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分析:毛泽东定有一明一暗两套方案,明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暗着指示刘少奇、周恩来对高岗要痛打落水狗。这种说法既缺史料作证,也不符合逻辑:毛对刘、周不满,才扶植高岗来抗衡,他若彻底整垮高岗,岂不让刘、周更得势?
毛泽东心虚不敢见高岗,刘少奇趁机整垮政敌
《伐林追问》第95期,2020年5月08日首播
◆高伐林
我们接着讲高岗。高岗事件的基本脉络大致清晰了:中共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渐渐有了猜忌之心,也不满他坚持中共原来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方略,产生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有意让高岗主持一线。高岗1953年进京后得到毛怂恿,串联各个山头想拱倒刘少奇。但在1953年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毛泽东看到了倒刘党内阻力很大,也看到了高岗打着毛的旗号、散布毛与他的私房话,造成党内有分裂危险,可能危及毛自身。在1953年底,毛泽东下决心与高岗切割,转而强调党内团结。 进入1954年,这是高岗的大凶之年。 官史记载:1954年2月6日至10日,刘少奇主持举行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公报说: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也就是说,列席人员(52人)占所有到会人员(113人)几乎一半,而有投票权的中央委员35人,仅占到会者三分之一。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徐特立、高岗、董必武、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彭德怀、吴玉章、彭真。
毛泽东自从掌握中共大权之后,对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中央委员全会,都是相当慎重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解决什么问题,有关格局如何,采取什么步骤……事先都周密筹划。唯独这次七届四中全会,似乎只是毛泽东心血来潮。 毛泽东过完60大寿,1953年12月底动身去杭州休假,并修改首部宪法。这之前根本没提开全会的事。1992年退休的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是对高岗、饶漱石事件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写过《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主编有《50年国事纪要》等书。林蕴晖指出,毛泽东最初只是要求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并未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所以,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决定草案,经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送往杭州,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就可用中央文件名义正式下达。
林蕴晖教授对高饶事件有很深入的研究。
但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突然改了主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虽然毛泽东信中的话说得很婉转:“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云云;但实际上他是相当急迫的:“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毛泽东想起一出是一出,说得轻巧:从写信的1月7日起,到“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他才不管同事、下属,多少人会为这么仓促的中央全会弄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后来果然,紧赶慢赶还是来不及,2月6日才开幕。 自打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圈以后,41年间,他只有两次全会缺席:1954年2月这次七届四中全会,和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那次他在长沙因病而缺席;而七届四中全会缺席的理由,全会公报只称:“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为何会议时间定得这样急?为何毛泽东不参加?既然领袖休假,中央全会为何不推后举行?他是趁开全会的机会休假,还是特地趁自己休假下令开全会?
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宪法》草案。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上面说的这封信,并对加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交给杨尚昆,杨当晚启程回京。几小时之后,1月8日晨3时,毛泽东又另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指的是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怎样对待富农党员和工会工作等问题上的“错误”——这些问题恰恰都是高岗多次指责刘少奇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 毛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接到决议修改稿和信后,立即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落实毛泽东的圣旨,1月12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15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七届四中全会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的通知。刘少奇对自己要作的自我批评也做了准备。 高岗也得知毛泽东要求举行中央全会,便在1月19日写信给中央转毛泽东,要求到杭州面见毛。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1月21日,杨尚昆又充当邮递员,由北京再到杭州,带去刘少奇向四中全会的报告草稿和高岗这封信。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落井下石──重查高崗案》。
这给毛泽东出了个难题。高岗这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要当面向毛做自我批评,于公于私,这个要求过分吗?一点不过分。但毛泽东不想见。他当即于1月22日打电报给刘少奇,告知收到了高岗来信。他的意见是: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毛泽东还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覆信了。 毛泽东的态度,给高岗泼了一瓢凉水。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书中,记录了1954年1月28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话,商量如何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处理高岗问题。
杨尚昆日记上下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日记写得很详细:会议宗旨,会期几天,可能遇到什么情况,如何应对,极力避免什么情况……有一千来字,但日记用了很多简略语,例如:“自我批评,交?登?”“19日,信送来,交刘,刘约周、陈、小、彭、李谈话。”念起来不好懂,我这里就不念了。 林蕴晖教授分析,毛与杨的谈话,主要涉及以下几层意思: 一,对高岗要来杭州与毛面商一事如何回应?谈话提出了“四种方案”——推断是杨尚昆提出四种供毛选择的方案,而毛逐一裁决,即: 1、让高岗来杭州——不好处理; 2、毛泽东回北京——也不好处理; 3、由毛泽东指定书记处与高岗谈话——太重,不妥; 4、具体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毛泽东同意了最后这个方案。
杨尚昆深谙毛泽东的内心与策略。在杭州向毛泽东提出供选择的处理高岗问题的多个方案。
二是与高岗谈话的方针:听高岗自己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检讨一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三是对高岗等人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攻击其他人作了预测:1、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冲;3、高岗攻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高岗攻击刘少奇,他自己把问题扯开,牵涉很多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准备着),这样会期就得拉长,或开小会,甚至需要毛泽东亲自回京处理。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至于会期,日记中先说了“开两天”,后说“开三天为好,必要四天”。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先给大家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目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毛泽东所有这些想法,都围绕一个中心:开一个“和平会议”。“极力避免”闹得必须自己从杭州返回北京解决。 看来毛泽东真有难言之隐?
