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的肃反急先锋戴季英心狠手辣,下令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连时任副军长徐海东都差点遭了他的毒手。中共建政后他伸手要官当省委书记,毛泽东批示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却对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感激涕零
多方面原因造成陕北苏区内斗你死我活
《伐林追问》第87期,2020年4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问》节目本来是从李力群去世谈高岗的,不知怎么一来,我就陷到陕北肃反问题里了。陕北肃反很不好谈,头绪太多,越谈我头越大。但既然陷进来了,这脚不那么好拔出来,得硬着头皮理出个头绪。 陕甘一带是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山高皇帝远,很容易发生动乱,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同治回乱,都爆发在这一带。二十世纪初年,官僚、军阀、土匪、豪绅以及帮会明争暗斗。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要想成事,就得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发展,就得与军阀、民团、土匪、帮会武装周旋,分化瓦解与打击惩处这两者并举。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
上次我说过,这里有两块根据地、两个特委、两支红军武装。由刘志丹领导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由谢子长领导创建了陕北根据地。由于多是本地人在当地发起革命,凭借各自的社会基础创建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武装,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和个人威望在各自的队伍中格外突出。围绕刘志丹、谢子长两人,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派系,一系列冲突也多是发生在这两个派系之间。曾经当过高岗秘书、后来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90年3月11日在日记里写道:“郭洪涛同我谈到过去陕北历史争论: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一边;郭洪涛、贺晋年等一边,马文瑞、张达志中间偏后。”李锐日记中只是列举了几个人,高岗无疑是属于陕甘边刘志丹、习仲勋这一边的。还有个阎红彦上将,就是他最先为小说《刘志丹》写信给康生,导致习仲勋等多人被整肃。阎红彦情况比较特殊,咱们有机会再细讲。
1989年春节,习仲勋在西安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右)及其女儿刘力贞。
谢子长曾自办武装民团,自任团总;刘志丹一次次打入地方军阀部队,曾官至团长、旅长,藉以掩护身份,展开兵运斗争。他们拉起的队伍,成分也比较复杂。既有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也有倒戈起义的旧军队官兵;有改造整编的帮会或民团,还有投奔革命的流寇武装。而且,这两个特委还各有上级。陕甘边特委,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中共中央领导;陕北特委,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当时党内军内对斗争策略始终存在不同看法,彼此有较深成见,几支队伍之间一直有相互猜忌和排斥情绪,甚至发生过武装火并,流过血,死过人。例如1932年1月,发生著名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具体起因这里就不说了,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时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他委任阎红彦当执法队队长,将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缴械软禁,把第二支队的枪都收了,阎红彦执法队还打死了二支队的一个骨干赵二娃。这个行动吓坏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一支队长师储杰,他带着自己的队伍投敌。这支七八百人的军队,一夜之间只剩下100多人。
1935年5月,西北工委与红26军、27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显眼的是,刘志丹、高岗等人不在内。另,“张达志”名字在名单中出现了两次。
像这样的冲突,还发生过若干。我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是,比较起来,陕北特委的人,比陕甘边特委的人,更有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而陕甘边特委的人尽管也反“右倾”,但是相对来说更从眼前打仗和建立政权的实际出发,该打的打,该追的追,该躲的躲;陕北特委的人则更要拿共产国际的什么决议、中共中央的什么决定那些教条来套,给人扣上帽子并无情打击。 这可能也是因为陕北特委自恃离中央比较近,更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任吧?谢子长、郭洪涛这几位,批评起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分外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不是归陕西省委管,顶头上司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上期我们讲过朱理治和聂洪钧两个钦差大臣,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是先被上海临时中央局委任为河北省委副书记,然后被孔原派到陝西;上海临时中央局又派出聂洪钧到陝西。聂洪钧这个人,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讲,更是名不见经传,上次没有来得及介绍。陕北肃反有四个关键人物: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聂洪钧,1907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1935年到西北来当钦差大臣之时,不到28岁。
陕北肃反的主将之一聂洪钧。
聂洪钧是1925年10月经彭湃等人介绍从共青团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鄂北特委书记、京汉特委书记、红七军团政委等好多职务。1934年皖南特委成立,他当书记。1935年1月去上海请示工作,就在那儿留下来,后来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组织部长,兼管北方地区(白区)的地下交通,随后被派到西北来了。 那么,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是怎么回事呢?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是在上海呆不下去,陆续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吗?1934年10月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上海真有一个临时中央局吗?真有,但它只存在了五个月,1935年3月17日到8月26日。 原来,1933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江西苏区以后,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央局——不是临时中央局,但随后就遭受过三次较大的破坏。第三次被敌人破坏,是1935年2月中下旬,在全总、青年团、军委、特科和其他未遭破坏的组织里,幸存下来少数中共党人。其中一人叫刘仲华。这个名字似乎也名不见经传,但却名列“中共历史上的16位超级特工”。五四前后,他从山西来到北京大学,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图书馆找了一份抄写资料的工作。毛泽东在那个时候也一度在那儿,不知两人是否认识?刘仲华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共,搞过学运、兵运,1928年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那时已经是中央特科末期,实际上已改为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科。
中共党史上的神秘人物刘仲华,曾一度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
