日在日記里寫道：“郭洪濤同我談到過去陝北歷史爭論：習仲勛、張秀山、劉景范一邊；郭洪濤、賀晉年等一邊，馬文瑞、張達志中間偏後。”李銳日記中只是列舉了幾個人，高崗無疑是屬於陝甘邊劉志丹、習仲勛這一邊的。還有個閻紅彥上將，就是他最先為小說《劉志丹》寫信給康生，導致習仲勛等多人被整肅。閻紅彥情況比較特殊，咱們有機會再細講。

　　1989年春節，習仲勛在西安看望劉志丹夫人同桂榮（右）及其女兒劉力貞。

　　謝子長曾自辦武裝民團，自任團總；劉志丹一次次打入地方軍閥部隊，曾官至團長、旅長，藉以掩護身份，展開兵運鬥爭。他們拉起的隊伍，成分也比較複雜。既有揭竿而起的貧苦農民，也有倒戈起義的舊軍隊官兵；有改造整編的幫會或民團，還有投奔革命的流寇武裝。而且，這兩個特委還各有上級。陝甘邊特委，屬於陝西省委領導，陝西省委歸中共中央領導；陝北特委，則受中央駐北方代表的領導。當時黨內軍內對鬥爭策略始終存在不同看法，彼此有較深成見，幾支隊伍之間一直有相互猜忌和排斥情緒，甚至發生過武裝火併，流過血，死過人。例如1932年1月，發生著名的“三甲塬繳槍事件”。具體起因這裡就不說了，策劃和主持這次繳槍行動的人是時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謝子長，他委任閻紅彥當執法隊隊長，將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隊長劉志丹繳械軟禁，把第二支隊的槍都收了，閻紅彥執法隊還打死了二支隊的一個骨幹趙二娃。這個行動嚇壞了西北反帝同盟軍的一支隊長師儲傑，他帶着自己的隊伍投敵。這支七八百人的軍隊，一夜之間只剩下100多人。

　　1935年5月，西北工委與紅26軍、27軍部分領導幹部合影，顯眼的是，劉志丹、高崗等人不在內。另，“張達志”名字在名單中出現了兩次。

　　像這樣的衝突，還發生過若干。我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是，比較起來，陝北特委的人，比陝甘邊特委的人，更有所謂的“路線鬥爭覺悟”，而陝甘邊特委的人儘管也反“右傾”，但是相對來說更從眼前打仗和建立政權的實際出發，該打的打，該追的追，該躲的躲；陝北特委的人則更要拿共產國際的什麼決議、中共中央的什麼決定那些教條來套，給人扣上帽子並無情打擊。
　　這可能也是因為陝北特委自恃離中央比較近，更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任吧？謝子長、郭洪濤這幾位，批評起劉志丹、高崗和習仲勛，分外理直氣壯，因為他們不是歸陝西省委管，頂頭上司是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
　　上期我們講過朱理治和聶洪鈞兩個欽差大臣，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臨時中央局駐西北代表團”。朱理治是先被上海臨時中央局委任為河北省委副書記，然後被孔原派到陝西；上海臨時中央局又派出聶洪鈞到陝西。聶洪鈞這個人，對於今天的觀眾來講，更是名不見經傳，上次沒有來得及介紹。陝北肅反有四個關鍵人物：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聶洪鈞。聶洪鈞，1907年11月出生於湖北咸寧，1935年到西北來當欽差大臣之時，不到28歲。

　　　　陝北肅反的主將之一聶洪鈞。

　　聶洪鈞是1925年10月經彭湃等人介紹從共青團轉為共產黨員，1927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後，擔任過鄂北特委書記、京漢特委書記、紅七軍團政委等好多職務。1934年皖南特委成立，他當書記。1935年1月去上海請示工作，就在那兒留下來，後來任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組織部長，兼管北方地區（白區）的地下交通，隨後被派到西北來了。
　　那麼，這個上海臨時中央局是怎麼回事呢？顧順章叛變、向忠發被捕之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不是在上海呆不下去，陸續轉移到了中央蘇區嗎？1934年10月又跟隨中央紅軍長征。上海真有一個臨時中央局嗎？真有，但它只存在了五個月，1935年3月17日到8月26日。
　　原來，1933年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往江西蘇區以後，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中央局——不是臨時中央局，但隨後就遭受過三次較大的破壞。第三次被敵人破壞，是1935年2月中下旬，在全總、青年團、軍委、特科和其他未遭破壞的組織里，倖存下來少數中共黨人。其中一人叫劉仲華。這個名字似乎也名不見經傳，但卻名列“中共歷史上的16位超級特工”。五四前後，他從山西來到北京大學，在李大釗任館長的圖書館找了一份抄寫資料的工作。毛澤東在那個時候也一度在那兒，不知兩人是否認識？劉仲華1923年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共，搞過學運、兵運，1928年到上海，在周恩來、聶榮臻領導下，在軍委從事情報工作。那時已經是中央特科末期，實際上已改為上海中央局軍委情報科。