1954年毛泽东与工作人员打扑克。他是否也能从中领悟到权斗驭人之术?
我的推测是,毛泽东之所以不让高岗来,也不想回京参加全会,极力回避和高岗面对面,是因为见面了就很可能对质。毛泽东明白,高岗问题与自己有直接关系,不仅同自己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自己是引发风波的源头,让高岗来杭州见面把话说穿,实在难堪,在会上若高岗当着众人掀开自己老底,就更是不可收拾,回避才是上策。先对高岗忍痛割爱,舍车保帅。高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自己十分被动,处境尴尬,只好把他放出去挨一顿痛批了。但毛泽东还是要保高过关的,所以对会议再三要求只作正面说明,会上发言人不要太多,开两三天为好,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云云。 刘少奇某些方面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了。约了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也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传达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方针,希望他们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刘少奇抓住了整垮政敌的机会。
不过,刘少奇、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导致后来的事态发展偏离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据官方记载,刘少奇主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在会议上,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2月10日,四中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作了自我批评。官方记载说,在全会上,邓小平驳斥了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
邓小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要点手迹第一页。全文共七页。
尽管会议确实没有直接批评高饶,但会议开了五天,而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三、四天甚至两天;发言者众多,并未遵守毛“说话人不要太多”的要求;虽未点名,但会上高岗饶漱石分别检讨,不点名的压力同样沉重。 更可以说与毛原来指示相比翻了个儿的是: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认为高、饶的检查是避重就轻,决定召开两个座谈会来“对质”,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人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周恩来受刘少奇的委托,传达了刘少奇对高岗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朱德、陈云等44人作了批判高饶发言。这就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发话,说不过去。马畏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作者的意思是说:高饶做了检查,但“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汇报等于是给毛施加压力,毛无法驳回他们,只好下令“公开揭露”。但,我没有看到能证实这种说法的权威根据。 开座谈会批高岗,导致矛盾更激化,2月15日座谈会开始,17日高岗就开枪自杀,被秘书、妻子、警卫夺下了手枪。
邓小平是高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毛泽东通过多种方式表露的处理高岗问题的意图,与后来实际操作达到的效果,反差也太大了。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除掉高岗,而是给高岗狠敲一记警钟,要他收敛,然后降温灭火。毛仓促提出召开全会,又要求全会“只作正面说明”点到为止,显然是想趁自己不在京的时候,在都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赶快翻过这一页,保高岗过关,准备日后起用。但刘少奇烧火升温,激化矛盾,唯恐事情闹得不大,他是唯恐养虎遗患,留下高岗,未来构成大威胁。 高岗的夫人李力群透露:“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高岗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哪里是实事求是?”
高岗遗孀李力群
陈云发言披露高岗向他游说要当党中央副主席,高岗更为震惊。李力群辩解说:“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有人分析:权谋大师毛泽东必定有一明一暗两套方案,明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暗着,指示刘少奇、周恩来不能心慈手软,对高岗一定要痛打落水狗。我认为这种说法,既缺史实作证,也不符合逻辑: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相当不满,才扶植高岗来抗衡,他为什么要彻底整垮高岗,岂不让刘周更得势,更壮大挑战自己的势力? 根据目前获得的史料来看,最合乎逻辑的推断是:刘少奇等趁毛泽东不敢、不愿与高岗对质,于是趁热打铁,为根除后患而逼宫成功,让毛泽东吃了个闷亏。而高岗后来连续多次试图自杀,更使情况急转直下,让毛泽东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后来毛多次在高岗问题上高调表态,一来是被高岗自杀弄得恼羞成怒,二来也是企图在全党面前化被动为主动,以挽回面子和威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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