上海地下党被严重破坏,1935年3月刘仲华经饶漱石介绍,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见了面。共产国际代表指示应当尽快恢复上海中央局。谁来干?山中无老虎,只能是一面请求共产国际选派有经验的干部来领导,一面提拔现有的干部暂时担负起重担。3月17日,由刘仲华召集了一次三人会议,三个人是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在党史上都不算知名人物。随后再加上全总代表一人、青年团中央一人,共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局,刘仲华任书记。 1935年8月26日,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这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就结束了,在上海只留下了一个交通站。 说白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成员都是临时工,基本处于维持日常工作的状态,但各地党组织并不清楚中共中央机关到了哪里,只能听这些临时工指挥,他们在这五个月里,就居然先后指派了两名钦差大臣到陕北。 刘仲华后来的身世十分富有传奇色彩,但与这里所讲的主线离得太远,我就不讲了。他在文革中饱受冲击,1970年去世。1980年平反后举行了追悼会,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彭真都送了花圈。 再讲回陕北1935年的“肃反”。陕北肃反,与共产国际发动世界范围的反右倾指示有关,与中共全党当时“左”的目标和手段有关。就在前一年年底,1934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借此机会开始了大清洗,先后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批判一度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紧跟。同时,西北革命力量原有的内在矛盾,也是促成肃反内斗的重要内因,原有矛盾进一步激化,怨愤全面爆发。
朱理治。他执意任命戴季英担任政治保卫局代理局长。
要开展肃反首先需要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政治保卫局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汇报。政治保卫局只服从同级党委最高领导人。讨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人选时,朱理治两度提议由鄂豫皖前来的红25军戴季英兼任,但是有人反对,朱理治就让戴担任副局长、代理局长,还指定郭洪涛负责后方肃反,聂洪钧负责前方肃反。 戴季英这个人,人品极坏,称得上心狠手辣,其残酷本性之所以能充分爆发,与红25军本身浓厚的肃反“情结”大有关系。 红25军原属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就说过:敌人“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这个计划非常毒辣”。红25军的肃反急先锋就是戴季英,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受怀疑,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人信任,幸免于难。这支部队一路长征,到达陕北时还拘押着三百多所谓“有问题的”红军官兵。
徐海东大将差点在肃反中被处决。
戴季英们的警惕性极度过敏,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当时张汉民奉命率领部队参与“围剿”红25军。他的部队中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张汉民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帮红25军。但是1935年4月9日,红25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进攻,打起来了,在战斗中张汉民等被俘。红25军主要领导把俘虏集中起来,询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不少人。红25军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包括张汉民。这是当时的25军政委吴焕先和戴季英决定的——吴焕先随后不久阵亡,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百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之一。 戴季英杀人如麻,远不止这一件。徐海东在《生平自述》说,红25军组建后,“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
戴季英(1906-1997)在红25军肃反中秉承张国焘、陈昌浩的旨意,大杀自己人。
《徐海东将军传》中记载,红25军长征途中,有人要把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打成“皖西第三党首领”,要干掉,徐海东坚决反对并拍了桌子,才救了郭的命;后来又准备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杀掉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徐海东将军传》中没有点名,只说“有人”“那些肃反专家”,是谁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只有戴季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季英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他与河南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不和,1951年底,给毛泽东写信攻击省委领导,要求让自己当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看后称“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刊登河南省委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毛泽东曾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
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即作出了开除戴季英党籍、公职的决定。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1959年,他被认定对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被判入狱15年。 但是1982年后,戴季英被解除监视,搬进河南原省委书记潘复生住过的房子。1984年4月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这真是一件怪事,我还没有查到有关史料。凡是回忆戴季英的都没啥好话,说他好的只有一个人:后来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红25军开始长征时,刘华清18岁,在政治部当个科长,战斗中负伤要被留下。这时与他同为红安人的戴季英说了一句话:“带上他走吧。”还拨了一匹马给刘华清。刘华清后来说,留下多半就是死路一条,是戴季英和那匹马救了他。刘华清专门去看91岁的戴季英,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刘华清回忆录》记载:“对戴季英,红25军的老同志都了解,这个人思想比较左,办什么事爱搞点神秘性,鄂豫皖肃反时就错抓过人”。这真是轻描淡写!戴季英仅仅只是错抓过人吗?
刘华清将军是唯一说戴季英好话的人,对戴的罪行轻描淡写。
据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的丁武选回忆:“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这几个人都是红军高级将领,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红11师师长——丁武选接着说,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 刘华清得势,是1992年被邓小平选中当上政治局常委,十年前的1982年,他应该还没有力量去推动平反戴季英,给戴很高的待遇。到底是谁给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平反、优厚待遇,我还没弄清楚,希望网友能帮我解惑。 戴季英对多年来一起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友都如此下毒手,他来到陕北,怎么会放过这里的中共党人和红军将士? 所有的主角都到场了,陕北肃反从1935年9月下旬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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