　　中共黨史上的神秘人物劉仲華，曾一度擔任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

　　上海地下黨被嚴重破壞，1935年3月劉仲華經饒漱石介紹，與共產國際的代表見了面。共產國際代表指示應當儘快恢復上海中央局。誰來干？山中無老虎，只能是一面請求共產國際選派有經驗的幹部來領導，一面提拔現有的幹部暫時擔負起重擔。3月17日，由劉仲華召集了一次三人會議，三個人是劉仲華、賀昌之、浦化人——在黨史上都不算知名人物。隨後再加上全總代表一人、青年團中央一人，共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局，劉仲華任書記。
　　1935年8月26日，臨時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發自莫斯科的兩封信，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這樣，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工作就結束了，在上海只留下了一個交通站。
　　說白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成員都是臨時工，基本處於維持日常工作的狀態，但各地黨組織並不清楚中共中央機關到了哪裡，只能聽這些臨時工指揮，他們在這五個月裡，就居然先後指派了兩名欽差大臣到陝北。
　　劉仲華後來的身世十分富有傳奇色彩，但與這裡所講的主線離得太遠，我就不講了。他在文革中飽受衝擊，1970年去世。1980年平反後舉行了追悼會，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聶榮臻、彭真都送了花圈。
　　再講回陝北1935年的“肅反”。陝北肅反，與共產國際發動世界範圍的反右傾指示有關，與中共全黨當時“左”的目標和手段有關。就在前一年年底，1934年12月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第一書記基洛夫被暗殺，斯大林藉此機會開始了大清洗，先後逮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批判一度擔任共產國際主席的布哈林，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緊跟。同時，西北革命力量原有的內在矛盾，也是促成肅反內鬥的重要內因，原有矛盾進一步激化，怨憤全面爆發。

　　朱理治。他執意任命戴季英擔任政治保衛局代理局長。

　　要開展肅反首先需要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衛局。對於所謂的“反革命分子”，政治保衛局有臨機處置之權，可以不通過法庭審訊、不必事前向上級蘇維埃匯報。政治保衛局只服從同級黨委最高領導人。討論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局長人選時，朱理治兩度提議由鄂豫皖前來的紅25軍戴季英兼任，但是有人反對，朱理治就讓戴擔任副局長、代理局長，還指定郭洪濤負責後方肅反，聶洪鈞負責前方肅反。
　　戴季英這個人，人品極壞，稱得上心狠手辣，其殘酷本性之所以能充分爆發，與紅25軍本身濃厚的肅反“情結”大有關係。
　　紅25軍原屬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早在1931年就說過：敵人“用改組派、AB團、第三黨來打入我們蘇區和紅軍內面來破壞，這個計劃非常毒辣”。紅25軍的肅反急先鋒就是戴季英，甚至連當時擔任副軍長的徐海東也受懷疑，徐海東上戰場拼死一搏，才得到當時鄂豫皖蘇區省委書記沈澤民等人信任，倖免於難。這支部隊一路長征，到達陝北時還拘押着三百多所謂“有問題的”紅軍官兵。

　　徐海東大將差點在肅反中被處決。

　　戴季英們的警惕性極度過敏，經過陝南時，誤殺陝西共產黨地下黨員、楊虎城十七路軍警備三旅旅長張漢民等人。當時張漢民奉命率領部隊參與“圍剿”紅25軍。他的部隊中有100多名共產黨員，張漢民多次利用職務之便幫紅25軍。但是1935年4月9日，紅25軍誤認為張漢民部要尋機進攻，打起來了，在戰鬥中張漢民等被俘。紅25軍主要領導把俘虜集中起來，詢問他們誰是共產黨員，站出來不少人。紅25軍負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是共產黨員，認為是冒充的，把他們全殺了，包括張漢民。這是當時的25軍政委吳煥先和戴季英決定的——吳煥先隨後不久陣亡，2009年9月10日，被評為百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之一。
　　戴季英殺人如麻，遠不止這一件。徐海東在《生平自述》說，紅25軍組建後，“領導上不是全力對敵，又開始肅反。師政委戴季英同志親自下手，把220團的政委、參謀長等49名黨團幹部捆起來。我當時十分驚奇，問政委這是幹什麼，他們犯了什麼錯誤？他說：‘肅反，幹什麼？！’逮捕人不讓我知道，審訊也不讓我參加。一天，我聽政委把七十九團特務連指導員吊起來，拷打逼供不成，又綁在板凳上用刑。那個指導員曾任過皖西北少共道委宣傳部長，參加革命時只十七歲，聰明活潑，能力很強，他怎麼是反革命呢？當政委百般拷打問不出口供時，叫他的警衛員拉出去殺。我急了，忙說：‘政委，一點兒口供沒有，為什麼殺人家？’他說‘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這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願說出他們的組織來。’當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時，肅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時雖有懷疑，不敢講話，現在又見這樣亂捕亂殺，實在不能忍受。政委見我反對，就對我說：‘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員，肅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過問。’”“四十九個人，被殺了，我知道以後，落下淚來”。

　　戴季英（1906－1997）在紅25軍肅反中秉承張國燾、陳昌浩的旨意，大殺自己人。

　　《徐海東將軍傳》中記載，紅25軍長征途中，有人要把軍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打成“皖西第三黨首領”，要幹掉，徐海東堅決反對並拍了桌子，才救了郭的命；後來又準備以“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殺掉手槍團團長杜本潤、政委傅天嬌等八人。《徐海東將軍傳》中沒有點名，只說“有人”“那些肅反專家”，是誰能有這麼大的權力？只有戴季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戴季英任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他與河南省領導張璽、吳芝圃、劉傑、劉建勛等不和，1951年底，給毛澤東寫信攻擊省委領導，要求讓自己當中央委員、河南省委書記。毛澤東看後稱“戴季英已經不可救藥了”。當即給中央辦公廳批示：“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高級幹部。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

　　《人民日報》1952年2月22日刊登河南省委開除戴季英黨籍的決定。毛澤東曾批示：“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高級幹部。”

　　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即作出了開除戴季英黨籍、公職的決定。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做結論時說：“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還有陳光、戴季英。除了這樣極少數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夠挽救的。”1959年，他被認定對陝北肅反負主要責任，被判入獄15年。
　　但是1982年後，戴季英被解除監視，搬進河南原省委書記潘復生住過的房子。1984年4月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予以平反，恢復黨籍、省級幹部待遇。這真是一件怪事，我還沒有查到有關史料。凡是回憶戴季英的都沒啥好話，說他好的只有一個人：後來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劉華清。紅25軍開始長征時，劉華清18歲，在政治部當個科長，戰鬥中負傷要被留下。這時與他同為紅安人的戴季英說了一句話：“帶上他走吧。”還撥了一匹馬給劉華清。劉華清後來說，留下多半就是死路一條，是戴季英和那匹馬救了他。劉華清專門去看91歲的戴季英，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劉華清回憶錄》記載：“對戴季英，紅25軍的老同志都了解，這個人思想比較左，辦什麼事愛搞點神秘性，鄂豫皖肅反時就錯抓過人”。這真是輕描淡寫！戴季英僅僅只是錯抓過人嗎？

　　劉華清將軍是唯一說戴季英好話的人，對戴的罪行輕描淡寫。

　　據曾在鄂豫皖政治保衛局工作的丁武選回憶：“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審訊在西關外一個小院子裡，一九三一年十月，許繼慎、熊受暄、周維炯等紅軍將領都是那時殺害在此處的。——這幾個人都是紅軍高級將領，許繼慎任紅一軍軍長、紅11師師長——丁武選接着說，戴季英帶着幾個人到這裡審訊許等，在這所院子裡，將他們用繩子勒死的。保衛局一個勤務員來通知叫我們一個班的人把許繼慎、熊受暄、周維炯等幾個人的屍體抬到西門外一個山溝里埋掉。回來後，我幾天都沒吃好飯，回想起那時的事，心裡就不好受”。當時戴季英擔任省保衛局審訊科科長。
　　劉華清得勢，是1992年被鄧小平選中當上政治局常委，十年前的1982年，他應該還沒有力量去推動平反戴季英，給戴很高的待遇。到底是誰給這個血債纍纍的傢伙平反、優厚待遇，我還沒弄清楚，希望網友能幫我解惑。
　　戴季英對多年來一起出生入死的紅軍戰友都如此下毒手，他來到陝北，怎麼會放過這裡的中共黨人和紅軍將士？
　　所有的主角都到場了，陝北肅反從1935年9月下旬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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